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9月29日，中日簽署《中日聯合聲明》，實現了兩國邦交正常化。

五十載冷暖起伏，半世紀滄桑巨變。共同的記憶、特別的聯結、持續的接力，過往的中日友好瞬間，觀照著當下時代激流里的行與思。

澎湃新聞聯合中國公共外交協會，推出“50年50人”專題報道，對話50載中日關系的塑造者、開拓者、踐行者，展望未來全球變局下中日關系“下一個50年”。

“為什么暴龍那么大，‘手’那么小？”一名小女孩問。

“因為暴龍的頭很大，‘手’小才能保持重心平衡。”視頻連線中，遠在日本的日本國立科學博物館副館長真鍋真認真解釋道。

“暴龍的‘手’這么短，怎么撓癢？”隨后，一名小男孩問。

“可能可以蹭。就像其他動物一樣，身上癢了可以找個地方蹭一下。”古生物學者、科普作家、中國地質大學（北京）副教授邢立達笑著答道。

這是不久前在日本駐華大使館舉行的中日恐龍交流會中的一個場景。這樣的場景對邢立達來說，再熟悉不過。作為科普作家、恐龍達人，邢立達很樂于為孩子們進行有關恐龍知識的科普。

去年，邢立達和他的團隊還因將發現的新恐龍足跡命名為“野比氏實雷龍足跡”（Eubrontes nobitai）——以日本漫畫《哆啦A夢》主角野比大雄命名，而受到中日兩國網友關注。

邢立達說，這一命名引發關注后，有很多素不相識的日本人士給他寫電子郵件，或者在他的臉書上留言。有人是表示非常感謝，說他算是圓了他們的夢想；有人向他表示，他們也很喜歡中國的恐龍，等等。“不管是從科普的角度，還是從拉近中日兩國人民關系的角度來說，這次命名的反饋都很正向。” 邢立達說。

2022年7月30日，邢立達（臺上）在中日恐龍交流會上做分享。澎湃新聞記者 程婷 圖

對恐龍近乎癡迷的邢立達去過日本很多恐龍博物館，并與日本學者有著頻繁的學術交流往來。在他看來，不管是對中日還是其他任何國家來說，加強交流都是消除誤解的一個好辦法。

“恐龍深受包括中日在內的各國小朋友、年輕人的喜愛，而中國很多地方有國寶級的恐龍化石，我覺得恐龍會是一個非常好的交流的載體、橋梁。”邢立達表示，他在跟日本同行溝通，希望疫情形勢好轉后，能為中國民眾做一場關于日本恐龍或日本恐龍足跡的科普，同時也把中國的一些有特色的恐龍或恐龍足跡介紹給日本的小朋友，以此促進中日雙方學科交流、青少年交流。

“恐龍是沒有國界的，我們可以用恐龍之間的無距離去拉近中日之間的距離。”邢立達說。

以日本動漫主角之名為新恐龍足跡命名

澎湃新聞：2021年，您和您的團隊將在四川瀘州新發現的恐龍足跡命名為“野比氏實雷龍足跡”（Eubrontes nobitai），初衷是怎樣的？

邢立達：2007年開始，我們就在四川盆地做了大量的探索，發現了一批足跡的新類型，即新種或者是新屬。物種概念中分“界、門、綱、目、科、屬、種”，“種”一級是最小的單位。

我們經常有一些小煩惱，就是發現一個物種后到底給它起什么名字。那幾年我們發現的新物種比較多，曾以科幻作家劉慈欣的名字命名過足跡新物種，也曾經把一些“種”名定為“中國某某足跡”，還曾根據新物種發現地的一些民間傳說進行過命名。

去年發現新恐龍足跡時，我們想了很久，覺得用地名來起的話比較單調。后來想到我們課題組出去考察之前，大家一起看了電影《哆啦A夢：大雄的新恐龍》。我們的組員都蠻喜歡大雄這個角色，后來我靈光一閃：把名字給野比大雄，大雄就圓夢了。

因為在漫畫、動畫片里，大雄都提過他老是被欺負。他還說過“你們現在欺負我，以后我成為學者，要以我的名字命名一只恐龍”這類的話。我們當時覺得他還是挺有志氣的。而且我想到我小時候跟大雄有點像——性格偏內向，朋友也不是很多。大雄很幸運，他有機器貓哆啦A夢可以陪他；我一般沒人陪，恐龍可能是讓我找到歸屬感的一個東西。所以，取這個名字多少是因為我在某些方面能夠跟大雄共情。

澎湃新聞：“野比氏實雷龍足跡”這一命名出來后受到中日網友的廣泛關注，不少人認為此舉架起了中日友好的橋梁。您對此怎么看？命名之初，您預料到會引發這么高的關注度嗎？

邢立達：這么高的關注度遠遠超出了我的想象。生物領域的命名中有很多比較特殊的，像這次影響這么大是我們沒有預料到的。其實此前我們還以日本電視動畫《火影忍者》中的技能“螺旋丸”給來自緬甸琥珀中的一種奇怪的果實化石命名，叫“尖刺螺旋丸”。

這次命名引起這么大的關注，可能是因為《哆啦A夢》在日本是一個國民級的漫畫，它承載了很多人的童年回憶。而且，野比大雄是一個比較弱勢的角色，他可能更容易引起大家的共情，會讓人有一些代入感。

我也知道，有些網友有疑問：我們中國發現的足跡為什么用日本的一個角色來命名？其實，這種命名對科學家來說有時難以面面俱到。總體來說，大眾對這次命名的反饋還是比較正面的。

澎湃新聞：回頭再看，您怎么看“野比氏石雷龍足跡”這一命名的意義？

邢立達：從學術上講，命名是為了記錄一種新的恐龍足跡形態，方便我們討論古生態或古環境信息等。

從科普角度講，這次命名引起大家這么大關注后，很多人會去了解到底什么是恐龍足跡，或者什么是恐龍足跡的命名系統等等，進而會主動去拓展與恐龍有關的知識。如果這次命名能吸引一些普通人去關注恐龍有關的知識，我覺得這就是一次很成功的科普。

從中日關系來說，我還挺開心的。因為這次命名引發關注后，有很多素不相識的日本人士給我寫電子郵件、在臉書上給我留言。有的人是為對我表示非常感謝，說我圓了他們的一個小小的夢想；還有的人告訴我，他們也很喜歡中國的恐龍，等等。總之，反饋都很正面。

因兒時看日本影視作品而對恐龍產生濃厚興趣

澎湃新聞：聽說您是《哆啦A夢》的粉絲，您是從什么時候開始關注《哆啦A夢》的？您平時還關注哪些方面的日本影視作品？

邢立達：我們上世紀80年代初出生的這一代人，小時候剛好接觸到了一些從日本引進的動漫。

我記得我上學的時候，《哆啦A夢》《圣斗士》《七龍珠》等漫畫都很受歡迎。相比而言，《哆啦A夢》是最溫馨的一部動漫。里面沒有打打殺殺的場景，每一集都有一些大開腦洞的發明創造，并且還有我喜歡的恐龍元素。比如，通過時光機可以穿梭到任意一個恐龍時代去，這跟小朋友對恐龍的想象很契合，很容易讓人獲得很強的代入感。

我關于日本和恐龍的記憶，最早可以追溯到6歲在家里的電視上看日本特攝片《恐龍特急克賽號》。因為里面有救小恐龍或者救大恐龍的場景，以及照顧小恐龍的情節，還綜合了一些古生物知識以及一些戰斗技巧。此外，里面還有美麗的公主、外星人、時空戰士等。這些內容我很喜歡，我覺得非常有意思。

《恐龍特急克賽號》和再后來的電影《侏羅紀公園》構成了我和很多80后的童年恐龍回憶。

澎湃新聞：您是從《恐龍特急克賽號》開始對恐龍產生興趣并且一直追尋著恐龍足跡的嗎？

邢立達：可以這么說吧。我生長的城市廣東潮州非常小，沒有大城市那么多教育資源。當時電視和書籍成為我了解恐龍的唯二載體。

看過《恐龍特急克賽號》之后，我去我們當地書店把所有跟恐龍或者跟化石有關的書都買了，總共也就六七本吧。其中有一本漫畫我非常喜歡，具體名字我現在不記得了。但我記得里面講到，一個日本小朋友不經意之間發現了一只非常完整的蛇頸龍化石——日本蛇頸龍目的鈴木雙葉龍特別有名。這個故事對我觸動很大，當時我看完漫畫之后還讓我爸爸帶我去了附近采石頭的礦場。我在采石場到處翻，希望自己也能找到一個恐龍化石。

那時我只知道潮州野外山地很多，卻沒有地質學概念，不知道潮州其實并沒有恐龍時代的地層。

澎湃新聞：您是從看《恐龍特急克賽號》開始知道日本和了解日本是中國之外的另一個國度嗎？您最初對日本有哪些認識或印象？

邢立達：我生長于教師家庭，很早就會認字了，看的書也比較多，應該是在幼兒園時就知道日本了。我小時候就對地理非常感興趣，小學時玩過有關“大航海時代”的游戲，就是開著船在地球上轉，去不同的國家。當時對世界上主流國家，尤其是對亞洲、歐洲的國家比較了解。

另外，當時有很多愛國主義教育，有些老師會講到中國近代史。像跟中國近代史關聯比較密切的俄羅斯、法國、英國、日本等國家，我都比較熟悉。

邢立達

與日本恐龍研究者結緣始于年少時自建的“中國恐龍網”

澎湃新聞：您第一次去日本是什么時候？當時有沒有一些讓您印象深刻的人或者事？

邢立達：第一次去日本應該是在我參加工作后不久。我們潮州人經常吃魚、吃米飯，有時也去日料店吃日料，我感覺中日飲食文化比較相似，但又總感覺自己吃的日料跟電視里的日料不太一樣，所以對日本有比較強烈的好奇心。加之日本的恐龍文化傳播做得非常好，當時我也想去日本看一些恐龍博物館，想看看日本人是怎么去運作恐龍博物館的，所以就去了。

我在日本問路時，包括去一些博物館時，體驗都非常好。像日本的福井縣立恐龍博物館、東京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等，有很細致的講解詞，各種細節都做得很好，帶給我的體驗也都非常不錯。

后來跟一些日本的同行建立合作關系之后，我去日本做學術交流的次數就更多了。

澎湃新聞：您第一次和日本的學界同行建立聯系是在什么時候？是因一些什么機緣？

邢立達：密切聯系在2010年就開始了。那時我在加拿大讀古生物學的碩士，我的同門就來自日本。可能是都來自亞洲的緣故，他對我特別照顧。而且我跟他很有緣，我高中時建過一個叫“中國恐龍網”的網站，其中有一個海外版塊，里面的網友可以留自己的聯系方式，大家可以互相交流。那時他就在我的網站活動，網頁上還有他的照片。所以，當我在加拿大第一次見到他時，我感覺很眼熟。一聊天發現果然就是他。

他是特別喜歡恐龍，并且很傳奇，中學時就一個人到加拿大學習了，住在導師家。他的學問也做得非常好，我的很多恐龍知識是他教給我的，對我幫助非常大。畢業工作之后，我們仍一直保持著聯系，他可能是我最熟悉的日本人了。

澎湃新聞：您最近一次跟日本的朋友或學者交流是什么時候？近期交流的關注點是什么？

邢立達：我現在跟剛提到的日本同門仍保持密切聯系。我們主要是在合作研究一些中國新發現的恐龍化石，會討論一些與形態學、分類學有關的話題。

另外一個密切聯系的人是日本國立科學博物館副館長真鍋真老師。我們正在聊一些科普上的合作。

之前有一次國際會議在中國召開，真鍋真老師也來到了中國。那是我第一次見到他，我見到他時非常熱情、非常激動，甚至把他嚇了一跳。

我激動是因為，此前在一些從國外翻譯過來的科普書上，包括我自己在寫科普書籍過程中參考的同行作品中，都會經常看到他的名字。我對他說，我是你來自中國的粉絲。他見到我也很高興，因為他也看過我很多論文。

就這樣，我們建立起了很好的聯系。后來我還給他送過兩個“野比氏石雷龍足跡”的復制品模型，他放在他們博物館展示給大家看，分享背后的小故事。這些都是非常良好的互動，給我的感覺非常好。

我還跟日本北海道大學有一些合作。同時，我還帶了一名來自日本的留學生，他是日本筑波大學的博士，在中國地質大學（北京）接受聯合培養，我在指導他研究翼龍。這也是非常好的一個小伙子。

希望通過恐龍科普促進中日友好交流往來

澎湃新聞：在對日本的了解，包括與日本友人的交流相處過程中，您發現中日文化之間有哪些異同？

邢立達：我第一次去日本時發現，日文中有很多漢字，就算你完全不懂日語，還是能大概看懂文意；或者實在不行，你寫幾個漢字，他們也能“連蒙帶猜”猜到一部分。我覺得世界其他國家很難做到像中日這種程度的跨語言的文字交流。

另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是，日本朝日新聞的一位記者來中國做恐龍相關的采訪時，去了我家鄉潮州。聽他說日語，我發現數字1到10中，潮州話與日語至少有一兩個數字的發音一模一樣。我想，古代兩國交流的密切程度可能超過我的想象。

澎湃新聞：您認識的這些日本友人對中國有哪些了解？他們怎么看中國文化？

邢立達：大家都是基于互相尊重的原則在交流往來。我和日本同行更多是就共同關注的學術方向、興趣愛好在進行一些討論。

澎湃新聞：您覺得中日之間的、包括民間的交流往來對促進兩國友好往來發展起到了什么作用？

邢立達：有更多的良性的互動自然是好事。在古生物學領域，中日關系比較融洽。在恐龍足跡研究方面，日本恐龍足跡學者非常支持我們的工作。我前不久在寫一篇有關遼寧的恐龍足跡的論文時，曾向日本同行尋求幫助，他們的回應非常快。

現在有很多小朋友很喜歡恐龍，日本的小朋友也是。其實日本恐龍化石不太多，但可能因為他們有很多小朋友都有怪獸或者恐龍情結，所以催生了一個很大的恐龍產業。我個人特別希望去細致了解他們怎么去應對大量的恐龍愛好者，怎么去做好科普工作以及帶來更大的社會經濟收益。

過去，日本有關恐龍的書籍里介紹的主要是歐美的一些恐龍，對中國恐龍介紹不是很多。事實上，中國的恐龍（化石）很多，中國的山東、四川、東北可以看到一些真正的國寶級的或者重要的恐龍化石。我覺得恐龍可以作為加強溝通交流的一個非常好的橋梁、載體。我希望與日本同行一起做些科普工作來促進雙方的學科交流、青少年兒童交流。

澎湃新聞：根據您的了解，中日兩國間是否還存在某些誤解？您認為應該如何加深相互了解，提升兩國人民友好關系？

邢立達：很多日本的小朋友來中國旅游之后告訴我，中國跟他們想象中的不太一樣。他們會特別感慨上海或者北京的繁榮的程度。日本的京都、大阪等城市節奏相對沒那么快，他們覺得中國的城市非常有活力。這些跟他們以前了解到的中國不太一樣。

所以我覺得，不管是中日，還是其他任何國家也好，加強交流都是消除誤解的一個特別好的方法。

我經常跟日本同行說，恐龍是沒有國界的，在恐龍時代中日所在地球板塊應該是靠在一起的，所以現在日本發現的很多化石，跟中國本土的化石親緣關系非常近。他們聽了也都會笑，因為事實上確實如此。

我覺得可以用恐龍之間的無距離去拉近中日之間的距離。我也相信有一些積極方向的潛移默化，總比什么都不做要好。

我覺得現在的年輕人非常聰明、非常開放，這種開放使他們更容易去接納更多的角度、更多的觀點、更多的知識。我想，隨著年輕人逐漸成長，中日兩國會變得更加的融洽，因為大家是近鄰，有很多共同的話題。我對未來兩國發展抱著美好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