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復業后的一年時間里，商務印書館一方面以“科學管理法”強化企業內部管理；另一方面通過多種方式擴大出版物的發行量。下文分別予以詳敘。

企業內部管理

企業內部管理涉及組織規范、人事制度、薪酬福利、財務管理等諸方面，具體措施如下：

（一）組織規范

公司復業后，一切章程和規則都重新制定。生產、營業、供應、主計、審核五部門的暫行辦事規則；編審委員會、秘書處等暫行辦事規則，以及各部服務待遇暫行規則，都在八月內先后公布。所有規則均依據科學管理原則制訂。

（二）人事制度

1932年8月1日公布的《上海工廠職工服務暫行規則》對職工的獎懲條例做了非常詳盡的界定，有13種情形下給予獎勵；5種情形下發出“警戒”；8種情形下記過；10種情形下記大過；24種情形下可隨時解雇。另外，為使錄用機會均等，并避免不稱職者互相包庇，王云五還為員工錄用定下了回避原則：“父子兄弟已有一人進用的，其他概不進用。”

（三）薪酬福利

1933年4月6日和8日分別公布《同人獎勵金分配暫行章程》、《同人普遍獎勵金派發暫行規則》和《總館特別獎勵金派發暫行規則》。每年度獎勵金總額的分配比例為：（甲）總經理和經理占10%；（乙）全公司同人普通獎勵金占45%；（丙）全公司同人特別獎勵金占45%。其中“特別獎勵金”派發標準采取打分制。王云五認為，原來實行的普遍分紅獎勵制度雖有良好的初衷，但已起不到獎勵的效果，很多職工將此種按薪金額比例分配的獎金視為待遇上應有的一部分，所以亟待改革。將普遍獎勵金與特別獎勵金相結合，是王云五的“科學管理法”的精華之一，既可以使全體員工都能享受到公司發展帶來的紅利，也能有效激勵做出突出貢獻的員工。

此外，4月21日，約定泰山保險公司、友邦保險公司、四海保險公司三家，為總分館職工承保終身壽險，并于當天簽訂合同。職工只需支付保費的一半，其余一半由公司補貼。4月28日，公布《分支館特別獎勵金派發暫行規則》，按營業額和利潤占營業額的百分比者兩項指標打分。4月29日，公布公司指定的職工看病的醫院、醫師和配藥的藥房。5月31日，公布《女同人生產假津貼薪工暫行規則》，其中規定女職工可請8周產假，產假期間被扣工資由公司以津貼的方式返還。產假津貼來源于公司每年度結賬盈余中所提取的特別公積金。

（四）財務管理

1933年1月14日，商務印書館公布“成本會計試行規則”，在上海的三個分廠以及香港和北平兩個分廠施行。王云五在1930年提出的“科學管理法計劃”中，成本會計制度是12個子計劃之一。在“一?二八”事變之后，他尤其強調降低成本的重要性：“第一件是要繼續減輕成本，為文化計，只有減輕書籍的成本，才能使社會得有廉價的讀物；為營業計，也只有減輕書籍的成本，才能應付同業的競爭。”

商務在降低間接成本上做足了文章，在此試舉兩例：（1）嚴控機器的折舊費，除非必需，盡量不添購新機器。深入挖掘現有機器的潛能，通過合理運用，使原來每天只工作8小時的機器晝夜24小時不停地生產，一部頂三部。再通過制訂合理的生產計劃，使工作銜接順暢，甚至可以實現一部機器等同于從前四部機器的功用。另外，上海總廠被毀后，并未輕易丟棄被嚴重損壞的機器，而是盡力修理利用，從而避免大量采購新機器。對于無法修復的機器，則作為廢件通過嚴格的招投標程序出售，把損失降到最低。

（2）通過一人多職，一職多能，降低管理人員的費用。王云五在復業周年講話中說：“現在會計科的同人較前亦減少，但是今年結賬的時間比以前提早約兩個月，其辦事效率亦可想見。試以我個人而論，似乎也兼任了‘一?二八’以前六、七個人的事。我的主要職務為總經理，但同時兼任了從前的編譯所所長和印刷所所長，有時還兼半個出版科科長。近來編印教科書，我簡直還兼任從前的國文部部長。又從前編譯所的秘書和印刷所的書記，現在也可以說由我自兼。甚至有時還兼校對員或計算員的工作。”

以上所述的降本增效措施，起到了立竿見影的作用。根據1933年3月26日召開的股東常會的會議記錄：“1932年份，公司凈盈余871827.484元……盈余之原因，則大都由于節省生產費之最重重者四項，約計減省25萬余元，管理費及營業費約減省18萬余元，機器折舊及利息，約減省十萬余元，以上三款，共計節省54萬余元。其他尚未一一計入，本屆總館盈余53萬余元，則本屆之有盈余，謂為全由節省而來。”“本屆公司，如此艱難，能有如此成績，此皆公司辦事人之努力，元濟謹代表全體股東及董事會向總經理王云五先生道謝，并向本公司全體同人道謝。”

王云五依據其“科學管理法”所實行的一系列內部管理措施，經實踐證明是行之有效的，為商務印書館的迅速復業以及復業后的崛起提供了人力、財力和物力的保障。

擴大發行量

在擴大發行量方面，王云五采取了“兩步走”策略：從1932年8月1日復業到當年10月底，首先恢復出版四種雜志并盡其所能地發行重版書；從1932年11月1日起不斷推出新的圖書品種系列以創造出新的市場需求。同時，為了使產能配合不斷擴大的發行量，商務印書館還采用了預約售書的營銷策略。

（一）恢復出版原有的部分雜志

1932年8月20日，生產科出版部通告第一號：“《東方雜志》、《英語周刊》、《兒童世界》、《兒童畫報》恢復定于本年十月內繼續出版。”而其它雜志如《教育雜志》、《學生雜志》、《婦女雜志》、《少年雜志》等則因出版力量不足而暫緩復刊。

以討論時政和增進國民知識為辦刊宗旨的《東方雜志》在當時的中國知識界享有極高聲望。復業之初即率先復刊這本雜志，一方面是因為其具有強大的號召力；另一方面，由于《東方雜志》的讀者群與商務版圖書的讀者群高度重合，所以轉化率也很高。復刊《東方雜志》可以加強讀者的黏性，帶動圖書銷售，因為每一期雜志上都會刊登新書或重版書的廣告。

近代知名畫家王濟遠的“劫后殘照”——刊登于《東方雜志》復刊號的正文首頁

（二）每日出版一種新書

從1932年11月1日起，商務印書館每天出一種新書（不含教科書）。復業之后，雖然先后在上海設立了印刷廠、制版廠和平版廠以增加生產，但這些廠房都是租賃來的，且設備頗為簡陋，遠不及從前。王云五回憶說：“去年復業后，因歷年出版的書籍八千余種悉數被毀，母版保存的也不及十分之一，如按一般營業的規則，自宜以全副生產力從事于被毀各書的重版。但是我以為出版家的職責當不斷的以新著作貢獻與讀書界。”

當王云五宣布每日出版一種新書并同時復刊《東方雜志》等四種雜志的計劃時，被很多同事認為不自量力。但他認為“日出新書一種不過是最低限度的一項貢獻”。他主張復業后的商務印書館應該從依賴于出版教科書向更全面的出版門類過渡：“‘一?二八’以后，我特別注重一般用書，包括專門著譯的編印，結果教科書營業雖然沒有減少，而一般用書的營業數量，卻由前此遠遜于教科書者，進而超過教科書的地位。”

據筆者統計，在1932年11月初最先出版的新書以《百科小叢書》和《漢譯世界名著》為主。其中，出版的第一本《百科小叢書》為《平時國際法》；第一本《漢譯世界名著》是《佛蘭克林自傳》。

“日出新書一種”的廣告

由于原先的編譯所被新設立的編審委員會取代，無需再維持一個300多人的編譯團隊來自編書稿，而是使用外來投稿或約稿，審稿成了編審員和編譯員的主要工作。外來稿件的撰稿人通常是來自各個學科和行業的專家學者，所以這些書稿的內容不僅更豐富，而且更有深度。新組建的編審委員會雖然只有十幾個人，但出書的速度、數量和質量決不亞于原來有300多人的編譯所。這為商務印書館出版大量新書尤其是系列叢書奠定了基礎。

（三）開發《大學叢書》、《復興教科書》和《小學生文庫》

1932年10月24日，商務發布《大學叢書委員會條例》和《印行大學叢書條例》。事實上，在一年多前，王云五就撰文指出：“國內各大學之不能不采用外國文圖書者，自以本國文無適當圖書可用。本館見近年日本學術之能獨立，由于廣譯歐美專門著作與鼓勵本國專門著作。”由此他表示：“竊不自揣，愿為前驅，與國內各學術機關各學者合作，從事于高深著作之譯撰期次第供獻于國人。”

“一?二八”事變突發，總館被毀，王云五愈發感到“學術救國”的迫切性，“大學叢書之出版，不容再緩”。于是，在商務印書館復業后，《大學叢書》項目得以迅速重啟，由蔡元培先生領銜，組織《大學叢書》委員會統一籌劃，邀請各學科專家如胡適、翁文灝、馮友蘭、吳經熊、馬寅初、李四光、竺可楨等擔任委員會委員，擬定《大學叢書》目錄，并對入選目錄的書稿進行審核，叢書涉及文學、理學、法學、教育、農學、工學、商學、醫學等八大類共732個科目。商務印書館也借機整合新舊資源，不僅打造出學術領先的“國化教科書”，同時還有效地盤活了原有出版物的存量，一舉兩得。《大學叢書》出版后，商務印書館以版稅的15%做為著作人的報酬，達到了雙贏。

由于《大學叢書》委員會云集了國內權威專家學者坐鎮，不僅保證了叢書有學科的豐富性、學術的嚴謹性和內容的時效性，還可以借助時任各大學校長的委員們（不少于30位）在其校內推廣《大學叢書》，以促進學術的普及。大學叢書委員會規劃在長達五年的時間里逐步出版多達幾百種的學術專著，給商務印書館帶來了學術出版領域不可撼動的地位，以及長期而穩定的營業收入。

從1932年10月就開始籌劃的《大學叢書》終于在1933年4月出版了五本專著，第一本是由時任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所長的丁燮林審定的《普通物理學》上冊。同月，初級中學用的多種《復興教科書》也開始排印，含《公民》、《國文》、《代數》、《物理》、《化學》等15種。因為《復興教科書》是根據當時的新課程標準新編的教材，所以銷量可觀。以《復興地理教科書》為例，1933年7月初版，到8月就出到了40版。

復興初級中學教科書《國文》第一冊的目次傅東華編著1933年5月初版

1933年7月15日，第一集共500冊的《小學生文庫》開始“發售預約”。《小學生文庫》是仿照《萬有文庫》創編的叢書，面向當時全國的七、八萬所小學，因為其中只有極少數擁有自己的圖書館，所以一旦大多數小學開始創建圖書館，門類齊全的《小學生文庫》就可供給整個圖書館的用書，其潛在的需求量之大甚至超過了《萬有文庫》。

《小學生文庫》第一集的封面

（四）預約售書

1933年元旦，商務印書館發布十種字典、辭典的聯合促銷廣告，以價格優惠鼓勵成套預約。王云五的這種預約售書模式不僅可以幫助公司實現以銷定產，大幅提高包括備料、制版、印刷、裝訂、出版等各環節的計劃性，有效降低庫存，而且還能收取預約書款，用于購買原材料和支付生產費用。

字典和辭典的預約銷售

截至1933年7月底，商務印書館恢復營業一周年。出版量方面，已出的重版書有大約3000種，占“一?二八”事變前出版物總數的3/8。從1932年11月1日起，已出220多種新書。此外，新編的《大學叢書》、《小學生文庫》和《復興教科書》都有廣闊的市場前景。人員方面，隨著業務愈加繁忙，每個月都會進用新的職員充實到各個崗位上，在復業一周年之際，直接和間接為上海總館服務的職工人數已不下兩千人，超過了“一?二八”事變前總館職工總人數的一半，而且其中大多數是被解雇的老職工。

至1933年底，雖然機器數量只有原來的五、六成，工人人數減半，但商務印書館的印刷能力達到了“一?二八”事變之前的兩倍半。生產效率的大幅提高，也帶來了職工的薪酬、獎金和福利待遇（人壽保險和醫療補助等）的實質性改善。據王云五在1933年12月的文章中舉例說明：“印刷工人的平均收入，按照本年七月份和十一月份的平均統計，較‘一?二八’以前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二。”以下幾張圖表展示了商務印書館在1932年8月1日復業后所創造的不俗業績。

復業一年來出版新書的統計表（小學教科書和萬有文庫的單行本均未列入）

上圖為商務印書館各年業績的自我縱向比較：遭劫難次年一月到七月的營業收入（159萬元）已經接近了其鼎盛時期（1931年）全年營業收入的一半。

1931-1934年商務印書館和中華書局的出版物種數對比圖（數據主要取自周其厚著《中華書局與近代文化》）

上圖為商務印書館與其最大的競爭對手進行橫向比較：對比商務印書館和中華書局在1931-1934的四年中的出版圖書的種數，最特殊的年份莫過于1932年：由于商務印書館在一月底遭受滅頂之災，其當年的出版種數跌入最低谷，連上一年的十分之一都不到，而這52種新書還是從11月1日起堅持每天出一本新書才實現的。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華書局在1932年出版了608種新書，成為了四年中的高產年，客觀上填補了商務印書館的出版真空期。而商務印書館在復業后的次年（1933），出版種數即在1931年的基礎上翻倍，新編印的《大學叢書》和《小學生文庫》貢獻突出。或許是受到了商務印書館爆發式增長的市場擠壓，中華書局在1933年的出版種數反不及1932年的半數。

假如從商務印書館在1934年的發展高度回望1932年年初的劫后危局，可能會有恍如隔世的感覺。大劫難之后的商務印書館并沒有在廢墟上進行大規模重建，也沒有靠增資擴股或發行公司債來大量購置新設備和增加員工，而是通過“科學管理法”建立起現代企業的管理制度、重組公司組織架構、實施成本會計、進行精益化生產、打造精干的團隊、優化獎勵機制、創新出版類別等方式浴火重生，煥發出更加旺盛的生命力，讓商務印書館在1937年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之前，不斷續寫中國近代出版史的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