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戰場》，[奧地利]弗蘭茨·柏克瑙著，伽禾譯，人民文學出版社2018年1月第一版

1936年7月17日，西班牙內戰爆發。很快，納粹德國開始向佛朗哥一方提供武器裝備和空軍海軍，意大利法西斯的近五萬士兵也在伊比利亞半島最南端的加迪斯港口登陸。英法兩國官方的“不干涉”政策并沒能阻止志愿者組成國際縱隊奔赴共和國一方的前線。美國的“林肯縱隊”亦從大洋彼岸抵達。蘇聯的庫斯克號軍艦滿載物資?？课靼嘌罇|海岸的阿利坎特港，先后送來了七百余架飛機和四百輛坦克。德國和意大利的反法西斯陣線也將他們的斗爭搬到了西班牙。一場國家內部的戰爭迅速演變成兩種、甚至多種意識形態和政治立場的較量。

對德意法西斯而言，西班牙戰場是練兵場和試驗田。在共和國軍散發的宣傳卡片上，希特勒一手伸向滿是淚痕斑斑的孩童的西班牙版圖，成群結隊的飛機沿著他手臂的方向呼嘯而過，他吼叫著：“今天西班牙，明天全世界！”納粹德國將最新研發的武器和戰斗機首先放在伊比利亞半島試用，1937年4月26日被德國空軍夷為平地的巴斯克古都格爾尼卡，就是1940年11月14日“月光奏鳴曲”行動中只余滿目瘡痍的考文垂。對加入國際縱隊的志愿者而言，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陰云尚未從歐洲上空消散，被戰爭摧毀的人性與精神信仰還沒來得及喘口氣，面對赫然崛起的法西斯政權的虎視眈眈，他們將西班牙戰場視為抵抗法西斯的最前線，在共和國一方身上，他們看見的是避免下一次災難降臨最后的機會。年輕氣盛的英國大學生、天性散漫的意大利小伙、記者、作家全都踏上這片之前也許陌生遙遠的土地，為之牽腸掛肚，為之奮斗拼搏，也最終為之失望。1939年4月1日，西班牙內戰以佛朗哥一方的勝利結束，此后蔓延三十九年的獨裁大幕拉開。區區五個月后，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昨日的世界終告沉淪。

《喪鐘為誰而鳴》

《加泰羅尼亞致敬》

“這個二十世紀的夜晚，上次戰爭的廢墟還釘在我臉上”

1936年8月柏克瑙出發前往西班牙的時候，他也像多數外國人一樣覺得，“這就像是在歐洲發生的社會主義與法西斯之間的斗爭”，然而此后兩年間的兩次造訪共和政府轄域，讓他意識到西班牙的問題并非這樣簡單。在開始真正對西班牙戰場的見聞記錄之前，他花了不小的篇幅，結合歷史對西班牙的社會結構與各方面的不平衡性，進行了深入淺出的分析。這些分析放在被加泰羅尼亞獨立問題攪得焦頭爛額的今日西班牙，亦能點中不少值得深思的要害之處?；仡櫸靼嘌赖慕F代史，社會學家的素養和敏感讓他從戰爭的表象之下挖掘出西班牙問題的根源：十七世紀以降曾是海上帝國的西班牙一路衰敗，成為“西方文明主干上最枯萎的一支”，這歸根結底是因為他們反抗各種朝向“現代”的進步，民眾對“強加于人的現代文明”的憎恨與激烈反抗，讓西班牙的現代化進程走得極為緩慢艱難，同時奠定了他們原始的斗爭模式與落后的思維習慣。

對許多內戰的旁觀者而言，西班牙人做了許多“毫無意義”的事情，柏克瑙卻提出，大家忽視了“我們的目標也許不是他們的目標，我們的價值不是他們的價值”。在忠實記錄了1936年和1937年兩次造訪戰時西班牙的見聞之后，他從西班牙人的國民品格出發對當時西班牙戰場對“外國人”的吸引做出了自己的思考：“歐洲人一心崇尚‘進步’，被停滯不前的西班牙嚇得目瞪口呆”，但是“幾乎每一位外國觀察者，無論身處哪一方，都感到一種進入魔力的吸引。不少技術顧問氣惱得想一走了之，卻終究沒有離開”。這一切除了內戰本身的意義，還因為“在這里，生命還未被效率化，未被機械化；更看重美，而非實際用途；情感重于行為；榮譽高于成功”。

柏克瑙的戰時日記是從他1936年8月跨越西法邊境開始的。當時大批的國際縱隊志愿者和外國記者也都從這條路來到戰火中的西班牙。他們在西班牙戰場經歷的一切，永遠地改變了他們的生命。正如內戰結束后從伊比利亞半島回返的記者弗蘭克·哈尼根所寫，“所有前往西班牙的記者在翻越比利牛斯山之后都變成了一個不一樣的人。在那里呆了一段時間之后，從紐約或倫敦本部傳來的問題清單都變得好像細枝末節的干擾”。因為，他們已不再是純粹的旁觀，而是參與了這場戰爭所象征的所有恐怖、悲情與險途。幾乎很快，無論這些外國學者、作家和記者最初是為了學術考察、文化信仰還是新聞報道出現在西班牙戰場，他們都不可避免地走進了西班牙人的日常與更為內核的戰斗當中。抱著近距離觀察西班牙斗爭狀況的目的前來的柏克瑙。也確在此后的停留中被卷入戰斗，曾被空襲壓得抬不起頭，甚至因為被己方誣告鋃鐺入獄。與此同時，西法邊境又見證了另一種反向的跨越與改變，在內戰的最后兩年，許多西班牙知識分子也是從西法邊境開始漫漫流亡路。1938年2月，“二七年代”的重要詩人塞爾努達站在西法邊境的車站，寫下“背后留下的是你淌著血的、廢墟里的故土。最后的車站，國界線另一邊的車站，你在那里與故土分離，她只剩下骷髏一具，扭曲的金屬，沒有窗，沒有墻——一具地里挖出的骷髏，連白天最后的光都將它棄絕。面對所有人的癲狂，一個人能做什么？沒有回眼望，對未來也沒有預感，你就這樣走進陌生的世界，秘密地離開已化陌生的故土?！薄纱碎_啟一場二十五年的流亡，直到生命終結再無歸程。

1939年年初，共和國軍節節敗退，轄區里的人們按下聲來焦心忡忡地互相問著：“你想過，我們可能會輸嗎？”那個流亡作家馬克思·奧部（1937年。正是他委托畢加索為巴黎世博會西班牙第二共和國的展館作畫，成品即是后來舉世聞名的《格爾尼卡》）筆下“沒有名字的一月”，成千上萬的西班牙人開始從加泰羅尼亞翻越比利牛斯山向法國逃難。車已無法挪動，所有人都背著行囊沿著山道步行。

在逃難的人群中有西班牙“九八年代”最偉大的詩人安東尼奧·馬查多。2月22日，流亡途中的馬查多病逝于西法邊境的小鎮科利尤爾，口袋里裝著他一生中寫下的最后一句詩：“藍色的日子，童年的太陽?！痹诜▏娙寺芬住ぐ⒗暈轳R查多書寫的挽歌里我們讀到：“再走幾步就是逃離?！痹诒藭r的設想里，西班牙即將墜入法西斯的深淵，逃過西法邊境來到法國就是逃離。誰曾想到，僅僅一年之后，法國也危在旦夕，固守中立的西班牙反而成了無數歐陸知識分子逃往美洲的中轉之地。

1940年6月，德國猶太裔哲學家本雅明在德國人拿著逮捕令闖入他家前一天逃離巴黎，8月取得美國簽證之后他從西法邊境逃往西班牙，以期借道葡萄牙前往美國。在邊境小鎮布港（正是柏克瑙抵達西班牙的第一站），本雅明得知佛朗哥政府取消了一切過境簽證，所有從法國流亡而來的猶太難民將被遣返。9月25日，他在旅館自殺身亡，長眠布港的海邊。墓碑上用德語和加泰羅尼亞語銘刻著從他生前最后一部作品《歷史哲學論綱》中摘錄的話：“沒有任何文化的記載不同時記載了野蠻?！?/p>

“沒人能為這樣的夢魘披上夜色的長袍”

誠然，柏克瑙的見聞錄撰寫于1937年，內戰并未過半，戰局尚不明朗，他的觀察與推斷中也有一些只能停留在當時的背景下。例如在造訪孤兒之家的時候，他注意到西班牙內戰引起的心理震撼“意外地小”，民眾對革命中恐怖活動的反應之平靜令他震驚，“這些兒童經歷慘痛變故，卻沒有心理失衡。西班牙人面對這場劇變，依然安靜沉著，因為他們本來就是健全的人”。如今看來，當時看上去平靜的兒童恐怕更多是巨大震撼下的應激性情緒關閉。

在內戰中淪為孤兒的孩子們，許多都經歷了令人唏噓的命運，在歷史的洪流中被推向下一個不知危險與否的港口。他們中的一部分（比如遭受德國空軍重襲的巴斯克地區）在國際縱隊的救助下前往英國，卻要在迫近的幾年后經歷同樣的炮火。而1942年2月，列寧格勒戰役爆發后的第一個冬天，正在前線采訪的意大利記者庫爾奇奧·馬拉帕特被叫進駐扎拉多加湖的納粹芬蘭部隊將軍的指揮室。將軍說：“我們抓到了十八個西班牙俘虜。”馬拉帕特一臉疑惑，“西班牙人？你們現在和西班牙開戰了？”——“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現在有十八個說西班牙語的俘虜，他們說他們是西班牙人，不是俄羅斯人。我們得審訊他們。你肯定會說西班牙語?！薄捌鋵崱也粫??！薄澳闶且獯罄耍憧倸w比我更西班牙。去審訊他們?！?/p>

于是，馬拉帕特用極慢語速的意大利語向這十八個西班牙俘虜提問，對方用很慢的西班牙語作了回答，雙方居然可以完全互相理解：“我們是蘇聯軍隊的士兵，但我們是西班牙人?！痹瓉?，他們是西班牙內戰中的孤兒，父母都在轟炸與戰火中喪生。有一天，他們在巴塞羅那被集體送上了一艘蘇聯艦艇。在俄羅斯，他們得到了食以果腹，衣以蔽體，并最終受訓成為了紅軍士兵。后來，他們和許多紅軍戰俘一樣被掩埋了在冰天雪地的列寧格勒。

對在戰爭中長大的那一代人而言，無論是否因此有實體性的失去，內戰都是他們生命中永遠的疤痕，影響著此后的軌跡。塞萬提斯文學獎得主安娜·瑪麗亞·瑪圖特將她所在的這一代人叫做“茫然的孩子”——他們經歷了戰爭中最平民日常卻與前線戰場同樣殘酷的年少時代，因而長大后拒絕歸順于一個由獎懲、由善惡兩分統治的世界。而內戰爆發那年才十五歲的拉伯爾德塔，在年過半百之后憶及1936年寫下的詩句更令人震顫：“我們透過純真的雙眼驚恐地看見/黎明行刑的恐怖/搖晃的卡車排成長隊/角落深處蜷縮的人/像驅趕的獸群被領向死亡/那是戰爭是恐怖是一場場大火，那是自殺的祖國”；他問：“為什么要由我們來贖買我們/嗜血的古老民族集體的罪責/誰來償還我們被摧毀的青春/哪怕我們沒進過戰壕？”；他想：“但我想在這里對你講講我這失去的一代/講講他們憤怒的白鴿停在等候大廳，鐘永遠停著不走/講講他們再不能追回的親吻/講講他們的快樂/被不幸的歷史謀殺/講講那場恐怖的瘋癲颶風?！?/p>

除了創作時代導致的某些歷史局限性，《西班牙戰場》的見聞集中在共和政府轄域，作者曾試圖探訪佛朗哥轄域而未能如愿。與他所記錄的支持共和國的幾個黨派南轅北轍的主張相仿，佛朗哥一方也面對多方力量與利益交織的復雜局面，因而產生了不少同樣值得玩味的命題。正如在共和政府轄域內柏克瑙看見的西班牙人“迫切需要外國人的援助卻無法違心地表示親近”，意大利法西斯幾乎向佛朗哥送上了他們的全部，從最新型的戰斗機到最老式的坦克，以及“一戰”流傳下來的機槍，長槍黨的軍隊卻很不領情，他們把墨索里尼派來的意大利“志愿部隊”的縮寫CTV，改寫成首字母相同的三個西班牙單詞：?Cuándo te vas?——意思是，“你什么時候走？”看著德國空軍的炸彈撕開西班牙的血肉、碾平城鎮也讓他們感到一種莫名的羞恥。

再比如，最令佛朗哥麾下的本土軍人感到厭惡難堪的是柏克瑙書中亦有短暫提及的摩爾人軍團。佛朗哥利用自己曾是駐守北非的將軍的勢力，召集了大批摩爾人為他征戰。這些幾百年前被天主教西班牙趕盡殺絕的族群的后裔回到伊比利亞半島，卻是在為內戰中更捍衛天主教傳統的一方作戰，且依舊遭受長槍黨“正規軍”的厭惡與壓迫。此外，還有不少不明就里的非洲雇傭兵到了西班牙本土，才知道是來送命的。1937年，朗斯頓·休斯作為幾家非洲裔美國人報社的外派記者啟程前往西班牙。途徑法國時，適逢在巴黎舉辦的第二屆國際作家大會，休斯在會上做了關于法西斯主義與種族主義的發言。他清楚地知道那些被征兵送往前線為佛朗哥一方而戰的非洲和摩爾人所遭受的壓迫。在《西班牙書箋》中，休斯描寫了國際縱隊中的黑人士兵在與摩爾士兵對壘后的心理活動：“在被我們奪下的村子/他躺在那里奄奄一息。/我望向非洲的方向/看見那里的根基顫動。//因為如果自由的西班牙贏得這場戰爭，/那些殖民地也會自由——/那么一些美妙的事情也將發生在/像我一樣深膚色的摩爾人身上?！?/p>

《我們看見了西班牙死去》

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研究西班牙近現代史的保羅·普萊斯頓教授曾經出版過一本見證西班牙內戰的外國記者與文人實錄，題為《我們看見了西班牙死去》。這本書的西班牙語版書名翻譯成《子彈下的理想主義者》。的確，來到西班牙戰場的外國志愿者中，有許多就像塞爾努達1961年遇見的那個林肯縱隊老兵那樣，“一切對他遙遠/而陌生，他卻選擇去那里，/決定，若時機已到，就為那里賭上性命，/對著那時候木板上掛出的理由/他宣誓，尊嚴就是/為傾其一生的信仰奮斗”。他們中的許多人的理想，后來都在這片土地上遭受了失望與打擊，然而，“歡呼、失望乃至幻想的破滅就是革命史的組成”，柏克瑙在日記開端如是說。西班牙戰場上發生過的一切的意義，并不僅僅局限于彼時彼地，這或許也是柏克瑙這本著作自1937年首版以來不斷再版的緣由之一。正如加繆所言：“在西班牙，人類學到了我們可以是正確的但是依舊戰敗，學到了蠻力可以毀滅精神，學到了有時候勇氣本身并不是足夠的獎賞。毫無疑問，這就解釋了為什么有那么多人在世界走到盡頭的時候把這場西班牙戲劇視為一場個人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