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八十年代到世紀末的二十年間，真是一個神奇的時代。過了二三十年后，再回望過去，竟然感到有些玫瑰般的色彩。查建英編過一本《八十年代訪談錄》，記錄了那個時代的激情、問題、碰撞與好奇。最近剛剛讀完薛龍春兄編的《飛鴻萬里：華人德致白謙慎一百札（1983-2000）》，不禁又讓我懷念起那個時空距離其實并不太遠的年代。那時，人們真誠地談論著世界、傳統、精神、文化、美學這些“大詞”。學習書法的人，視官方書協為很神圣的機構，大家手中傳閱著三個月一期的《中國書法》和兩個月一期的《書法》，渴望入選中國書協舉辦的國展或中青展，一躍龍門，對歷屆國展中青展入選書家的名字如數家珍。我就是在八十年代中后期，腦海里牢牢記住了二屆中青展狀元華人德和在《中國書法》介紹華先生的文章作者白謙慎的名字。

新刊的這本《飛鴻萬里》，收入華人德致白謙慎書札一百余封，并附錄少量白謙慎致華人德函。按照編者的大致分類，主要有三部分內容：一是二人在書法與學術上的交流，包括書法取徑與創新的討論、書法史料的解釋與辨析、書法研究方法與角度的交流等；二是滄浪書社的成立與發展，包括新社員的吸收、資金的募集與贊助、主要藝術與學術活動的設計與開展等；三是書法圈各方面的信息。龍春兄在本書“代前言”《二十世紀最后十五年的書法生態》中說：“這些信息反映出一個時期較為完整的書法生態。閱讀這些信札，可以讓我們更深入地了解華人德、白謙慎這兩位當代書壇代表人物在藝術與學術上的切磋，理解作為當代最重要的民間社團，滄浪書社十余年中大獲成功的原因以及它后來的分化為何不可避免。二十世紀的最后十五年，是書法發展最迅猛的時期，透過華人德的觀察與評論，我們也能認識到那一時期書壇發展的動力與制約、進步與弊病。在這個意義上，這批信札不僅是史料，其本身也是一段歷史。”

信函論學，本是學界傳統之一。王陽明《傳習錄》收錄書信多篇，談及王學最核心內容。梁啟超曾在《清代學術概論》中言及論學書札，“此類函札，皆精心結撰，其實即著述也”。華人德致白謙慎書札也極富學術信息。除了龍春兄在“代前言”中說及的關于八大山人與碑學、陶瓷研究、東晉墓志與蘭亭論辯，等等，我還注意到兩個自己感興趣的問題。

一是關于摩崖佛經大字問題，華人德1990年9月3日的長函中談到他的意見，這些刻經的出現，是由于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兩度滅佛，僧侶信徒們恐經書被毀，因此在山東、山西和河南、河北（當時北齊境內）一些地方的山坡巖崖上，用大字深刻佛經、佛號，“金石難滅，托以高山，永留不絕。”華人德的看法，和前人一般認為摩崖刻經是弘揚教義的說法不同，但他深信“這觀點是能成立的”，并曾在《碑刻的種類、演變以及與書法的關系》一文中提及，但似未展開論說。

二是關于“史書”問題。“史書”，前人一般理解為隸書，《說文解字》段注即有“漢人謂隸書為史書”之說。呂思勉《中國文字變遷考》首先提出了不同意見：“西漢稱人善史書，無專指書法者，皆指文法，后漢則多指書法矣。然當時好樂史書者，又并不僅限于書法，還往往兼有小學和文學。” 林京海受此啟發，考察了兩漢史籍中關于“善史書”的記載，撰成《“史書”與書學》一文，結論是：“善史書，在西漢時，指擅長文書律令。而到了東漢，則逐漸演變為指擅長書法。”1993年，華人德擔任評委的四屆書學討論會上，林京海的這篇《“史書”與書學》獲得一等獎第一名，在會議上現場答辯，并引起爭議。或許是白謙慎看到了林文，所以在函中言及，華人德1996年9月13日復函中，對“史書”諸家之說進行了紹介，說叢文俊有一待刊長文《論“善史書”及其文化涵義》寫得很好（叢文后來發表于《書法研究》1998年第2期）。書信和論文的閱讀對象不同，華人德在信札中對“善史書”諸說的評騭更為直接了當，更能一針見血，令我受益。

閱讀過程中，最令我感佩的當然是華人德和白謙慎兩位老師對書法的熱愛，對書法事業的責任感，以及他們的執著與付出。早在1987年底，華人德就在信中說“成名成家不是我從事書法藝術的終極目的，目的是要為我國書道振興作出貢獻，有礙于書道振興的人與事就應該反對。”“所謂北大幫應大張旗鼓了，社會上也應注目我們。”“所謂北大幫”，除了華、白兩位，至少還應包括當時任《中國書法》編輯的劉恒、在北大圖書館金石組的周持和尚在安徽師大任教的曹寶麟。這不是年少輕狂，而是責任與擔當。

在1990年7月20日的信中，華人德不無感慨地寫道：“現在書界像我等真正在做學問搞藝術，正道直行，敢于和惡勢力爭斗，敢于批評的能有幾人？我們在任何時候都可捫心無愧的。”華人德對開展書法批評是身體力行的。1988年初，滄浪書社成立伊始，華人德在4月19日給白謙慎的信中說，“想把兄與余國松對我字的評論摘錄登在書社第二期通訊上，作為書社間開展切磋、批評的發端。”并在書社通訊中告白，“乞同人剖析，切吾要害。茍能儆世，此余之愿望，萬勿有所留情。以通訊為月旦，請自人德始!”其后，滄浪書社社員之間的批評，確實做到了直率坦誠，知無不言。1989年夏天，華人德在《書法報》上登出《評韓天衡的篆書》，指出其第四屆全國展上的作品七字中就有兩個別字。1993年，華人德擔任第五屆中青展評委，感覺錯別字現象嚴重，而“評委各自為自己的熟人、學生爭辯”，寫了篇《錯別字問題》給《書法報》。在9月1日寫給白謙慎的信中，他坦承自己和曹寶麟、叢文俊是挑錯別字的熱烈者，“在獲獎和優秀作品中有許多錯別字是不應該的，會使觀眾和讀者對評委的文化素質和評選責任心產生懷疑。在這方面嚴格了，能對書法愛好者重視文化素養的提高和創作的嚴肅認真都會起到良好的影響”。

滄浪書社的成立和運作，更是傾注了發起人華、白二位大量的時間和精力，成立機構、辦理銀行賬戶、舉行社員會議、吸納新成員、印制社團通訊及論文集、募集資金、與臺港之間的交流、赴美辦展，等等，這些事務的瑣碎細節，書信集中在在可見。滄浪書社作為大陸成立最早，可能也是運行時間最長的民間書法社團，為書壇帶來了多元新氣象。書社先后在海外舉辦的六次書法篆刻展覽，在國內主辦的“中國書法史國際學術研討會”（1994）和“蘭亭序國際學術研討會”（1999），以及那部厚重的《蘭亭論集》，都將在當代書法史上留下重要的記錄。而華人德、白謙慎兩位老師，就像龍春兄所言，“始終牢記結社的初衷，不是自己出名炫耀，而是實實在在為書法的發展做出貢獻。”我想，如果要評選上世紀最后二十年書法界先進個人的話，華、白二人無疑應該當選排名靠前的書壇“勞模”。

讀這本書信集，還勾起了我個人的一些回憶。1993年11月，我參加了華人德老師任評委的第四屆書學討論會，會后曾請華老師賜我墨寶一件，一直珍藏在書房中。讀完《飛鴻萬里》，又檢出華老師的來信和書作，四分之一個世紀過去了，觸手如新。二十五年前，曾隨侍華老師等前輩在重慶南山飲桂花酒。華老師不勝酒力，諸前輩笑稱“華公子面若桃花”。去年龍春兄編這本“飛鴻萬里”集，為華老師七十壽辰稱觴。我希望再過十多年，龍春兄再編一部收錄范圍更廣的書信集，為華太師米壽祝嘏。我現在提前申請將華老師賜我的信札和書作收入集中，不知龍春兄可否俞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