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獲悉，由國家文物局指導，中國考古學會、中國文物報社、廣東省文化和旅游廳主辦，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承辦的“新時代考古發現與研究論壇”近日在廣州召開。

作為論壇議程之一，第三階段主題圍繞“考古中國”展開，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的專家學者分別就他們研究的太平遺址、二里頭遺址、三星堆遺址、垣曲北白鵝周代墓地、?；韬钅?、廣東英德巖山寨遺址等考古工作及進展、收獲進行發言。

關中地區文明化進程研究的新突破

王小慶（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太平遺址位于陜西省西安市西咸新區灃東新城斗門街道，東北距西安主城區約15公里。遺址位于秦嶺北麓向渭河谷地延伸的一處河流階地上，地勢開闊平坦。目前的考古勘探和發掘工作表明，這是關中盆地中部新發現的一處客省莊二期大型聚落遺址。自2021年3月1日考古項目啟動以來，已經完成了對遺址周邊近50萬平方米區域的考古勘探工作，累計發掘面積4600平方米。發現東西并列的兩個環壕，通過對環壕的解剖發掘證實，其年代同屬于客省莊二期文化時期，同時并清理了灰溝、灰坑、房址等各類遺跡數百余處，出土陶、玉、石、骨器等各類材質遺物數千余件。出土陶器組合以典型客省莊二期的單把鬲、斝、高領折肩罐等為主，也有代表周邊文化因素的陶鈴、磨光黑陶杯、雙大耳紅陶罐等。出土的玉料、玉璧、璧芯、玉璜、玉飾品等遺物表明，太平遺址存在一套完整的玉石器生產鏈。出土的卜骨形制規整，灼痕清晰可辨。葉形陶牌飾枝葉紋刻畫精美。浮選出的農作物遺存主要有粟、黍、水稻、小麥等。出土動物骨骼遺存主要有豬、羊、牛等家畜，也有鹿、中華圓田螺、河蚌等野生動物。目前我們對太平遺址的工作僅僅是冰山一角，但是玉器加工生產、卜骨、陶牌飾和陶鈴的存在表明太平遺址具備了高等級的中心聚落遺址的應有要素，是我們了解中華文明起源和早期發展中心區域的一處重要遺址。

太平遺址出土的玉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供圖）

太平遺址出土的陶器

二里頭都邑布局探索的新收獲及其意義

趙海濤（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在以往考古工作的基礎上，近年二里頭工作隊繼續以探索二里頭都城的布局為中心工作。新發現宮殿區南、北兩側的東西向道路向東、向西延伸，道路的兩側多發現有與宮城南、北墻成一直線或平行的墻垣。確認“井”字形道路西南路口、作坊區圍垣的西北角、宮城西南角；作坊區、宮殿區、祭祀區以西至少各存在一個分區，確認作坊區以西區域的東側、北側圍垣，宮殿區以西區域的南側、東側及北側圍垣及東南拐角，祭祀區以西區域的南側、東側圍垣。中心區的這些主干道路和墻垣把二里頭都城分為多個方正、規整的網格區域，宮殿區居于核心，祭祀區、官營作坊區、貴族居住和墓葬區等重要遺存拱衛在宮殿區的周圍，表明二里頭都邑有了嚴謹、規整的規劃，顯示了王權的至高無上、權力中心的高度集中，極可能已出現了分區而居、區外設墻、居葬合一的布局。這樣嚴格、清晰、規整的規劃布局，顯示當時的社會結構層次明顯、等級有序，統治格局秩序井然，暗示當時有成熟發達的統治制度和模式，是進入王朝國家的最重要標志。都邑布局的這些史無前例的新創造，多被后世繼承，體現了二里頭王國開創的劃時代變化及對商、周文明的引領作用，也為先秦時期其他都邑遺址探索布局、結構提供了有益的參考。

二里頭遺址3號基址

三星堆遺址祭祀區的考古工作進展與收獲

雷雨（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遺址工作站站長、三星堆博物館館長 ）：三星堆遺址祭祀區新一輪的考古發掘工作始于2019年，目前仍在進行。本次發掘秉持“課題預設、保護同步、多學科融合、多團隊合作”的工作理念，除了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負責全面統籌之外，另有39家單位共同參與，涉及考古發掘、文物保護與多學科研究，取得了以下重大收獲。1.確認了三星堆遺址存在著一個明確的祭祀區，祭祀區位于三星堆臺地的東部，主體遺存包括8座長方形或近方形“祭祀坑”以及內含一定數量高等級祭器的小型圓坑、矩形溝槽、特殊建筑、灰溝等。2.新發現6座“祭祀坑”，加上1986年發掘的一、二號坑，8個坑集中分布在一起，各坑大小有別，方向、堆積和包含物不盡一致，形成年代大致相若，均為商代晚期至西周初年，碳十四測年與通過坑內陶器判斷的年代基本相當。截至目前，已出土各類編號遺物約一萬四千件，其中完整和較完整遺物逾3000件。3.新發現的遺跡和文物，進一步豐富了三星堆文化與古蜀文明的內涵，若干新器物，兼有古蜀文明、中原文明和國內其他地區的文化因素，進一步闡釋了“古蜀文明是中華文明重要組成部分”的基本認識。4.本次發掘創新使用了一系列發掘與保護工作平臺、操作系統、控制系統與記錄系統，推動了四川田野考古工作方法和手段的進步。

三星堆遺址8號祭祀坑發掘現場

多學科研究闡釋模式探討——以垣曲北白鵝周代墓地考古為例

鄭媛（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長）：運用生物學、分子生物學、化學、地學、物理學等前沿學科的最新技術分析我國古代遺存，堅持多學科、多角度、多層次、全方位，密切考古學和歷史學、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的聯合攻關，做好考古成果的挖掘、整理、闡釋工作等，是總書記對新時代文物考古工作的要求，也是當前考古工作模式的現實反映。山西垣曲北白鵝周代墓地的考古工作，從發現之初，就堅持多學科的介入。通過開展對銅器銘文的古文字學的釋讀與研究，引發了學界對其世系族屬、性質的熱議；應用年代學方法，對北白鵝銅器表面殘留的麻繩進行取樣，更精準地厘定墓葬年代；應用分子生物學的技術、設備與方法，對殘留物進行分析，發現先秦時期我國現存最早的果酒和化妝品殘留等，都極大地豐富了我們對兩周之際社會生活的認識，對研究和探討兩周時期的政治格局、畿內采邑分封制度及晉南地區兩周時期的埋葬制度、人群族屬等問題提供了新的科學依據。同時，基于這些豐富的研究成果，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山西考古博物館）積極探索“邊發掘、邊保護、邊研究、邊展示”的模式舉辦專題考古成果展和考古云講堂多學科系列講座，從發現、玉器、冶金、音樂、分子生物、古文字、歷史、音樂等方面，邀請各專業領域學者闡釋北白鵝考古發現，與公眾多層次共享考古成果。當前，山西考古院又將“科學化、規范化、精細化、人文化”的田野工作理念應用于實踐，基于北白鵝墓葬本體創建地下方艙實驗室，集環境控制、科技監測、遠程診斷等功能于一體，和我國十三所高校聯合開展田野實驗室考古。相信，多學科精細化發掘將為更全面地獲取古代遺存提供技術支撐。

垣曲北白鵝墓地遠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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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軍（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員） ：?；韬钅沟陌l現和發掘，是新時代江西考古工作最重要的收獲之一。近年來，隨著海昏侯劉賀夫人墓發掘、實驗室考古和資料整理工作的開展，考古工作又取得了一批新收獲。一、考古發掘表明海昏侯夫人墓為一座采用“漢制”營造的列侯夫人墓，發現了墓葬建造時的“堂壇”和原封土的范圍，并揭示了海昏侯夫人墓（M2）“堂壇”底部疊壓劉賀墓（M1）建造時遺存的平、剖面關系，證明?；韬罘蛉四雇碛趧①R墓。二、實驗室考古發現劉賀部分遺骸，推算出遺骸長約173~183厘米。采用X射線探傷、紫外熒光成像等手段，發現劉賀嗣子劉充國遺骸長約110~120厘米，離世時尚為兒童，為南方地區人骨遺骸形貌不存的墓葬尋找遺骸位置提供了技術參考。通過掃描電鏡發現出土馬蹄金、麟趾金鑲嵌物為軟玉、鉛鋇玻璃和蛋白石（貝殼狀）三類。通過拉曼光譜儀檢測發現出土玉器材質大部分為和田玉。發現劉賀（M1）、劉充國墓（M5）出土的琉璃席由上層玻璃席面和下層含紡織物底襯組成，其主體玻璃片及圍邊玻璃泡材質皆為鉛鋇玻璃，所含鉛為高放射性成因鉛，為西漢時期琉璃席制作地點、礦料來源提供了重要線索。三、在資料整理工作中，發現青銅蒸餾器自下而上由青銅釜、擁有內外腔的青銅甑和一套組合式的豆形器蓋三部分組成，通過復原，基本確認這件蒸餾器具備了蒸餾酒的加熱、冷凝和承露三種功能。發現了以“大長公主家工長安陰昌里鍾長君所作/任乙”銘文為代表的一套碗、盤、酒杯和樽的扣銀貼金漆器組合，并發現畫有最早孔子像的“孔子屏風”是一個由衣鏡主屏和《衣鏡賦》輔屏共同構成的雙折式屏風。發現了南方地區唯一一份漢代詔書實物，確定了劉賀的死亡時間為公元前59年10月6日（漢宣帝神爵三年九月初八）， “除國詔書”下發到豫章郡的時間為公元前59年11月14日（漢宣帝神爵三年十月十七），“除國詔書”下發到海昏侯國的時間公元前59年11月22日（漢宣帝神爵三年十月二十五），詔書的流程和傳達體系表明從劉賀病逝到?；韬顕龂昂蟛坏?0天，下葬應該在47天后，為西漢列侯喪葬殯期的研究提供了新資料。

海昏侯墓按照大遺址考古理念進行發掘

廣東英德巖山寨遺址考古發現與收獲

劉鎖強（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員）：巖山寨遺址發現于2017年，由分別分布于山體頂部、石灰巖溶洞及外圍臺地等不同地貌部位的多個地點組成，規模宏大、內涵復雜。2019~2022年，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聯合中山大學社會學與人類學學院、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等單位開展持續的主動性考古工作，目前揭露面積1500平方米，清理出墓葬、灰坑、灰溝、柱洞、火塘等重要遺跡，出土陶器、磨制石器、玉器、青銅器、人骨及植物遺存等各類文物標本1800余件。最重要的發現是在巖背地點清理新石器時代晚期墓葬80余座，應是遺址內集中分布的墓葬區，內部有明確的分區、分組規劃，其墓葬形制、喪葬禮俗及隨葬器物組合都具有顯著的石峽文化特征。巖山寨遺址的文化遺存除粵北本地考古學文化外，可見來自粵東、珠江三角洲、粵西桂東以及嶺北長江中游與環太湖地區等不同地域的考古學文化因素，反映出嶺南內部乃至華南地區不同區域早期人群交流互動的廣泛性。

巖山寨遺址

巖山寨遺址是嶺南迄今發現規模最大的新石器時代至商周時期中心聚落遺址，對于深入研究嶺南地區先秦聚落形態演變、早期社會復雜化進程具有重要意義。巖背墓葬區的考古材料有助于進一步探討本地區該時期葬制葬俗、石峽文化的傳播、石峽文化與良渚文化的關系等問題。巖山寨遺址的發現為環南嶺地帶及周邊地區的早期人群互動與文化交流、史前南中國的高等級社會關系網絡、稻作農業的早期傳播等課題提供了極為重要的新材料。該項目填補了嶺南地區文明起源階段聚落考古的空白，將掀開嶺南史前文化與社會研究的新篇章。

（本文綜合整理自文博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