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雪寧：《小蘿莉的猴神大叔》：現實語境下的理想化敘事

2022-09-22 13:58

來源：澎湃新聞·澎湃號·湃客

作者 | 張雪寧

焦點：政府、媒體與大眾

近年來，越來越多寶萊塢電影進入中國市場并且飽受贊譽，《小蘿莉的猴神大叔》（下文簡稱《猴神》）或許是其中最催淚的一部。影片講述了印度男子帕萬幫助和母親失散的巴基斯坦啞女沙希達回到家鄉與親人重聚的故事，盡管簡單的情節和苦盡甘來的結局都似乎并無亮點，新奇而絢麗的異域風物和六歲小女孩天使般的笑容卻蘊含著難以抗拒的視覺吸引力，印巴人民展現出的虔誠信仰和超越宗教界限的大愛更是為中國人帶來別樣的心靈震撼。本文將透過上述最直接的觀感，聚焦“沙希達尋親”這一核心情節以及政府和媒體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緊張關系構成了電影敘事所依托的基本背景，也是對現實狀況的鮮明折射。借助人物臺詞、畫面對比、鏡頭轉場等方式，《猴神》或直接或間接地反映出兩國之間難以彌合的文化隔閡。影片中有兩段長達數分鐘的鏡頭：沙希達在印度街頭觀看歌頌哈奴曼神的歌舞表演，畫面色彩是鮮艷的紅；帕萬在巴基斯坦清真寺參與穆斯林的唱誦活動，畫面色彩是肅穆的白。拋開歌舞元素本身的藝術性，從文化沖突的角度來看，高度相似的情境在角色對調后形成前后對照，強化了雙方互為文化闖入者的身份。除此之外，還可以從多處情節感受到兩國人民對彼此的敵視，譬如帕萬女友的父親在得知沙希達的來歷后勒令帕萬立刻帶她離開，帕萬再三解釋卻依然被巴基斯坦的警察認為是印度派來的間諜。然而，民眾態度的形成離不開政府別有用心的引導或潛移默化的影響。在“沙希達尋親”事件中，巴基斯坦政府從始至終都罔顧事實、意識形態先行，形成了一股自上而下的強大阻力，后文將對此展開詳細分析。

誠然，沙希達得以克服上述阻礙平安回家，帕萬功不可沒。在突破重重困難送沙希達回家的主線之外，他的童年經歷和追愛過程也以大段插敘的形式得到了展現，使他成為影片中著墨最多、形象最豐滿的角色。但是應當看到，整個事件背后除卻帕萬的個人努力，媒體的作用不容忽視且同等重要。新媒體能夠對社會輿論產生強大的監督和引導作用，甚至是扭轉事件走向、改變政府決策；另一方面，由于政治、經濟、認識局限等因素的影響，媒體自身也時常難以保持客觀和獨立。媒體角色的復雜性在《猴神》這一敘事文本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因此，本文將結合媒體態度在事件發展中的變化，分析其與政府和大眾的關系，并在最后部分從理想化形象建構的角度探討影片意欲傳達的價值觀。

對《蝴蝶君》這一戲劇的文學與哲學性分析集中于對其中蘊含的東西方權力關系與性別議題的考究。針對伽里瑪二十多年錯把宋麗玲當女兒身這一奇談，學者們往往歸咎于伽里瑪作為西方人對東方女性的刻板印象與臆想——他愛的不是宋麗玲本人，而是她符合伽里瑪對東方女性的一切幻想，溫順、服從、天真，是隨時能夠被牢牢操控的提線木偶。在她身上，伽里瑪能體驗到日夜渴求的個人權威之滋味，重拾喪失已久的自信，以此疏解現實世界中工作生活處處碰壁的失意。因此，他的注意力并不在于宋麗玲的身體是否具有女性特征，而在于能否通過對其強烈的掌控欲獲得快感。此外，伽里瑪幻想中的東方女性形象如蝴蝶夫人一般，妻子依附丈夫而存在，近似于沒有自主權的奴隸，而奴隸的唯一使命就是效忠于主人。忠貞脆弱的宋麗玲不愿、不會，也不敢欺瞞他，伽里瑪對此深信不疑。學界的主流觀點認為，伽里瑪毫無防備地陷入宋麗玲精心編織的溫柔鄉中，心甘情愿地提供越南戰爭的情報，從不懷疑宋麗玲的性別與身份是否屬實，本質上是由于他對東方的誤解，對女性的偏見。

《小蘿莉的猴神大叔》海報（圖片來自互聯網）

囿于民族仇恨的政府與對抗權力結構的個人

《猴神》中直接出現巴基斯坦政府的鏡頭僅有接近片尾處的一小段。當帕萬和沙希達的感人事跡受到廣泛傳播并且獲得巴基斯坦人民的深切同情時，面對洶涌的民意浪潮，以及駐印警方和沙希達父母對情況的證實，政府高層仍然堅稱帕萬是印度派來的間諜。不管新聞如何報道，無論大眾怎樣認為，“在政府看來”帕萬就是間諜無疑。顯然，政府并非由于信息局限導致無法知曉實情，而是真相業已擺在眼前卻選擇視而不見、聽而不聞。政府將自身與媒體和大眾切割開來，站在民意的對立面上，同時也站在了人道和正義的對立面上。罔顧事實的背后是用意識形態決定政治立場，用“他是敵國（印度）人”的標簽蓋過“他是一位好心人”的基本價值判斷，用最簡單粗暴的處理斬斷任何危及國家安全的可能性，至于這種安全是否以無辜印度公民的犧牲為代價，則不在巴基斯坦政府的考慮范圍之內。

在影片后半段多次出場的巴基斯坦警察是政府意志的集中體現，也是中央權力在地方的延伸。警察作為國家暴力機關的屬性貫穿在帕萬和他們的每次交鋒中：當邊境巡邏隊發現試圖入境的帕萬和沙希達，當地方巡警對二人的身份產生懷疑，當獄警想要迫使監獄中的帕萬招供“罪行”，他們采用的手段不外乎圍追堵截和刑訊逼供，武器從拳腳、木棍到呼嘯而過的子彈。這種暴力無需思考而直接訴諸行動，其形成很大程度上源于暴力機關對政府指令如同機器運行代碼一般的執行。越是在社會分工發達的科層制國家，越是能夠看到由高度文明的現代性釀成的極端暴力。反抗指令將會導致嚴厲的懲罰，長官對警察哈米德的威脅——“如果你不能完成任務就跟我說，我們有大把的人能代替你”——表明他的職位具有極高的可替代性，而被解職無疑是一個現代人難以承受的打擊，也因此成為政府威逼哈米德“完成任務”的籌碼。然而，所謂“任務”的本質無非是放任非理性凌駕于理性之上，強迫帕萬認下莫須有的間諜罪名，哪怕后者已經被多方證明是無辜的。

所幸，《猴神》中的警察并未淪為去人性化的機器。基層人員的身份讓他們得以親身參與各個工作環節，與密切懷疑的對象保持接觸和交流，以及利用他們的地區人脈網絡核查真相。一旦獲得足夠確鑿的證據，他們也就脫離了信息不對稱的位置，唯一的阻礙源自他們內心深處服從權力的慣性。哈米德正是勇于掙脫權力結構桎梏的基層工作者的代表。作為一名自上任以來始終恪盡職守的警察，在長官罔顧事實命令他繼續拷問帕萬后，他不再愿意像原來那樣無條件服從命令，而是意識到“如果這個人要在巴基斯坦監獄度過余生，那將是我們國家的奇恥大辱”，因此他“絕不會讓這種事情發生”。伴隨著這段擲地有聲的剖白，他從背對獄室的姿勢轉過身來面朝帕萬，鏡頭完全聚焦在他的臉上，但是從虛化的背景中可以看到在場的其他警察，也仿佛還可以看到更多深陷“政治正確”泥淖的基層工作者。上述鏡頭語言和人物臺詞共同昭示著越來越多人能夠通過理性的思考和行動真正意義上地維護國家榮譽，而不是盲目相信政府的說辭，接受既定的職責。

《小蘿莉的猴神大叔》劇照（圖片來自互聯網）

媒體的態度轉向與大眾的人性覺醒

巴基斯坦媒體在《猴神》后半段舉足輕重的角色使其成為本文的另一個關注焦點。媒體對“拉希達尋親”事件的態度從起初的置之不理到后來的爭相報道，這一變化背后的影響因素是值得分析的。媒體行為的影響機制通常較為復雜，《猴神》突出了文化因素和政治因素的影響，以及媒體通過動員大眾最終沖破政府阻礙的積極作用。

在以媒體為對象展開討論之前，值得注意的是，記者納瓦布和媒體呈現出一種若即若離的關系。他的第一次亮相是在火車站報道人們前來慶祝開齋節的新聞，一邊笨拙地提醒行人注意避讓，一邊不斷重復同一句被打斷的話。這樣的場景讓觀影者在忍俊不禁的同時，也通過納瓦布奠定了對巴基斯坦媒體的基本印象。一方面，作為記者的納瓦布無疑屬于媒體從業人員，也像許多媒體人那樣追求新聞熱度。他在聽聞“印度間諜”傳言時立刻離開火車站直奔現場，跟著帕萬一路追問到警察局門口，便充分體現出作為記者的職業敏感。另一方面，納瓦布打電話給上級想要報告這則爆炸性新聞，對方卻讓人代為轉告他自己不在，這個細節暗示著納瓦布平日里在職場的邊緣化地位。在無意中聽到帕萬和沙希達的經歷后，他徹底消除了對帕萬的誤解，并且熱心地加入他們，希望以記者的身份為兩人提供幫助。然而，納瓦布請求各大電視臺對帕萬進行報道的努力卻屢次碰壁，他的熱心與主流媒體的冷漠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頗具諷刺意味的是，他最終不再對電視宣傳抱有指望，而是自行采訪和拍攝后將視頻傳到互聯網上，這實質上是轉向了彼時仍屬于新事物的自媒體。

《小蘿莉的猴神大叔》劇照（圖片來自互聯網）

相較之下，主流媒體在前期則顯得十分不近人情。臺長在聽納瓦布介紹完帕萬的經歷后的第一反應是“播這個故事有什么用”，言下之意是新聞報道需要為電視臺帶來收視率和經濟利潤，因而選取新聞的唯一標準在于“賣點”。那么，什么樣的新聞才具有媒體所認為的報道價值？當電話被掛斷后，納瓦布對帕萬的無奈解釋向我們給出了答案：仇恨的新聞更好賣，愛的新聞少有人關心。換言之，媒體認為新聞的經濟價值高于人文價值，而能夠贏得關注度進而帶來利潤的恰恰是那些煽動或支持印巴民族仇恨的新聞。因此，一個印度人幫助一個巴基斯坦啞巴女孩的新聞并不值得被報道。哪怕節目曝光或許能夠幫助女孩更快地找到父母，媒體也不愿意讓這則新聞占據在他們眼中更有熱度的新聞的位置。

以納瓦布上傳的視頻在網絡走紅為節點，媒體的態度發生了明顯的轉折。不斷切換的影片畫面中閃現出形形色色的身影，有熟悉的面孔如巴基斯坦的媒體人、帕萬的準岳父一家、沙希達一家，更多的則是在火車上、小店內、早點鋪前、街頭巷尾的陌生人，他們聚精會神地觀看著同一段報道。此時，沙希達已經和家人重聚，帕萬卻以間諜之嫌被關押進監獄遭受嚴刑拷打。而醒悟后的哈米德致電納瓦布，將帕萬在獄中的錄像提供給他并授意他上傳，則為事件的熱度再添一把火。于是，曾經拒絕納瓦布的臺長忽然話鋒一轉要求進行追蹤報道，讓巴基斯坦和印度兩國的人民都可以通過電視或手機收看；各大報社也陸續將相關新聞刊載于頭版頭條，分發到那些偏遠地區的居民手中。來自四面八方的關注如同細小溪流匯成海洋，最終將民眾的激奮情緒推向高潮。人們紛紛響應納瓦布在新聞最后的呼吁，自發前往諾羅瓦爾邊境檢查站，以絕對的人數優勢迫使邊防人員打開封鎖，護送帕萬安全地穿越國界回到了家鄉。影片結尾處，沙希達奇跡般地向帕萬即將離去的背影喊出了“叔叔”和“羅摩神萬歲”。在廣闊天地與皚皚白雪間，數以千計之人共同見證著這溫情的一幕，宣告了光明敞亮的人性的勝利，也意味著政府洗腦民眾的陰暗企圖注定失敗。

《小蘿莉的猴神大叔》劇照（圖片來自互聯網）

理想化的形象建構與影片的價值觀輸出

前兩部分對巴基斯坦的媒體和政府在帕萬為沙希達尋親的過程中扮演的角色進行了分析，由此可以發現一種“以小人物對抗大群體”的共同模式，這樣的設計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基于文化目的而為之的有意建構。

總體來說，巴基斯坦政府在影片中呈現出的形象是趨于負面的。直至有關帕萬身份和經歷的真相徹底浮出水面之時，政府都仍然試圖用強權平息紛亂，用傲慢的姿態掩蓋犯錯的事實，儼然一副專斷冷酷、墨守成見、拒絕變通的形象。然而，影片又塑造了哈米德這樣一位勇敢違抗政府權力的基層干部。在與印度地方警局取得聯系、獲得足以證明帕萬幫助沙希達的情況屬實后，他不再愿意繼續依照命令拷問和關押帕萬，而是私自釋放了他，并向記者提供新聞素材，與媒體以及大眾聯合起來。哈米德這個人物的設置不僅對情節發展起到了關鍵作用，而且在烘托影片價值觀的層面上富有重要意義。他的清醒、獨立、果敢與政府高層的表現形成了鮮明對照，盡管后者更有可能是印巴政府在處理相關事務時的常態，但是前者代表著兩國人民內心的共同愿望，也更加契合現代民族國家的外交理念。因此，哈米德的存在彰顯出政治斗爭下不曾泯滅的人性力量，引導被歷史糾葛和民族恩怨籠罩的人們學會理性思考，避免陷入以意識形態劃分陣營的簡單化、極端化思維。

從另一維度來看，游離于主流媒體邊緣的納瓦布與越過政府權力結構的哈米德頗有異曲同工之處。媒體被塑造為一個追逐經濟利益、缺乏人文關懷的賣家，其后期的態度轉變頗為微妙，這種轉變背后的原因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納瓦布上傳的視頻所帶來的情感觸動，又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該事件持續攀升的網絡熱度讓媒體聞風而動，似乎不言而喻。與之相對的是，納瓦布這位看起來滑稽且不靠譜的小記者卻擁有合格新聞人所應當具備的一切優秀品質。他沒有被內在的民族偏見蒙蔽，也沒有被臺長的冷漠態度擊潰，而是充分發揮職業技能將帕萬和拉希達的經歷制作成扣人心弦的新聞報道，同時也像一位熱心的朋友那樣陪伴他們四處奔波、為他們出謀劃策。以一己之力帶動整個媒體行業跟進同一則新聞，憑借報刊和電視宣傳達到全民關注的效果，最后由人民群眾形成合力沖破政府阻撓，這樣的情節設置帶有強烈的理想化色彩，但是在這部以溫暖為主基調的電影中并不顯得突兀，而是高度服務于影片價值觀的傳達。媒體作為“第四權”的主體，應當并且能夠在國家和民眾之間架起一道橋梁，履行傳遞真相、監督政府的基本職責，發揮消除污名、宣揚正義的社會價值。

因此，《猴神》可以稱得上是一部既現實又理想的影視作品。它讓我們沉浸式地體驗到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間的民族隔閡、印度教和伊斯蘭教之間的文化差異，嘆惋于多元背后所蘊藏的難以消除的矛盾；與此同時，通過“大愛戰勝仇恨”的主題、對媒體人和基層干部的正面形象建構，它又為我們呈現出一個美好而圓滿的故事，告訴我們哪怕民族間的偏見堅如磐石，朝夕之間難以撼動，每個普通人內心深處的真、善、美也始終會是從罅隙中透出的最耀眼的光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