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5100多戶家庭問卷、8600多份成人問卷（15歲以上）、近1900份少兒問卷：上海大學“數據科學與都市研究中心（Center for Data and Urban Science, CENDUS）”歷時一年于2017年7月完成了上海都市社區調查（Shanghai Urban Neighborhood Survey, SUNS）。

調查對上海540個社區進行數據搜集，問卷對象包括居（村）委員會、業委會、物業公司、社會組織活動以及社會工作者等社區治理主體。調查人群包括戶籍人口、非戶籍人口的成年人和未成年人，關注的問題有就業、移民態度、教育、住房等公共話題。

澎湃研究所經授權選摘刊發調查的部分內容。本次調查中，對家庭決策模式的測量，主要是詢問被訪者在日常消費、買車買房、財務投資、子女教育和供養父母等5項家庭事務上，究竟是絕大多數由丈夫決定、絕大多數由妻子決定、還是絕大多數共同決定。

我們重點看妻子在家庭事務中的角色和作用。

在日常消費和子女教育兩項家庭事務上，女性更多地負責了家庭的日常消費和子女教育。與妻子是農業戶口的家庭相比，妻子是非農戶口的家庭在這兩項事務上投入的時間和精力顯然更多一些。

買房買車事務除了雙方共同決定外，其它事務是丈夫決定占比較高。總體而言，家庭中妻子如果是非農戶口，那么妻子有相當比重的發言權，至少可以和丈夫共同決定家庭事務；而如果妻子是農業戶口，一般來說，家庭事務的決策權較多由丈夫掌握。具體到不同戶籍的妻子，若妻子是上海本地人，那么即便是涉及到買房買車和財務投資這樣的事情，妻子往往擁有比丈夫更大的發言權。而在妻子是本地、丈夫是外地的家庭中，這項事務由妻子說了算的比重更高一些。可見，無論丈夫是否是本地人，只要妻子是本地人，其在這項事務上的發言權強于丈夫。而相反，若妻子是外地人，那么無論丈夫是外地還是本地，這項家庭事務均由丈夫說了算。

生育這件事情上，妻子的權力有多大？

生育意愿是出于個人或家庭對子女的偏好、考慮到各種限制條件后的生育愿望表達，包括期望生育的子女數量、性別、生育時間和間隔等。一般認為，由于家庭經濟壓力、自身健康狀況、職業發展規劃等因素的制約，中國育齡人群的實際生育水平往往要低于生育意愿。

我們先來看看夫妻雙方都是上海本地人的家庭。

調查顯示，在已婚并且目前沒有子女的224位被訪者中，總體上有近9成的家庭將來是有生育打算的。但是，夫妻雙方皆為上海本地戶口的被訪者中，只有79%的家庭表示將來會考慮生育。

夫妻均為上海戶籍的本地家庭，以及丈夫是本地、妻子是外地的家庭，其生育行為是高于生育意愿的。可見上海本地居民的生育意愿較低。

在夫妻雙方皆為上海本地戶口的家庭中，僅有約23%的被訪者有生育二孩的意愿。換句話說，近8成的庭（雙方均為本地戶籍）雖然愿意生孩子，但也只是愿意生一個。

再來看看夫妻雙方都是外地人的家庭。

夫妻戶籍均為外地的被訪者中99%的家庭都有生兒育女的打算。與本地戶籍家庭79%的生育意愿，外地戶籍的夫妻生育意愿明顯高于本地夫妻。

外地戶籍家庭已經生育占比為91.2%，未來擁有生育意愿的家庭占比為88.8%，對比發現，關于當前上海居民生育意愿普遍高于生育行為的說法不能成立。只有兩類家庭的生育意愿高于生育行為（夫妻戶籍均為外地，或丈夫為外地、妻子為本地）。

外地戶籍家庭44%的人有生育兩個及以上孩子的意愿，其余超過一半的被訪者表示沒有生育二孩的意愿。

在妻子戶籍為本地、丈夫戶籍為外地的家庭中，近7成的家庭最多愿意生一個。對妻子戶籍是外地的家庭來說，無論丈夫是本地還是外地戶籍，他們生育二孩的意愿都非常強烈，近6成的家庭都愿意要2個或以上的孩子。可見，在生育孩子的數量這類家庭事務上，妻子擁有較大的發言權。

男主外，女主內？

調查組還調查了8631名受訪者（男女性別比例相當）對“男主外，女主內”這一傳統家庭角色分配的看法。調查顯示，就教育程度而言，隨著教育程度的提高，人們對于該說法的贊同度在逐步降低。此外單身群體最為反感傳統的性別分工，而已婚人士對此相對包容，他們的贊成比例也比單身人士高出14%。

從世代之間的差異看，90后本地人無論男女對這個傳統性別分工的接受度最低（21%和23%），而在80后中，新上海人的接受度最低，兩性之間的看法也最為一致，贊成比例均為28%。80后90后外地人的性別差異都比較大，男性贊成的比例均高于女性9個百分點。

從高學歷者的差異看，性別模式在本地人、新上海人和外地人當中都存在，不同的只是程度方面。高學歷的男性，無論是本地人、新上海人還是外地人，對這種傳統性別角色分工的贊同度均比女性要高（34%之于33%，36%之于30%，38%之于27%）；本地男性的贊成度低于新上海男性，新上海男性則低于外地男性。而新上海女性（30%）和外地女性（27%）對這種傳統分工模式的贊成度要低于本地女性（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