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疫情遲遲不去，本來每五年召開一次的國際歷史科學大會推遲了兩年，于2022年8月21日在波蘭的波茲南市召開，為期八天，在28日順利閉幕。與前幾次大會、特別是2015年在中國濟南市召開的第22屆大會相比，本屆會議的規模有了明顯的減縮，總共有800余人參加，其中包括一些在線上參與發言和討論的學者。這一規模上的縮減，由多種原因所致。首先是防疫的需要，使得包括中國在內的一些國家的學者沒能赴會。改革開放之后，中國大陸的學者自1980年開始每屆均積極參會，而且還是上屆會議的東家，所以這次的缺席，頗引人注目。其次是俄烏戰爭的爆發，作為烏克蘭鄰居的波蘭抵制俄羅斯學者的赴會。復次是由于疫情和戰爭，申辦簽證的手續比之前繁瑣，一些國家的學者，因此未能及時到達。略有安慰的是，疫情的持續已經讓不少人習慣通過線上參與，這次會議的幾乎所有場次，都采取線上、線下結合的方式；一些中國學者也在線上發言和評論，聊補缺憾。比如上次主辦單位之一的山東大學歷史學院劉家峰教授及其學生，便在墻報頒獎那一場發言，北大的高毅教授、中國歷史研究院的張旭鵬教授和臺灣地區的王明珂教授等人也參與了其他場次的討論。

大會主會場： Collegium Minus, Adam Mickiewicz University

如往常的大會安排一樣，這次國際歷史科學大會的討論分為四個層次：主題發言、專題發言、圓桌會議和附屬學會所組織的專場討論。這些發言、討論的組織和安排，加上開幕式上的主題演講，有助讓人窺測世界范圍內歷史研究的現狀和趨向，也是本文寫作的一個主要目的。筆者希望通過對這次大會的觀察，讓中文學界的讀者了解當代史學的發展和走向。

開幕式

開幕式主題演講，由國際歷史科學大會主席Catherine Horel （左一）主持

這次大會的主題發言安排了三場，第一場是“動物史和人類史的交互演進”（Intertwined Pathways: Animals and Human Histories）；第二場是“記憶、考古、認同：對遠古時代的認同建構”（Memory – Archeology – Identity: The Construction of Identity on the Antiquities）；第三場是“走向平衡的歷史知識：比較視角中的國家和民族—研究、敘述和闡釋的范式”（Toward a Balanced Historical Knowledge: State and Nation i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 Paradigms of Investigation, Narratives, Explications）。與之前大會將主題發言的時間均衡安排的做法不同，這次大會似乎將第一場視為重中之重，像往常一樣安排兩個整天的討論，而第二和第三場則只安排了兩個半天。從考察史學潮流的角度衡量，第一場主題發言檢討動物與人類在歷史上的密切互動，反映了當代史學的一個明顯的趨向，那就是希圖走出長久以來，歷史書寫一直以人類活動為中心的傳統。順便提一下，有關動物史的研究，中文學界也已經出現了相關的論著。（參見陳懷宇：《動物與中古政治宗教秩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史學月刊》在2019年第3期也發表了陳懷宇、沈宇斌兩人有關動物史的文章。有關走出人類中心的歷史研究趨勢，參見王晴佳：《人寫的歷史必須是人的歷史嗎？西方史學二十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本場的主題發言，由四個方面組成，分別是“動物的主體性”、“人類記錄中的動物”、“動物的展現”和“野生和家養動物的管理”，照顧到了動物史研究的主要方面，比較充分地展示了動物史研究的現狀和特點。（“Program,” XXIII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es, Poznań 2020/2022, 28-29.）

開展動物史的研究自然是走出人類為中心的歷史書寫的一個方面，但并不是其全部和唯一的取徑。探討人類與環境的關系，也是近年史學界和歷史理論界出現的一個新趨向。在這次的開幕式上，有三位學者做了主題演講，其中一位是任教于芝加哥大學的印裔學者迪佩什·查克拉巴蒂（Dipesh Chakrabarty）。查克拉巴蒂早年從事后殖民主義研究，在2000年出版了影響甚大的《將歐洲地方化》的著作。近年他的研究重心轉移到了全球環境史，對“人類世”（Anthropocene）的概念做了理論的分析。2021年他出版了新著《地球時代的歷史氣候》（The Climate of History in a Planetary Age），從環境史、大歷史的角度討論當代世界面臨的氣候問題。由此來看，查克拉巴蒂已經從后殖民主義、勞工史的研究轉變成為當代的一位歷史理論家。自2017年之后他也被選為國際史學史、史學理論委員會的理事。

查克拉巴蒂在大會開幕式的演講，圍繞他本人史學生涯的轉變，題為“資本主義、勞動和地球史的基礎”（Capitalism, Work, and the Ground for Planetary Histories），而他的解釋就是為了闡明他自己的研究如何逐步走向“將人類非中心化”（de-centering human）的道路，也即如何從人類史（他自己的專題——勞工史）轉向了地球史。查克拉巴蒂的發言，從討論字詞“勞動”（labor）和“工作”（work）的異同出發，引經據典，引述了比如歐洲哲學家馬丁·海德格爾等人的觀點，指出了近代以來人類的“工作”，如何改變了地球的自然環境。因此他指出今后的歷史研究，需要走出人類為中心的傳統視角，更多地從地球為視角來考察人和自然、人和環境之間的關系。查克拉巴蒂在演講結尾的時候，語重心長地講道：“地球在敲著我們的門，希望我們將之不但視為科學思想的范疇，也視之為人文和歷史思想的范疇。”（“Opening Ceremony,” XXIII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es, Poznań 2020/2022, 35.）

由此，動物史、環境史和地球史抑或“大歷史”，其研究分享一個共同的前提，也即希望看到在歷史的演進過程中，人類并非主宰一切、統轄一切，而是與所處的環境和其他生物產生了密切的關聯。而它們在方法論上也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這些新興的史學流派，縱橫交錯，水乳交融，沒有明確的界限。譬如上面提到的動物史研究的主題發言，其“動物的展現”和“野生和家養動物的管理”的論文，便十分關注動物生長的環境（天然環境和人工建造的動物園等等）及其變化。同時，如何展現和管理動物，又牽涉政治、經濟和社會的層面，而探討動物的“主體性”（agency），希望探究人對動物的態度和觀念的變遷，顯然亦是一個思想史的課題。從查克拉巴蒂本人的學術轉向來看，同樣無法清楚界定他在目前從事和提倡的研究，是環境史、大歷史的一項專題研究還是在闡發一種歷史哲學。因此，如同本文標題所示，兼而有之已經成為當代歷史研究的總體趨向；我們已經無法用之前的學派劃分來概括某人或某項研究了。

如果說兼而有之是當代史學的總體趨向，那么從另一個角度來理解和表述的話，也就是表明現代學術的跨學科趨勢，已經在歷史研究的領域生根開花，成為當代歷史著述的一個主要趨向。從上面提到的動物史、環境史和“大歷史”的流行來看，歷史研究自二十世紀初開始的“科學化”潮流，雖在二十世紀末期由于后現代主義的沖擊，經歷了一段短期的消退，但在最近的十余年內，又重振旗鼓，勢頭更為強勁。因為上述這些新興學派的特征，表現為將“科學化”從歷史學與社會科學的結合，擴展到歷史學與自然科學的聯手。顯而易見，對人和動物、人和自然關系的研究，單靠人文、社會科學的理論和方法顯然不夠。本屆大會的第二場主題發言，有助反映了這一多種學派之間互動、融合的新趨勢。如上所述，第二場的主題是“記憶、考古、認同：對遠古時代的認同建構”，也即從多學科、多方面來展現全球范圍的“古典時代”。以多學科而言，這場發表的論文顯然并不都由單純的歷史學家所寫，譬如人類學者王明珂就提交了有關四川三星堆遺址的論文，另一位來自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的人類學者蒂亞戈·維拉爾（Diego Villar）則研究了玻利維亞境內、亞馬遜森林所傳聞的蒸汽船故事，而來自荷蘭學者蜜爾燕姆·霍廷克（Mirjam Hoijtink）則講述了十九世紀荷蘭考古學家卡斯帕·流文斯（Caspar Reuvens, 1793-1835）研究古希臘帕特農神廟大理石雕像（Elgin Marbles）并將之運到荷蘭展覽的事跡。同時，這場討論也充分顯示了全球史的影響；不少論文關注的遠古時代，并不局限于西方，而是涉及了北非、北美、西亞和東亞。再者，從其標題所示，參加本場討論的學者關注的重點是后代人如何看待、發現和呈現遠古的時代，而不是對遠古時代本身的研究，因此在方法的層面考量，這場討論又展現了記憶研究與歷史研究的高度結合。（“Program,” XXIII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es, Poznań 2020/2022, 30.）

學派之間界限日漸模糊，其實也表現為新與舊的結合。如所周知，十九世紀下半葉開始，德意志史家一馬當先，推進了歷史研究和教學的職業化。利奧波德·馮·蘭克及其弟子強調一手史料、檔案文獻的重要，并以討論班（seminar）的形式，師生共同核查、鑒定史料的真偽和價值，逐漸為歷史學提供了一個新的教學和研究的范式。而以政府檔案文獻為基礎的歷史研究，則又自然地以政治史、軍事史、外交史為中心，將民族國家的形成和建構樹立為歷史書寫的主體。如上種種，在二十世紀開始也為世界各地的史家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但同時也出現了不少批評的聲音。二戰之后，以蘭克學派為代表的近代史學在觀念和方法上都受到了更大的挑戰，譬如婦女史、性別史的開展，指出了蘭克史學側重男性精英的局限，勞工史、庶民史和“自下而上”（history from below）的歷史探索，讓史家的觀察視角從“俯視”轉為“仰視”，看到歷史演變的背后，有著多種力量的推動，而全球史、環境史、情感史的興起，又揭示若僅僅以民族國家為視角，并無法反映人類歷史活動多方面、多層次的互動和交流。自2000年第十九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開始，全球史便登堂入室，成為當代史學的一個主流趨勢。這一趨向在之后的幾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上，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參見王晴佳：《文明比較、區域研究和全球化——第20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所見之史學研究新潮》，《山東社會科學》2006年第1期。）

也許正因為如此，德國波鴻大學的歐洲史學史專家斯特凡·貝格爾（Stefan Berger）便在二十、二十一世紀之交，對民族國家史這一體裁的演變、特點和意義做了系列研究，試圖從史學史的角度，衡量和評價民族國家史書寫的得失和價值。2004年他與其他學者一起，獲得了歐洲科學基金會的慷慨資助，開展了“歐洲民族國家史”（National Histories in Europe）的大型研究計劃。（Stefan Berger et al., “Representations of the Past: National Histories in Europe (NHIST),” An ESF Scientific Programme, chrome-extension://efaidnbmnnnibpcajpcglclefindmkaj/http://archives.esf.org/fileadmin/Public_documents/Publications/The_Writing_of_National_Histories_in_Europe__NHIST_.pdf。2022年9月21日查閱。）這個計劃的主旨雖然針對的是歐洲的民族國家史，但貝格爾教授還主編了《書寫民族：一種全球的視角》一書，于2007年出版，將民族國家史的考察從歐洲擴展到了全球。（Stefan Berger, ed., Writing the Nation: A Global Perspective, Houndmills: Palgrave Macmillan, 2007。另見其中文譯本：斯特凡·貝格爾主編：《書寫歷史：一種全球的視角》，孟鐘捷譯，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8年。）貝格爾教授在本世紀初倡導開展民族國家史的研究，與那時全球史的開展并不鑿枘相對，而是交相呼應，其中一個目的是檢討民族國家史的生成、發展和作用，對其歷史作用作出綜合的評判。1999年他與馬克·唐納文（Mark Donovan）和凱文·帕斯莫爾（Kevin Passmore）共同主編了《書寫民族國家史：1800年以來的西歐》一書，是貝格爾從事研究民族國家史學史研究的早期著作。他們三人將該書第一章標題列為：“為1800年以來西歐的民族國家正名”（Apologias for the nation-states in Western Europe since 1800）。（Stefan Berger, Mark Donovan & Kevin Passmore, eds., Writing National Histories: Western Europe since 1800, London: Routledge, 1999, 3-14.）我這里將原文中的“apologias”譯為“正名”，而該詞還有“道歉”和“辯護”的意思。他們三位在寫作這一章時用該詞來回顧西歐民族國家史的傳統，或許顯示了當時史學界一個共識，那就是這一書寫形式暴露了明顯的缺陷，已經開始為人所詬病，所以需要為之正名和辯護。

但民族國家作為近現代歷史的主要政治形式，在當代還遠遠沒有喪失其作用——全球史和全球視野的歷史研究在本世紀初的流行，現在看來或許體現了史家對世界歷史走向的一種“預流”。而貝格爾等人對民族國家史的回顧和鑒定，其另外一個目的則是為了指出這一歷史書寫形式在當今世界，仍然具有一定的生命力。毋庸贅言，自本世紀初以來，民族主義思潮在政治、經濟和觀念等方面，均有強勁復蘇的趨勢。譬如2016年美國總統選舉時，企業家唐納德·特朗普采用“讓美國再次偉大”和“美國優先”等民族主義的口號參加競選并獲勝，便是一例。本次大會的第三場主題發言，題為“走向平衡的歷史知識：比較視角中的國家和民族——研究、敘述和闡釋的范式”，也從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代史學希望新舊折中、平衡全球史和民族史的傾向。的確，從該場發言的設計和發表的論文來看，組織者有兼顧民族國家史和全球史的努力。從其副題來看，民族國家無疑是考察的重點，但參與者的論文則有著全球的范圍：既有歐洲（側重中歐和東歐）的例子，又包含了東亞（日本）、南亞和中東等地區。該場主題發言的組織者有三位：波蘭學者托馬斯·施拉姆（Tomasz Schramm）、捷克學者雅羅斯拉夫·帕尼克（Jaroslav Pánek）和匈牙利學者阿提拉·帕克（Attila Pòk）。（“Program,” XXIII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es, Poznań 2020/2022, 31.）施拉姆是位于波茲南市的波蘭亞當·密茨凱維奇（Adam Mickiewicz）大學歷史系的外交史榮休教授，也是本次國際歷史科學大會籌備委員會的成員，而亞當·密茨凱維奇大學是本次國際歷史科學大會的所在地，在人文學科的研究方面享有聲譽。本場發言的歐洲部分側重中歐和東歐，與這三位學者的背景不無關系。換言之，民族國家史在世界各地的發展程度和趨向并不一致。如果說斯特凡·貝格爾及其同事在二十年前討論西歐歷史的時候，尚需要為民族國家史的傳統辯解和正名，那么在西歐之外的地區，民族主義的思潮和民族國家史的書寫，自那時直至今天，則一直保持著頗為強盛的生命力和吸引力。今年以來歐洲局勢的突變和東歐國家對之所采取的立場，也無疑有助證明這一現象。

事實上，上述這些匯合新舊、融合學派的當代史學走向，在主題發言之外的其他場次，也有明顯的表現。從各個層次的發言、討論來看，全球史/比較史、女性/性別史、環境史和記憶研究已經成為各國、各地史家研究歷史樂意采用的取徑。但饒有趣味的是，參會者發表的研究論文，則并不為一種理念和方法所限，而是常常兼而有之，體現本文所概括的當今史學流派的“消失和融合”的總體趨向。下面稍舉幾例用作說明，作為本文的結束。在專題發言討論的第十二場，法語國家的學者組織了“個詞在政治和社會詞匯中的歷史”（L'histoire du mot dans le vocabulaire politique et social），結合了概念史、思想史、政治史和社會史，考察“民族主義”這一詞的歷史。第十八場題為“移民和社會-政治革新：歷史實例比較研究”（Migration and Socio-political Innovation. Comparing Historical Case Studies），將移民史的研究與政治史、社會史結合，并采取了全球比較的視角。第二十三場題為“共享的空間、沖突的記憶？跨宗教的記憶之場”（Shared Space, Conflicting Memories? Interreligious lieux de mémoire），第二十六場則是“跨越大洋：西班牙北美帝國和物品、人群和思想的循環”（Through the Ocean: the Ibero-American Empires and the Circulation of Goods, People and Ideas），前者結合了記憶史和宗教史，后者則從全球史的視角研究海洋史和帝國史，并兼涉思想史、商品史和移民史。（“Program,” XXIII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es, Poznań 2020/2022, 44, 50, 54, 57.）

開幕式上Adam Mickiewicz 大學合唱團表演

與專題發言相比，圓桌討論的本意是圍繞一個主題，因此在具體做法上略有區別。在本次大會的圓桌討論中，對史學理論和方法的探究相對多一些，比如圓桌討論的第五場是“碰撞和共生：全球史理論和方法的革新和進步”（Encounters and Concurrences: new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Developments in Global History），第七場是“從性別作為一個有用的范疇到反性別主義”（From Gender as an Useful Category to Anti-Genderism），第十七場是“重估歷史方法論：經驗在歷史知識中的價值”（Reassessing Historical Methodology: the Value of Experience in Historical Knowledge），分別就全球史、性別史和史學理論的發展方向進行探討。（“Program,” XXIII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es, Poznań 2020/2022, 63, 65, 75.）第十七場的圓桌討論，由史學史、史學理論委員會的成員組織，其設計受到了荷蘭史學理論家弗蘭克·安克斯密特（Frank Ankersmit）相關理論的啟發，并在次基礎上深化討論。順便一提的是，作為該委員會的理事之一，筆者也參與組織了史學史、史學理論委員會在大會的一場有關史學方法論的專場討論，題為“東亞和歐洲史學方法論的淵源”（Sources of Historiographical Methodology in East Asia and Europe），采用了東西比較歷史文化的視角，發言人除我本人之外，還有意大利學者愛德華多·托塔羅羅（Edoardo Tortalolo），波蘭學者大衛·羅嘉熙（Dawid Rogacz）和日本學者岡本充弘。羅嘉熙新近出版了《中國的歷史哲學》一書，而岡本則與我和李隆國在今年年初一起主編了《西方史學在東亞：傳播、評介和比較》。（“Program,” XXIII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es, Poznań 2020/2022, 91. 另見 Dawid Rogacz, Chinese Philosophy of History: from Ancient Confucianism to the End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London: Bloomsbury, 2020; Q. Edward Wang, Okamoto Michihiro & Li Longguo, eds., Western Historiography in Asia: Circulation, Critique, and Comparison, Berlin/Boston: De Gruyter, 2022.）

閉幕式上演奏波蘭作曲家Ignacy Jan Paderewski的作品

圓桌討論和附屬學會所安排的專場討論，也同樣反映史學流派交叉、融合的趨向。譬如圓桌討論有“圣座和十九、二十世紀的革命”（The Holy See and the Revolutions of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ies）和“婦女和全球移民”（The Woman and Global Migration），前者結合了歐洲教會史和政治革命史，后者則突出了全球移民歷史中的女性角色，呈現了多重視角。專場討論中的“戰爭中的平民：一戰東線上的婦女、兒童、難民和戰俘”（Civilians in the War. Women, Children, Refugees and Prisoners of War on the Eastern Front）、“家庭記憶和過去的跨代傳承”（Family Memory and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the Past）、“革命民族主義的全球視角”（Revolutionary Nationalism in a Global Perspective）等發表的論文也綜合了近年新興史學流派的不同視角和取徑，譬如戰爭史、記憶史、婦女史、家庭史、兒童史、全球史等等。（“Program,” XXIII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es, Poznań 2020/2022, 83, 85, 90.）總之，如同我2020年在《光明日報》理論版上撰文指出的那樣：“以當代史學的發展走向而言，大致呈現了一個多元化的趨勢，并沒有一個流派能占據壓倒一切的地位。于是一個新興史學流派的勃興，往往需要兼顧其他相關的研究興趣，同時又要與歷史學這一學科關注的主體對象相連。”（王晴佳：《情感史的興盛及特征》，《光明日報》理論版，2020年9月7日）此次國際歷史大會的召開，不僅印證了上述觀察，而且進一步表明史學流派的兼并融合，已經成為當代歷史研究的主要趨勢，值得歷史從業者關注和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