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懲不貸,嚴肅查處。

這是今年中央一號文件關于扶貧領域反腐的表述中,最引人關注的兩個詞。其中,“嚴懲不貸”的對象是挪用和貪污扶貧款項的行為,“嚴肅查處”的對象則是弄虛作假、搞數字脫貧的行為。

對于文件中提出的將2018年作為脫貧攻堅作風建設年,國家行政學院紀檢監察室主任竹立家在接受《法制日報》記者采訪時說,2018年是黨的十九大以后扶貧攻堅的第一年,也可以說是扶貧攻堅的關鍵年,“所以中央很重視,群眾也很需要。2018年,我們會加大在扶貧方面人力、物力和資金方面的投入,同時政策投入的力度也會加大。今年中央一號文件以及十九屆中央紀委二次全會提出整治基層腐敗、掃黑除惡,打好扶貧攻堅戰一是要掃黑除惡,二是要加強組織建設,通過組織建設帶動鄉村振興。基層組織建設對于扶貧攻堅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基礎”。

扶貧腐敗呈現三大特點

在審計署發布的2018年第一號公告中,列舉了34個違紀違法線索移送后的處理情況,其中提到,2012年至2015年,云南省硯山、麻栗坡等11個縣扶貧辦涉嫌審核把關不嚴,致使680多萬元扶貧資金被騙取。審計署將相關線索移送云南省監察廳后,紀檢監察部門給予29名責任人黨紀政紀處分。

這只是審計署近年來亮劍扶貧資金的一個縮影。2016年和2017年,審計署共對374個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進行審計,抽查扶貧資金737.53億元,入戶走訪1.82萬個貧困家庭,發現問題金額70多億元。

“過去幾年,搞數字脫貧、扶貧資金跑冒滴漏、挪用等現象比較嚴重。最近幾年,我們可以看到,群眾對于扶貧非常歡迎,而且群眾的生活狀況得到了全面改善。不過,群眾也有不滿意的地方,就是一些基層干部的作風仍然存在問題,執行不力現象依然存在。”竹立家對記者說。

在竹立家看來,扶貧領域出現腐敗問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根本的是一些基層黨員干部在思想上和觀念上有問題,最突出的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思想還不是很明確,這種思想的表現形式就是落實不力。

“另外我們在制度方面還有一些漏洞,對于政策執行的監督不是很明確。而且,基層的監管難度相對比較大,有一些權黑勾結、裙帶關系,這對鄉村振興和公共資源正確使用產生了非常惡劣的影響。”竹立家說。

針對基層扶貧領域的腐敗問題,北京科技大學廉政研究中心副主任宋偉總結了三大特點:

首先是類型明晰,此類腐敗問題沒有特別復雜的情節和類型,大多數是貪污、侵占、私自截留、揮霍浪費等類型,所以抓起來相對來說是有重點的,是容易去突破的；

其次,看似簡單的背后卻因為其發生在基層而比較頑固,“在基層扶貧領域工作中,確實有少數人已經形成了一些不好的習慣和作風,而且在基層治理過程中禁而不絕、屢次反彈,蔓延態勢比較明顯”；

再次,這些問題的存在對群眾的切身利益會帶來特別巨大的危害。黨的十九大報告和十九屆中央紀委二次全會都提到要堅持“老虎”“蒼蠅”一起打,“蒼蠅亂飛”在基層體現得比較明顯,其對群眾利益的影響和侵害也比較明顯。

弄虛作假阻礙脫貧工作

2017年12月23日上午,審計署審計長胡澤君向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報告2016年度中央預算執行和其他財政收支審計查出問題的整改情況。對于扶貧資金問題,胡澤君提到,被審計的各縣共剔除和清退不符合建檔立卡貧困人口10.18萬人,重新識別補錄貧困人口9.51萬人。

剔除和清退不符合建檔立卡貧困人口,直指扶貧造假。這也是今年中央一號文件中直接點名的數字脫貧問題。

在評價數字脫貧問題時,宋偉用了兩個“非常”來形容:數字作假對脫貧工作的影響是非常嚴重的；給脫貧工作帶來的阻礙在一定程度上是非常大的。

“目前,中央開始強力治理這個問題,應該說是比較及時的。”宋偉對《法制日報》記者說,數字脫貧的本質與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緊密相關,“它使得真實的情況和匯報的情況完全不一致,只是從數字上、形式上脫貧了,但是實質上并沒有讓群眾實實在在地走出貧困,這個問題對基層治理工作的挑戰比較大”。

針對數字脫貧問題,宋偉建議從兩個方面著手,一方面要發揮各級黨委的主體責任,抓實抓牢,做到情況準、數字清,“一定要對基層的情況相當了解,對基層實際情況進行實際調研,而不盲目地聽從一家之言或只是參考一些數字就覺得這個地方已經脫貧了,不能被一些虛假的現象所蒙蔽”。

“另一方面,對于數字脫貧、弄虛作假等行為要予以嚴厲的打擊和問責,采取一些嚴厲手段給予黨紀政紀處分,讓弄虛作假、搞數字脫貧的基層干部在官場上沒有生存的機會。”宋偉說。

“扶貧領域出現腐敗和造假現象,反映的是部分地方官員的不作為。所以,打擊扶貧腐敗和造假,就該以鐵腕打擊和查處責任缺失、監管弱化、履職不力等失職瀆職現象。”竹立家說,這樣的查處,不只是要針對一些具體經辦的基層干部,對于一些負有監督管理之責的地方主政官員,該追責的也不可放過。

陽光管理嚴肅查處并行

嚴肅查處,是今年中央一號文件治理扶貧領域腐敗的要求。

在宋偉看來,貪污侵占、冒領挪用、揮霍浪費、吃拿卡要等在扶貧領域中廣泛存在的不正之風和腐敗問題,都可能是查處的重點。

不過,宋偉更加關注如何有效查處。他認為,要想行之有效地查處,地方黨委、政府要充分發揮主體責任,要層層傳導,不能出現層層減弱的情況。紀委也要發揮好監督責任。同時,在制度層面則要建立起一個更加完善的、科學的制度體系,減少腐敗行為存在的可能性,要使得貪污侵占、冒領挪用、揮霍浪費、吃拿卡要等不正之風在農村、在扶貧領域沒有可以生存的土壤。

在不少業內專家看來,這套完善、科學的制度體系,應當包括扶貧資金陽光化管理機制。

何謂“陽光化”?宋偉給出了這樣的要求:要向群眾公開所有資金的審批流程、監管方式、使用的去向；對“陽光”的過程也要進行審計,包括對資金的審計、對政策落地的督查。

“建立扶貧資金的陽光化管理機制,還是要公開透明,一些建設資金的數額數量、分配和使用過程都必須公開透明。”宋偉說,在執行過程中要引進像互聯網、云計算以及現代金融方面的一些技術來進行管理,“比如給老人、貧困戶等發放的資金,不經過縣、鄉和村,由相關機構進行統計把錢直接打入個人賬戶,避免一些基層干部截流,利用技術使扶貧資金明確到位,精準扶貧”。

此外,中央紀委去年通報關于扶貧腐敗問題的特點時提到,一些基層干部對扶貧資金打“歪主意”,他們的手段已經不限于簡單的吃拿卡要,還盯上了扶貧項目。

在宋偉看來,扶貧項目和精準扶貧是配套的,“但是項目涉及的環節更多、資金可能更大,對這個領域的監管任務也更重。對扶貧項目的監管,既要有紀委的監督,也要暢通群眾舉報途徑,對于群眾舉報的一些問題,有關部門要進行及時查處”。

（原標題《今年中央一號文件要求開展扶貧領域腐敗專項治理業內專家剖析 扶貧領域反腐如何精準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