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長春市中級人民法院依法分別審理了傅政華、王立科實施的受賄等犯罪案件，并于9月22日進行了一審公開宣判。綜合兩名被告人受賄等犯罪事實和情節，法庭決定判處兩人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并在其死刑緩期執行二年期滿依法減為無期徒刑后，終身監禁，不得減刑、假釋。

從案件的事實來看，兩人實施的受賄罪均屬于數額特別巨大，但法院判處死緩并終身監禁不是僅以數額作為量刑因素，同時也考慮了法律規定的其他量刑情節。根據我國刑法第六十一條的規定，對于犯罪分子決定刑罰的時候，應當根據犯罪的事實、犯罪的性質、情節和對于社會的危害程度，依照刑法的有關規定判處。2015年11月施行的刑法修正案（九）尤其強調了受賄罪的量刑原則是“數額+情節”，而且進一步明確了數額與情節之間的相互獨立性和依附性。受賄罪中的數額僅僅是決定被告人是否適用死刑的基點，因為數額更為直觀地反映出受賄罪的嚴重性；而受賄罪中的“情節特別嚴重”才是案件最終決定適用死刑的根本依據，因為受賄犯罪中的“情節特別嚴重”意味著社會危害性極大，嚴重危害國家機關的正常活動和國家工作人員職務行為的廉潔性，嚴重削弱國家的職能，甚至危及國家的長治久安。因此，法院最終根據被告人實施犯罪的數額、情節和對于國家、社會的危害程度，采用數罪并罰吸收原則，決定執行主刑為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并在其死刑緩期執行二年期滿依法減為無期徒刑后，終身監禁，不得減刑、假釋。

“終身監禁，不得減刑、假釋”不是我國刑法中規定的獨立刑種，而是死刑的一種執行方式，它是附著在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判決中的制度，并隨附主刑判決同時作出決定。雖然我國一貫堅持死刑只適用于“罪行極其嚴重”的犯罪分子的刑事政策，但從兩個案件反映的犯罪事實和情節上看，傅政華受賄數額特別巨大，犯罪情節特別嚴重，社會影響特別惡劣，使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別重大損失，同時又具有重大立功、坦白、認罪悔罪、積極退贓等情節；王立科受賄數額特別巨大，收受賄賂后為多人謀取職務提拔、調整，幫助有關企業協調銀行貸款致使巨額貸款無法償還，還多次利用職權插手案件辦理，嚴重破壞司法公信力，犯罪情節特別嚴重，社會影響特別惡劣，給國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別重大損失，同時又具有主動到案、主動交代辦案機關尚未掌握的部分犯罪事實、積極退繳絕大部分違法所得等情節。概言之，兩案都具有“罪行極其嚴重”和“多個法定或酌定從輕情節”并存的情況。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四條規定，貪污、受賄數額特別巨大，犯罪情節特別嚴重，社會影響特別惡劣，給國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別重大損失的，可以判處死刑。另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處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體問題的意見》第八條的規定，對具有立功表現的被告人是否從寬處罰、從寬處罰的幅度，同樣要結合犯罪事實、犯罪性質、犯罪情節、危害后果和社會影響等因素。兩個案件中，相較“從輕情節”而言，被告人實施的犯罪行為及其情節足以達到可以適用死刑的“極其嚴重”的量刑標準。但是，在本應適用死刑的前提下，法庭又充分考慮了被告人不同程度地具備了重大立功、主動到案等法定或酌定情節，最終作出對被告人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并適用終身監禁，不得減刑、假釋的決定。該決定體現了刑罰與犯罪社會危害性相適應，遵從了重罪重罰的量刑均衡原則，判決具體闡釋了終身監禁，不得減刑、假釋制度在案件中適用的合理性與合法性。

此外，考慮到兩案犯罪的性質及其嚴重的犯罪情節、造成特別惡劣的社會影響以及案件所反映出的其他具體情況，法院還對兩名被告人并處了沒收個人全部財產，進一步說明了被告人所實施的犯罪情節特別嚴重，使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別重大的損失。同時，法院還判決對兩被告人受賄犯罪所得及孳息依法予以追繳，上繳國庫。適用財產刑和追繳贓款贓物的措施可以及時阻止、阻斷犯罪分子實現攫取犯罪所得的目的，及時恢復被上述犯罪破壞的社會經濟秩序和國家機關的信譽。

上述法院判決采取了主刑和財產刑并用，終身監禁不得減刑、假釋制度與追繳違法所得措施并舉，一方面，向社會公眾展示了法律適用的公正性與平等性；另一方面，體現了從嚴從重懲治職務犯罪，特別是從嚴懲處政法領域的貪腐犯罪，凸顯了黨中央從嚴治黨、嚴懲腐敗犯罪“零容忍”的力度和決心。

（高銘暄 中國人民大學榮譽一級教授、北京師范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院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