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5100多戶家庭問卷、8600多份成人問卷（15歲以上）、近1900份少兒問卷：上海大學“數據科學與都市研究中心（Center for Data and Urban Science, CENDUS）”歷時一年于2017年7月完成了上海都市社區調查（Shanghai Urban Neighborhood Survey, SUNS）。

調查對上海540個社區進行數據搜集，問卷對象包括居（村）委員會、業委會、物業公司、社會組織活動以及社會工作者等社區治理主體。調查人群包括戶籍人口、非戶籍人口的成年人和未成年人，關注的問題有就業、移民態度、教育、住房等公共話題。

澎湃研究所經授權選摘刊發調查的部分內容。本文重點談及居民的鄰里關系、與居委會的關系，以及社區參與程度。

（一）近四成居民很少與鄰居交流

本次調查了8213名受訪者關于上一年鄰里交往的情況，調查發現近70%的被調查對象都與本小區鄰居有過交談、聊天或相互拜訪的行為，另外27.52%的人則幾乎從未與鄰居有過這些交往。被調查者中，差不多每天、每周兩到三次和每周一次與鄰居進行交往的超過全體受訪者的57%，很少與鄰居往來的占全體受訪者的14.81%。總體上，大部分上海居民（近六成）能夠至少每周一次與鄰居有交往，其中約三成每天都有交流，但也有近四成的上海居民很少或從不與鄰居交流。

委托代收快遞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委托方與被委托方之間的信任程度和親密程度，通過對這一問題的調查，可以了解鄰里間交往的親疏程度。選擇“完全不可能”和“不可能”的被訪者不超過全體受訪者人數的22%，完全沒問題的被訪者占全體受訪者的46.29%，多數情況下沒問題的受訪者占18.98%，即較可能委托鄰居代收快遞的受訪者超過全體受訪者的65%。這說明，大部分受訪者是可以委托鄰居代收快遞的，這種鄰里間的信任程度還是較高的。

大部分上海居民能夠較為積極地主動地與鄰里進行交談、聊天或相互拜訪等交往活動；對鄰居個人信息了解的受訪者較多，但了解程度還不夠高；大部分受訪者對鄰居比較信任。這說明整體看來，大部分受訪者比較積極地參與鄰里交往，但是交往的程度還有待提高。

（二）學歷越高，鄰里交往越不緊密

除了本科及以上學歷，其他各學歷受訪者中與鄰居差不多每天交談、聊天或相互拜訪的人在本學歷群體中的比例都是最大的，約為30%以上，而本科及以上學歷受訪者中只有19.84%差不多每天與本小區鄰居進行交往。另一方面，本科及以上學歷受訪者中，幾乎從來沒有與鄰居有交往的比例為18.52%，是5種學歷中百分比最大的，高中及以下受訪者中存在此種情況的百分比都較小，均不超過10%。同時，小學及以下受訪者中，差不多每天和每周兩到三次與鄰居交往的人接近該群體的80%，該比例在初中受訪者中超過該群體的70%，在高中受訪者中接近該群體的70%，在大專訪者中約為該群體的56%，而本科及以上學歷的受訪者中則不到43%。可以明顯看出，隨著學歷的升高，調查對象與鄰居交往溝通的比例越低，即鄰里交往越不緊密。

統計顯示，在鄰里交往方面，與鄰居互動越緊密，學歷不同帶來的差異越明顯，初中及以下學歷的受訪者與鄰居互動的緊密程度更深；反之，大專及以上學歷的受訪者與鄰居互動的緊密程度更低，即學歷越高，鄰里交往不管是在頻次還是程度上都越低，鄰里交往情況越不緊密和積極。為什么在鄰里交往方面，處于學歷兩端的群體差異這么明顯呢？一個可能的解釋是學歷較高的群體，會把時間和精力更多地投入到更有個人收益的社交對象和場合，而且對自己和他人的個人信息保護較為敏感和重視。

（三）戶籍與鄰里關系

總體來說，不管是本地戶口還是外地戶口的受訪者中差不多每天與鄰居交談、聊天或相互拜訪的人都占其總體的大多數，其中本地戶口受訪者中差不多每天與鄰居往來的占本地戶口總體受訪者的47.92%，這個比例在外地戶口受訪者中是36.69%，這說明不管是本地戶口還是外地戶口的受訪者都和鄰里保持著較為積極的互動狀態。但是，可以看到，在差不多每天和每周兩到三次這樣一種較為頻繁的鄰里互動狀態下，本地戶口受訪者中屬于這種情況的百分比約為70%，而外地戶口受訪者中屬于這種情況的百分比約為60%；而在很少和幾乎從來沒有這樣一種很不頻繁的鄰里互動狀態下，本地戶口受訪者中屬于這種情況的百分比約為14%，外地戶口受訪者約為18%，本地與外地戶口的情況剛好與較為頻繁狀況下的情況相反。這說明，本地戶口的受訪者在鄰里交往的頻次方面比外地戶口受訪者多，鄰里交往更為頻繁。

為什么本地戶口與外地戶口受訪者會有這么明顯的差異呢？有可能的解釋是本地戶口的受訪者占據全體受訪者的比例較大，其次可能是本地戶口受訪者的主體身份感更強，而外地戶口受訪者因為沒有擁有本地戶口，在心理認同上還是將自己劃分為“外人”，在上海的“主人”感不強，他們認為自己目前可能只是暫時居住生活在某一小區，但這種居住狀態是不穩定也不長久的，因此同本地人相比，不太主動同周圍鄰居進行頻繁且密切的交往和深入的了解。

二、居民與居委會

在我國，居委會是城市社區中的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尤其在中國的大中城市，隨著經濟社會轉型而累積起來的越來越多的社會公共問題，城市政府往往把大量政治性事務和行政工作以責任包干的方式分配給街道，然后再由街道下壓和轉嫁給居委會，最終居委會成為政府在社區職能延伸的工具和落腳點。

就信任程度而言，很不同意和不太同意自己信任居委會的受訪者略微超過10%，同意和非常同意自己信任居委會的受訪者約為48%，對居委會信任程度一般的受訪者為41.32%，這說明大部分受訪者還是對居委會持信任態度的。

在被問及是否知道居委會主任時，27.90%的受訪者表示知道，72.10%的受訪者表示不知道。

在本次調查中，大部分受訪者（74.42%）表示知道居委會辦公室在哪里，有25.58%的受訪者表示不知道。

關于過去一年中被調查者去過多少次居委會的問題，共有6090名受訪者做了回答。總體來說，全體受訪者在過去一年中去過居委會的平均次數是7.85次。統計顯示，有37.18%的受訪者表示在過去一年中，沒有去過居委會；去過10次以內（不包含沒有去過和去過10次）的受訪者有約54.48%；去過365次以上（不包含365次）的受訪者約0.11%。這說明在全體被調查者中，在過去一年中有大部分受訪者去過居委會。

通過以上對于居委會的認同、居委會主任和居委會辦公室了解程度以及去過居委會次數的調查，可以看到大部分受訪者對居委會較為認同，且大多數知道居委會辦公室在哪里，但很少數受訪者知道居委會主任是誰。可能存在的原因有兩個，一是受訪者中的大多數認為居委會可以維護自己的權益，在自己需要維權或解決困難的時候他們會想到找居委會解決問題，但是在他們看來對他們幫助最大的是居委會這個組織，而不是其中的某個人比如說居委會主任，因此他們對居委會主任的了解較少；二是可能居委會主任自身的宣傳工作不到位，也有可能存在失職缺職的現象，因此受訪者中大多數不知道其所在社區居委會主任是誰。

三、社區公共參與

（一）基本狀況

1、參與小區業主大會投票

業主大會由同物業管理區域內所有業主組成，在物業所在地的區、縣人民政府房地產行政主管部門的指導下，對關系到整體業主利益的事情進行決議。業主大會是全體業主組成的社區治理機構，其在維護業主利益方面發揮作用離不開業主的參與。參與小區業主大會的投票是是衡量居民社區參與的一個重要的指標，是實現業主自治權利的一個主要途徑。

在被調查的6329人中，參與業主大會投票的比例為28.01%，人數為1773人。沒有參與的人數有4556人，比例達到71.99%。這表明居民在參與業主大會投票方面的熱情和積極性不是很高。

2、參與社區公共事務的討論

社區公共事務包括社區公共物品的生產與供給，推動居民廣泛參與社區公共事務的討論，有助于提高社區居民的認同感和歸屬感，增強社區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維護社區穩定。

調查顯示，居民參與公共事務討論的人數為623人，占總人數的8.75%，而沒有參與社區公共事務討論的比例為91.25%，人數為6497人。可見，當前我國社區居民在在討論社區公共事務方面存在不足。當前社區建設首要解決的問題之一就是提高居民參與社區公共事務的討論的積極性，要讓居民意識到自己就是社區建設的一份子，應該為本社區建設盡一份責任和義務。

3、向居委會、業委會、物業提出意見建議

居委會、業委會、物業是社區的三個重要的機構或組織。居委會是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業委會是業主大會的執行機構，履行業主大會的自治管理職能。物業公司是提供專業化物業管理的市場組織。這三類組織在社區建設和發展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居民在居委會/業委會/物業提意見建議可以讓他們了解居民的意愿，使得他們的工作更加具有針對性，讓居民得到更好的服務。

調查顯示，居民向居委會、業委會、物業提意見和建議的達到17.53%，人數為1295人。大部分的居民沒有向上述機構提過意見建議。

4、受教育程度對居民向居委會提意見建議的影響

居民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向居委會提意見建議占群體的比例越高。具體來看，受教育程度為小學及以下向居委會提意見的人數為126人，占群體比例的10.56%，初中為305人，占群體比例為14.71%，初中為354人，占群體比例為19.81%，專科和大學以上人數分別為20.59%、22.70%，人數分別為194和314人。

5、受教育程度對居民與開發商/物業的沖突的影響

總的來說，不同教育程度的居民與開發商/物業的沖突都比較少，都沒有超過5%。其中小學及以下的群體中，與開發商/物業的糾紛比例最低為1.6%，初中群體為2.36%，高中和專科群體的比例分別為3.64%和3.28%，本科及以上的群體比例最高，為4.47%。

總體而言，教育程度越高，居民與開發商/物業的沖突越多。一個可能的解釋是隨著教育水平的提高，居民的權利意識以及維權的能力有所提高，因而當開發商/物業的某些做法損害了居民的利益時，受教育程度較高的群體更有可能行動起來采取措施以維護自己的合法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