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3日，隨著位于新罕布什爾州的今年最后一場黨內初選落下帷幕，2022年中期選舉的陣營可以說正式確定了；雖然對政治媒體和華府觀察者來說，選戰早在選舉日一年甚至一年半以前就拉開帷幕，但絕大多數公眾的注意力是從勞工節周末、從最后一場初選結束開始才投向選舉的。這場涉及了全部435個聯邦眾議員席位、35個聯邦參議員席位、36個州長席位和無數其他州級和地方級職務的選舉，雖然不涉及白宮是否易主，卻也對美國政治的走向有著同樣深遠的影響。

當地時間2022年5月17日，美國北卡羅來納州，當地舉行中期選舉初選，民眾在投票站投票。

圍繞中期選舉，一個最著名的傳統認知（conventional wisdom）是在兩年前贏得白宮的執政黨往往會或大或小地失敗，在過去30年里，這個預期只在2次中期選舉中沒有應驗。曾在奧巴馬白宮中擔任公共溝通主管的丹·費弗爾（Dan Pfeiffer）解釋，這是由于中期選舉所涉及的雖然完全是立法分支，卻在選民心中往往無意會成為對現任白宮表現的一場公決；而哪怕最有智慧和能力的政治人物，在現實因素的限制下也往往無法實現競選途中的全部承諾，甚至遭遇不可預測的自然災害、經濟波動、國際沖突等危機，這個時候，心懷沮喪的選民往往會忽視問題背后的種種復雜原因，而用講立法分支交給反對黨的方式懲罰掌控白宮的執政黨。奧巴馬政府在2010年中期選舉中的遭遇就十分典型：由于得不到共和黨的配合且需要與民主黨內的幾名保守派參議員談判，無論是他的救市方案還是“奧巴馬醫改”都存在一些令人沮喪的妥協，再加上同時期興起的茶黨運動對后者的妖魔化，讓共和黨在中期選舉中一舉凈增了63個席位，成為了1948年以來最劇烈的一次眾院席位分配搖擺。

當地時間2022年3月11日，美國費城，美國總統拜登在眾議院民主黨黨團年會上表示，即將到來的2022年中期選舉將會是近代史上最重要的一次，民主黨人必須繼續控制參眾兩院以推進其任內的關鍵經濟議程。

就在短短幾個星期前，幾乎所有人都相信民主黨將在今年11月重演2010年的失利：自從去年混亂的阿富汗撤軍開始，拜登的支持率就在一路下滑，一度低至就連特朗普都不曾觸及的33%，在圍繞中期選舉本身所進行的“一般性民調”（generic ballot，意為在民調問題中不涉及具體席位、候選人，而直接向被調查者詢問“你在這場選舉中傾向于支持哪個黨派”的一種特殊民調）中，共和黨的領先也一度達到三個百分點，這在本身就存在偏向共和黨的選區劃分不公（gerrymandering）現象的情況下，會輕易在11月份轉化為共和黨贏得兩院控制權的事實。除了阿富汗撤軍留下的混亂畫面以外，拜登重要國內立法議程的停滯不前、奶粉斷供危機、疫情對全球供應鏈的持續擾亂、通脹帶來的物價與能源價格上漲等一系列問題，都是拉低民主黨支持率的重要原因。

但在距離大選已經不到兩個月的今天，再沒有人可以依然如此確信地預測“紅色浪潮（red wave）”一定會到來。在此前談及應對策略時，包括費弗爾在內的所有民主黨選舉策略顧問都說，民主黨唯一的出路是將這場競爭從對自身政府的公決重新定義為對共和黨內部極端主義的公決：特朗普，“特朗普主義”，在多個文化、社會、經濟議題上的極端立場……出人意料的是，很大程度上，是共和黨自身的一系列選擇讓這個轉換成真。

一

這其中的頭號因素自然是特朗普。眾所周知，美國擁有一部分意識形態中間偏保守卻無法接受特朗普個人特色的選民，他們雖數量并不龐大卻也足以決定了拜登2020年在多個搖擺州的勝利。因此，對于其他聯邦與地方級民選職位來說，共和黨候選人與特朗普的緊密程度可以說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他們是否能得到這部分選民的支持。在去年的弗吉尼亞州長選舉中，共和黨候選人格林·楊肯（Glenn Youngkin）就以獨立性強的溫和派身份在這個近十年里一直在轉藍的州中取勝。

當地時間2022年9月17日，美國俄亥俄州，美國前總統特朗普在揚斯敦的一場集會上向支持者發表講話。

但特朗普顯然不愿放棄自己對共和黨的控制，而接連用他在基礎選民群體中分量極大的背書篩選出了一批對他本人和他“選舉舞弊”保持忠誠的候選人。這些候選人再也無法在大選中維持任何“獨立性”，和特朗普保持距離，并且，以“忠誠”為唯一條件的篩選機制所選出的，在很多關鍵選區往往卻是在競選方面極其糟糕的政治人物。

這一點在參議院的競爭中表現的尤為明顯。本來，重奪參院控制權應該是共和黨最為唾手可得的目標，不僅參院選舉本身就給了共和黨不成比例的優勢，共和黨更是僅凈增一個席位便可獲得控制權。但特朗普顯然很難忍住在這樣廣受矚目的競爭中出手干預的沖動，他在一系列最為關鍵的搖擺州中接連背書了其中最糟糕、最不擅長競選的候選人。

以俄亥俄州為例。這是一個在近幾次選舉中紅色越來越深的中西部州，擁有大量生活在農村地區的白人藍領工人階層選民，可以說是進入特朗普時期以后的共和黨最穩定的票倉之一，特朗普在兩次大選中也都以8個百分點的優勢取勝，圍繞本州共和黨參議員羅布·波特曼（Rob Portman）退休所產生的競爭本不應該有什么懸念。但是，在共和黨初選中勝出的可以說是對俄亥俄州來說最糟糕的候選人，保守派政治作者J·D·凡斯（J. D. Vance），僅從履歷上來看，他就擁有在多年保守派意見領袖的妖魔化下典型俄亥俄共和黨選民最為反感的“紐約/華府精英”背景：畢業于耶魯法學院，同時是一名風險投資人，讓他成名的作品是一本面對東西海岸高學歷群體解釋特朗普選民心態的回憶錄《鄉下人的悲歌（Hillbilly Elegy）》，并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是特朗普的批評者，但當發現了俄亥俄州的這個從政機會后便很快在這點上180度轉彎。他的競選資金更是幾乎全部來自硅谷保守派富豪彼得·蒂爾（Peter Thiel）的注資——另一個不怎么能激發俄亥俄藍領工人選民熱情的因素。

靠著這筆資金、特朗普的背書、選票被一眾候選人所分散這幾個因素，凡斯以不到33%的得票率贏得了共和黨初選，但他在這前后的表現可以說完全沒有摸準俄亥俄的政治脈搏：直到今天，他在俄亥俄州內常常是不見蹤影的，缺席于被視為政治人物必經之站的許多傳統市鎮節慶活動，甚至對十分關鍵的募款活動都并不上心，而是忙于出席全美、全世界各地為保守派明星人物所舉辦的會議；他在社交媒體上的政治發言也往往與普通選民的關切無關，而是更熱衷于參與全國級別的“文化戰爭”議題：攻擊職業女性、性少數、司法機關對特朗普和其同黨的調查等等。對此，許多州內共和黨人物也開始為凡斯丟掉這個本不應該成為問題的紅州席位而越來越公開地表示擔憂和不滿。

與此同時，民主黨所提名的則正好是一位個人政見、風格極其適合俄亥俄州的候選人，眾議員提姆·萊恩（Tim Ryan）。他擁有近二十年的國會履歷，一直以來的形象都是關注藍領工人階層權益的傳統工會派民主黨人，是眾院內“藍領黨團（Blue Collar Caucus）”成員，在民主黨基礎選民向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城市職業階層偏移后，更是能摸準本黨的哪些立場在自己的州內并不受歡迎從而總能適時展示自己的獨立性：他支持將制造業轉移回美國，反對不受州內保守選民歡迎的“對警察撤資（defund the police）”，批評拜登政府如近期的減免學貸在內的一些支出政策等等；他同時也十分擅長在俄亥俄等州十分重要的“零售式政治（retail politics）”，即親自旅行至州內盡可能多的地區，舉辦可能參與人數并不多、但對贏得這些地區選民支持不可謂不重要的中小規模活動，同時利用自己在募款方面的優勢向州內媒體大規模投放了詮釋自己立場與“人設”的廣告。

兩人競選水平間的高下立判，讓萊恩在面對選民“定義”自己方面獲得了比凡斯大得多的成功，越來越多的共和黨選民在民調中表示，自己雖然依然反對民主黨的意識形態、反感其行事風格，卻能夠較為獨立地看待萊恩，對他本人并不反感；甚至已有民調顯示萊恩獲得了一定程度的領先。一位俄亥俄知名保守派電臺主播的話很好地總結了這場競選當下的局勢：在他看來，萊恩是一位“十足的虛偽騙子”，但卻也“（和凡斯相比）運行著一場我所見過的最有效率的選戰”。

類似的現象并不僅發生在俄亥俄，特朗普為確保黨內人選對自己的忠誠而將最糟糕、最缺乏吸引力的候選人推向初選勝利的行為觸及每個對共和黨來說至關重要的搖擺州：在作為長期以來共和黨重鎮、近期卻開始轉藍的亞利桑那，共和黨希望戰勝民主黨新人參議員馬克·凱利（Mark Kelly）。身為民主黨人，凱利同樣擁有保守派選民并不討厭的履歷，他曾以海軍陸戰隊上尉的身份服役，并是一位曾四度前往太空的NASA宇航員，同時和許多市鎮級共和黨政治人物都擁有良好的合作關系；而他的共和黨對手布萊克·馬斯特爾（Blake Master）則靠著為選舉舞弊謊言添柴加火而獲得了特朗普和共和黨基礎選民的青睞，但黨內初選結束、候選人需要面對整個州的公眾時，在多個方面的極端立場立刻就成了馬斯特爾最大的劣勢，以至于他的團隊被發現頻繁修改自己一方的競選網頁，刪去他曾經在墮胎權、移民、槍支、2020年大選等議題上的極端立場，就連參院共和黨黨團最大的政治行動委員會（PAC）也清晰表達了對他勝選的缺乏信心，撤回了近八百萬美元的競選資金。在情況類似的佐治亞州，特朗普推舉出前橄欖球運動員赫舍爾·沃克（Herschel Walker）來挑戰民主黨參議員拉斐爾·沃諾克（Rev. Raphael Warnock），沃克不僅在此前毫無政治經驗，更是不斷面臨著家庭暴力等指控，還圍繞自己的履歷撒下過許多荒唐而極易證偽的謊言，在這種對比下，原本被視為在今年中期中最受威脅的民主黨參議員的沃諾克，已經在最新的昆尼皮亞大學民調中獲得了六個百分點的領先；幾個月前讓民主黨人擔心無法守住的內華達和新罕布什爾兩州的參議員席位，也在相似因素的作用下逐漸擺動回“安全”范疇。

而哪怕當民主黨也同時提名了并不完美、存在爭議的候選人時，共和黨一方的候選人居然也會用更大的劣勢“追平”，最典型的莫過于賓夕法尼亞州空缺出的參院席位：在民主黨初選中勝出的現任副州長約翰·費特爾曼（John Fetterman），是一個毫不掩飾自己民粹主義色彩的政客，雖然在初選中回避了全部實質性政策辯論，但還是靠表演反精英的“外來者”人設和民主黨內一部分“桑德斯—特朗普選民”的支持，在初選中戰勝了比他擁有更翔實政策主張的對手；共和黨本可以抓住這樣一個證明自己具有執政嚴肅性和誠意的機會，但卻依然在特朗普的背書下提名了更加小丑式作風、毫無政治經驗的前綜藝名人“奧茲醫生（Dr. Mehmet Oz）”作為候選人。不難想象，這完全不是一場多么鼓舞人心的選戰，除了兩黨最常規的“談話要點”以外，兩人都很少提及任何實質性的政策，而更多則是比著在社交媒體上創作出更走紅的攻擊對方的“負面競選（negative campaigning）”內容，但奧茲無論是競選廣告還是日常的舉手投足，都經常表露出一個富有名人的離地和對普通賓州人生活狀態的一無所知，而費特爾曼的民粹色彩又恰好符合許多賓州選民的獨特政治審美；所以，盡管許多民主黨人都表示，這并不是一場讓自己多么驕傲的選戰，但特朗普為共和黨親手挑選的糟糕候選人，竟然讓賓夕法尼亞成了搖擺州里對民主黨來說最有可能贏得的一個。

二

當然，為了讓整場中期選舉徹底成為在自己一方和極端主義間的抉擇，民主黨人也沒有完全被動等待特朗普親手在每場競選中挑選出最糟糕的候選人并將自己與其完全綁定，而是重新啟用了一個涉及在共和黨初選中插手的政治策略。

2012年，當密蘇里州時任民主黨參議員克萊爾·麥卡斯基（Claire McCaskill）尋求連任時，她所面對的是自己在一個紅州競選和奧巴馬的支持率并不明顯領先的不樂觀情況；于是，她便主動“挑選”了自己最希望面對的對手，在一眾共和黨初選人中最極端、最被中間派選民視為不可接受的眾議員陶德·艾金（Todd Akin），并在他原本競選資金落后于對手的情況下主動為他“出資”制作和投放了向共和黨初選選民宣傳他政績的廣告。在她的“幫助”下，艾金贏得了初選，他諸如“強奸的受害者根本不會懷孕，因此不用考慮在禁止墮胎時將她們視為例外”的極端表態也給共和黨在密蘇里州如期帶來了許多麻煩。最終，在奧巴馬以超過十個百分點輸掉密蘇里的同時，來自同一黨的麥卡斯基卻以更大的差距守住了自己的參院席位，她也因為這個策略被許多民主黨人視為競選策略方面的天才。

當地時間2020年10月14日，密歇根州，彼得·邁爾（Peter Meijer）在活動上發表講話。

在那以后，這個策略很大程度上被擱置了起來，沒有得到被重新使用的機會，直到今年，民主黨再一次面臨一個同黨總統支持率并不理想、同時共和黨一方突然有了無數比艾金有過之無不及的候選人的情況。于是，這個策略被復制粘貼進了多個不同級別的選區內。最受關注的例子發生在密西根州的一個眾院選區，代表該地區的是2020年新當選的共和黨眾議員彼得·邁爾（Peter Meijer），他除了是一位意識形態方面的溫和派、屬于主張兩黨合作的“問題解決者黨團（Problem Solvers Caucus）”以外，還是在“1·6國會山暴動”發生后投票支持彈劾特朗普的僅有的10名共和黨眾議員之一，并且沒有在此后為自己的政治前途而隱藏這個立場；不出所料，在今年的初選中，他就面臨著一位曾在特朗普政府工作過、由他背書的挑戰者約翰·吉布斯（John Gibbs），他極端主義色彩濃重到曾為發源于“匿名者Q（QAnon）”運動的陰謀論站臺。邁爾所代表的是一個紫色搖擺選區，民主黨希望能將其翻藍，并判斷吉布斯因過于極端而更不會為至關重要的中間派選民所接受、是更容易被擊敗的對手，因此在臨近初選的最關鍵時期，投放了向共和黨初選選民介紹他得到特朗普背書、反移民、反墮胎等立場的廣告，且在其上的支出高達43萬5千美元，超過了吉布斯本人在整個選戰中所募得的。不出所料，吉布斯在初選中贏得了黨內提名，這意味著民主黨在十一月份將這個席位翻藍的可能性也就隨之大幅增加，政治媒體Politico對這個席位的評級也從雙方獲勝可能性相等（Toss up）調整至了“傾向于民主黨獲勝（Lean Democratic）”。

類似的情況還發生在馬里蘭。雖然作為整個美國最穩定的藍色州之一，但馬里蘭選民卻連續兩屆選出了一個共和黨州長拉瑞·霍根（Larry Hogan），不難想象，他并不是一位今天典型的共和黨人，擁有執政的誠意和能力，與民主黨所控制州議會合作良好，且在批評特朗普攻擊民主的極端主義時并不弱于民主黨人，他也因此至今在馬里蘭保持著相當高的支持率。但在今年，霍根已經兩任期滿，不能繼續參加選舉，并在共和黨初選中背書了一位和自己類似的溫和派候選人；而這樣一個藍州州長的席位對民主黨來說自然是掛在低處的果子，一旦使共和黨提名的候選人過于極端便唾手可得，于是便在初選三周前為另一位由特朗普背書的候選人大量投放廣告，協助讓這位支持選舉舞弊陰謀論、主張限制墮胎權的候選人獲勝，而各大政治媒體對馬里蘭州長席位的預測也隨之被調整為“基本可判定民主黨獲勝（Solid Blue）”。

縱觀全國，民主黨負責國會和州長競選的分支機構總共在密歇根、馬里蘭、加利福尼亞、伊利諾伊和科羅拉多等地為在共和黨初選中推廣極右翼候選人而花費了近四千四百萬美元。在圍繞邁爾和霍根的兩場初選結束后，這種策略開始引起了更多的關注和爭議。在批評“1.6暴動”、特朗普違規藏匿機密文件并攻擊執法機關、共和黨在紅州內的威權式作風時，包括拜登在內的民主黨人經常呼吁共和黨各級別的民選官員能有與黨內特朗普一派割席、超越黨爭而維護民主共識的勇氣，但當其中一些人真的做出這個選擇以后，民主黨一方對此的“回報”則是激發極端選民的熱情來懲罰他們、讓他們失去政治前途，而這自然會讓民主黨人種種“為自己投票關乎保衛民主”的呼吁失去信用，也容易疏遠許多中間派和支持其部分政策而反對其極端化的共和黨選民。邁爾在輸掉初選后，在采訪中表示，明知其危險性而依然為政治利益有意推廣極端候選人的行為，和寄希望于用煽動暴亂來推翻選舉結果一樣，都是超出可接受的政治策略范疇的行為；馬里蘭州長霍根在初選結束后的采訪中，除了繼續指責特朗普所背書的候選人是“QAnon運動的瘋子（QAnon whack job）”以外，也批評了民主黨人正在讓正派共和黨人奪回自己黨派的努力更加困難。

對此的另一種批評則來自更加實際的角度：在一個民主黨選情依然并不樂觀的年份，哪怕是極端的共和黨候選人，在一個搖擺選區內也并非完全沒有獲勝的可能。這樣的情況一旦發生，美國面臨的就不僅是一個極端勢力擁有更多席位、從而能左右重要調查與立法的國會，更是特朗普下一次政變的協助者有權左右選舉如何進行的可怕情形。這其中最危險的例子是賓夕法尼亞的州長選舉：被中間派選民“希望看到一位溫和派共和黨候選人”的數據說服，民主黨“幫助”了一位得到特朗普背書的極端派道格·馬斯特里阿諾（Doug Mastriano）贏得了初選。在民主黨的預期中，這個結果保證了自己一方至少十個百分點的領先，但隨著拜登在該州支持率的持續下滑，兩黨州長候選人間的差距也在逐漸縮小，一度竟減至三個百分點內，與民調本身的誤差范圍相等——換句話說，兩人間真實的支持率可能已經沒有差距。而馬斯特里阿諾不僅直接在1·6暴亂中為參與者前往華盛頓組織了大巴車、并在當天參加了暴亂，他競選的中心主張之一就是成為州長的自己會隨即擁有“取消對2020年大選結果認證”的權力，且更能直接任命負責實施選舉的州務卿。賓夕法尼亞作為近年來大選均起到最重要作用的搖擺州之一，他一旦在未來真的拒絕認證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在該州的取勝，并決定派出違背投票結果的選舉人，這無疑會引發史無前例、無人能夠想象后果的憲法危機。

三

所以，相比一些正當性和可行性存疑的政治手段，可能最終對11月份選舉結果起到關鍵作用的，還是哪一方能夠為公眾關切的議題給出最有說服力的解答，或將大選的中心“拉”至對自己最有利的議題上。而越來越多的跡象表明，共和黨在自己曾經擅長的領域，也因為自身愈發難以隱藏的極端主義色彩而失去說服力。

當地時間2022年1月27日，美國弗吉尼亞州，美國弗吉尼亞州州長格倫·楊肯。

這個領域就是所謂的“文化戰爭”議題，涉及包括種族、性別、教育、氣候、控槍、墮胎權等在內的所有社會性和文化性的議題。在近年來的選舉中，煽動甚至制造圍繞它們的爭議是共和黨取勝最快捷的戰術，在去年弗吉尼亞的州長選舉中，共和黨候選人格倫·楊肯（Glenn Youngkin）取勝的重要原因，就是很大程度上無中生有而來的圍繞“批判性種族理論”的爭論；相比之下，民主黨在2018年中期選舉中的勝利，則是因為足夠多的候選人紀律性極強地一致專注于以保護、擴大奧巴馬醫改為中心的民生議題。如今這個動態的改變，來自于近兩年來共和黨地方政府從審查學校課程和圖書到動用公權力調查性少數兒童家長等一系列行為，超出了越來越多公眾的容忍程度，但最重要的分水嶺，自然是今年六月美國最高法院推翻“羅伊訴偉德”、猝然終止憲法對女性墮胎權近五十年保護的判決。一個競選中具有諷刺性的常態，是一個議題中被認為“輸家”的一方往往具有更高的熱情，多年以來，共和黨利用提名保守派大法官來推翻羅伊案的承諾，團結了一大批“單一議題選民”，以至于許多觀察者早就看出，共和黨所希望的其實并不是羅伊被如此迅速的推翻，而是能盡可能長地保留這個永遠能夠拿來激發選民熱情的誘餌；而隨著判決的做出，雙方選民的熱情程度則一下顛倒了過來：在堪薩斯、賓夕法尼亞、俄亥俄等多個州內，判決發布后注冊女性選民的人數激增了35%，在變化最顯著的州內，判決后新注冊選民中的70%都是女性。更重要的是，許多墮胎權活動人士在談論這個議題、向公眾傳達其重要性時的方式極其有效：諸如“支持選擇（pro-choice）”、“支持生命（pro-life）”、“生育權利（reproductive rights）”等華府常用的概念，要么過于技術型，要么在不斷的黨爭和重新定義中已經對普通公眾失去了實際意義，于是他們便從零開始，尋找對各自本地區選民最重要的政治價值觀，并用其來重新闡釋墮胎權的重要性。

對此最成功的嘗試，當然發生在堪薩斯州圍繞州憲法是否保障墮胎權的公投中。在這個共和黨候選人往往能以兩位數領先的紅州，當反墮胎權的共和黨人成功將公投合并至投票率往往偏低的初選時，他們基本沒有預期會遭遇任何阻力；但堪薩斯州的墮胎權活動者看到了本州兩黨選民共享的一種強烈的自由意志主義氣質，于是，共和黨選民，他們投放的廣告中含有大量共和黨常常使用的里根式對大政府的警惕：剝奪墮胎權是在擴大“政府權限（government mandate）”，是政府在你的“個人隱私”、“個人生活”、“個人自由”中插手，除此以外，他們當然也不忘講述許多生命被墮胎權所拯救的個體故事。最終，一個紅州內59%選民、領先另一方超過17萬票支持將保護墮胎權寫進憲法的結果，可以說讓大多數華府的政治觀察者也感到震驚。

證實相同趨勢的跡象還有很多：在高院判決作出后，總共在內華達、明尼蘇達、阿拉斯加和紐約有五場填補中途空缺眾院席位的特別選舉進行，其中所有民主黨候選人的得票率，都相當顯著地超出了2020年大選中的；在共和黨的又一重鎮阿拉斯加、填補其空缺的眾議院席位的特別選舉中，民主黨候選人瑪麗·佩爾托拉（Mary Peltola）打破幾乎所有人的預期，擊敗了茶黨運動的實際發起者、獲得特朗普持續青睞的前州長薩拉·佩林（Sarah Palin）；而在紐約第19選區的特殊選舉更因為許多原因被視為對中期選舉結果最準確的預言：拜登在此的得票率比特朗普高出二個百分點，和在幾個重要搖擺州類似，該選區的人口結構也和民主黨最需要爭取的中間選民類似，雙方候選人所選擇專注的議題也是兩黨艱辛最能在中期選舉中挽救自己的——民主黨候選人帕特里克·萊恩（Pat Ryan）將絕大部分精力用于宣傳今年中期選舉對于保護墮胎權的意義：民主黨若能擴大在兩院中的領先席位數，羅伊判例中所確立的對墮胎權保護便能夠成為聯邦級別的立法，而共和黨的勝利則意味著聯邦級別的墮胎禁令可能被提上議程，從而讓紐約這樣墮胎權還受藍州政府保護的地區也面臨和今天許多紅州相似的危險；而他的共和黨對手，選擇了指望民眾對通脹和能源價格居高不下的不滿，盡管在這些方面情況的好轉已經持續了一段時間；最終，萊恩以三個百分點的優勢贏得了選舉，這個結果讓許多面臨艱難選情的民主黨人都對十一月信心大增。

當地時間2022年7月19日，美國華盛頓特區，來自紐約的民主黨眾議員Nydia Velazquez，來自明尼蘇達州的民主黨眾議員Ilhan Omar，和來自加州的民主黨眾議員Jackie Speier，在法院推翻羅訴韋德案的抗議活動中走向美國最高法院。

所以，許多民主黨人自然希望看到共和黨繼續在墮胎權議題上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繼續無法找到一個自洽、統一而溫和的應對策略，而至少至今以來的事實符合這種預期：一方面，包括上文提到的亞利桑那州候選人馬斯特爾在內的許多人，已經因嗅到風向的不利而在暗中修改自己競選網頁上過于極端的主張；而另一方面，就在幾天前，共和黨知名度最高的參議員之一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則起草了一項法律，在聯邦范圍內禁止十五周以外的脫胎，比羅伊案所保障的少了十個多星期，此舉引起的公眾情緒無疑讓許多候選人溫和化自己立場的努力打了水漂。

四

將上述因素結合起來，今年中期選舉的選情可以說已經比開頭提到的傳統認知復雜、多變太多：在政治新聞和民調信息網站538在夏天時剛剛開放對中期選舉結果的預測時，它對參院的預測是共和黨拿回控制權可能性過半的，但在見證了一系列“特朗普派”候選人的糟糕表現以后，今天民主黨能夠保持參院多數的可能性已經高達71%；對于眾院，在年初時，共和黨眾院領袖麥卡錫對大選結果的預期是贏得60個以上的席位，但今天，大多數民調對共和黨新增席位的預測已經減少到只有10席左右，在這周二最后一個初選日結束后，包括議長佩洛西、多數黨領袖霍耶爾（Steny Hoyer）、黨鞭克萊伯恩（Jim Clyburn）等民主黨眾院領導甚至前所未有地對保住眾院表達了信心。

如果今天對兩院的預測都最終成真，那么雖然僅控制一個立法分支的共和黨還無法通過任何限制墮胎權、同性婚姻、威脅包括奧巴馬醫改在內重要社會福利項目的立法，但也足以制造許多對民主制度的擾亂和威脅：除了阻撓拜登政府應對嚴峻地緣政治局勢和亟待解決的國內問題必要的諸多重要立法以外，許多眾院共和黨成員已經明確表示自己拿回多數以后計劃進行的獵巫式調查，即以極右翼甚至QAnon論壇等陰謀論為基礎針對拜登的家人，更揚言會因對特朗普的調查而針對司法部長加蘭德（Merrick Garland）、“1·6委員會”成員，和以圍繞新冠疫情和疫苗的陰謀論為基礎而針對領導了美國疫情應對的福奇醫生等因做好本職工作而觸動了共和黨黨派利益的公職人員，而這無疑會為他們無數不具備同樣知名度和保護的同事們帶來寒蟬效應，更不利于招募有服務公眾福祉理想的人進入這個行業，同時繼續增加民眾對這些機構的不信任。更不要說在聯邦級別以外的地方公職中，很多負責運行選舉、學校、醫療系統、基建等公共服務的職位，很有可能被一些不相信每人都有權投票、認為學生們無權全面地學習歷史、女性無權墮胎、性少數未成年人家長無權支持孩子選擇的人所占據。

所以，雖然“你的選擇事關這個國家的一切”是一句在每次大選中都會被過多、過于夸張地使用的口號，但這在不到兩個月后的中期選舉中可以說是相當符合事實的。這里的“選擇”包括許多人的：共和黨人是否有勇氣反對黨內危險、極端的部分，民主黨人會選擇用什么方式對待堅持了可貴原則的黨派對手，以及無數選民是否會將民主制度、民權的存續放在比一些黨派意識形態更重要的位置上，并清晰看到自己在選票上所涂黑的方框，能夠足以決定美國民主的存續與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