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爾巴尼亞已要求伊朗外交官和使館工作人員在 24 小時內離開。

2022年9月7日，阿爾巴尼亞總理埃迪·拉馬突然宣布，因遭到伊朗網絡攻擊，阿決定與伊朗斷絕外交關系，要求伊朗駐阿外交官及其他工作人員24小時內離境。伊朗外交部稱阿方指控“毫無根據”，其斷交決定顯然受到了第三方的影響。一國以遭網絡攻擊為由與他國斷交，這在國際關系史上尚屬首例，這也使長期受困于西方制裁和孤立的伊朗面臨陷入新的斷交危機的風險。

在阿爾巴尼亞發表對伊朗斷交聲明后，美國立即對北約盟國阿爾巴尼亞的決定表示支持，并威脅對伊朗“采取進一步行動”。但伊朗媒體分析稱，阿爾巴尼亞“斷交”舉動本質在于阿方完全聽命于美國，美方長期支持阿爾巴尼亞收留伊朗反政府組織，并且試圖利用所謂網絡攻擊事件，在伊核協議談判中向伊方施壓。

盡管阿爾巴尼亞與伊朗斷交看似突然，其理由也較為獨特，但斷交危機后美國和伊朗之間的唇槍舌劍表明，此次斷交危機背后最深刻的根源仍在于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以來伊朗與美國和西方的深刻對立，特別是長期影響美國、法國、伊拉克與伊朗關系的“人民圣戰者組織”問題，在近幾年來又成為影響美國、伊朗、阿爾巴尼亞三方關系的重要因素，并成為導致阿伊斷交危機的重要原因。

從更廣泛的角度看，自1979年以來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四十多年歷史上，伊朗多次陷入斷交危機：1980年，由于伊朗占領美國大使館、扣押外交人員的人質危機，導致美國與伊朗斷交，雙方的沖突、對抗、敵視也延續至今；1989年伊朗因英國作家拉什迪《撒旦詩篇》褻瀆伊斯蘭教事件與英國等歐洲國家斷交；2016年，沙特處決伊斯蘭教什葉派教士引發伊朗不滿，沙特駐伊朗大使館受到沖擊，引發沙特等阿拉伯國家與伊朗斷交。在數次斷交危機中，伊朗的地位或主動或被動，但其根源都在于伊斯蘭革命后伊朗與美國、西方以及地區國家在意識形態、價值觀念和現實利益方面的深刻矛盾，當前阿爾巴尼亞與伊朗的斷交危機仍然是這種矛盾的延續。

“網絡攻擊”和“人民圣戰者組織”：阿伊斷交危機的虛與實

根據阿爾巴尼亞總理埃迪·拉馬發表的視頻聲明，阿指認伊朗于7月15日發動網絡攻擊，試圖癱瘓阿政府機構的公共服務功能，并從阿政府內部網絡竊取數據和電子通信內容，在阿國內制造混亂。

根據拉馬的說法，伊朗發起的網絡攻擊未能達到預期目標：“相比攻擊者的目標，損失可以說極小。所有系統恢復正常運轉，沒有數據被徹底抹除”。但阿部長會議仍決定與伊朗斷交，并“立即生效”。伊朗外交部發表聲明強烈譴責阿方斷交決定“短視”，阿方說法“毫無根據且未經核實”；“伊朗反對并譴責任何利用網絡空間攻擊他國基礎設施的行徑”。伊朗的關鍵基礎設施也曾多次遭受網絡攻擊。

筆者無法判斷阿爾巴尼亞遭受的“網絡攻擊”是否為伊朗所為，但既然阿方網絡系統和數據并未遭到嚴重破壞，阿方仍異常果斷、“先發制人”地與伊朗斷交，其深層原因顯然并非如此簡單。表面看來，阿方的斷交理由為“網絡攻擊”，但背后原因實為長期在國外活動、近年來進入阿爾巴尼亞的伊朗反對派組織——“人民圣戰者組織”問題。

“人民圣戰者組織”成立于1965年，其前身是“伊朗人民戰士組織”。成立之初，該組織主要由一些反對國王的下級軍官和士兵組成。“人民圣戰者組織”是巴列維國王統治時期伊朗最大的反政府組織，在推翻巴列維政權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1979年 伊朗伊斯蘭革命后，“人民圣戰者組織”因為反對神權統治遭鎮壓，并成為伊朗反政府組織的主要武裝力量。1981年，“人民圣戰者組織”因策劃造成74人死亡的德黑蘭爆炸事件被伊朗政府取締，其領導人馬亞姆·拉賈維夫婦流亡法國。1986年，法國為了與伊朗發展關系，以換取伊朗幫助解救9名被黎巴嫩真主黨扣押的法國人質，將“人民圣戰者組織”領導人馬蘇德·拉扎維驅逐出境。

兩伊戰爭爆發后，“人民圣戰者組織”轉而在伊拉克尋求發展，1986年其總部轉移到伊拉克，并在伊北部建立了阿什拉夫軍事營地。在薩達姆政權庇護下，“人民圣戰者組織”開始大力發展武裝力量，并頻頻越過兩伊邊境對伊朗發動偷襲行動。1988年，“人民圣戰者組織”向伊朗本土發動攻擊行動，但以失敗告終。

20世紀90年代中期，隨著伊朗和美國關系出現緩和，美國曾于1997年將該組織認定為國際恐怖組織。2003年伊拉克戰爭爆發后，“人民圣戰者組織”一度成為薩達姆用來對抗美國的一支武裝力量。2003年4月，美英聯軍占領伊拉克后，曾向“人民圣戰者組織”營地發起進攻，并敦促該組織成員投降；同年5月，駐伊拉克美軍與“人民圣戰者組織”達成解除武裝的協議：美軍宣布不對“人民圣戰者組織”采取打擊行動，而“人民圣戰者組織”則允諾停止對美英聯軍的敵對行動。但是，“人民圣戰者組織”在法國的處境卻截然相反，2003年6月17日， 1300名法國警察突然對“人民圣戰者組織”在巴黎市郊的歐洲總部采取行動，逮捕了該組織165名成員。

西方世界對“人民圣戰者組織”是否屬于恐怖組織存在較大爭議。歐盟和英國都不主張把“人民圣戰者組織”定性為恐怖組織；美國則前后搖擺，1997年，美國同伊朗關系緩和時期，把“人民圣戰者組織”列為恐怖組織。2002年，“人民圣戰者組織”指認伊朗秘密開展核項目，美國意識到可以利用該組織制衡伊朗，因此對該組織態度又發生變化，后來將其從恐怖組織名單中刪除。

2005年伊拉克政府建立以來，什葉派領導的伊拉克政府多次強調，“人民圣戰者組織”一直干預伊拉克內政，并在伊拉克各政治派別之間挑撥離間，必須將其驅逐出境。2013年，“人民圣戰者組織”在伊拉克的阿什拉夫營地遭到了伊拉克安全部隊攻擊，其在伊拉克的處境日趨艱難。在聯合國和美國支持下，阿爾巴尼亞簽署了一份協議，接收了這些流亡的反對者。

2013年，阿爾巴尼亞給予伊朗境外反政府組織“人民圣戰者組織”約3000名成員難民身份，允許該組織在阿境內設立營地。此后，伊朗與阿爾巴尼亞關系急轉直下。阿方在2018年和2020年先后驅逐4名伊朗外交官，包括伊朗駐阿大使，理由是他們威脅阿國內安全。伊朗駐阿使館降為臨時代辦級別。2021年1月，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抨擊阿爾巴尼亞“是一個奸詐的歐洲國家”，因為它收容“叛國賊”。

近年來，伊朗方面不僅強烈譴責阿爾巴尼亞收容“人民圣戰者組織”，而且指責“人民圣戰者組織”從其在阿方的營地向伊朗發動網絡攻擊。有分析人士認為，7月15日發起網絡攻擊的黑客“旨在支持伊朗打擊境外反政府組織的行動”，網絡攻擊針對的對象是“人民圣戰者組織”。

因此，阿爾巴尼亞與伊朗的斷交危機表面看來是由于“網絡攻擊”，但深層原因是雙方圍繞“人民圣戰者組織”的矛盾，而美國迅速支持阿方、反對伊朗的反應不僅表明美國與阿伊斷交危機難脫干系，而這一事件發生在圍繞伊核協議博弈更趨復雜之際，也反映出美國正在把操控其他國家與伊朗“斷交”作為孤立和打擊伊朗的手段。以“網絡攻擊”為由斷交不僅開創了國際關系中斷交的一種新方式，反映了網絡沖突影響國際關系的新特點，而且其短期內難以取證查實的特點也更令伊朗百口難辯，并有可能成為美國和西方孤立、打擊伊朗的新手段。

伊朗與美國、歐洲和沙特的數次斷交危機及其根源

從歷史的角度看，阿爾巴尼亞與伊朗的斷交危機并非孤立的事件，斷交危機背后的“人民圣戰者組織”問題，無疑是1979年伊斯蘭革命以來伊朗與美國、歐洲及地區國家矛盾的縮影。了解歷史上伊朗與美國、歐洲和沙特的三次斷交危機，無疑有助于認識阿伊斷交危機的歷史根源及其復雜性。

（1）1980 年伊朗與美國的斷交危機

眾所周知，“不要東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蘭”和“輸出革命”構成了1979年革命后伊朗內政外交戰略的指導思想，反美和反西方無疑構成了這一戰略的核心。伊斯蘭革命的領袖、伊朗前最高領袖霍梅尼就認為，美國是剝奪與壓迫世界人民的頭號敵人，“今天美國是我們最大的問題”。他強烈譴責美國對巴列維王朝的支持和控制，抨擊美國從伊朗運走石油，并在伊朗建立軍事基地；他還把反對美國視為所有穆斯林與所有不信教者之間的斗爭。

1979年伊斯蘭革命勝利后，霍梅尼呼吁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幫助伊朗抗擊美國，告誡所有穆斯林對抗美國不僅是伊朗的使命，也是所有穆斯林的使命。因此，伊朗應該割斷與美國的關系，肅清美國對伊朗的一切影響。

事實上，在伊斯蘭革命勝利初期，即巴扎爾甘（Mehdi Bazargan）任伊朗臨時政府總理期間，具有自由主義和世俗主義傾向的巴扎爾甘并不想推行與美國全面對抗的外交政策。他甚至“試圖在伊美之間建立一種新型的互惠互利、相互尊重的雙邊關系”。這種內外政策引起了霍梅尼的強烈不滿。

1979年11月，伊朗學生占領美國使館并扣留使館工作人員為人質，歷史上著名的伊朗人質危機事件爆發，霍梅尼借機迫使巴扎爾甘政府集體辭職，并利用人質危機激起的反西方情緒，通過了確立伊斯蘭共和國神權體制的伊朗憲法，為伊朗內政外交的全面伊斯蘭化掃清了障礙。霍梅尼自己將1979年11月4日占領美國大使館和巴扎爾甘辭職稱之為“第二次革命”，足見這一事件對伊朗內政外交伊斯蘭化產生的深刻影響。有學者評價指出：“第二次革命引入了伊朗外交政策的兩個孿生原則，即‘不要東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蘭’和‘輸出革命’，這兩點實際上被寫入了不久被批準的共和國的新憲法之中”。

伊朗通過了確立伊斯蘭共和體制的憲法后，于1980年舉行總統選舉，正式進入伊斯蘭共和國時期。1980年4月，美國決定與伊朗正式斷絕一切外交關系，并對伊朗進行經濟封鎖；隨后，伊朗政府挫敗了美國卡特政府通過軍事行動營救人質的努力，令美國顏面掃地。

1980年9月，霍梅尼正式提出了釋放美國人質的條件：把巴列維國王在美國的財產歸還伊朗、取消美國對伊朗的財產要求、取消對伊朗財產的凍結、保證不干涉伊朗內政。1981年1月，關于人質問題的阿爾及爾協議獲得通過，其內容滿足了霍梅尼上述絕大多數要求。“作為給倒霉的卡特最后一個侮辱，人質一直拖到1981年1月20日羅納德·里根總統舉行就職典禮的時刻才獲釋放。”

由此可見，在伊朗伊斯蘭革命后，美國和伊朗尚存在繼續維持、甚至改善雙邊關系的可能，但這是為霍梅尼的伊斯蘭革命理論所不允許的。霍梅尼也正是利用“二次革命”，徹底斷絕了伊朗國內溫和派和美國改善關系的可能性，伊朗與美國的沖突全面展開并延續至今。

（2）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伊朗與歐洲的斷交危機

1979年后，伊朗同其他西方國家的關系也在不斷惡化。兩伊戰爭期間，伊朗與法國的關系多次發生摩擦，并最終導致兩國于1987年斷交。

1988年9月，英國倫敦企鵝出版公司出版了印度裔英國作家薩爾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的《撒旦詩篇》，不僅引發了全球范圍內伊斯蘭國家和穆斯林民眾的強烈抗議，同時也引發了伊朗與西方關系中最具宗教文化色彩的沖突。霍梅尼將“撒旦詩篇事件”定性為西方“反伊斯蘭的國際陰謀”，它反映了西方“反伊斯蘭、反先知、反《古蘭經》”的本質。

1989年2月14日，霍梅尼“法特瓦”（宗教法令）中指出：“我謹以真主的名義通知全世界虔誠的穆斯林，《撒旦詩篇》一書的作者已嚴重冒犯了伊斯蘭教、先知和《古蘭經》，必須將他們處死。我要求每個穆斯林不論在何處發現他們就立即執行其死刑，旨在使任何人都將不再敢褻瀆穆斯林的神圣價值。無論誰因此而犧牲都將成為光榮的烈士，并將直升天園。”

在霍梅尼發布教令要求嚴懲拉什迪的同時，伊朗政府宣布判處拉什迪死刑，同時懸賞數百萬美元追殺拉什迪（殺死拉什迪的穆斯林的賞金為260萬美元，外國人的賞金為100萬美元）。伊朗的行為引起了西方國家的強烈反應，英國當即宣布與伊朗斷交外交關系，其他西方國家也以召回駐伊朗外交使節的方式表示抗議。

伊朗對“撒旦詩篇事件”的強烈反應，既與伊朗借此彰顯和宣示“不要東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蘭”和“輸出革命”的外交理念密切相關，也與伊朗國內政治斗爭的需要有重要聯系。當時正值兩伊戰爭后伊朗內外交困，溫和派和務實主義者試圖與西方緩和關系之際，“實用主義營壘傾向于采取一種國家重建和尋求與西方關系正常化的政策”。1989年2月22日，霍梅尼發表講話，借“撒旦詩篇事件”對試圖與西方改善關系的務實主義進行了嚴厲批評。

霍梅尼以及持強硬路線的激進派對“撒旦詩篇事件”的強烈反應，既有利于打擊伊朗國內的溫和派勢力，也有利于向國際社會宣示伊朗堅持走伊斯蘭主義道路的意志和決心，同時也是伊朗樹立和擴大在伊斯蘭世界影響力的重要手段。在伊朗應對“撒旦詩篇事件”的過程中，霍梅尼的既定繼承人蒙塔澤里辭職，伊朗政府內一大批溫和派務實主義者被解職，都使得伊朗伊斯蘭主義的內外政策得到了強化。

對此，美國著名的伊斯蘭問題專家埃斯波西托評價指出：“拉什迪事件為激進營壘提供了一個問題，借以抵消實用主義派別的上升勢頭，促使霍梅尼在國際上重新肯定其伊斯蘭領導作用，動員戰斗激情以捍衛伊斯蘭教，并分散了對伊朗緊迫的社會經濟問題和愈益增長的社會不滿的注意力。”

總之，霍梅尼既利用“撒旦詩篇事件”實現了打壓溫和派勢力、轉移民眾注意力等國內目標，也使伊朗基于伊斯蘭價值的反西方外交方針得以強化，并不可避免地加劇了伊朗與西方的沖突。

（3）2016年以來伊朗與沙特的斷交危機

2016年1月2日，沙特以“犯有恐怖主義罪行”為名處決了47名囚犯，其中包括什葉派教士尼姆爾，引發以伊朗為代表的中東國家什葉派的大規模抗議。當晚，伊朗抗議者沖擊沙特駐伊朗大使館和駐馬什哈德領事館，打砸使館門窗并縱火焚燒使館建筑物。1月3日，沙特宣布與伊朗斷交，并責令伊朗外交人員48小時從沙特離境，沙伊兩國關系急劇惡化。

沙伊斷交事件不斷發酵，引發了阿拉伯國家與伊朗的斷交潮。在沙伊斷交后的數日內，巴林、蘇丹、索馬里、科摩羅、吉布提相繼宣布與伊朗斷交，科威特和卡塔爾宣布召回駐伊朗大使，阿聯酋宣布降低與伊朗的外交關系等級。

沙特與伊朗斷交危機是1979年以來伊朗輸出革命引發沙特與伊朗教派矛盾、民族矛盾不斷加劇的結果。伊朗與沙特關系走向對抗始于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之后，而2003年伊拉克戰爭和2011以來“阿拉伯之春”導致的地區格局的變化，進一步加劇了雙方的矛盾對抗。

客觀而言，在1979年伊斯蘭革命后伊朗采取的反對沙特君主制、向海灣阿拉伯國家“輸出革命”的做法，是導致沙特與伊朗關系惡化的初始原因。雙方關系在上世紀90年代曾有過緩和與改善，這與伊朗降低“輸出革命”調門、改善周邊環境有關，但進入新世紀后又隨著伊朗內賈德政府的激進外交和伊核危機的出現而中止。

2003年伊拉克戰爭、2011年“阿拉伯之春”、2015年伊核協議簽署等事態，使伊朗崛起勢頭日趨突出，伊朗在伊拉克、敘利亞、黎巴嫩、也門影響的增強使沙特的不安全感不斷加劇，導致沙特對伊朗政策日趨激進，雙方都運用教派主義進行對抗，導致雙方對抗陷入敵意不斷加深的惡性循環。

2011年“阿拉伯之春”爆發以來，沙特與伊朗雙方圍繞阿拉伯國家轉型，以及地區熱點問題如巴林問題、也門問題、敘利亞問題的矛盾不斷加劇；2016年沙特與伊朗斷交事件和2017年沙特與卡塔爾斷交事件導致雙方對抗公開化、陣營化、教派化。其具體表現主要有三：

第一，中東國家的陣營化。圍繞沙特與伊朗斷交、沙特與卡塔爾斷交以及反恐等問題，有多個阿拉伯國家選擇追隨沙特與伊朗、卡塔爾斷交，并參加沙特領導的反恐同盟，使中東國家日漸分化成以沙特和伊朗為核心的兩大陣營，導致海合會和阿拉伯國家的分裂都進一步加劇。

第二，中東地區矛盾的教派化。沙特通過強化海灣地區伊斯蘭教遜尼派同盟，對伊朗和什葉派勢力進行打壓和孤立；伊朗也把教派作為其政策工具，以此介入巴林危機、敘利亞危機和也門危機等地區熱點問題。

第三，地區熱點問題的代理人化。在沙特、伊朗兩個陣營的對抗中，沙特、伊朗本身有美國和俄羅斯代理人的色彩，沙特、伊朗在中東內部又各有代理人，形成雙重代理人格局。2011年以來，沙特與伊朗圍繞巴林、敘利亞、也門、伊拉克、卡塔爾、黎巴嫩等國家展開了持續不斷的博弈。

2021年以來，沙特與伊朗的關系才出現緩和跡象，并且經歷了從彼此釋放善意到圍繞雙邊關系和地區問題舉行對話的過程。到目前為止，伊朗與沙特已在伊拉克舉行了5輪雙邊會談。沙特與伊朗關系緩和既與美國在中東的戰略收縮有關，也與雙方長期激進外交導致的國力透支密切相關。但到目前，伊朗和沙特的矛盾尚未徹底解決，雙方關系緩和的動力尚不夠強勁，盡管雙方在尋求復交，但仍存在深刻的不信任和猜忌。

通過回顧和分析伊朗與美國、歐洲、沙特的三次斷交危機，可以發現伊朗頻繁陷入外交危機有復雜而又深刻的根源，前文也有部分分析，這里再略加總結和拓展：

首先，伊朗國內政治需要特別是對內建立和鞏固伊斯蘭革命政權、對外輸出革命的內外政策，是伊朗多次陷入斷交危機的內部原因。1980年伊朗與美國斷交、1989年伊朗與英國斷交以及2016年伊朗與沙特斷交，都有深刻的國內政治根源。

其次，基于意識形態和現實利益，美國和西方、沙特等地區國家對伊朗崛起為“地區霸權國家”充滿憂慮，并尋求遏制伊朗，是導致伊朗多次陷入斷交危機的外部因素。2016年沙特與伊朗斷交危機以及當前阿爾巴尼亞與伊朗的斷交危機，都與沙特、美國對抗和遏制伊朗政策密切相關。而1980年伊朗與美國斷交、1989年伊朗與英國斷交則凸顯了西方與伊朗深刻的意識形態矛盾。

最后，伊朗伊斯蘭革命思想對國際體系和國際關系的獨特認知，是伊朗頻繁陷入斷交危機的特殊原因。在國際體系問題上，霍梅尼思想的核心是通過世界范圍內的伊斯蘭革命，最終建立伊斯蘭的世界秩序。因此，霍梅尼并不承認民族國家疆界和民族國家主權，甚至把大使館這種現代外交機構視為違背“真主主權”的產物。因此，伊朗不僅為輸出革命建立了一系列專門機構，并在阿拉伯伊斯蘭世界扶植用來進行革命的伊斯蘭主義組織。

總之，伊朗多次深陷斷交危機，既有其出于國內政治需要的主動所為，也有針對西方和地區國家壓力的被動應對，但無論是何種情況，都導致伊朗在國際社會陷入孤立。從本質而言，這種困境既是伊朗伊斯蘭革命政權與國際體系矛盾的產物，也是伊朗與美國、西方及地區國家惡性互動關系的產物。而阿爾巴尼亞與伊朗斷交則凸顯了網絡信息化時代美國和伊朗博弈的一個新領域，這不僅是伊朗面臨的挑戰，也是國際社會面臨的挑戰。

“中東睿評”是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研究所劉中民教授的專欄，堅持現實性、理論性、基礎性相結合，以歷史和理論的縱深回應現實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