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的“鄉土”概念伴隨著農耕文明綿延千年，隨著工業的發展、城市化的進程和時代的快速更新，原本聚居的村落生活和熟悉的社會關系日漸疏離。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離開鄉土，走進“外面的世界”。然而，這些年來，也有一些文藝界人士回歸鄉土，以藝術的方式參與鄉村建設。這一方面是文人內心深處的田園情結，另一方面，更含有一種對中國社會與鄉村發展的深刻思考。

在戊戌新年到來之際，“澎湃新聞·藝術評論”（www.kxwhcb.com）從今天起推出“藝術過新年｜鄉土建設”特別報道，通過走訪鄉村現場與參與鄉土建設的藝術工作者，感受藝術家的人文情懷與中國鄉村的今昔變化。本期走訪的是位于浙江最南面的一個小山鄉——龍泉市寶溪鄉與來自上海的策展人葛千濤的關系。

即使在交通便利的今天，從上海虹橋火車站乘高鐵到麗水，再驅車去往位于崇山峻嶺之中的溪頭村，也需要8小時。在多年之前，有著藝術家和策展人雙重身份的葛千濤從上海出發到寶溪鄉溪頭村，頭天需夜宿龍泉，第二日在經由崎嶇迂回的盤山公路才可以到達溪頭村。然而，就是此般的漫漫長路，葛千濤把一些國際知名的建筑師、藝術家和藝術院校的師生帶到了此處，通過“在地性”研究，依托當地龍泉青瓷文化和竹資源，持續多年以進行以竹為主要材料的竹建設雙年展。2016年9月28日，“首屆國際竹建筑雙年展”在寶溪鄉溪頭村開幕，一時影響極大，這使寶溪鄉的名字走出大山，走上了世界的舞臺。而這一切的開始源于十年之前：

遠離“宏大敘事”，依托“場所精神”的鄉土建設

2009年，正在上海籌辦國際陶瓷生活藝博會的葛千濤受當時龍泉市長之約來到寶溪，吸引他舟車勞頓前往寶溪的原因是這里的古龍窯。到了此地與時任書記、鄉長接觸，他們希望有一些項目來改變鄉村的現狀。葛千濤只說：“假如這里整潔了，我愿意來。”

三年后（2012年），當葛千濤再次來到寶溪，發現寶溪鄉的村容村貌變化明顯。鄉領導笑稱自己掃了三年地，看似一句玩笑，卻讓葛千濤決定參與寶溪鄉的建設。

如何參與？是不是把寶溪建成一個鋼筋水泥架構下的城市想象共同體？在中國狂飆突進式的城市化進程中，存在太多宏大的敘事方式，也建起了太多千篇一律的車站、城市建筑和街道。而過去做藝博會雙年展的經驗讓葛千濤體會到“在地文化”研究的重要性，鄉村建設尤其要避免 “千鄉一面”，由此他提出了“場所精神，鄉土建設”。

在“場所精神”的語境下，通過不同建筑師對鄉村的理解，構成“鄉土建設”。在葛千濤看來，鄉土建設跟“新農村建設”有本質的區別。 “‘土’與文化相關的，‘鄉村’僅是一個空間”。未來把主題落到實處。葛千濤和建筑師不斷溝通和思考如何體現“場所精神”，建筑和建筑的彼此關系，又需要選擇怎樣的載體表達？

在田野考察和實地調研中，建筑師們發現這里不僅僅有竹、夯土、壘石等自然材料，燒制青瓷外面的匣缽也是建筑的一種人文材料，它帶著龍窯的溫度，這種材料或也能成為建筑的立面……“因地制宜、就地取材”，一次史無前例的、在地性的、以“竹”為載體的建筑雙年展在葛千濤、楊旭、國廣喬治（George KUNIHIRO）共同發起下，在寶溪的山地茂林之中構筑開來。國廣喬治帶來了隈研吾，更早開始思考鄉土建設的楊旭，以建筑“水間”、“花間”表達多年來自己對鄉土建設的思考。而后，德國建筑師安娜（Anna Heringer）、哥倫比亞建筑師西蒙（Simon Velez）等11位建筑師相繼來到寶溪的山水間，他們在此構筑起了一個當代鄉村，以竹為載體的社區，其中有當代青瓷藝術館、竹產品設計及研發中心、陶藝家工作坊、雙螺旋石拱橋、青年旅社、藝術酒店、設計酒店、低能耗示范竹屋等共16座單體建筑。

這些建筑師的作品，并不是簡單的一棟建筑，她們和“竹建筑雙年展”共同構建出強烈的信息——以“低技術”造就鄉村公共藝術，以“低技術”構成公眾參與。在“竹建筑雙年展” 構建之時，寶溪鄉溪頭村，以及周邊寶根村、高山村等的村民都參與“雙年展”的項目，他們也從中將“低技術”做了因地制宜的“升級”，再造自己的美麗家鄉。

公眾參與，互相借鑒，開啟民智

這一切構建起了2016年9月底“國際竹建筑雙年展”開幕之時的寶溪，而后近一年半的時間，寶溪發生了哪些變化？“澎湃新聞·藝術評論”記者對比當時，發現最顯而易見的變化是村民的自家房屋的馬賽克外立面漸漸被竹子、夯土等代替。

這種替代是村民借鑒于建筑師的建筑，而當時建筑師用匣缽做墻體的靈感卻來自于當地村民金品師傅的家。這種營造法則的交互借鑒，恰是鄉村建設帶有教育和學習的雙重意義。整個“竹建筑雙年展”有當地百余村民參與，在參與過程中“開啟民智”，這也是竹建筑雙年展一種無形的永續和可持續。

寶溪鄉村民金品師傅已年過八旬，家里有一個清代留下的古窯，從建窯開始至金品師傅的兒子輩，古窯已經燒制了7代。但在21世紀初，古窯經歷了一年甚至幾年燒一窯的窘境，金品的兒子金朝軍和眾多離開鄉土的人一樣，來到上海從事建筑行業，而后又去往云南涉足民宿和服裝領域。但近幾年，金朝軍回鄉了，之后古窯幾乎一月燒一窯，還依托古窯優勢建起了文化民宿。

談起回鄉的原因，金朝軍說對他影響最大的要屬葛千濤，最初他得知外國建筑師在家鄉寶溪造房子，而后見到了葛千濤，葛千濤建議他說，“你家的古窯是一種文化的傳承，要把古窯用好”。于是金朝軍開始思考回鄉發展的可行性，先前在上海和云南的工作給了他足夠建造和管理民宿的經驗，以及對外溝通的能力，他們兄弟姐妹們經過籌措和探討后開始改造房子、建民宿。除此之外，也開始對龍泉青瓷的再開發，除了做仿古瓷之外，研究新的“冰裂紋”的燒制，并取經陶藝家，燒造符合當下審美、卻由古窯柴燒完成的手工瓷器。他的大女兒正在在龍泉念初中，在金朝軍的設想里，他希望大女兒讀藝術類專業，未來繼承“祖業”，從事陶瓷方面的設計和研究。

由“竹建筑雙年展”帶來的改變還有很多，盡管來往寶溪鄉山高路長，但自“雙年展”開幕后到村里觀光旅游、看竹建筑、看古龍窯的游客明顯增加，每逢假期，進村的車還會出現擁堵的狀況；戊戌狗年，央視“村晚”也在寶溪取景拍攝，村民們張燈結彩、燒瓷開窯，喜慶開年。當寶溪鄉的名字走出鄉村，越來越多的村民也開始回鄉，他們看到了家鄉的價值，開始了一種文化的回歸。

原本在外打工的村民回鄉后，除了參與因“竹建筑雙年展”而產生的建筑維護、保養等工作外，也在家鄉開啟了多種創業方式。而對竹材料的研發、維護，包括防蟲防蛀等處理，也促進了竹工藝的升級和產業鏈的變化。

新的發生還包含著過去的生活方式，“澎湃新聞·藝術評論”記者在寶溪之時，恰逢當地“逢五集”，四里八鄉的村民開著小車置辦年貨，大豬頭、活雞鴨、各式糕點、彩色衣服……叫賣聲、嬉笑聲編織了傳統的鄉土年味。

釋放原有生產資料是中國鄉建的一種途徑

自從寶溪鄉有了“竹建筑雙年展”，中國的其他地方也陸續開始了有高等院校參與的“建造節”， 可見 “竹建筑雙年展” 的意義不僅在鄉村，更多的是恢復了我們對日常的理解，提示公眾以智慧激活原來的生產資料，并且去關注、思考和應用、如何把它們變成一種可持續的路徑。

在寶溪鄉的村民活動中心邊，有一幢老民宅，屋檐下寫了一行顯然已經年代久遠的大字“寶溪鄉不遠的遠景規劃”，而下面的內容已經模糊，這冥冥之中給人留下了想象的空間。

在葛千濤心中，寶溪的未來應該是一個國際化鄉村，而不是一個簡單的農家樂。他覺得中國未來的鄉村應該類似意大利托斯卡納或法國普羅旺斯模樣的國際化鄉村，并由此追求一種未來生活的方式。

但毋庸置疑，到目前為止無論是寶溪，還是中國其他鄉村，與葛千濤的預期相距甚遠。中國的鄉村到底需要通過怎樣的路徑來解決當下面臨的很多問題？

在日本，“越后妻有”項目以當代藝術的形式介入和改造鄉村，這種模式是否可以借鑒？葛千濤表示了質疑。他認為，在中國廣袤的鄉村，簡單用“越后妻有”的方法不太適合，因為中國從來沒有進入過西方意義上的“現代主義”，用非常當代、前沿的觀念藝術改造中國鄉村是不合適的，因為缺少群眾和文化基礎。

就中國的鄉村建設而言，中國古人所說的 “因地制宜、就地取材”便是一種中國智慧。所以在寶溪，葛千濤所做的是一種可視化的藝術形式。在中國，“竹”本身帶有文化精神和屬性，但過去我們只局限于用竹做筷子、做籃子，而因為“竹建筑雙年展”讓更多的人重新親近竹、認識竹。

從2012年“竹建筑雙年展”正式開始籌備，到2016年9月開幕。項目經歷了四年，其中涉及的資金、落地等困難難以想象，這4年，葛千濤幾乎一直在寶溪，從一根鋼絲都買不到、90%的公眾持懷疑態度，到11位建筑師的作品全部落地，其中的難度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回顧過去，葛千濤認為，在中國鄉村做鄉土建設，需要精神和物質上兩方面的準備，尤其寶溪的工程，要完成的不僅僅是實驗性建筑，更重要的是可居住的社區空間，在中國沒有先例。好在自己咬牙堅持下來了，而建筑師們不懼山高水長，多次來到寶溪也是對自己重要的精神支持。

相比過去在上海，做藝博會、上海自來水科技館、梅龍鎮伊勢丹、泰晤士小鎮等項目，進入鄉村后的葛千濤對在地文化、對當地中國鄉村文化與鄉民會都有一個重新的認識。4年來在與當地村民的相處中，村民從質疑到支持的轉變中，葛千濤覺得寶溪像是自己的又一故鄉，“故鄉”除了建設之外，更重要的是“續建”，“續建”可能更艱巨。而如何“續建”，葛千濤也在實踐中摸索。

如今，除了對寶溪鄉的持續關注外，葛千濤還在籌備在上海迪士尼邊做一個“綠色營地”，擴延一個關于生態社區建筑的雙年展，相比鄉村的低技術生產材料的思考，上海更需要實現低碳、環保、可持續，如何真正落地，或許還需建筑師、生態學相關的學者、科學家結合探索關于城市未來的嘗試和試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