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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新憲法的智利人為何公投卻投反對票?解決問題不能光靠理想
9月4日,智利就新憲法草案舉行了全民公投。正如近期民意調查結果所預料的,參與投票的約1510萬選民中,近62%的民眾反對制憲會議批準的新憲法文本。這標志著智利的新憲法制定進程被民意叫停,42年前皮諾切特時代制定的憲法作為該國的根本大法,將繼續生效。

智利新憲法公投結果分布圖,紅色為“反對”、綠色為“贊成”。 來源:Wikipedia
對于這一結果,各派力量反應各不相同。力推新憲法的智利總統博里奇坦承“不得不傾聽民眾的聲音”,但仍表態要吸取公投失利的教訓,與議會和社會各界合作推出另一版新憲法草案。積極促成否決運動的中左翼和右翼政黨,也同意就提出新文本進行討論。而在國際媒體和智利本地分析人士眼里,公投結果拒絕的不只是新憲法草案,還是整個博里奇政府。也正是因此,9月6日博里奇宣布改組政府,以使執政聯盟更具代表性,繼續推行其改革理念。

智利總統加夫列爾·博里奇
根據公投前最后一次民調,47%的民眾反對新憲法草案,支持者比例達到38%,但最終的結果卻更加令人驚訝:反對者幾乎在全國各地都占據絕對多數,反對目前的新憲法草案,成為了絕對主流民意。相比于2020年10月全國制憲公投中,超過78%的民眾贊成制定新憲法,這一結果顯得格格不入,但其背后有特殊的原因。

當地時間2022年9月4日,智利首都圣地亞哥,一名男子在一個投票站投票,決定是否通過新憲法。
新憲法草案“太長、太左翼、太激進”
對于多數民眾來說,他們支持制定新憲法這一大方向,但他們對制憲會議草擬出來的新憲法并不滿意。美國《時代周刊》調查發現,從制憲過程到新憲法內容,不同的民眾都不乏反對之聲。
新憲法草案由制憲會議154名民選代表制定,他們來自不同政治光譜的11個政黨與聯盟,還有17位代表得益于專門保留的原住民議席。但在一些智利民眾看來,制憲會議中左翼和中左翼勢力便占據了近六成席位,多數無黨籍獨立代表也持有左翼立場,不能真正代表智利社會和民意。就連原住民代表的構成,也不能充分代表占智利人口13%的原住民,因為他們不少人都持有保守的觀點。
用政治分析人士、民調咨詢機構Politico Tech Global負責人肯尼斯·邦克的話說,相比于草案的內容,更大的問題在于新憲法起草的過程。而這樣一個由左翼主導的制憲會議,推出的新憲法草案(共388條)自然充滿了左翼進步主義內容。在智利這個右翼傳統深厚、新自由主義理念治理多年的社會,有些條文“太過于進步”、“不切實際”,連不少期望推出新憲法的民眾都難以接受。
例如,為了回應歷史上的不平等問題,保護少數族裔,新憲法草案強調智利的“多民族、跨文化”價值觀,雖然看起來很符合“政治正確”,但竟能令部分民眾擔心會令智利更加分裂。此外,條款眾多的草案列舉了大量具體的平等權利。除了傳統的公民權利外,還將“生態性”列為國家價值觀之一,列出清潔空氣、清潔用水的權利,并著重強調打破企業對自然資源的壟斷。
在性別平權、保護性少數群體和少數族裔等方面,草案也提出公立機構中在崗女性占比不得低于50%,保障墮胎權,確立少數族裔的地區自治和文化、身份保護。在醫療領域,該草案明確要求建立公共醫療服務體系。這些內容不僅具體,而且有些過于激進,尤其不乏沖擊民眾當下切身利益的導向(如加重納稅人負擔以支撐公共醫療),不少民眾對此表達了擔憂。
在國家機構改革方面,新憲法草案要直接廢除參議院,用新組建的地區院取而代之,直接沖擊了該國的兩院制國會體系。按照現行憲法規定,參議院有權否決眾議院的立法提案。目前智利左翼力量雖然在眾議院占據優勢,但在參議院卻與右翼力量平分秋色。因此批評者認為,該草案的這一設計,是在為政治博弈服務,即搬走參議院中的右翼“絆腳石”。
結合上述新憲法草案中的爭議條文,肯尼斯·邦克毫不諱言,稱憲法改革的動機不過是“短期策略性的政治思維”,而非為國家確立全新的前進方向。這一點,不少投下反對票的民眾感同身受。
此外,一些外部因素也加劇了此次公投的反對票比例。《華盛頓郵報》稱,由于這一新憲法“(篇幅)太長、太左翼、太激進”,引發了全球關注和熱烈辯論,關于草案的解讀充滿了虛假信息和困惑,令不少選民望而卻步。目前智利經濟狀況不佳,通脹率達到28年來新高,犯罪率持續提升,人們擔心新憲法草案火上澆油,會毀了智利長期引以為傲的經濟發展。

當地時間2022年9月4日,智利圣地亞哥,民眾在批準或否決新憲法的公投后清點選票。該草案將取代奧古斯托·皮諾切特獨裁時期實施的現行憲法。
就連公投的機制也起到了有利于反對票的作用:這次公投是強制性的,選民必須投票,而且只能在現有的新憲法草案內容中選擇接受與否。1500多萬合格選民既不能放棄投票,也不能就新憲法草案具體內容提出修改意見,不敢接受新憲法的民眾,似乎只有“投反對票”這一相對更穩妥的選擇。
智利民眾想要新憲法,但不想要太過“左翼、民粹主義”的新憲法。從某種程度上,民眾通過否決新憲法草案,也是在否定博里奇政府上任半年來的施政理念和表現。
改良智利僅憑起草、改善新憲法條文,遠遠不夠
智利自1990年結束軍政府統治、恢復代議制民主以來,制定新憲法的呼聲便不絕于耳。但從某種程度來說,目前的新憲法并非長期規劃、多年考量的結果,而是2019年全國性抗議和社會騷亂的產物。那場持續兩年的抗議活動,看似緣于首都圣地亞哥的公共交通早晚高峰小幅漲價,其背后是多年來經濟社會嚴重不平等,引發了智利社會不滿情緒總爆發。
民眾對于社會現狀不滿,自然不是公共交通票價調整便能緩解的。他們很快將矛頭對準了四十多年來的“皮諾切特模式”,即經濟上的“新自由主義模式”和憲政上皮諾切特的影響力。盡管政治轉型已有32年,現憲法60%的內容都是后軍政府時代的修正條款,但智利人始終認為治理國家的仍是“皮諾切特憲法”,從合法性來源上便不認同。加上疫情時代進一步加劇的貧富差距和民生艱困,廢除憲法很快成為智利社會的絕對主流民意。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智利制定新憲法的流程以極快的速度推進:2020年10月舉行全國公投,民眾一邊倒地支持制定新憲法;2021年5月第二次全國投票選出了以左翼力量為主導的制憲會議;制憲會議用了12個月時間起草、通過了新憲法草案,只待交付第三次全國公投通過,便可實施。尤其是今年3月博里奇就職總統,左翼政府正式執政,新的憲政體制與新政府齊頭并進,似乎只是時間問題。
然而新憲法草案在公投中遭到全面反對的事實,傳遞出了明確的信息:一方面,智利社會不想通過新憲法對國家體系做出顛覆性改變,甚至“動搖國本”;另一方面,新憲法不是萬能藥,博里奇政府要想贏得民眾認可、改良國家與社會,僅憑起草、改善新憲法條文,也遠遠不夠,甚至有可能被民間指責為以制憲轉移注意力、掩蓋實際問題。
博里奇本人也意識到民眾反對的不只是新憲法內容本身。公投結束后僅兩天,博里奇便宣布改組政府,更換了能源、礦業、內政與公共安全、衛生、總統府秘書部等多位部長。其中,新任內政與公共安全部長卡羅麗娜·托阿繼承了其父的政治事業,來自更溫和的中左翼政黨,曾在前總統米歇爾·巴切萊特時代進入內閣,還當過圣地亞哥市長,擁有豐富的從政履歷。
用博里奇本人的話說,此次改組是為了令執政聯盟具有更廣泛的代表性,這也表明他執政六個月后,意識到自己“不可能將治國停留在表面”。擔心走向極化(無論是極左還是極右)是不少智利人的心態。在他們看來,過去智利主要政治力量意識形態淡化、左右分歧相對不尖銳,確保了政治結構穩定與社會經濟政策的高度延續性,而過激的變革理念,可能會摧毀這片“拉美的綠洲”。在此情況下,博里奇也意識到政府需要吸納溫和、穩健、有經驗的政治人物,方可推進其改革理念。
在人事變更之后,博里奇政府更要切實解決國家與社會面臨的眼前難題,才能使其國家改革的理念具備說服力。在政治局勢不明朗、新冠疫情和俄烏沖突等國內外因素共同作用下,智利經濟發展仍然充滿阻力。早在博里奇上任之初,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便將2022年智利經濟增長預期下調至1.5%,2023年的增長預期更是只有0.5%。如今,智利的通脹率更是超過13%,令廣大低收入群體更加苦不堪言。
為了增加政府財政收入,為政府所設想的公共醫療、教育、綠色經濟及其他社會政策提供資金支持,博里奇政府正在大力推行稅收改革,目標是向全國前3%的高收入群體和采礦企業加稅,最終使這部分稅收達到國家GDP的4.1%。可以預見的是,這一政策將遭到傳統右翼勢力和行業利益團體的阻撓,缺乏執政經驗的博里奇團隊能否妥善協調、穩步推進,是對他改造社會經濟問題的一大考驗。
新憲法公投失敗后,民間要求重新制憲和解決實際問題的聲音并存,博里奇也將重啟制憲工作。以改革立法機構、搬走右翼“絆腳石”的方案已然遭到否決,博里奇如何在兌現進步主義改革承諾和團結多數政治力量之間尋求平衡,獲得更加廣泛的政治力量支持,使得后續制憲工作既能夠符合主流民眾預期、又不會觸動國家發展的根基,還能引導國家走向進步、改善陳年積弊,看來這與解決社會經濟問題一樣重要。
根據民調機構CADEM的調查,62%的受訪民眾將保障衛生、教育等社會權利作為新憲法的第一要務,而“多民族”和國家權力“去中心化”并不是絕大多數人眼中的緊要內容。這表明智利民眾關心的始終是國家與社會生活中的現實問題,而非進步主義意識形態本身。新憲法闖關失敗,恰恰暴露了博里奇政府過于理想化、與民間社會脫節、施政理念與政策頗為激進的問題。
智利的發展歷史成就不應否認,而該國傳統發展模式中存在的問題也是眾所周知。但解決問題需要腳踏實地,“取長補短”的美好愿望在政治實踐中也很難完全實現。目前來看,相比于智利民眾,更需經得住考驗的,是博里奇政府的耐心與統籌能力。
(胡毓堃,中國翻譯協會會員、國際政治專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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