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京有所謂“提燈滿街走，索賬聲聲吼”的民諺，說的是窮人過年之難，因為生活困難而賒欠了一年的各種舊賬，到了年底債主要清算了，可是哪里拿得出。京城舊俗，年三十兒那天，門口一貼上對子，債主便不準再登門要賬了，于是有的人家恨不得從臘八就把年畫和對子貼上。可債主不是小鬼卻比小鬼還難纏，你就是把秦叔寶尉遲恭這倆門神真的請來，也擋不住他們上門。由于受不了債主的叱罵和催討，輕者外出躲避，重者舉家尋死，種種慘況，是今天的人們很難想象的。

大約也正是因為這種原因，古代筆記中漸漸形成了一種“套路”，但凡能在大年三十這天救人危難的，往往會得到翻番的“好報”。

一、為救難，拆了祠堂

清代汪道鼎所著筆記《坐花志果》中記載，陽羨（今江蘇宜興）有個名叫萬彥齋的老秀才，他“勇于為義，遇人有急難，必委曲周恤之”，導致本來就不富裕的家里越來越窮。

這一年的大年三十，他早早給學館里的孩子們放了假，到主家那里領了十二兩銀子的“年金”，回家過年。路上遇到一個中年婦人，“且行且泣”。萬彥齋上前問她出了什么事，那婦人哭著說：“我丈夫虧欠官銀三十余兩，年底了還不上，被抓到牢里嚴刑拷打。我思來想去，只好賣身去掙錢，可是一旦這樣做，辱了名節，就算和丈夫再次團聚又怎么有臉對他？”說著哭得更加傷心了。萬彥齋說：“三十余兩不是個小數目，你難道不能找親戚們去借貸嗎？”婦人說：“我家親戚大多窮困，稍有余財者聽到借債二字避之唯恐不及……”說著嗚咽不已。萬彥齋想了想，從懷里掏出了那十二兩“年金”說：“這些錢你先拿去，剩下的錢我再給你湊湊，明天一早在城門口等我，爭取湊夠了錢把你丈夫贖出來。”那婦人萬萬沒想到這個老秀才居然如此急公好義，跪下就磕頭說：“先生大恩大德沒齒難忘，請問尊姓大名，所居何處，我愿意把女兒送到府上，給您做個婢女。”萬彥齋說：“我所為就是讓你一家團聚，你把女兒送到我家，豈不照樣骨肉分離！”說完不留姓名，拔步而去。

回到家，老伴找他要“年金”，好去置辦年貨，萬彥齋嚅囁道：“天寒地凍，山路崎嶇，我一不小心在冰上滑了一跤，差點跌到山谷下面去，等站起來怎么都找不到那包年金了，想來是掉到山谷下面去了……”老伴“知其好周人急”，笑著說：“掉下山谷還可以找回來，如果是為了救人那可就找不回來了。”萬彥齋只好實話實說，老伴一向賢淑：“咱們老兩口的日子好說，那婦人一家三口可是要命的事兒，不能不幫，既然你已經答應了人家，就得說話算話，再籌措二十兩銀子，你看看家里還有什么值錢的東西，能典當就典當了吧。”

附近有個放高利貸的人，“非以物作抵，雖至親不能通一錢”。萬彥齋把家里翻了個底朝天也沒找到什么可典之物，倉促間突然想到，因為為人正直可靠，所以族里一向把宗祠的鑰匙交給自己，于是趁著除夕夜，把那放高利貸的叫到祠堂，將桌椅門窗都拆了典給他，湊夠了銀兩。第二天一早就跑到城門口，把銀兩給了焦急等待在那里的婦人，然后匆匆折回家中。

大年初一，全族要到宗祠里祭祖，一到祠堂門口，大家都傻了眼，門窗全無，里面除了祖宗排位，更是空空如也，以為遇了盜賊，群情洶洶要去報官，被趕回來的萬彥齋攔住，他承認是自己把宗祠里的東西典當了，只說是自己欠了債，年底用來還賬了。“族眾咸忿，群起誚讓，公默然不辯。”

族長知道萬彥齋的品行，“疑必有他故，勸眾暫歸，俟三日后再議，眾始散”。然后他獨自跑到萬彥齋家，恰好趕上那位中年婦人從牢里贖了丈夫出來，一路找到萬彥齋家中，登門叩謝。族長感慨道：“擅自盜取祠堂的物品，必須懲戒，然而救人一命乃是大善，相信一定會有好報的。”然后召集族人，把實情告訴了大伙，宣布將萬彥齋開革出宗祠，什么時候考上舉人，為族里增光添彩，什么時候再讓他回來。

這一年的秋天，萬彥齋科舉高中，族長不僅請他重回宗祠，而且“為之開宴慶賀”。之后，萬彥齋官至通州學正，還生下兩個兒子，人們都說這是他在除夕那天救人于危難的善有善報。

二、為助人，無米下鍋

在萬彥齋的事跡中，我們除了為萬彥齋的義舉感動之外，還必須注意到古代中國那種質樸、向善的“民風”，無論是老伴還是族長，他們都非常清楚什么是大義，緊要關頭怎樣取舍才是正確的選擇，而這恰恰是當下最需要恢復的“傳統”。

大量古代筆記中的記載，證明類似事件絕不是偶然的，而是廣為當時社會所認可的道德標準。清代曾衍東所著筆記《小豆棚》記載，浙江有個名叫辛得仁的書生，在一個富人家坐館教書，“歲暮解館，得束脯八金”。在歸家的渡口，見打牌夫婦二人在岸邊抱在一起痛哭流涕。辛得仁問他們發生了什么事？丈夫說：“眼看到年底了，索債的人天天堵在家門口逼債，說是如果再不還錢就要把我的老婆賣掉抵債，我們兩口子實在走投無路，準備一起投水自盡……”辛得仁一聽，心下惻然，把八兩銀子都拿出來給他們，讓他們拿去抵債。夫婦倆再三拜謝，才相扶而去。

辛得仁回到家中，把事情給妻子一講，剛剛講到一半，妻子就說：“你為什么不把年金拿出來救救他們兩口子呢？”辛得仁笑道：“我已經傾囊相授啦！”妻子這才欣慰地笑了。

這一天是除夕，家中空無一物，下鍋的米都沒有，妻子賣掉一條紅裙子，才算買來酒食，辛得仁隨口吟道：“紅裙沽清酒。”妻子立刻接道：“黑箸蘸白鹽。”兩口子苦中作樂，好像不知道床頭米罄、灶底煙寒一般。

當夜，在窗外的爆竹聲中，兩口子縮在床上睡去，辛得仁夢見一處瓊樓玉宇的地方，大門左右掛著一幅對聯：“關關金鎖戶，卷卷玉鉤簾。”恰與他和妻子所做之詩相續。

開春后，辛得仁又去那戶富人家當塾師，恰好富人的母親去世，請了風水先生看風水，辛得仁想到父母年事已高，也請風水先生幫助留意一塊好地。“至一處，見鹿臥地，人至奔去。”風水先生說：“此地形狀恰是金鎖玉鉤，乃是上好的吉壤。”聽得“金鎖玉鉤”四個字，辛得仁想起夢中那句“關關金鎖戶，卷卷玉鉤簾”來，不禁十分吃驚。正在這時，突然跑來兩人將他拉住，開口便叫恩公，辛得仁一看，竟是自己借給錢的那兩口子，他們說：“得到你的錢還債，總算熬過了難關，一直想報答你，今天終于得見！請問恩公怎么在這里？”辛得仁便把自己跟著風水先生一起找吉壤的事情說了一遍，指著那塊鹿臥之處道：“只是不知道那是誰家的地方？”兩口子道：“這本是我家的一塊薄地，愿轉讓給恩公！”不僅如此，辛得仁雙親去世后，兩口子幫助他營葬，而事實證明此地確是風水寶地，因為辛得仁當年就科舉高中，官至都憲。

《履園叢話》中亦記有錢塘王云廷先生之事，此人善良厚道，有一年過年，一個已經被辭退的仆人欠了別人的錢，債主找上門來，王云廷把事情告訴他，債主不依不饒，“遽肆咆哮”，非要王云廷償還這筆欠款，“公即代償之”。不久，家里人趕廟會買了把笤帚，賣笤帚的人又找到家里，說他們給了一把的錢拿了兩把，家人感到很委屈，說并無此事，但王云廷還是把錢給了那小販，小販臨走還冷笑著罵道：“你們要是不心虛，怎么肯給我錢呢？”氣得家里人不行，都認為王云廷軟弱，王云廷卻覺得大過年的，都不容易，讓別人開心地過個年，縱使自己吃點虧也是值得的。此后，王云廷于雍正丙午年高中鄉試，而他的兒子王際華于乾隆年間考取探花，后來官至禮部尚書，在世人看來都與他王云廷的行善積德密切相關。

三、為公事，堅守部堂

不僅是樂于助人，在大年三十這闔家團圓的一天忠于職守、愛崗敬業，也會有不同尋常的收獲。

吳熾昌所著筆記《客窗閑話》中，記敘有一年除夕夜，明武宗微服出宮“歷六部九卿公署”暗訪，發現各個衙門都空無一人，直到進了吏部，突然聽見有人在哼唱南曲，他推門進去，發現一個小吏“陳盤肉壺酒自歌自飲”。那小吏見有人來，以為是其他衙門來辦事的，殷勤地請他入座喝上兩杯。明武宗也不推辭，與他對面而坐，邊吃邊聊，問他除夕夜怎么不回家過年？那小吏說：“我是浙江來的掛名小吏，家不在京城，這除夕夜，上官和同事們都有家可歸，我又沒處去，便干脆在衙門里過年了。”明武宗說：“京城繁華，有的是可以尋樂子的去處，何以要在此只身一人呢？”小吏樂呵呵地說：“我看部堂之內，剩余了很多年前沒有辦完的公文，再拖延不辦，會耽誤公事，所以干脆留下來辦公，還買了酒肉自斟自飲，也算自得其樂。”這時窗外的爆竹聲此起彼伏，明武宗與小吏一起觀賞完了除夕的煙花，才離開吏部，小吏怕他喝多了酒摔倒，還提著燈籠送了他一程。

第二天，小吏正在收拾行囊，做節后返鄉的準備，突然郎官緊急召喚他進宮，說皇帝要見他。小吏很驚訝，因為他官位卑微，根本沒有面圣的資格，卻又不敢不去，急匆匆進了宮，上了殿，才發現坐在龍椅上的正是昨晚一起喝酒過年的“哥們兒”，嚇得他魂飛魄散。明武宗說：“你能在別人回家過年的時候，能夠忠于職守，勤慎可嘉。”然后將他提拔為一般由吏部尚書署理的太湖司巡檢。

《清稗類鈔》中亦記有一事。乾隆年間，京城有個姓王的乞丐，平時流落街頭，無家可歸，年紀漸大，才托朋友在當鋪找了個雜役的工作。他勤勤懇懇，任勞任怨，但畢竟位置低微，沒人看得起他。有一年除夕，典當鋪要清賬，“主者核計簿，屢舛”，賬目太亂怎么都核算不清楚，老板正在發愁，王某小心翼翼地說：“讓我試試？”當鋪的人都等著看他的笑話，誰知“王持籌一核，符合”。老板大喜：“沒想到你竟然有這樣的才能，怪我有眼無珠！今年廟會你跟我一起去吧！”當時北京每年正月，“隆福、護國諸寺各有定期之市”，當鋪里期滿未贖的物品，往往在廟會上設攤銷售，因為王某的參與，這一年當鋪在廟會上賺了個缽滿盆盈。

正好有個太監來廟會買東西，認識了王某，也知道了他精通財務，便說：“以你的才能，應該是做大生意的，豈能甘于在當鋪里做個朝奉，你明天到我位于東華門內南池子的住宅來，我跟你合伙做生意！”于是王某跟當鋪老板辭職，到太監家去，太監出了一大筆錢，在東華門開了家綢緞店，由王某經營，“王雖驟得志，然不改其度”。

這一年是乾隆乙未年（公元1775年），依例是海外各國的進貢之年——日本也不例外。乾隆皇帝在接見日本使臣的時候問：“你們覺得我國的風俗民情如何？”那使臣說：“天朝不僅士大夫讀書明理，就連商賈也注重信義。東華門有位姓王的綢緞商，跟我做生意時，知道我是日本使臣，銀兩的周轉不便，便坦然把貨物賒給我，還怕我初到京城，人生地不熟，陪我逛街看劇，饋贈我食物，深情厚誼，令我十分感動。中華的文明教化，實在不是我們這樣的海國所能望其項背的啊！”

乾隆皇帝本來就是個死要面子的人，聽說一個綢緞商給自己掙這么大臉，牙差點兒樂碎了。第二天召見了王某，“由內務府撥銀五十萬兩，命王司之，王辭太監，而自設緞肆”，從此成為官商，“以此益富”。

無論濟人錢財、助人為樂還是忠于職守，都是不經意間的“隨性而為”，只是平日里好事做多了，做慣了，除夕這天也習以為常，跟那些只在3月5日才學雷鋒的人不是一碼事。也許有人會說，古代筆記中的記敘，有真有假，有寫實有杜撰，多少人積德行善一輩子，都未必能得到“善報”，但是，人一生最大的善報，不恰恰就是擁有一顆善良的心嗎？大年三十，盤算盤算過去的一年，但有助人，無愧于心，那年夜飯吃起來也格外的香吧！

本文發表于《北京晚報》，澎湃新聞經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