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人知道，在耗費自己10年心血建設起來的廊坊城南醫院的辦公窗口躍身墜樓之前，張毅想到了什么。但在此前的種種經歷，足以讓這個著名的骨科醫生、民辦醫院院長感到心酸和絕望。

1月27日上午11時許，廊坊城南醫院院長張毅從辦公室窗戶墜樓自殺身亡。在以極端手段結束自己生命前，張毅在網上留下了自己的絕筆信《一個優秀醫生和優秀教師家庭的毀滅》。信中講到與其合作創辦該醫院的房地產開發商、廊坊市安次區人大代表楊玉忠插手醫院管理和財務、插手醫院臨床內科和婦產科工作、非法挪用醫院現金。張毅還懷疑，之前自己被蒙面人圍毆至骨折之事也跟楊玉忠有關。

1月28日，安次區人大常委會發布公告稱：安次區第八屆人大代表楊玉忠涉嫌刑事犯罪，依法暫停其執行人大代表職務。1月31日凌晨，楊玉忠向安次區警方投案。目前，案件正在進一步審理中。

因為事件曲折離奇，張毅事件引起許多人關注。在醫療圈內，不少醫生為張毅醫生的創業經歷感到遺憾。

近年來，我國逐漸放開對民營醫療、醫生多點執業的管理限制，并且鼓勵醫生與社會資本合作辦醫。但落地到現實中，很多醫生并不愿意也不想邁出創業的步伐。問題究竟出在哪里？張毅事件會是解答這個問題的一個契機嗎？

合作伙伴反目

2月2日，在河北省廊坊市安次區銀河南路淮鑫大廈一側，廊坊城南醫院員工原來放在這里悼念張毅的菊花已被清理干凈。這里是張毅所創辦的廊坊市城南醫院的新址，張毅曾計劃以此擺脫一些勢力的不斷騷擾。

絕筆信中透露，1984年從蘭州醫學院畢業后，張毅一直在廊坊地區人民醫院骨科工作。1993年，張毅帶頭成立廊坊市人民醫院整形分院，之后更名為廊坊整形醫院和廊坊城南骨科醫院；2013年底，將廊坊城南骨科醫院遷址到廊坊市廊霸路97號，與楊玉忠個人控股的廊坊市宏昇房地產公司合作，醫院以1300萬現金、300萬資產以及200萬的醫院品牌估值占股60%。

此后，廊坊城南骨科醫院的發展進入快車道，2016年從一級醫院升級為二級綜合醫院，逐漸轉變為以骨科為龍頭的綜合醫院，并成為北京積水潭醫院技術支持的醫院。

也就是在這一年，張毅與合作伙伴之間的矛盾逐漸顯現。張毅在信中透露，楊玉忠從這一年初開始，插手醫院財務，撤銷財務科工作人員，插手臨床內科和婦產科工作，無形中擾亂醫院正常醫療秩序。

據張毅的女兒張小雨（化名）介紹，發展到2017年年中時，張毅的合作伙伴未經同意雇傭其他人來管理醫院，甚至張毅做手術也要經過楊玉忠等人的同意。“醫院的女員工以前都是愿意在自己醫院生孩子的，但后來，女員工都不敢在自己的醫院生孩子，可見真的都亂了。”

2017年下半年，張毅及其他朋友自籌資金，尋找新址重建醫院。當年10月前后，位于淮鑫大廈的廊坊城南醫院新址基本建成。但就在當年10月18日，張毅在自家位于廊坊師范學院的樓下，被4個蒙面人將右腿骨打成粉碎性骨折。張毅在信中表示，住院手術之后仍有人到新院區騷擾威脅，有人從城南醫院挪用現金1100萬元。

為何昔日的合作伙伴會反目成仇？張毅的絕筆信、警方的通報并未說明，另一方當事人楊玉忠在事發后也未表態。張小雨認為，在雙方合作前期，因為專業能力的區別，醫療業務和醫院管理只能由張毅負責，此時雙方矛盾還未明顯激化。而在醫院發展進入快車道后，這一關系就變化了。

醫生創業的新難題：從融資到合作，都要從頭學

在此次事件中，一個被醫療界，尤其是準備和正在投身民辦醫療創業的醫生們關注的焦點是，雖然張毅以60%的比例控股，但最終仍然失去對醫院的控制權，并且不斷受到騷擾。也有一些醫生認為，雙方的矛盾糾紛也是醫生與民營資本合作辦醫的模式所產生的。

中國社會科學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朱恒鵬認為，張毅醫生與楊玉忠等民營資本合作后，失去對醫院的控制權，并不能反映社會資本“嗜血”，事情本身只是一起普通的醫院產權和管理糾紛，在其他行業也有此類事情存在。“不能因為看到與社會資本合作的醫生跳樓，就說醫療不能市場化，與社會資本不能合作。”

但個案中也有普遍性規律。朱恒鵬認為，張毅能將醫院從不入流的專科醫院辦成在當地頗有名氣的綜合醫院，不能說經營能力不行。但作為持股60%的大股東，竟然逐步喪失了對醫院的控制，這反映出許多創業辦醫院的醫生的共性問題：長期問診、拿手術刀的他們，并不擅長處理醫院的股權關系。

事實上，在與社會資本的合作中，如何處理與資本、合作伙伴的關系，對許多醫生來說是一個全新的挑戰，可能比做手術還難。

大家醫聯醫生集團創始人孫宏濤對此深有感受。自從創辦國內首家體制內醫生集團以來，孫宏濤常常需要考慮的問題是融資、股權等種種新問題。為了適應身份的轉變，這兩年他參與了“聯想之星創業CEO培訓班”等課程，希望從別人的間接經驗中獲得進步。但他也坦言，“上學習班也是沒有辦法的辦法”，想找到合適的、相互尊重且幫助的資本層面的合伙人太難了，如果處理不好，可能就是“請神容易送神難”。

北京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教授周子君認為，醫生與社會資本的角色顯然不能簡單劃分，不同類型的社會資本給醫生創業帶來的影響也會不同。在他看來，一家民營醫院從投資到運營，至少得花3~5年時間才能營收持平，連續幾年經營得好才可能會有盈利，這對社會資本的耐心提出了很大的考驗。

相比而言，周子君更看好民營的保險資金與醫生合作參與民營醫院創業。“大型保險機構等資本，一般不會在短期內要求有相應的回報。而投資基金類型的資本，可能會在三五年間就需要看到回報，或者說把業務提高以后去上市，等待醫院上市以后再退出。”

在國家鼓勵社會資本辦醫的大背景下，有不少社會資本都看上了創辦醫院的機會。但周子君提醒，由于社會資本的投入可能會有一些量化指標，例如可能要求醫院每年收入多少，這可能產生“亂收費”等相關問題，這需要引入對民營醫院管理流程的監管。

醫生創業的環境如何優化

據國家衛計委的統計數據，截至2017年10月底，全國醫院有3萬個，其中公立醫院12200個，民營醫院17771個，民營醫院占總量的59%。不僅如此，在公立醫院同比減少586個的同時，民營醫院還比2016年10月底增加了1973個。

看似繁榮發展的背后，是窘迫的現實對比。在服務量方面，2017年1至10月，民營醫院診療人次3.7億，占比僅為13.4%，尚不足全國醫院診療人次的二成。而全國公立醫院診療人次已達24億，占比高達86.6%。

數量多但服務量小，是當前社會資本辦醫的一大特點。不少創業辦醫院的醫生反映，民營醫院的創辦過程非常艱難，之后的運營管理更加考驗耐力和能力。“所謂歲月靜好，是因為有很多人替你撐著。”自己創業數年之后，孫宏濤逐漸明白，一個好醫生不一定就能創辦好一座民營醫院，這往往是從象牙塔走向真實社會的過程，其復雜程度是醫生以前在公立醫院相對封閉的小環境中無法預料到、也無需擔心的。“比如說后勤、保衛是不用擔心的，因為公立醫院的大招牌，一些地痞惡霸也不敢造次。”

中山大學附屬第六醫院綜合病區主任謝汝石前兩年也加入了醫生創業的大軍，如今擔任深圳博德嘉聯醫生集團CEO。謝汝石告訴記者，醫生創辦醫院的過程中，除了要面臨與資本方的合作，與創業伙伴溝通等新問題以外，可能還不得不與民營醫療的“玻璃門”打交道。

在他看來，雖然近幾年國家出臺很多政策，支持鼓勵社會資本投入醫療，但是在實際實施上，仍有很多政策不配套：辦證難，現在很多地方辦一個醫療機構的許可太多、太繁雜；投資難，真正要辦理外資投資醫療的時候，政策的瓶頸還是很多；用地難，現在絕大多數社會醫療機構使用的都是商業用地和水電費，這給新生的醫療機構帶來很大運營壓力。

“民辦醫療需要的東西太多了，需要資本、需要醫生、需要平臺、需要醫護等等。”謝汝石說，這些壓力往往最后都匯集到民辦醫療的核心人物——醫生創業者身上，他們既需要精通醫術、形成個人品牌，也需要在政策方向中尋找機會，還需要在追求完美的醫生與求得效益的社會資本之間，尋找平衡。

“能夠理解資本和醫生的醫療管理團隊，比資本和醫生還要缺乏。”謝汝石說。

（原題為《張毅事件給醫生創業警示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