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謙慎是知名藝術史學者，著有《傅山的世界》、《吳大澂和他的拓工》等，很少人知道，正是由于30年前張充和先生向耶魯大學的推薦，才使得原本攻讀比較政治博士學位的他轉向了藝術史研究領域之中。“澎湃新聞·藝術評論”刊載的此文獲作者授權，選自其在廣東人民出版社新出版的《云廬感舊集》。

1986年10月，我離開北京大學，前往位于美國東部新澤西州的羅格斯大學（Rutgers University）攻讀比較政治博士學位。由于自少喜愛書法，出國前已經參與了全國性的書法活動，赴美留學后，我利用業余時間，在學校的東亞圖書館查閱港臺海外的書法資料，開車在美國東部拜訪旅美書法家，為《中國書法》雜志撰寫短文，介紹港臺和海外書法界的情況。

傅申先生（右）與白謙慎   1988年

1988年8月，我和妻子驅車至首府華盛頓。此行的目的除了旅游，便是拜訪傅申先生。傅先生時任佛利爾美術館中國部主任，是著名的書法史學者。早在1982年春，當我還是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四年級本科生時，就曾寫信向他請教海外書法研究的一些情況。8月6日，我和妻子與住在華盛頓的老同學許之微、張向歡夫婦一起前往傅申先生府上拜訪。我帶去了兩張字請傅先生指教，一件是對聯，另一件是小楷。傅先生看了我寫的小楷，便說我給你看一個人的字。說著從書架上抽出一本耶魯大學美術館舉辦的“中國文學藝術中的梅花”展覽圖錄，其中的小楷，特別是中英文參考書目中的蠅頭小字，夾雜在英文中間，錯落有致，格調極高。傅先生見我贊嘆不已，在旁說了一句：“看了這樣的字，就知道我們從小就沒有寫好字。”這個小楷的作者就是張充和先生。這是我第一次見到她的小楷，當時也不曾料到，以后和她的認識成為我的人生轉折點。

耶魯大學梅花展圖錄   1985年；

我在羅格斯大學讀書，學費全免，生活費則靠打工來掙。開學的時候，在學生食堂打工，端盤子，洗碗。寒暑假期間，在房管處打工，搬家具、刷油漆，干的都是體力活。當我打聽到本校東亞語言文學系的涂經詒教授開中國書法課時，便毛遂自薦，申請當書法課的助教。結果發現，已有一位臺灣來的女士在當助教，暫無空缺。1987年夏天，我正在房管處打工，突然接到涂教授的電話，說那位臺灣女士嫁人了，問我是否愿意接她的位子。就這樣，1987年秋季，我開始在東亞系教書法。以后，我還曾在耶魯大學、西密歇根大學、波士頓大學教過中國書法，直至2015年海歸。此時后話。

到東亞系當助教后，逐漸和系里的教授們熟了。教中國現代文學的是李培德教授（Peter Li），他的父親是語言學大師李方桂先生。有一天他告我，他的干媽喜歡寫字，干媽的名字叫張充和。原來李方桂和張充和抗戰期間住在重慶時就已是好友。我因在傅申先生那里見到過張先生的小楷，印象極深，傅先生也建議我有機會去拜訪，便向李教授要了張先生的地址，在1989年1月20日給她寫信，希望在5月放暑假時前去拜訪。2月1日收到了她的回信：

謙慎先生：

燕生（謙慎按：即徐燕生女士、李培德夫人）、培德早向我介紹先生，十分欽佩。五月間能來舍下一談，非常歡迎。我雖然在此間教了多年寫字（不能說書法），卻沒編什么講義，因學生由各系來學，程度十分不齊。開始兩周是教點楷書筆法，以后即因人設教，因為只有一學期。說來你不要奇怪，藝術學生到是寫什么都行。只有學中文（指洋人）的不易寫得像樣，因為深入字典字，方之又方，塊之又塊。等見面時再談。

敬祝

安樂。

張充和 一九八九年一月廿九日。

沒想到還沒前去拜訪，3月5日，在羅格斯大學舉辦的紀念李方桂先生的學術研討會上，我就見到了她。張先生個子不大，依稀記得穿著旗袍。研討會現場發的小冊子封面上的字是我用隸書寫的，拿給她看，她說不錯不錯，歡迎你來訪。   

1989年4月開始，國內局勢動蕩，海外學子的心境也難以安寧，本來約定5月到張先生家里拜訪的計劃便一拖再拖，直到9月4日。她家就在耶魯大學旁邊，從羅格斯大學開車過去大約兩個小時。

到了她家后，我請她簡略地介紹了自己的家世、學書經歷、對書法的見解，并看了一些她和師友的書法。師友的字有沈尹默先生在抗戰時期寫給她的信札和一些冊頁手卷。她本人的作品中，印象最深的是上世紀三十年代末在昆明寫在舊箋上的兩個小楷手卷。（它們和我在傅申先生家見到的八十年代所作的小字呈現出完全不同的境界。為梅花展書寫的小楷端方古雅，而三十年代的小楷則結體欹側多變，大小相間，錯落有致，嫻雅中透出幾分俏皮。書寫這兩個手卷時，張充和二十六歲，顯示出她在書法方面的卓越才華。

張充和小楷《淮海詞》 1939年

這兩個手卷上的筆劃之間常不連接，氣息疏朗空靈，由于明代吳門名家王寵的小楷點畫有相似的處理方式，我便問張先生，是否學過王寵的字。她回答說不曾學過，并告訴我，她的表哥也認為她的字與王寵有相似之處，并以為如此寫字會折壽，因為王寵英年早逝。講到這里她笑了：“我表哥七十歲就去世了，我可活得比他長！”那年，她七十六歲，由于長期在舞臺上表演昆曲，每日讀書寫字，她動作敏捷，思維活躍。

 張充和作青綠山水  1948年

在對著大門、通往二樓的樓梯旁的墻上，掛著一幅張先生1948年畫的青綠山水，畫的右下角，鈐著一方朱文長方印“充和”。在一本陳世驤先生翻譯、她書寫的陸機《文賦》（出版于1952年）的落款后，也鈐著同一方印，印風古雅生動。我詢問印章的作者，她說是喬大壯先生（近代詞人、篆刻家）在重慶為她刻的，上世紀六十年代意外遺失。言及此事，臉上露出遺憾和思念的神情。我因會刻印，便提出為她摹刻一方，請她在寄她的書法作品照片時（我在介紹她的文章中要作附圖用），附上喬先生所刻印章的復印件，以便依樣摹刻。9月28日，我收到了她的信：

謙慎先生：

今奉上喬老圖影數個，請不必在意。古人臨畫臨帖亦不必形似。拙書新舊都不足道，更是赧顏者為國內諸法家所閱。為了請教，也只好奉上數紙（為閣下所選定者），照片五張，有過小字恐不能翻印，故不寄。中有臨《寒食帖》，奉上請教，不必寄國內。所有照片，底片均未得到，唯有耶魯（云林詩）或可弄到。如不用時，請寄還（包括寄國內用后寄還）。

近日小女夫婦搬家來此，家中及心中極亂，未能執筆，待稍定后，當書寫奉上。即祝

秋祺

充和上。一九八九年九月廿四日。

尊夫人前問候。

 張充和致白謙慎信札   1989年

收到喬老印章圖像的第二天，我便開始摹刻。赴美留學時，一個朋友送了幾方凍石，其中有一枚和喬老刻的“充和”印大小相仿，不用打磨便可直接摹刻。那時石章的價格遠不像今天被哄抬到了很高的地步，我用來摹刻的凍石，并不昂貴，看起來卻體面大方。印章只有兩個字，當天就摹刻好了只是美國的郵政系統遠不及國內的效率高，9月30日是星期六，只上半天班，10月1日是星期日，郵局不開門，我便在10月2日（星期一）將印章寄出。

白謙慎為張充和摹刻“充和”印  1989年

六天后（10月8日），張先生收到印章，當即寫信感謝：

謙慎先生：

收到摹喬老印，形神都似，“龢”下殘缺處，尤甚原印在上“禾”，旁栩栩如飛，嘆為觀止。即喬老再生，見之必曰：“可以亂真矣。”每聽此間藝術人士說，有某人圖章，定是真字    畫，我將以此證明。自一九六五年失去此章，常常思念。今不啻珠還，亦即后繼有人，至為欣喜！若需篆書帖，我處有《石鼓》、《秦權》、《天發神讖》等，可代影印。再珍重謝謝。即祝

雙安。

充和上。一九八九年十月八日。

以后，讀了她的一些憶舊文字，才明白為何她“自一九六五年失去此章，常常思念”。這不僅僅因為喬大壯先生是一代篆刻大家，更因為這方印章和她年輕時一段值得永遠紀念的經歷有關。她在《從洗研說起——紀念沈尹默師》一文寫到，1940年或1941年間，她與沈尹默、喬大壯兩位先生還有畫家金南萱女士曾一起到一位楊姓鄉紳的園林雅集。“回城后，尹師轉來喬老為我刻的‘充和’二字，在一方紅透的壽山石上，尹師又在盒上題‘華陽丹撰充和藏’。可惜1965年去威斯康辛大學上課，歸途中失去箱子，包括此章在內。”她在另一篇短文《仕女圖始末》中，也以真摯的情感懷念著重慶時期的師友。在失去印章二十四年后，我的摹刻之作，多少彌補了失落原印的遺憾。

想必是得到這方摹印后格外高興，次日，張先生又給我發了一個短信，這次是用毛筆寫在明信片上：

昨寄謝信，諒與片同到，因今天為節日。所賜章石甚佳，特此致謝。凍中含有松花紋，至美。謙慎先生。充和，九日。   

為了感謝我為她摹印，她寄給我一本饒宗頤先生的《睎周集》。1970-71年，饒宗頤先生應傅漢斯教授的邀請到耶魯大學研究生院訪學一年，其間所填127 首詞，張先生用小楷抄錄，饒先生印成了精美的集子。

圖9  饒宗頤先生《睎周集》 1972年

《睎周集》中張充和小楷

收到《睎周集》后，我打電話給她，表示感謝，順便也提到自己準備轉行。當時我已快修完比較政治學的博士課程，但1989年國內的局勢，使我不想繼續從事和政治過于密切的研究，原先打算畢業后回國任教的計劃也擱置在一邊了。羅格斯大學有一個很好的圖書館學院，我打算去學圖書館學，先找個能養家糊口的工作，以后再圖發展。當我把自己的計劃告訴張先生后，電話那頭，她稍稍停頓了一下，似乎在思考什么，然后說：“你想不想到耶魯大學來讀藝術史系，你若愿意，我會鄭重推薦。”近30年過去了，可她說到“鄭重推薦”那四個字時稍稍放慢的語速和加重的口氣，依然在耳。聽得出來，她在鼓勵我做出決定，只要我表示同意，她將會盡最大努力去促成此事。

改變我命運的機緣，竟來得如此突然！

我怎么可能會不接受張先生的建議呢？！我在羅格斯大學留學期間，在國內也曾是大學老師的妻子，為了支持我讀書，挑起了家庭經濟的重擔，在羅格斯大學藝術史系的一個著名教授家里打工。通過她與教授夫婦的接觸，我對西方綜合性大學所設的藝術史系已有所了解。再加上耶魯大學是世界名校，素以人文學科著稱，如能有機會去耶魯大學攻讀藝術史的博士學位，豈不是三生有幸！

我有寫日記的習慣，每日所記，通常極為簡略。1989年10月13日的日記如是記載：“收到張充和女士寄來的《睎周集》，和她通了電話。她說她鄭重地向Barnhart推薦我去耶魯大學。”Barnhart即在耶魯大學教中國藝術史的班宗華教授，著名的中國繪畫史學者。

申請美國各大學研究院的時間通常在秋冬。因為那時并無網上申請，要在Peterson's Annul Guide to Graduate Study查到專業方向、申請截止期、地址等信息，然后寫信索要申請表，填表格寄出。此外，還要由已畢業的學校和在讀的學校校方寄出正式的成績單，有關教授寄出推薦信，申請程序才算完成。10月23日，我給耶魯大學研究生院發信索取申請表格。同時給張充和先生發出我的簡歷，希望她對我的學術背景有更多的了解。在此之前，我曾告訴她我畢業于北京大學，和她是校友。

三天后，亦即10月26日，我在日記中寫道：“晚上張充和女士兩次打電話來，很關心推薦我去耶魯的事。”張先生那天在電話里具體說了些什么，已經記不起來了。但從這前后幾天日記的簡略記載中，可以看出，她已經開始了推薦的準備工作。因為美國的博士生遴選，除了要申請人準備相關的文字資料和提交書面申請外，有時主事教授還會要求申請人到校面談，進一步了解申請人的學術背景和研究旨趣。張先生希望我在她正式向班宗華教授推薦之前，已經開始了各項準備工作。

其實，我這邊的準備工作正在緊鑼密鼓地進行。和張先生通電話的次日，我便打電話給西東大學東亞系的語言學教授王方宇先生，請他為我寫推薦信。王先生是書法家，曾訪問北大，我在北京大學任教的時候，就已和他通過信。到美留學后，我發現王先生家和我的學校同在一州。新澤西州是美國最小的州之一，從學校開車到王先生家大約40分鐘，所以，我曾數度造訪請教。后來我才知道，書法是他的愛好，他的研究領域是清初畫家八大山人，他也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八大山人書畫收藏家。此時，王先生正在和班宗華教授合作策劃“荷園主人——八大山人的生平與藝術”展覽。世界就這么小，巧事都被我撞上了！當我請王先生寫推薦信時，他慨然允諾。我在政治學系的導師威爾遜教授（Richard Wilson）和東亞系的涂經詒教授也都同意做我的推薦人。

我出國時，從未想過轉行學藝術史，所以，在國內曾經發表的一些書法論文和評論，都沒有帶到美國來。羅格斯大學東亞圖書館的規模不大，沒有發表我的文章的期刊。正巧我的好友商偉兄在哈佛大學東亞系攻讀博士學位（現為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講座教授），我請他在哈佛燕京圖書館復印了我的文章，作為申請的輔助材料。

根據我的日記，10月30日我同時給普林斯頓大學、密執安大學、斯坦福大學、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藝術史系發信，索取申請表。既然張先生已經決定推薦我去耶魯讀書，為什么我還準備申請其他學校呢？說實在的，心里沒底。在網絡不發達的年代，資訊流通遠不及今天這樣便捷。張先生在四十年代已有文名，1949年出國后，雖然曾回國幾次，但國內對她有所了解的，多在昆曲界和文學界，書法界對她是生疏的。在采訪她之前，我見過她的字，深為歆慕。從李培德教授處，也得知她的丈夫是耶魯的教授，姐夫是沈從文。采訪之后，對她的家世、師承、履歷有所了解，但也僅此而已。今天各種關于張家的書籍和網絡流傳的諸如張家四姐妹、周有光、卞之琳之類的故事，我一概不知。說白了，我對張先生的了解其實是十分有限的。她在耶魯大學藝術學院教過25年書法，和班宗華教授自然很熟，也一定會向班教授力薦。可是，美國大學教授頗講公事公辦，誰知道還會不會有其他具有競爭力的申請者呢？誰知道耶魯大學藝術史系的入學委員會將怎樣看待我這個從沒上過藝術史課，只不過寫過幾篇和書法相關的文章的業余愛好者呢？我當時的想法是，既然已經動了申請藝術史系的念頭，何不多申請幾個學校呢？如果耶魯不成，或許還能僥幸被其他學校錄取呢。1985年我申請美國的政治學系時，投信十余所大學，最后只有四所大學錄取我，給學費獎學金的僅羅格斯大學。申請的學校多，概率自然會高些。況且，申請材料一旦準備完畢，分寄幾所學校的申請材料大同小異，不費什么事，大不了每個學校付幾十美元的申請費罷了。至于羅格斯大學的圖書館系，因為不給獎學金，申請截止期比較晚。如果申請所有的藝術史系都碰壁后，那將是我的最后選擇。我是同一所學校政治學系的博士生，被圖書館系錄取，毫無問題。

11月1日，張先生來電告知，那天她和班宗華教授見面了。她對班先生說，你的學生都是研究繪畫的，我向你推薦一個研究書法的。班先生是方聞教授的學生，在普林斯頓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時，就對書法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他的第一篇學術論文，討論（傳）衛夫人的《筆陣圖》。所以，當張先生向他推薦我時，他對我的背景甚感興趣。

當時已是藝術史系三年級的李慧漱同學（現為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藝術史系教授）后來向我講述了張先生去見班教授的細節：那天，張先生打電話到藝術史系，說要見班宗華。這一年，班教授正任系主任，天天上班。接電話的是系里的秘書Barbara，一個和藹的白人老太太。她說，班教授忙，有什么事先留言。見有人“擋駕”，張先生沒多解釋，開著車直奔藝術史系，自己敲門找“Dick”（班教授的小名）去了。我查了一下當年的日歷，那天是星期三。張先生退休后每個星期三下午都會到耶魯大學美術館的亞洲部整理館藏中國書畫，美術館和藝術史系的建筑連在一起，她知道在哪能找到班教授。

張先生和班教授面談的兩天后（11月3日下午），我和班教授通了電話，建立了初步聯系。11月13日，我收到了王方宇先生的來信，說他已經向班教授口頭推薦了我，并對我的申請前景表示樂觀。11月14日下午，我和班教授再次通電話，約好十一月底或十二月初見面。

11月30日下午，我在班教授的辦公室與他會面。不像許多教授通常穿著西裝上班，他那天穿著一件套頭衫，看起來很隨意，讓我感覺不那么緊張。他對我的情況已有所了解，簡略地問了一些情況后，便明確表示，他希望我到耶魯來學習，不必再申請其他學校，他將為我爭取全額獎學金。不過，他補充了一句，最后能否被錄取，還要經過研究生入學委員會集體討論。那天晚上，我在張先生家里用餐，慧漱也在。她們都認為，雖然最后的結果還要等兩三個月，但成功的幾率已經很大。第二天，我便寄出了申請表格和材料。我的幾位推薦人（包括張先生），也陸續寄出了推薦信。

1992年白謙慎和班宗華（中）、馬麟（右）

1990年1月，由徐燕生、于牧洋和我合作策劃、中國大陸滄浪書社協辦的“中國當代書法篆刻展”在羅格斯大學藝術學院的畫廊開幕。張先生的老朋友、李方桂夫人徐櫻女士將參加開幕式，我給張先生寫了信，邀請她參加開幕式。張先生在回信中說她家里有事，不克前來，但卻邀請我和妻子、兒子到耶魯一聚：

開春后盼闔府來我處一聚。現在天氣莫測，長路要當心。上次為了漢思要看“秦始皇”，在紐約博物館，除了兵馬俑外，其余都是“不堪”。只三十八分鐘，花了“車費”一千多元，因半途車子壞了。以后種種花費，現在仍在修理中。幸而沒有出事傷人傷自己。

祝雙吉。   

充和，一九九〇年一月廿三日。

大概此時她認為我被耶魯大學錄取已無懸念，我和家屬應該在放暑假前，到學校看看環境和宿舍，做好搬家的準備。

由于一個學生可以同時申請多所大學，美國的著名大學之間有一個約定，正式錄取通知書都在每年的3月15日寄出，申請者必須在4月15日前通知學校是否接受錄取。但實際上不少大學在1月下旬到2月中旬之間，就已經開始了篩選工作，并在錄取通知書發出前和一些申請者進行溝通。（我從1997年至2015年在波士頓大學藝術史系任教，長期擔任系研究生入學委員會委員，對這套程序相當熟悉。）1990年2月20日晚，我和張先生通了電話，她說沒有什么問題了。3月7日下午，我收到班宗華教授一封很短的信，說耶魯已經決定錄取我并有全額獎學金。3月19日我收到耶魯大學正式錄取通知書（3月15日發出，因17、18是周末，四天才到）。

4月12日，我和家人如期赴約，前往張先生家一聚。是日天朗氣清，張先生興致勃勃地帶著我們在美麗的校園里游覽，參觀了校圖書館、善本圖書館和美術館。在談話中，張先生告訴我，她在耶魯教書25年，從未向耶魯推薦過一個人。八十年代她到北京探親時，歐陽中石先生曾邀她到首都師范大學演講，事后有些學生寫信給她，想申請到耶魯來讀書，她都沒有答應。我是她第一次（現在想來很可能也是唯一一次）向耶魯推薦的學生。真是言者無意，聞者有心，她這么淡淡地一說，我心頭的壓力就增加了許多。于她而言，“鄭重推薦”已大功告成，她實踐了自己的諾言。可對我來說，被耶魯錄取，只是挑戰的開始。

數個月后，亦即1990年9月2日，我們全家搬到了耶魯大學的所在地——康州新港。從1989年9月4日到張先生家采訪，到全家搬到新港，正好一年。此后，我在這個城市住了整整五年。

進入耶魯大學以后，我一直沒有向同學和老師們透露張先生是我上耶魯的推薦人。因為那時我對藝術史領域依然十分生疏，對自己今后能走多遠，心里也沒數。我擔心自己的學業表現不夠好，連累了張先生的名聲。即使在我從耶魯大學畢業后好多年，我也不曾對外人談起此事。

1995年，我得到了西密歇根大學藝術系的教職。七月下旬，我要搬家了，張先生打電話給我，說小白你過來，有個事。我到她家后，見桌上放著四大冊《草字編》，第一冊的扉頁上用毛筆寫了題辭：

謙慎來耶魯求精進，因得以聚。疑義相與析者共五年，樂益良多。今成博士學位，更有喬遷之喜，謹以此奉賀，兼以贈別，并祝：世途寬坦，福壽無涯。

一九九五年七月二十日，充和于美東新港之半舫。

張充和贈白謙慎《草字編》扉頁的題辭

原來細心的她在一個月前就托人從香港買了這套書，作為贈別禮物。

張先生的題辭，需要解釋一下。我到耶魯后，班宗華教授帶領研究生籌備了“玉齋珍藏明清書畫精選”展覽（展覽于1994年在耶魯大學美術館展出），書畫作品上的題跋和印章分別由同學們著錄，凡是遇到難認的草書和印章時，由我來解決。當我不能確定的時候，就去請教張先生。這就是張先生在題辭中引陶詩“疑義相與析”的涵義。

題辭的署名下，鈐的正是那方我為她摹刻的名章。

2006年，我的英文著作《傅山的世界》中譯簡體字版由三聯書店出版，得到了祖國的讀者們的肯定，多次重印。我去看望張先生時，告之這一情況，她很高興，豎起大拇指，說了聲“好”！當我感謝她當年推薦我上耶魯，給了我一個研究自己所喜愛的藝術的機會時，她回答得很妙：“你不用謝謝我，是耶魯應該謝謝我。如果我不推薦你到耶魯來讀書，哈佛或是普林斯頓就要把你搶走了！”其實，如果沒有她鼓勵我申請耶魯并大力推薦，在1990年我是不可能被上面提到的幾所大學錄取的。我曾托商偉兄詢問過當時在哈佛任教的巫鴻先生，巫先生說他并不指導研究書法的學生。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高居翰先生，不但對書法沒有什么興趣，而且并不認同書畫有著密切關系的傳統觀點。他的學生文以誠教授在斯坦福教書，似乎也從未認真關注過書法。密執安大學的艾瑞慈教授興趣雖然廣泛，但如果有研究繪畫和研究書法的人同時報考他的研究生，他應該會優先選擇做繪畫的。普林斯頓大學的方聞教授很重視書法，但那時他正在積極發展與國內博物館的關系，1990年，他招了一位上海博物館的年輕人為學生。也就是說，在1990年，耶魯是唯一對我的背景感興趣、同時也是最適合我去學習的地方。天時、地利、人和匯聚于此，其中的關鍵人物，便是張充和先生。她于我，有再造之恩。

圖14  張充和與白謙慎  2012年

2010下半年的一天，我開車去新港看望張先生。那天她的兒子以元也在。傍晚時，張先生、以元、吳禮劉、我四人到附近的一家中國餐館吃飯。小吳和我坐在桌子的一邊，對面坐著張先生和以元。以元是飛機駕駛員，住在母親的附近，常去照顧。我和他聊天時，把當年他母親推薦我上耶魯的事簡略地說了一遍。說完后，我對坐在斜對面的張先生說：“充和（這是我們在美國對她的稱呼），我告訴以元，你母親只見過我兩面，就推薦我上耶魯了。”

她笑了，不緊不慢地說：“好像我的眼力還不錯。”

2017年5月

附記：我在1995年找到西密歇根大學教職時，并未獲得耶魯大學的博士學位，獲得博士學位在1996年。

此文原刊于《掌故》第3輯（中華書局，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