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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住的日子,是生活;記不住的日子,也是生活

2022-09-13 18:39
來源:澎湃新聞·澎湃號·湃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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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家簡介 ·

肖復興,當代作家,畢業于中央戲劇學院。曾到北大荒插隊,當過大、中、小學教師。曾任《小說選刊》副總編、《人民文學》雜志社副主編、北京市寫作學會會長、中國散文學會副會長。

出版小說、散文等各類文學作品兩百余部。代表作有《藍調城南》《我們的老院》《天壇六十記》等。曾獲中國好書獎、冰心散文獎、老舍散文獎,朱自清散文獎,以及北京、上海地區優秀文學獎等。

·《肖復興散文》導讀 ·

文 | 王必勝

當代散文名家中,肖復興是高產、執著、資深的一位。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至今,數十部散文集顯示了不凡實績。可貴的是,長盛不衰的創作力,不斷開掘散文題旨,文本多變并葆有相當質量,在南北報刊中,幾近遍地開花,多篇作品入選高考選題,或在年度選本中常常露面。他是散文界的一棵常青樹,一位勞模,他以執著的創作力,豐碩成果,裝點了散文園地獨特景致。

人民文學出版社新版的《肖復興散文》,遴選了作家的新作,雖時間跨度十余年,多以近年作品為主,書中有 《人生除以七》《京都之什》《北大荒斷簡》《音樂筆記》《父親母親》五輯。如題所示,感悟人生,舊事新寫,聽樂讀書等,林林總總,風華有致,更為突出的是,以心靈剖白、煙火萬象的真情書寫,成為一本辨識度較高、有情感溫度的作品。

散文,輕松自在,大小由之,無拘束,多真情,寫俗世生活,是有我之文。這也是肖復興本部作品的特色。世相萬物,人生故事,生命自然,親情友情,他以散文的名義書寫。既有親歷故事,生活百態,也捕捉世道人心,文化萬象。題旨豐茂,文心古雅,情懷幽幽,有如古人所言“日麗春敷,風云變態”(清·方宗誠)的韻味。

人生閱歷是文學必修課,多樣化文學歷練,成就了大家手筆和深闊文氣。肖復興的散文,不拘題材,細節飽滿,多有知識性、人文氣,特別是于平凡事象中,描摹人生命運感,留下時代生活的記錄。當年北京胡同的兒時過往,北大荒知青風雨人生,青蔥時節的成長經歷,京城大院文化,昔年花草,親情人倫,世態人心,締結為一份特別情感,成為有溫度的文字,也是一代人的成長記憶。加之,多年從事編輯生涯,早期的詩歌創作,又有隨筆雜感、小說等不同的文體歷練,成就了肖復興文字的繁復渾然。晚近,他在繪畫素描,主要是水彩鋼筆畫上,研習精進,多部散文集的配圖,都是他的手筆。經年累月,不同文藝樣式操練,他的散文寫作游刃有余,漸臻妙境。在小說方面,他著有系列長篇,在詩歌有現代詩和舊體詩,散文隨筆則是近年主打,多卷本的散文系列影響廣泛。本書問世,又有了新收獲。

肖復興畫作

肖復興執著于散文,拳拳文心,矢志不渝。散文不像其他文學體裁,比如詩、小說,專事者眾多,散文多為業余或是文學家另一副筆墨。文學史上,專攻散文的作家不多,個中緣由,或被認為壯夫不為,不如小說詩歌風光。我以為,散文是一種智性文體,思考性文字,并不因為“姓散”,而成為隨意文字,淺近文字。另外,中國散文傳統深厚,對作者也有潛在壓力。當代作家中,肖復興的散文在數量和影響上,可圈可點。晚近,他的散文繼續高產,在為數不多專事散文的作家中,他的持守、執著、實績,令人感佩。

肖復興散文近年呈主題性和專門化趨向。本書中,他的音樂札記、書寫京城舊時風物、知青命運情懷等,一應為主題系列。這與一個成熟散文家的興趣經歷、學養識見有關,也是散文家的自我拓展。散文體量輕盈,內涵雋永,不是宏大建構,或高臺大殿,但閱歷、知識、書卷味,是優秀散文的基本要素,也是見其高下的關鍵。本書中,雖多輕簡的生活畫面,人生故事,卻有對生命自然和人文的深摯思考。他寫繼母深情,勝過親生,寫父子之情,謦欬可聞;他寫舊時故人故事,歷歷如昨,老城的瓦、故城的門、胡同的聲音、門樓的楹聯,或者果腹的菜食,柴米油鹽,無不透視人文背景。鮮活的故事,韻味悠長的文字,形成鮮明的主題性,系列文字又增加了散文題旨的繁復豐饒。當前,散文主題性、專題性的出現,是一些作家的有意為之,成為文學園地一道勝景。

音樂筆記是肖復興散文的“華彩樂章”,他很早就開始了這類散文創作。本書中專有一輯,將中外音樂經典進行了文學闡釋。“音樂和旋律把靈魂引向奧妙”(柏拉圖)。肖復興以個人欣賞體驗,開掘經典音樂的意境,從作曲家生命情懷,感知音樂無國界的藝術魅力,“人類共同語言”的博大精深,以及對人生命運的影響。他多方尋訪大師故地,行走于音樂圣地,說貝多芬、莫扎特、威爾第、施特勞斯、德沃夏克等大師,也聽羅大佑、蔡琴和崔健等人;從音樂與人生,與時代文化和文學,特別是中國詩文的聯系上,多視角、多側面地展示經典藝術的豐贍華美,大師的人物風采。他寫道:“所有的音樂都指向心靈的深處……是對我們人生的救贖,對我們心靈滋潤。”他品評名曲帶給人生的精神力量,從不同時空,不同文化的比照中,認知經典作品的人文精神和文化意義。他不是普及音樂知識,也不是專門欣賞經典解讀大師,作為一個散文家,一個經年的“樂迷”,他解讀藝術與人生的精神聯結,高雅與平凡的共情共美。他以平視的文字,讓音樂經典走進普通欣賞者心靈;或者,以虔誠的心態,感激文化經典對平凡人生的精神滋養,還有對有關史料和人物的獨特理解。一段時間內,寫音樂散文相當熱鬧,而肖復興則是較早、較勤奮并有見地的散文家。

本書開篇《人生除以七》的題目,饒有新意,一個算術式,是作家對生命來路的回望、檢視。人生如寄,來去匆匆,時間無情,人生被時間劃分,為了回望,為了警示。或者,聽聽光陰的腳步,認識自己。這里有作家的自白、自省,也是對蕓蕓眾生的啟迪。歲月無情,回憶過往,與往事握別,堅韌前行。在這一命題下,他對生活的繁復冗雜,或者一些生活物事,平凡小事,投以極大情感。生活細瑣,百姓行狀,人生磨礪,悲歡離合,也有溫情高義,欣喜與歡笑,一切過往,皆為序章。他以平實、雋永的文字,書寫生活中的過往和不斷變化的現實。這是鮮活的現實人生,繁復的生命圖景。這是肖復興散文的人文基調——題旨渾然,不乏沉實,文字清麗,卻饒有情味。故人故事,繁復冗雜,平民生活,人文氣息,或者,這正是我們領略本書的一個線索。

· 精彩篇目選讀 ·

人生除以七

看罷英國導演邁克爾·艾普特的電視紀錄片《56UP》之后,心里不大平靜。這部紀錄片,拍攝了倫敦來自精英、中產和底層不同階層的十四個人,自七歲開始,一直到五十六歲的生活之路。導演每隔七年拍攝一次,看他們的變化。七個七年之后,這些人五十六歲了,這么快就從童年進入了老年。一百五十分鐘的電視片,演繹了人生大半,逝者如斯,讓人感喟。

我不想談論這部紀錄片所要表達的主旨。讓我感興趣的是,它選擇了將人生除以七的方式,來演繹并解讀人生。為什么不是別的數字,比如五或六,而偏偏是七?不管有什么樣對數字特別膜拜的深意或禪意,乃至宗教的意義,七,可以是一個很好的選擇,讓我也來一回這樣的選擇,將自己人生已經走過的歲月除以七,看看有什么樣的變化。

不從七歲而從五歲開始吧。因為,那一年,我的母親去世,我人生的記憶也就是從那時開始。記憶中那一年,夏天,院子里的老槐樹落滿一地槐花如雪,我穿著一雙新買的白力士鞋,算是為母親穿孝。母親長什么樣子,一點印象也沒有了,只記得姐姐帶著我和兩歲的弟弟一起到聯友照相館照了一張全身合影,特意照上了白力士鞋,便獨自一人到了內蒙古修鐵路去。那一年,姐姐十七歲。

七年之后,我十二歲,讀小學五年級。第一次用節省下來的早點錢,買了我人生的第一本書,是本雜志《少年文藝》,一角七分錢。讀到我人生的第一篇小說,是美國作家馬爾茲寫的《馬戲團來到了鎮上》。馬戲團第一次來到那個偏僻的小鎮。兩個來自貧窮農村的小兄弟,沒有錢買入場券,幫助馬戲團把道具座椅搬進場地,換來了兩張入場券。坐在場地里,好不容易等到第一個節目小丑剛出場,小哥倆累得睡著了。這個故事給我的印象那樣深刻,小說里的小哥倆,讓我想起了我和我的弟弟,也讓我迷上了文學。我開始偷偷寫我們小哥倆的故事。

十九歲那一年的春天,我高中畢業,報考中央戲劇學院,初復試都通過,錄取通知書也提前到達了。“文化大革命”爆發了。大學之門被命運之手關閉。兩年后,我去了北大荒,把那張夾在印有中央戲劇學院紅色毛體大字信封里的錄取通知書撕掉了。

二十六歲,我在北京郊區當上一名中學老師。那時我已經回到北京一年。是因為父親突然腦溢血去世,家中只剩下繼母一人,才被困退回京的。熬過近一年待業的時間,得到教師這個職位。和父親一樣,我也得了血壓高,醫生開了半天工作的假條。每天下午,我騎著自行車回家,寫我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取名叫《希望》。在那沒有希望的年頭,小說的名字惡作劇一樣,有一絲隱喻的色彩。

三十三歲,我“二進宮”進中央戲劇學院讀二年級。那一年,我有了孩子,一歲。孩子出生的那一年,在南京為《雨花》雜志修改我的一篇報告文學,那將是我發表的第一篇報告文學。從南京回到家的第二天,孩子呱呱墜地。

四十歲,不惑之年。有意思的是,那一年,上海《文匯月刊》雜志封面要刊登我的照片,來電報要立刻找人拍照寄去。我下樓找同事借來一臺專業照相機,帶著兒子來到地壇公園,讓兒子幫我照了照片,勉強寄去用了。那時,兒子八歲,小手還拿不穩相機。照片晃晃悠悠的。

四十七歲,我調到了《小說選刊》,參與該刊的復刊工作。從大學畢業之后,我從大學老師到《新體育》雜志當記者,幾經顛簸,終于來到中國作協這個向往已久的地方。自以為這里是文學的殿堂,前輩作家葉圣陶和艾蕪的孩子,卻都勸我三思而行,說那里是名利場,是是非之地。

五十四歲,新世紀到來。我自己乏善可陳。兩年之后,兒子去美國讀書,先在威斯康星大學讀碩士,后到芝加哥大學讀博士,都有全額獎學金,是他的驕傲,也是我的虛榮。

六十一歲,大年初二,突然的車禍,摔斷脊椎,我躺在天壇醫院整整半年。家人朋友和同事都說是大難不死,必有后福。我相信他們說的,我相信命運。福禍相依,我想起在葉圣陶先生家中,曾經看過的先生隸書寫的那副對聯:得失塞翁馬,襟懷孺子牛。

六十八歲,正好是今年。此刻,我正在美國印第安納大學旁邊兒子的房子里小住,兩個孫子先后出世,一個兩歲半,一個就要五歲,生命的輪回,讓我想起兒子的小時候,卻怎么也想不起自己的小時候是不是也是這樣子。

人生除以七,竟然這么快,就將人生一本大書翻了過去。《56UP》中有一個叫賈姬的女人說:“盡管自己是一本不怎么好看的書,但是已經打開了,就得讀下去,讀著讀著,也就讀下去了。”人生除以七,在生命的切割中,讓人容易看到人生的速度,體味到時間的重量。流水帶走光陰的故事,改變了一個人。漫漫人生路,能夠有意識地除以七,聽聽自己,也聽聽光陰的腳步;看看自己,也看看歷史的軌跡,是件有意思的事情。

2014年7月23日于布魯明頓雨中

肖復興

記不住的日子

作家愿意語出驚人。馬爾克斯說:“記得住的日子才是生活。”這話說得有些苛刻,也有些絕對。起碼,我是不大信服的。

記得住的日子才是生活,那么,記不住的日子就不是生活了嗎?不是生活,又是什么呢?顯然,馬爾克斯所說記得住的日子,是指那些不僅有意思甚至是有意義的日子,可以回味,乃至省思,甚至啟人。他將生活升華,而和日子對立起來,讓日子分出等級。

細想一下,如我這樣庸常人的一輩子,所過的日子就是庸常的,不可能全都記不住,也不可能全都記住。而且,記得住的,總會是少于記不住的。就像這一輩子吃喝進肚子里的東西很多,如果按照以前我的每月糧食定量是三十二斤,一輩子加在一起,不算水和菜,就得有上千乃至上萬斤,但真正變成營養長成我們身上的肉,不過百十來斤。如果所過的日子全部都能記得住,那么,會像吃喝進的東西全都排泄不出去,人也就無法活下去了。

馬爾克斯將記得住的日子,當成一杯可以品味的咖啡或葡萄酒。普通人乃至比普通人更弱的貧寒人的日子,只能是一杯白水。

人的記憶就像篩子,總要篩下一些。篩下的,有一些,確實是雞零狗碎,一地雞毛,但其中一些不見得比記住的更沒有意義,沒有價值,只是不愿意再像磐石一樣壓迫在心里,而有意識或無意識地讓它們塵逐馬去,煙隨風散。人需要自我消化,讓心理平衡,才能讓日子過得平衡。這或許就是阿Q精神吧?有些鴕鳥人生的意思,不會或不敢正視,只會將自己的頭埋在土里。不過,如果要想讓有些事記住,必須讓有些事不記住,這是記憶的能量守恒定律,是生活的嚴酷哲學。用老百姓的話說,就是拿得起,放得下。所謂拿,就是記得住;放,則是那些沒必要記住的事情吧。

在北大荒的時候,我見過一位守林老人。我們農場邊上,靠近七星河南岸,有一片原始次森林。老人在那里守林一輩子。他住在林子里的一座木刻楞房中,我們冬天去七星河修水利的路上,必要路過那座木刻楞,常會進去烤烤火,喝口熱水,吃吃他的凍酸梨,逗逗他養的一只老貓,和他說會兒閑話。他話不多,大多時候,只是聽我們說。附近的村子叫底窯,清朝時是燒窯制磚的老村,那里的人們都知道老人的經歷,從前清到日本鬼子入侵,前后幾個朝代,是受了不少苦的,一輩子孤苦伶仃一個人,守著一只老貓和一片老林子過活。

我一直對老人很好奇,但是,你問他什么,他都是笑笑搖搖頭。后來,我調到宣傳隊寫節目,有一段時間專門住在底窯,每天和老人泡在一起,心想總能問出點兒什么,好寫出個新穎些的憶苦思甜之類的節目。可是,他依然什么也沒有對我說。不說,不等于沒記住,只是不愿意說罷了。我這樣揣測。和老人告別,是個春雪消融的黃昏,他對我說:不是不愿意對你嘮,真的是記不住了。我不大相信。他望著我疑惑的眼神,又說:孩子,不是啥事都記住就好,要是都記住了,我能活到現在?這是他對我說得最多的一次。

守林老人的話,說實在的,當時我并沒有完全聽懂。五十多年過后,看到馬爾克斯的這句話,忽然想起了守林老人,覺得記憶這玩意兒,對于作家來說,是一筆財富,記得住的東西,都可以化為妙筆生花的文字。對于歷盡滄桑苦難的普通人來說,記得住的東西越多,恐怕真的難以熬過那漫長而跌宕的人生。我讀中學的時代,經常引用列寧的一句話“忘記過去,就意味著背叛”。其實,對于普通人而言,過去要是真的都記住了,過去的暗影會壓迫今天的日子,也可以說是壓迫今天的生活,會如夢魘般纏繞身邊不止,也是可怕的。

前些日子,讀到英國詩人莎拉·蒂斯代爾的一首題為《忘掉它》的短詩,其中有這樣幾句:“忘掉它,永遠永遠。/時間是良友,它會使我們變成老年。/如果有人問起,就說已經忘記,/在很早,很早的往昔/像花,像火像靜靜的足音,在早被遺忘的雪里。”覺得詩寫的就是這位守林老人。

生活和日子,對于普通人,是一個意思。有學問的人將“一”寫成美術體的阿拉伯數字1,或者法文UN英語ONE,不過是居高臨下唬人而已。記得住的日子,是生活;記不住的日子,也是生活。實在是沒有必要給生活鍍上一層金邊,讓日子化繭成蝶,翩翩起飛。

2021年3月1日寫畢于北京雨雪之后

肖復興畫作

正欲清談逢客至

正欲清談逢客至,偶思小飲報花開。這是放翁的一聯詩。很多年前,在一家客廳的中堂對聯讀到它(后查《劍南詩稿》,句為“正欲清言聞客至,偶思小飲報花開”,但覺得還是對聯更好),很喜歡,一下子記住,至今未忘。

偶思小飲報花開,是想象中的境界,正要舉杯小酌,花就開了,哪兒這么巧?這不過是文學蒙太奇的筆法,詩意的渲染而已。但是,正要想能有個人一起聊聊天的時候,這個人如期而至,或不期而至,盡管不常有,總還是會出現。過去有句老話,叫作說曹操,曹操到。也有這層意思,只是沒有這句詩雅致,而且,說曹操,可能只是一時說起,并沒有想和曹操有交談的意思。

正欲清談逢客至,這樣的情景,是生活溫馨的時刻,是人生難得的際遇。

讀高一那年,學校圖書館的高揮老師,突然來到我家。上小學以來,讀書九年,沒有一位老師家訪。高老師是第一位。

圖書館學生借書,填寫書單,由高老師找好,從窗口借給你。高老師允許我進圖書館挑書,在全校是破天荒的事情。為此,有同學和高老師大吵,說她是培養修正主義苗子。由此,我對高老師感到親切,她比我姐姐大一歲,心里很想和她說說心里話,沒想到她突然出現在我家的時候,竟然說不出什么話了。

高老師知道我愛看書,特意到家來看我。她不是我的班主任,沒有家訪的任務。當然,這也不是家訪。家訪不會讓我感到那樣親切,想讓我和她說好多的話。

在窄小的家里,她看到我僅有的幾本書,塞在一個只有二層的小破鞋箱上,委屈地擠在墻角,當時并沒有說話。五十多年過后,前幾年,我見到她,她才對我說起。我知道日后她破例打開圖書館有百年歷史藏書的倉庫,讓我進里面挑書;我去北大荒前,從她手里借的好幾本書再未歸還;都和這個小破鞋箱有關。

父親去世后,我從北大荒困退回北京,待業在家,無聊之極,整天憋在小屋里。母親說我跟糗大醬一樣,都快糗出蛆,勸我出去走走,找人聊聊天。找誰呢?我是回來很早的知青,大多數同學還都在全國各地插隊的鄉下。白天,大人上班,小孩上學,大院格外清靜,我家更是門可羅雀。

一天,有一個小姑娘來我家,她是鄰居家的小孩,叫小潔,六歲,還沒有上學。她手里拿著一本硬皮精裝的書,把書遞給我,打開一看,里面夾著的都是花花綠綠的玻璃糖紙。她從書里拿出幾張不同顏色的玻璃糖紙,對我說:你把糖紙放在你的眼睛上,能看到不同顏色的太陽!然后問我:“好玩吧?”我知道,她是想和我一起玩,一起說說話。

我問她,你怎么有這么多的糖紙呀?她一仰頭說:“攢的呀!我爸我媽過年給我買好多糖,吃完糖,我把糖紙就都夾在這本書里了。”說著,她讓我看她的這些寶貝,書里面好多頁之間夾著一張或兩張玻璃糖紙,快把整本書夾滿。每張糖紙的顏色和圖案都不一樣,花團錦簇,非常好看。我一頁一頁認真地翻,一頁一頁地看,從頭看到尾。

好多天,她都跑到我家,和我一起翻這本書,看糖紙,還不住指著糖紙問我,這種糖你吃過嗎?我逗她,搖頭說:“沒吃過。”她就說等下次我媽再給我買,我拿一塊給你嘗嘗。

幾年以后,我搬家離開大院前,小潔跑到我家,要把這本夾滿糖紙的書送給我。我連忙推辭。她卻很堅決:我爸我媽總給我買糖,我的玻璃糖紙多的是!再說,我看出來了,你喜歡這本書里的詩。說完,她俏皮地沖我詭譎一笑。

這是一本詩集,書名叫《祖國頌》,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

父親是清早到前門樓子后面的小花園里打太極拳,一個跟頭倒下,突然走的。那時,我在北大荒,弟弟在青海,姐姐在內蒙古,家里只有母親一個人,孤苦伶仃,束手無策,正想找個人商量一下怎么辦理父親的后事,焦急萬分的沒著沒落。就是這么的巧,老朱恰逢其時地出現在我的家里。

老朱是我的中學同學,一起到北大荒同一個生產隊。他回北京休探親假,假期已滿,買好第二天回北大荒的火車票,臨離開北京前到我家來,本是想問問家里給我帶什么東西,沒有想到母親一把抓住他的手,面對的是母親淚花汪汪的老眼。老朱安慰母親之后,立刻到火車站退了車票,回來幫助母親料理父親的后事,一直等到我從北大荒趕回北京。

是的,這一次,不是我在家里正欲清談而恰逢客至,是我的母親,是比清談更需要有人到來的鼎力相助。那一天,老朱如同從天而降突然出現在母親的面前,現在回想起來,簡直是比書中或電影里的巧合還要不可思議。但是,就是這樣:一觸即發之際,才顯示客至時情感的含義;雪中送炭,才讓人感到客至時價值的分量;心有靈犀,才是放翁這句詩“正欲清談逢客至”的靈魂所在。

2021年12月16日于北京大風中

肖復興畫作

味美思

如今,洋橋在十號線地鐵有一站,已經屬于三環內的市區。以前,這里是一片農田。為什么地名叫洋橋?因為此地有一個村子叫馬家堡村,清末西風東漸,建起北京的鐵路,最早的火車站就在這里,附近的涼水河上自然也得建起能通火車的水泥橋梁,便把這塊地方取名叫了洋橋。這個有點兒維新味兒的地名,透露這樣一些信息,便是如果火車站真的在這里長久待下去,便會帶動周圍明顯的變化,所謂火車一響,黃金萬兩。現代化標志的火車,肯定會讓這一片鄉村逐漸向現代化邁進。可惜的是,好景不長,據說是庚子年八國聯軍入侵,慈禧太后逃離北京,從皇宮跑到這里坐火車;而后坐火車返回北京,還得從這里下車,再坐轎子回金鑾殿,一路顛簸太遠,才將火車站很快從這里移至前門。這里原來是鄉村,徒留下一個洋橋這樣維新的地名,還有老站臺的一塊水泥高臺。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鐵道兵在北京修建地鐵后,集體轉業留在北京,在這片農田建立起他們的住所,取名叫地鐵宿舍,從此這里開始了從鄉村到城市化的進程。如果看這一個多世紀北京城市的變化,洋橋是一個活標本,慈禧太后上下火車的一截老站臺遺跡還在。1975年下半年到1983年初,我從前門搬家在這里住了近八年的時間,圖的是這里的房間寬敞一些,而且,每戶有一個獨立的小院。我母親在世的時候,在小院里種了西紅柿、扁豆、絲瓜、苦瓜好些蔬菜,自成一道別致的風景。

做飯也在小院里。朋友到家里聚會,是我大顯廚藝的機會,小院里,便會煙火繚繞,菜香撲鼻。那時,兜里兵力不足,不會到餐館去,只能在家里樂呵。艱苦的條件和環境,常能練就非凡的手藝。那時,在北京吃西餐,只有到動物園邊上的莫斯科餐廳,誰有那么多錢去那里?我拿手做的西餐,便常被朋友們津津樂道。說來大言不慚,說是西餐,只會兩樣,一是沙拉,二是烤蘋果。

沙拉,主要靠沙拉醬,它是主角。其他要拌的東西可以豐簡隨意,只要有土豆、胡蘿卜、黃瓜、香腸就行,如果再有蘋果就更好。這幾樣,都不難找到。沙拉醬,那時買不到,做沙拉醬,是為首要,最考驗這道涼菜的功夫。事過四十多年,我已經忘記,做沙拉醬是我自己的獨創,還是跟誰學得的高招了。要用雞蛋黃(最好是鴨蛋黃),不要蛋清,然后用滾開的熱油一邊澆在蛋黃上,一邊不停地攪拌,便攪拌成了我的沙拉醬。有了它,沙拉就齊活了。每一次,在小院里做沙拉醬,朋友都會圍著看,像看一出精彩的折子戲,聽著熱油澆在蛋黃上呲呲啦啦的聲音而心情格外歡快。有好幾位朋友,從我這里取得做沙拉醬的真經,回家照葫蘆畫瓢獻藝。

烤蘋果,我是師出有門。在北大荒插隊,回北京探親,在哈爾濱轉火車時,曾經慕名到中央大道的梅林西餐廳吃過一次西餐,最早這是家流亡到哈爾濱的老毛子開的西餐廳,烤蘋果是地道的俄羅斯風味的西餐。多年之后,我到莫斯科專門吃烤蘋果,味道還真的和梅林做的非常相似。要用國光蘋果,因為果肉緊密而脆(用富士蘋果則效果差,用紅香蕉蘋果就沒法吃了,因為果肉太面,上火一烤就塌了下來),挖掉一些內心的果肉,澆上紅葡萄酒和奶油或芝士,放進烤箱,直至烤熟。家里沒有奶油和芝士,有葡萄酒就行,架在篦子上,在煤火爐上烤這道蘋果(像老北京的炙子烤肉),關鍵是不能烤煳。雖然做法簡單,照樣芳香四溢。特別是在冬天吃,白雪紅爐,熱乎乎的,酒香、果香交錯,有一種說不出的味道和感覺。很多朋友是第一次吃,都覺得新鮮,叫好聲迭起,讓我特別有成就感,滿足了卑微的自尊心。

1978年春節,我結婚也是在這里的小屋,沒有任何儀式的婚禮,只是把幾位朋友請到家里聚會了一次,我依然做了這兩道拿手菜,外加了一瓶味美思酒。這種酒,是在葡萄酒里加進了一些中草藥,味道獨特。

最難忘的一次聚會,是1982年夏天,我大學畢業,專程回北大荒一趟,重返我曾經插隊的大興島二隊。因我是第一個返城后回北大荒的知青,隊上的老鄉非常熱情,特地殺了一頭豬,豪情款待。酒酣耳熱之際,找來一個臺式錄音機,每一位老鄉對著錄音機說了幾句話,讓我帶回北京給朋友們聽。回到北京,請朋友來我家,還是在這間小屋,還是在這座小院,還是做了我拿手的這兩道菜,就著從北大荒帶回來的六十度的北大荒酒,聽著從北大荒帶回來的這盤磁帶的錄音,酒喝多,話說多,直到深夜依依不舍散去。送大家走出小院,望著他們騎著自行車迤邐遠去的背影,真的很難忘。那一夜,星星很亮,很密,奶黃色的月亮,如一輪明晃晃的紙燈籠,高懸瓦藍色的夜空,是我在洋橋住過的近八年時光最難忘的夜晚。

前些日子讀梁曉聲的長篇小說《人世間》,里面也提到了聚會。小說從1972年逐年次第寫到2016年,他們的聚會便也從1972年到2016年。這中間四十年來每年大年初三,在小說主人公周秉義家破舊低矮土坯房的聚會中,彰顯普通百姓賴以支撐貧苦生活相濡以沫的友情,讓人如此心動。快到小說的結尾,2015年大年初三周家的聚會,沒有了原先的風光。盡管周秉昆已經搬進了新樓,不再是貧民窟的土坯房。曾經親密無間的那些朋友發生了變化,有的死亡,有的疏遠,有的隔膜,下一代更是各忙各的,不再稀罕舊日曾經夢一般的聚會。來的有限的人們,在豐盛的年飯面前,一個說自己這高,一個說自己那高,得節食,得減肥,讓聚會變得寡趣少味,曾經在貧寒日子里那樣讓人向往的聚會,無可奈何地和小說一起走到了尾聲。

2016年的大年初三,周家的聚會徹底結束,梁曉聲只用了一句話寫了這最后的聚會:“2016年春,周家沒有朋友們相聚,聚不聚大家都不以為然。”不動聲色、輕描淡寫的這一筆,卻讓我的心里為之一動,悵然良久。四十余年已經習慣磨成老繭的聚會無疾而終,曾經那樣熱衷、那樣期盼、那樣熱鬧、那樣酒熱心跳、那樣掏心掏肺的聚會,已經讓大家覺得“不以為然”。

我想起在洋橋我家小屋的聚會。1975年到1983年,將近八年時間的聚會,也到此畫上了句號,比周家四十年的聚會要短得多。

當年,大家下班后,騎著自行車,從北京各個角落奔到我家,蒜瓣一樣,圍著臺式錄音機聽錄音的情景,恍若隔世。如今,很多人自己開著小汽車,沒有小汽車,也可以打的或網約滴滴車,但很難再有這樣的情景了。

如今,西餐廳在北京再不只是莫斯科餐廳一家,西餐也不再那樣稀罕,沙拉醬更是品種繁多,不再用熱油澆蛋黃土法炮制,烤蘋果更是貽笑大方。也就是1983年初從搬離洋橋起,這樣的聚會已經漸漸稀少直至徹底消失,大家再聚會,會到飯店里去了。我的武功盡廢,曾經那兩道手藝,便再也沒有露臉的機會。

記得搬家的那天,是朋友開著一輛大卡車幫忙的。因房子要留給弟弟一家住,他們在青海柴達木一時還沒有回京,洋橋小屋,便荒蕪了一陣子。但家具一些東西還在。夏天,我回去取一些舊物,推開柵欄門,居然發現小院長滿一人多高的蒿草,一下子,仿佛走進北大荒的荒草地一般。后來,一個朋友結婚無房,暫時借住這里,大概嫌放在屋角的一個破舊鐵皮箱子礙事,便將其搬到小院里。后來,我發現鐵皮箱子的時候,由于雨水的浸泡,已經漚爛。箱子里裝的沒有什么值錢的東西,是我中學時代和在北大荒寫的幾本日記,還有回北京后寫的一部長篇小說,厚厚一摞一千多頁的稿紙,連魂兒都不在了。

那間小屋,那座小院,連同洋橋那片地鐵宿舍,和馬家堡村那一截火車站老站臺遺跡,全都不在,代之而起的是一片高樓大廈。

味美思酒,也買不到了。

2020年12月10日于北京

肖復興畫作

餃子帖

又要過年了。又想起餃子。餃子,是過年的標配,是過年的主角,是過年的定海神針。不吃餃子,不算是過年。

五十三年前,我在北大荒,第一次在異鄉過年,很想家。剛到那里不久,怎么能請下假來回北京?那時候,我在北大荒,弟弟在青海,姐姐在內蒙古,家里只剩下父母兩個孤苦伶仃的老人。天遠地遠,心里不得勁兒,又萬般無奈。

沒有想到,就在這一年年三十的黃昏,我的三個中學同學,一個拿著面粉,一個拿著肉餡,一個拿著韭菜(要知道,那時候糧食定量,肉要肉票,春節前的韭菜金貴得很呀),來到我家。他們和我的父母一起,包了一頓餃子。

面飛花,餡噴香,蓋簾上碼好的一圈圈餃子,圍成一個漂亮的花環;下進滾沸的鍋里,像一條條游動的小銀魚;蒸騰的熱氣,把我家小屋托浮起來,幻化成一幅別樣的年畫一般,定格在那個難忘的歲月里。

這大概是父親和母親一輩子過年吃的一頓最滋味別具的餃子了。

那一年的年三十,一場紛飛的大雪,把我困在北大荒的建三江。當時,我被抽調到兵團的六師師部宣傳隊,本想年三十下午趕回我所在的大興島二連,不耽誤晚上的餃子就行。沒有想到,大雪封門,刮起了漫天大煙泡,汽車的水箱都凍成冰坨了。

師部的食堂關了張,大師傅們早早回家過年了,連商店和小賣部都已經關門,別說年夜飯沒有了,就是想買個罐頭都不行,只好餓肚子了。

大煙泡從年三十刮到年初一早晨,我一宿沒有睡好覺,早早就凍醒了,偎在被窩里不肯起來,睜著眼或閉著眼,胡思亂想。

大約九十點鐘,忽然聽到咚咚的敲門聲,然后是大聲呼叫我名字的聲音。由于大煙泡刮得很兇,那聲音被撕成了碎片,斷斷續續,像是在夢中,不那么真實。我非常奇怪,會是誰呢?這大雪天的!

滿懷狐疑,我披上棉大衣,跑到門口,掀開厚厚的棉門簾,打開了門。嚇了我一跳,站在門口的人,渾身厚厚的雪,簡直就是個雪人。我根本沒有認出他來。等他走進屋來,摘下大狗皮帽子,抖落下一身的雪,才看清,是我們大興島二連的木匠趙溫。天呀,他是怎么來的?這么冷的天,這么大的雪,莫非他是從天而降不成?

我肯定是瞪大了一雙驚奇的眼睛,瞪得他笑了,對我說:趕緊拿個盆來!我這才發現,他帶來了一個大飯盒,打開一看,是餃子,個個凍成了邦邦硬的坨坨。他笑著說道:過七星河的時候,雪滑,跌了一跤,飯盒撒了,撿了半天,餃子還是少了好多,都掉進雪坑里了。湊合著吃吧!

我立刻愣在那兒,望著一堆餃子,半天沒說出話來。我知道,他是見我年三十沒有回隊,專門來給我送餃子來的。如果是平時,這也許算不上什么,可這是什么天氣呀!他得多早就要起身,沒有車,三十里的路,他得一步步地跋涉在沒膝深的雪窩里,走過冰滑雪深的七星河呀。

我永遠記得,那一天,我和趙溫用那個盆底有朵大大的牡丹花的洗臉盆煮的餃子。餃子煮熟了,漂在滾沸的水面上,被盛開的牡丹花托起。

忘不了,是酸菜餡的餃子。

齊如山先生當年說,他曾經吃過一百多種餡的餃子。我沒吃過那么多種餡的餃子。我也不知道,全國各地的餃子餡,到底有多少種。不過,我覺得餡對于餃子并不重要。餃子過年,其中的餡,可以豐儉由人,從未有過高低貴賤之分。過去,皇上過年吃餃子,底下人必要在餡中包上一枚金錢,而且,金錢上必要鐫刻上“天子萬年,萬壽無疆”之類過年的吉祥話,討皇上歡喜。窮人過年,怎么也得吃上一頓餃子,哪怕是野菜餡的呢。

曾聽葉派小生畢高修先生告訴我這樣一樁往事:他和京劇名宿侯喜瑞先生同在落難之中,結為忘年交。大年初一,客居北京城南,四壁徒空,凄風冷灶,兩人只好床上棉被相擁,慘淡談笑過殘年。忽然,看到墻角里有幾根凍僵了的胡蘿卜,兩人忙下地,拾起胡蘿卜,剁巴剁巴,好歹包了頓凍胡蘿卜餡的餃子,也得過年啊。

餡,可以讓餃子分成價值的高低,但作為餃子這一整體形象,卻是過年時不分貴賤的最為民主化的象征。

很多年前,我寫過一篇散文《花邊餃》,后來被選入小學生的語文課本。寫的是小時候過年,母親總要包葷素兩種餡的餃子。她把肉餡的餃子都捏上花邊,讓我和弟弟覺得好看,連吃帶玩地吞進肚里,自己和父親則吃素餡的餃子。那是艱苦歲月的往事。

長大以后,總會想起母親包的花邊餃。大年初二,是母親的生日。那一年,我包了一個糖餡的餃子,放進蓋簾一圈圈餃子之中,然后對母親說:“今兒您要吃著這個糖餡的餃子,您一準兒是大吉大利!”

母親連連搖頭笑著說:“這么一大堆餃子,我哪兒那么巧能有福氣吃到?”說著,她親自把餃子下進鍋里。餃子像活了的小精靈,在滾動的水花中上下翻騰。望著母親昏花的老眼,我看出來,她是想吃到那個糖餃子呢!

熱騰騰的餃子盛上盤,端上桌,我往母親的碟中先撥上三個餃子。第二個餃子,母親就咬著了糖餡,驚喜地叫了起來:“喲!我真的吃到了!”我說:“要不怎么說您有福氣呢?”母親的眼睛笑得瞇成了一條縫。

其實,母親的眼睛,實在是太昏花了。她不知道我耍了一個小小的花招,用糖餡包了一個有記號的花邊餃。

第二年的夏天,母親去世了。

在北大荒,有個朋友叫再生,人長得膀大腰圓,干起活來,是二齒鉤撓癢癢——一把硬手。回北京待業那陣子,他一身武功無處可施,常到我家來聊天,一聊到半夜,打發寂寞時光。

那時候,生活拮據,招待他最好的飯食,就是包餃子。一聽說包餃子,他就來了情緒,說他包餃子最拿手。在北大荒,沒有搟面杖,他用啤酒瓶子,都能把皮搟得又圓又薄。

在我家包餃子,我最省心,和面、拌餡、搟皮,都是他一個人招呼,我只是搭把手,幫助包幾個,意思意思。

他一邊搟皮,一邊唱歌,每一次唱的歌都一樣:《嘎達梅林》。不知道為什么,他對這首歌情有獨鐘。一邊唱,他還要不時騰出一只手,伸出來,隨著歌聲,嬌柔地做個蘭花指狀,這與他粗獷的腰身反差極大,和《嘎達梅林》這首英雄氣魄的歌反差也極大。

每次來我家包餃子的時候,他都會問我:“今兒包什么餡的呀?”

我都開玩笑地對他說:“包‘嘎達梅林’餡的!”

他聽了哈哈大笑,沖我說:“拿我打镲!”

搟皮的時候,他照樣不忘唱他的《嘎達梅林》,照樣不忘伸出他的蘭花指。

四十多年過去了。如今,再生的日子過得很滋潤,兒子北大西語系畢業,很有出息,特別孝順,還能掙錢,每月光給他零花錢,出手就是五千,讓他別舍不得,可勁兒地花,對自己得好點兒。他很少來我家了,見面總要請我到飯店吃飯,再也吃不到他包的“嘎達梅林”餡的餃子了。

孩子在美國讀博,畢業后又在那里工作,前些年我常去美國探親,一連幾個春節,都是在那里過的。過年的餃子,更顯得是必不可少,增添了更多的鄉愁。余光中說:鄉愁是一枚郵票。在過年的那一刻,鄉愁就是一頓餃子,比郵票更看得見,摸得著,還吃得進暖暖的心里。

那是一個叫作布魯明頓的大學城,很小的一個地方,全城只有六萬多人口,一半是大學里的學生和老師。全城只有一個中國超市,也只有在那里可以買到五花肉、大白菜和韭菜,這是包餃子必備的老三樣。為備好這老三樣,提早好多天,我便和孩子一起來到超市。

超市的老板是山東人,老板娘是臺灣人,因為常去那里買東西,彼此已經熟悉。老板見我進門先直奔大白菜和韭菜而去,笑吟吟地對我說:過年包餃子吧?我說:“對呀!您的大白菜和韭菜得多備些啊!”他依舊笑吟吟地說:“放心吧,備著呢!”

那一天,小小的超市里擠滿了人,大多是中國人,來買五花肉、大白菜和韭菜的。盡管大家素不相識,但望著各自小推車中的這老三樣,彼此心照不宣,他鄉遇故知一般,都像老板一樣會心地笑著。

2022年春節前于北京

原標題:《記得住的日子,是生活;記不住的日子,也是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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