1868年2月24日（同治七年二月初二），或許是由于下了一天的大雨，故而深夜時分，還有一行人，坐著肩輿，匆匆趕到上海虹口碼頭，登上了一艘次日中午開往日本的美國明輪船，“哥斯達黎加”號。

這群人之中，既有外國人，也有官紳模樣的中國人。十多天后，這個華洋混合的團隊又在日本，換乘另一艘更大的美國輪船，名為“中國”號，向茫茫的太平洋駛去，前往當日大多數國人完全陌生的美洲和歐洲。

這個中西合璧的團隊，就是赫赫有名的蒲安臣使團，它創造了多個中國“第一”，比如中國人第一次有據可查的環游地球，中國官方代表第一次踏上美洲大陸等等。

不過相較于這些創紀錄，更重要的是，從中國近代外交的歷程著眼，這個使團具有承前啟后的意義，多個“第一”實際上也正說明其兼具篳路藍縷和摸著石頭過河的性質。

首任美國駐華公使蒲安臣

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后，清廷認識到，中西之間的日常外交接觸已經不可避免，負責相關事宜的總理衙門建立了，西方各國的公使們也陸陸續續進入北京，長期駐扎下來。這其中就包括美利堅合眾國的公使：蒲安臣。

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1820年出生于美國紐約州，大學畢業后，他成為律師，開始了政治活動，并成為議員。對于美國國內政治而言，蒲安臣較有影響的應該是參與組建了共和黨，以及堅定的反奴隸制立場。

正因為此，他與共和黨領袖，同持反奴立場的林肯關系密切。在林肯總統的第一個任期剛開始，也恰是清廷無奈允許各國公使來京之時，蒲安臣即被任命為駐華公使。

1861年秋冬之際，蒲安臣來到了中國，因忌憚北京的冬天和封凍的航道，所以在上海逗留。次年春天，蒲安臣動身前往北京，7月方才抵達，此時他連正式的辦公場所都沒有，只能先借住他國公使館。

8月初，主持朝局和外交事務的恭親王就送來了請柬，邀請美國公使前往總理衙門一敘。8月20日下午三點，蒲安臣帶著隨行人員衛三畏（Wells Williams）等人與恭親王、總署大臣們會面了。

根據事后給國務卿西華德（Seward）的匯報，持續兩個小時的談話還是非常友好和愉快的，或許是因為當日的中美之間，本來就沒有太多的矛盾和糾紛，從西華德到蒲安臣，也都比較傾向于較為平等的“合作政策”。

除了禮節性的寒暄和表達善意之外，雙方只談了兩件比較糟心的事情，一個是在美的華人待遇，這也是日后相當長時期，中美交涉的主要問題。

另一件就是南方的太平天國，對話中談到了華爾（General Ward）及其洋槍隊，蒲安臣順勢提出了可借此改革軍事的建議。

最后蒲安臣向恭親王贈送了傳教士裨治文（Dr. Bridgman）編寫的一冊美國史，這很可能是《美理哥合省國志略》或者其后續版本，又通過恭親王向皇帝轉贈了宗教書籍，在場的大臣文祥說贈書正是友誼的標志。

好的開端是成功的一半，至1867年底卸任，蒲安臣在華的外交生涯相對順利，他和總署大臣之間保持著較為友好的關系。甚至在有些時候，他還會幫忙處理一些棘手的外交事務，這都為日后他成為中國外交代表打下了基礎。

在宴會上聊出來的使團

蒲安臣成為中國使者的契機比較具有戲劇性，似乎是在觥籌交錯間，因一句戲言而決定。據他自己給西華德的信和當時在場的丁韙良（William Martin）回憶，在恭親王主持的歡送宴會上，雙方一邊表示著離別的遺憾，一邊說到希望蒲安臣卸任回國之后，仍舊可以幫助溝通中西雙方，消除誤會，解釋各種難處等等。這時文祥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了句：你可以成為中國的正式外交代表。

蒲安臣雖然沒有一口答應，但在經過一番考慮之后，還是同意了，他自己的說法是這不僅有益于美國的利益，而且，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國，要通過世界上最年輕國家的代表作紐帶，去親善西方世界，這是無法拒絕的。

1867年11月21日（同治六年十月二十六日），一道上諭發下：使臣蒲安臣處事和平，洞悉中外大體，著即派往有約各國，充辦理各國中外交涉事務大臣。

這道上諭可謂用詞含糊，具體前往什么國家，辦理何等交涉事務，差使的期限幾何，全無著落，哪怕是蒲安臣的身份都不知如何表達，只有遮遮掩掩的“使臣”二字。

四天后，蒲安臣離開北京南下，他前腳剛走，次日，又一道上諭發出，總理衙門的兩位章京志剛和孫家榖，才堪出使之任，又因：此次出差事屬創始，自應量示優異，志剛、孫家榖均著賞加二品頂戴，孫家榖并賞戴花翎。即派該二員前往有約各國，充辦理中外交涉事務大臣，以重委任。

這道上諭的辭氣顯然明晰壯實多了，畢竟是本國官員，回到了常規的派差軌道上。

其實第一道上諭的確有諸多尷尬之處，除了不好大張旗鼓地宣揚洋欽使的身份，以免遭來非議外，還有就是蒲安臣作為從未生活在君主制統治下的美國人，會如何看待一道中國皇帝的上諭。（名“安臣”，非真安心作臣）

況且接上諭本有一定的禮節儀制，但到了蒲氏這里又不可能一仍其舊，必須有所變通，這些全都是前所未有的新情況。

總之，兩道上諭湊出了三位欽使，再加上隨員、學生，以及為了安撫兩大列強英、法的情緒，且便于與之交涉，專門設的兩位協理：英國人柏卓安(John Mcleavy Brown)，法國人德善(E.de Champs)，使團組成了。

“學習行走”使團：中國近代外交的創例

在這個使團中，一般認為蒲安臣是使團的中心，身份地位也高人一等，所以稱這個使團為蒲安臣使團，筆者曾經一直堅持將之稱為志剛、孫家榖使團，還為人指摘過，現在卻也從俗從簡。

蒲安臣作為使團的中心人物沒有太大問題，交涉事務主要由其主持，但身份地位上，按照清廷設計使團組成的初衷來看，只是共同辦事，并無高下之分。之所以派出三位欽使，并非一正兩副，實由于使團的“學習行走”性質。

“學習行走”自然不是指不會走路，蹣跚學步的嬰兒，而是清朝行政上的一個專有名詞，大抵是署理、實習之意，通常來說是官員在職差上“學習行走”，而此番派出使團本身，就是一種“學習行走”的行為。

總理衙門對于三使齊出，會造成的困擾，有一定的預計，所以在兩道上諭發出后十天，專門給各國外交部門和駐華公使去了一道照會。照會一開始就將三位并列，且主動道出了可能造成的困擾：

現在我大皇帝特派前任美國蒲大臣及本衙門之志大臣、孫大臣為中國欽差，前往有約各國，辦理中外交涉事務，業經恭錄諭旨行知在案。本王大臣恐各國駐京大臣以中國一時同派欽差三人，將來與各國辦事，無所適從，今再將其故詳細言明，以免疑慮。

此后的照會就是在解釋，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首先當然是強調中國與各國言語風俗不同等等困難，表示若非如此，早應派使節前往。其次便是夸獎蒲安臣才德兼備，故受信任而膺此命。之后便提到：

惟中國若無大員前往，則將來仍不能諳習奉使之事，是以復請欽派志大臣、孫大臣一同前往，既彰和好，兼資歷練。

當然，如果此行順利，則此后有先例可循，再派使者就容易操作多了。最后照會把三位的分工闡明：各國有事與蒲安臣商量，志剛、孫家榖更多負責如何向國內行文商議，并再次強調此乃非常之特例：

誠以外國之言語情形，蒲大臣熟悉，其中國之文理事體，志大臣、孫大臣熟悉也，此乃因時制宜，創始辦法，并非通行常法。

這份照會已經很清楚地講明了為何派出三人，及三人之間關系，大抵符合此番遣使的基本情況和用意。

不過，蒲安臣卻在此后一直強調自己的地位（first rank）要高過兩位中國使節（second rank），并獨有特權，這其中究竟是有意為之，還是翻譯中出現了問題，篇幅有限，此處就不展開了。

明清體制，常有同堂為官之說，比如一部之尚書、侍郎并無互相統屬的關系。（所以今人以部長、副部長解釋尚書、侍郎，形似而實際大謬）明白了這一點，大概就能了解蒲、志、孫三人同團為使的性質。

不過，三人同使畢竟有悖近代西方主導的外交慣例，另外，出使所有有約國家，沒有出使的時間期限，也沒有出使的具體目的，都是“創始辦法”、過渡時期的顯著表現。

不過“并非通行常法”也不是推說之辭，之后十年郭嵩燾劉錫鴻使團西行，便目的國明確，使期清楚，惟有仍存正副使之說，卻也并非華洋三人行，此后，清廷派出的使團，再也沒有出現這樣的情況了。

（作者系四川師范大學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