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不夸張的說，德國作家、法學教授施林克的《朗讀者》是中國讀者最熟悉的當代德語文學作品之一。在以佶屈聱牙著稱的德語文學作品中，《朗讀者》對許多國內讀者可謂一縷清風，不僅在知名網絡平臺掀起討論熱潮，還惹得不少文藝中青年感動落淚。然而，這縷清風唱的是一出感人肺腑的愛情傳奇么？本文直面作品中與歷史曖昧調情的虛構情節，引入歷史原型，偕同諸位看穿披著愛情外套的變態女主角，了解臆想出來的集中營文盲看守背后的玄機，認清作者淡化納粹罪行的筆法。當歷史遭遇虛構，重要的不再是故事說什么，而是故事是如何說的，以及作者這樣講故事的意味深長。

《朗讀者》的講述始于十五歲少年米歇爾與三十六歲成熟女性漢娜的相遇，少年常應她請求，為她朗讀文學作品，兩人多次發生關系，直到有一天，她不辭而別。七年后，米歇爾已經是法律系學生，在法庭實習時意外發現被告席上的漢娜，原來她曾是參與謀殺猶太人的納粹集中營看守，而且還是文盲。作者筆法巧妙，明明是性侵，看上去像愛情；明明集中營看守不可能是文盲，看上去文盲只能去集中營就業；明明主動參與謀殺，看上去卻是被迫無奈可憐樣。僅以人物漢娜的名字為例，Hanna源自希伯來語 ??? ，是常見的猶太女性名字，這個名字在同時期非猶太裔的德語區女性中極為罕見。在核心人物的名字上，作者用心良苦，給施暴者取了受難者的名。為什么作者要用這樣的筆法來講述納粹集中營看守的故事？《朗讀者》在全球多地遭到強烈批評，在我國卻好評如潮，鮮有質疑，這真是一部廣大中文讀者認同的愛情故事和反思作品么？值此情人佳節，讓我們隨著《朗讀者》與歷史曖昧調情。

為什么我們對性侵犯視而不見？

在美國著名脫口秀主持人歐普拉的《讀書俱樂部》討論中，《朗讀者》所涉及的成年婦女對青少年實施性侵犯的情節成了討論熱點。根據1994年修訂的德國刑法182條，如果一個21周歲以上的成年人與一個16周歲以下青少年發生性關系，并同時利用受害者在性自主上的無能，前者已經對后者產生了性侵犯，當這一行為被訴訟，前者將會被處以最高三年的監禁或者罰款。值得注意的是，該法條修訂前的保護對象僅限于16周歲以下的女孩。身為法學教授的作者施林克在人物年齡和性別設定上可謂處心積慮，《朗讀者》第一版問世于1995年，也就是說，在施林克創作這部作品時期，德國相關法律尚未對16周歲以下的少男少女一視同仁，他恰好打了一個時差擦邊球。

少年米歇爾與漢娜相遇時恰好15歲，不滿16周歲，當時漢娜時年36歲，是超過21歲的成年女性。兩人滾床單的前奏頗為值得玩味：米歇爾聽從母親吩咐，向漢娜送花道謝，本來只是很干凈利索的致謝，可是，她偏偏在他面前熨燙女性內衣，偏偏翹著大腿讓他看著自己穿絲襪，偏偏讓他去鏟煤弄臟身體并在她家洗澡，偏偏赤裸全身從背后貼著剛出浴尚未穿衣的他，一手碰觸他的胸，一手握住他的生殖器，并挑逗他“這就是你來這里的原因”，于是兩人發生了第一次性關系。顯而易見，根據現行法條，漢娜的行為就是犯罪，對米歇爾實施了不折不扣的性侵犯。

這場不倫之戀在美國飽受爭議，然而，鮮有中文評論意識到這樣的行為在今天就是犯罪，甚至這段年齡不相稱的性關系反而在國內得到積極接受。北京大學中文系曹文軒教授敏銳指出我國讀者的普遍感受：“一個涉世不深的少年和一個飽經滄桑的中年女性之間的情欲，卻沒有引起我們道德上的審判，相反我們卻覺得這一切竟是那么的順理成章。”這種對性侵犯行為視而不見的普遍態度與我國相關法律和文化傳統休戚相關。

直到2015年，我國《刑法修正案（九）》才將“強制猥褻婦女罪”改為“強制猥褻他人罪”，填補了我國一直以來無法認定猥褻十四至十八周歲男性行為的法律空白，即便如此，必須認清“猥褻”的法律定義是“用性交以外方式實施的淫穢行為”，這與有性行為發生的性侵犯有本質差別。說白了，時至今日，我國男童遭遇性侵犯只能依照“猥褻他人罪”認定，因為根據現行中國法律，強奸罪受害主體只認定女性、不認男性，這是我國刑法中赤裸裸的男性歧視。近年來，盡管社會多方呼吁進一步修訂完善相關法律，遺憾的是，在性侵犯語境中，我國未成年男性受害者遲遲無法受到法律的充分保護。某種程度上，這反映了我國社會就未成年男性遭遇性侵犯這一事實認定中的各種障礙。一方面，這與在我國依然頗有市場的處女情結相關，社會上不少傳統力量依然認為性行為里女方是吃虧的一方，這么一來，就沒有所謂的男性受害者。另一方面，當爆出國外中學美女教師與未成年男學生發生性關系時，我國廣大鍵盤俠留言中充斥著對未成年男性受害者的羨慕，甚至認為男生占了大便宜。這說明我國社會對未成年男性遭遇性侵犯事實視而不見的輿論力量。

回看文本，不難發現，作者施林克不動聲色，將兩人相處的模式以詩意化、儀式感的方式呈現——“朗讀，淋浴，做愛和并排小睡，成了我們幽會的常規節目”，并用直白的文字將漢娜打造得唯美動人。漢娜一上場就在幫助發病嘔吐的米歇爾，在她的鞭策下，米歇爾不僅趕上了功課，避免了留級，還在她的幫助下，通過“性”這一最原始的方式建立了青春期男子漢的自信。作者貌似無心卻心機四伏的筆觸試圖傳遞這樣的信息，這是愛情的力量，漢娜讓米歇爾獲得高潮，從而學業進步、收獲自信，積極成長。在施林克曖昧把玩的敘述中，性侵犯的傷害被淡化了，罪犯被美化了，愛情成了措辭，這樣的調情混淆是非，模糊了施暴者和受害者的界限。

米歇爾獲得高潮和自信了么？不，他沒有，整部作品就是他遭受性侵犯后余生的挽歌。文中借集中營猶太幸存者之口，道出了他失敗的個人生活：“這個女人可真狠哪。您吃得消嗎，她對您一個才十五歲的孩子 ……您結過婚么？……那么婚姻一定是又短暫又不幸，然后您也沒有再結婚，如果有過孩子，孩子上的是寄宿學校。……這些年來您和她接觸下來，您覺得，她清楚她對您造了什么孽么？”（此處筆者重譯） 被一語言中的米歇爾還試圖為漢娜辯解：“這種情況成千上萬，并非因為施密茨女士。”多年后，蝴蝶未曾過山門，輕舟亦難過重山——這位遭受性侵犯的受害者余生為此所困，很難與同齡異性維護親密關系，失婚的他在個人情感生活中無法擺脫年幼時相遇的漢娜，卻還在為她辯護。一時的感激和快感本不該被擴大，新奇和刺激只是虛幻的套路，曾經的鴻蒙初辟在時間的力量下變得蒼白慘淡，米歇爾難逃獵物宿命，破碎的婚姻只是賬單上的冰山一角。

或許還有一個原因導致許多中文讀者對性侵犯不敏感：對雙方年齡差的漠視和寬容。忘年戀情在我國有著穿越時空的美感存在，“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的感嘆未曾過時。年齡差通常會造成年幼的一方向年長的一方求助，升起感激之情，容易在生理上、心理上對強勢一方產生依附、依賴、依戀，這種由感激生愛戀的錯覺在我們的文化傳統中尚未得到足夠的審視，直至今日，我國社會仍以不同方式書寫著古代文化中“壯士相救，小女當以身相許”的豪言。植根于文化傳統中對年齡差寬容的潛意識影響了大多數中文讀者對于兩位主人公畸形關系的認知和判斷。

因此，一方面作者施林克利用私人敘事的套路，巧妙規避了許多讀者對不倫之戀的反感，著力塑造樂于助人、熱愛文學、啟蒙少年、光彩照人的漢娜，對她的過往選擇性呈現，竭力為她開脫。另一方面，在法律環境和文化傳統等影響下，我們容易忽視未成年男性受害者，對忘年戀存有美好的詩意化想象。在兩人充滿美感的云雨之歡的裝飾下，性侵顯得像愛情，施暴者和受害者的界限模糊了，愛情中的女主角何錯之有。

集中營會有文盲看守么？

戰后德國曾有一次針對十六位集中營工作人員的審判。迄今為止，這是德國歷史上耗費最高、耗時最長的一次審判——馬伊達內克（Majdanek）審判，歷經474次審訊，長達六年之久（1975-1981）。該審判的主要被告瑞恩（Hermine Braunsteiner Ryan）是第一位從美國引渡到德國進行審判的納粹罪犯，她就是《朗讀者》中漢娜的人物原形。在德國中學《朗讀者》的教學中，通常要求將漢娜這一人物形象和瑞恩進行比較。筆者在北京大學撰寫的《朗讀者》相關論文是第一篇提出原型人物瑞恩、質疑集中營文盲看守這一虛構情節的中文學術評論。

漢娜與瑞恩的相似處頗多：她們擔任集中營女看守的時候年紀相仿，都被人形容為“馬”，值得注意的是，瑞恩是真實歷史中唯一擁有“馬（Stute）”這一別稱的集中營看守。（瑞恩的這一別稱源自她的暴行，因為她有著像馬一樣的“鐵蹄”，曾用她內置鋼片的長靴將老婦人活活踹死。）兩人都是主動報名申請集中營看守崗位，而這在當時極為罕見。在被告席上，兩人都顯得冷淡，表現出非常有限的合作精神，都是庭審中唯一得到終身監禁判決的被告。在集中營內，她們惟命是從，工作積極，甚至獄中兩人行為方式也相仿，都與其他女囚保持一定距離。在私人生活方面，她們都有一個關注自己審判的男性朋友。

真實歷史中的集中營看守瑞恩始終認為自己是受害者，從未認罪，毫無悔恨。這一現象在戰后紐倫堡國際審判中毫無二致，所有的大納粹站在被告席都自稱清白無辜。兩人最關鍵的區別特征就是文盲，法官多次指責瑞恩不認真聽審，她甚至在庭上公然閱讀美國報紙，譏諷猶太證人。由此可見，在這個原型人物的加工處理中，她們有著相似的別稱、工作經歷、做事態度、人際交往方式和忠誠的伴侶，但是虛構出的漢娜顯得老實巴交，連加入看守隊伍的動機都被她的文盲身份所正當化。換而言之，作者改變了非常核心的人物特征，漢娜遠比瑞恩討好人心。

集中營會有文盲看守么？不可能！掌握聽說讀寫能力是集中營看守入職的前提——集中營看守入職前必須填寫許多申請表格，他們試用期的常規任務便是處理各種文書，撰寫犯人表現報告更是家常便飯。因此，一個文盲根本無法勝任集中營看守工作，何況還要像漢娜那樣神不知鬼不覺蒙混一年多，這在真實的歷史中根本站不住腳。然而，正是這個真實的歷史中不可能發生的虛構情節騙取了讀者的眼淚和同情。對于廣大中文讀者，納粹集中營畢竟十分遙遠，顯得很“隔”，我們不妨做個類比——如果漢娜是日本731部隊在日本的隨軍人員，參與了慘絕人寰的人體實驗，造成許多中國平民致死致殘，然后有個日本人寫了一部小說，稱漢娜因為是文盲，在日本找不到合適的工作，所以只能隨軍去東北協助人體實驗，你還會可憐漢娜么？

盡管施林克自稱并不知道哪個納粹罪犯是文盲，但在他的筆下，文盲成了納粹罪行的犯罪解釋，成了漢娜道德感不足的源泉，這樣的情節設置充滿諷刺和矛盾。盡管文盲可以隱喻受教育程度有限、未啟蒙、不成熟，但是將文盲和缺失道德感、參與納粹暴力相關聯，在納粹罪行的追根溯源上恰恰不能成立。首先，將文盲和缺乏道德判斷聯系在一起沒有科學根據。二十世紀以前，許多女性都沒有受教育的權利，女文盲比例相當高，但這從不意味著二十世紀以前的女性的道德判斷、道德感比此后的女性差。其次，納粹罪犯中的典型恰恰是受過高等教育的精英人才。《朗讀者》里關于漢娜拒絕西門子升職而選擇進入黨衛軍的描述，顯得納粹像個為文盲解決就業的組織。事實上，納粹吸引各界精英，許多受過高等教育甚至拿到博士學位的日耳曼人加入納粹黨。正是由于人才濟濟，才得以實現歷史上如此駭人聽聞的大屠殺。將文盲和納粹暴力聯系在一起是褻瀆文盲的行為，將暴露自己文盲呈現得比承認參與大屠殺還讓人蒙羞不僅在詆毀文盲，更是褻玩真實歷史！作者力圖將文盲和納粹罪行、犯罪動機聯系在一起，將文盲作為犯罪解釋推動情節發展，然而，這一作者臆想出來的聯系恰恰是這部小說中最弱的關節點。

英國日耳曼學教授阿德勒在《強迫同情殺人犯的藝術》評論文章中稱，“《朗讀者》邏輯上行不通、歷史上虛假、道德上反常”，認為敘事者運用各種常見的象征手法和普遍化手段，鼓勵讀者把文學虛構的文盲犯罪解釋擴大運用到納粹罪犯上，造成可以從個案推及他人的閱讀感受。施林克將讀者圈入關于戰爭和生命的宏大敘事，讓文盲來背納粹造孽黑鍋，掩蓋了納粹精英組織的真相，淡化罪犯罪責，暗示并鼓勵讀者同情、認同施暴者。上世紀八十年代，施林克曾在德國北威州擔任法官，審判原型人物瑞恩的法庭就在北威州首府杜塞爾多夫。一位法學教授，在能夠拿到法庭檔案并能查閱各種集中營看守個人資料的情況下，如此經營虛構人物實在令人唏噓。他明明很清楚納粹是一個精英組織，文盲無法從事集中營看守工作，還偏偏把集中營寫成文盲就業單位，把文盲寫成納粹犯罪解釋，曖昧的文盲隱喻只為說明——集中營看守漢娜是受害者。

筆者曾在柏林的猶太學課堂偶遇施林克，原來他把學習猶太文化列為他退休生活的一部分，他拒絕了一切關于《朗讀者》的討論，言談中表現出對于眾多亞洲讀者喜歡《朗讀者》的驚訝。或許就是這樣，闕值不高，容易被撩，在我們這個對于本土歷史題材創作仍然存在各種禁忌和桎梏的國度，大多數中文讀者還沒有足夠的閱讀經驗和檔案資料去思考、質疑、審視、甄別，更毋庸說并不熟知的他國歷史題材。

“要是您的話，您會怎么做呢？”

最讓讀者認同的恐怕就是漢娜在“選人”（將能勞動的犯人和不能勞動的犯人區分出來，把后者送去毒氣室）和“旁觀火燒活人”審訊討論中對法官的提問：“要是您的話，您會怎么做呢？”（Was h?tten Sie denn gemacht?）。此處用的是德語中的第二虛擬式，表達非現實狀態、非現實的愿望，期待被問話對象站在問話者的位置上作答，從德語表達形式上有著明顯移情作用。這一代入感十足的問法，鼓勵讀者為漢娜設身處地思考，從而理解、同情、認同她。

許多讀者有所不知，漢娜并不是因為集中營看守身份成為被告，而是因為參與“選人”協助謀殺以及教堂火海之夜的不作為，造成犯人被殘忍致死這兩項主要罪名成為被告。漢娜的提問之所以能夠引起讀者同情，是基于讀者的錯誤認知——認定漢娜作為集中營看守，不得不參與謀殺，有著“被迫執行命令的苦衷”（Befehlsnotstand）。事實上，即便在二戰大型射殺中，執行者很大程度上出于自愿，積極參與屠殺，并沒有受到強迫。在戰后集中營看守審判中，不是所有集中營看守被推上被告席，原因就在于他們并沒有被強迫工作，他們中的確有人選擇不去折磨犯人，而有的人主動參與屠殺。

“被迫執行命令的苦衷”這一說辭在戰后審判納粹的法庭上非常流行。早在紐倫堡國際審判之前，納粹罪犯們便紛紛宣稱如果不執行命令自己就不能保命，但是，他們中沒有一個能夠列舉出一個事例來證明有人因為拒絕執行命令而性命攸關。有趣的是，漢娜也透露：“我們當中也有幾個死掉了，另外一些人跑了。他們說是要把傷員送到野戰醫院去，然后馬上就回來。但是，他們自己心里也曉得，他們哪還會回來？”換而言之，抽身退去在當時完全可行，而且她也承認“一直陪同女看守和向她們發號施令的軍官和警衛隊突然消失。”既然連發號施令的軍官和警衛隊都消失了，漢娜就更不可能有“被迫執行命令的苦衷”。漢娜提出的問題只能說明她根本沒有質疑“選人送死”和“旁觀火燒活人”的合理性。

作者運用漢娜之問暗示著為全體德國人開脫罪責的觀點——魔鬼希特勒和一小撮納粹蠱惑了無辜的德國民眾，作為普通人的漢娜無法擺脫這樣的大環境，因此陷入困境。施林克憑借漢娜之問試圖營造小人物被迫無奈的局面，其實旨在掩蓋納粹深得民心的歷史真相。正如德國總統科勒在2009年1月27日國際大屠殺紀念日講話中指出：“如果沒有那么多支持者和幫兇，希特勒等人是無法得逞的。從極端的追隨者，到普通民眾，以及既得利益者都不假思索聽從了罪惡勢力的擺布。”因此，必須明確，納粹時期普通民眾心甘情愿為納粹服務，正是有了強大群眾基礎，納粹才得以實施如此系統高效的大屠殺。如果只有一小撮罪犯根本成就不了第三帝國的滔天罪行，也形成不了戰后多年不散的納粹陰魂，時至今日，德國境內仍有納粹余毒。作者筆下的漢娜之問一來讓讀者同情、認同漢娜，二來讓讀者把同情、認同的對象擴大到德國群眾。換而言之，不僅漢娜是受害者，漢娜之流都是受害者。

真實的戰后德國與國內德吹力推的“反思德國”相去甚遠。（此處可以參照筆者發表于澎湃新聞的《從奧斯維辛到南京》一文，見文末鏈接。） 在戰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德國當局抵制揭露納粹罪行，并極力回避反省歷史，對納粹種族主義沒有進行徹底清算。在1964年，只有54%的德國人認為納粹有嚴重罪行，直到1968年學生運動的爆發才逐漸打破謊言和沉默。美國電視劇《大屠殺》（Holocaust）于1979年二月在德國上映，德國人第一次通過公共媒體比較全面獲悉納粹屠猶史實，進行了針對大屠殺和相關歷史真相的大辯論。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德國爆發的“歷史學家之爭”又一次相對化納粹罪責，試圖減輕戰后一代人的心理重負，比如將前蘇聯的某些暴行作為希特勒之流的擋箭牌。進入九十年代，這一對歷史的松綁態度也影響到了文藝創作，大屠殺主題創作中“不再要求確切的歷史依據以及歷史事實的精確呈現”的傾向值得關注。到了新世紀，德國社會回歸正常化的渴望愈發強烈，當代“德語文學君主”瓦爾澤拒絕創作任何反法西斯的戰爭小說， 他曾在2008年訪問北京大學，就北京媒體關于德國歷史的提問，坦言道“德國分裂成東西兩德是冷戰的結果，和奧斯維辛毫不相干”。

這便是成稿于上世紀九十年代《朗讀者》的成長土壤。將性侵犯寫成曼妙的愛情；把集中營寫成解決文盲就業的福利組織；把主動參與謀殺寫成迫不得已。這三個虛構情節看似分裂，其實一脈相承。愛情中的女主角被免了性侵犯的罪責；因為是文盲所以進入集中營成為納粹的漢娜成了受害者；迫不得已參與屠殺的小人物提法更是把一大群德國漢娜塑造成可憐兮兮的受害者。這些虛構的背后才是作者想要表達的歷史觀——納粹德國是受害者。正是在作者與歷史曖昧調情的過程中，罪行被淡化了，施暴者和受害者的界限不再清晰，讀者被暗示和鼓勵去同情、認同罪犯，施暴者被受害者化了。這種把歷史玩弄于掌股間的純熟技巧成功感動了許多不熟悉德國歷史和無法查閱檔案文獻的亞洲文化圈讀者。

《朗讀者》不是一部講述普通文盲殺人犯愛恨情仇的文藝片，它的歷史維度不容忽視，有必要引入歷史原型和歷史文獻進行解讀，正是有了大屠殺背景，這部小說才走入國際視野，被搬上好萊塢，引起各國關注。文學不同于歷史，大屠殺文學的虛構尺度到底可以有多大是一道直指人心的考題。一部沉浸在反歷史幻念中的爭議作品，在我國不僅是一版再版的暢銷書，而且被大范圍誤讀成愛情與反思的佳作，這一怪象值得深思。是什么讓我們被作者與歷史的曖昧調情遮蔽了雙眼，錯把洋快餐當作米其林？

情人佳節，恰逢辭舊迎新，回顧曾經的情感投射，審視自身的認知誤區。執念于男女主人公的情感也好，探究法律追求正義的可能性也罷，曖昧調情的成功需要配合——雙方愛偷吃才行。將妖風當清風，究竟是我們的價值判斷出了問題，對于愛的理解出現了偏差，還是因為沒有徹底反思經驗的我們，陷入了初心和情懷的謎團，很難看穿偽裝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