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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新刊 | 于京東:鵝棋:命運游戲與意外之旅

2022-09-08 18:20
來源:澎湃新聞·澎湃號·湃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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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創 于京東 讀書雜志

編者按

鵝棋游戲起源于16世紀的意大利佛羅倫薩,曾風靡歐洲幾個世紀,1897年凡爾納的小說《一個怪人的遺囑》即基于鵝棋來展開其冒險故事的。為何凡爾納要根據鵝棋來創作這樣一部旅游小說?本文解析鵝棋的游戲規則,認為鵝棋與旅行長期構成了一種文化上的“互文”關系。隨著歐洲探險、環游運動的興盛,現代旅行文化的轉變,旅行、文學與鵝棋游戲更加緊密地互動,成為凡爾納靈感的來源。

鵝棋:命運游戲與意外之旅

文 | 于京東

(《讀書》2022年9期新刊)

從前,有一個脾氣古怪的億萬富翁,他唯一的嗜好就是游戲。某一天,他意外去世了,隨后葬禮上公布的遺囑是舉行一場全民公開的游戲競賽活動,而最先通關的玩家就可以繼承他所有的財產……聽起來是不是有些熟悉?

沒錯,上述情節與電影及其同名小說《頭號玩家》高度近似,但其故事原型卻出自更早的法國文學家儒勒·凡爾納。在一八九九年一月的《教育與娛樂雜志》上,凡爾納開始連載他的小說《一個怪人的遺囑》(Le Testament d’un excentrique),這是他“奇幻旅行”系列的第四十六部,講述了一群玩家在現實中依據游戲規則來穿越美國的冒險故事。在凡爾納的眾多作品中,這是極少尚未有中譯本的小說之一,除去文學價值、知名度以及晚年創作等方面的因素外,很重要的一個緣由也在于故事所依托的游戲類型對國人來說相對陌生——八九七年,凡爾納是以西方傳統的鵝棋為藍本開始寫作的。

儒勒·凡爾納小說《一個怪人的遺囑》

在近代歐洲,鵝棋又被稱為“高貴的希臘游戲”,傳說是特洛伊時代的英雄帕拉梅德斯發明,但歷史學家普遍認為它實際起源于十六世紀意大利的佛羅倫薩。史料可考的最早一次記述在一五九七年,倫敦的約翰·沃爾夫文具店中登記有《最新趣味的鵝棋游戲》,標題是從意大利語翻譯而來。十七世紀后,鵝棋很快在西班牙和法國的宮廷流行,在市井民間也逐漸成為大眾娛樂所中意的消費品,它一方面寓教于樂,被用于宗教、歷史與地理知識的啟蒙教育;另一方面,廉價易懂的特征也使其成為輿論宣傳的載體。

現存最古老的鵝棋是一六〇一年里昂制作的木刻本《新版希臘人的鵝棋游戲》。這是一份標準的鵝棋游戲,棋盤由六十三個格子由外向內按逆時針的方向排列而成,這些格子實際構成了一條螺旋向內的軌道。游戲時,玩家需要用兩個骰子擲出點數,然后根據點數移動自己的標記,使之在軌道上前進相應的步數,第一個到達最后一格的玩家獲勝。

一六〇一年里昂制作的木刻本《新版希臘人的鵝棋游戲》

在游戲過程中,有兩類特殊的格子會給玩家帶來意外的運氣或不幸。

首先,有十三個格子會不定期地出現“鵝”的圖案,意味著“不可停留之地”,每當有玩家止步于這些格子,他先前所擲的點數就可以翻倍,然后就要繼續前進翻倍后的步數。對于這一規則存在著兩種解釋:一是“神殿之鵝”的典故。李維的《羅馬史》曾記述,公元前三九〇年,布倫努斯帶領高盧部落準備偷襲羅馬,是朱庇特神殿附近的鵝發出了警報。經此之后,羅馬人每年都會組織慶祝活動,抬著載有鵝的轎子全城游行,而那些守護失責的狗則會被活生生地釘在神柱上。二是在民俗學意義上,野鵝代表著太陽每年的回歸,象征了豐收。在歐洲一些地方性的節慶中,鵝是豐收祭祀儀式的一部分,比如在斯特拉斯堡,船業行會每年的慶典活動之一便是將一只綁在繩子上的鵝作為比賽的終點,狂歡的人們會組織船隊進行比賽。

其次,在剩下的五十個格子中,還有六個“風險”格,玩家在這些地方不僅要支付事先約定的罰金,還要根據規則變換其位置(如玩家彼此相遇在普通格,先來者要交罰金,然后同后來者交換位置),這就使整個游戲的過程充滿意外,撲朔迷離。無論是名稱、文字還是圖像,這些“風險”格中的信息往往具有精妙的隱喻意涵:

六號是“橋”,此處的玩家可以直接跳至十二號,但過橋要交罰金。

十九號是“旅館”,玩家要在此“休息”,暫停兩輪,所交罰金是住店費用。

三十一號是“井”,玩家會一直被困在井中直到有人來替代他,離開前要交罰金。

四十二號是“迷宮”,凡到此格的人因為迷路要被罰款,然后須立即退回到三十號。

五十二號是“監獄”,玩家只有等到另一個玩家到來才能出獄,出獄前也要交錢。

五十八號是“死亡”,此處的玩家不僅要罰錢,還必須回到一號,重新開始游戲。

在小說《一個怪人的遺囑》中,凡爾納幾乎完整復制了上述規則,并巧妙地植入到威廉·海普本去世后公證人宣讀的遺囑中,這位大富翁坐擁六千萬美元的資產,卻唯獨癡迷于鵝棋游戲,常同芝加哥怪人俱樂部的朋友們一道娛樂消遣。某一日突然暴斃后,海普本的遺囑要求眾人將他從法國人那里學來的鵝棋搬上美國的領土。

“這是我想為自己熱愛的國家所做的一件事情,我曾到訪過每一個州——這些共和國之星現在有五十個,將它們一個接一個地按方格排列,其中的一個重復十四次,就可以得到一張六十三個格子組成的游戲地圖,正如古希臘的高貴鵝棋一樣,它也將成為美利堅合眾國的高貴游戲。”

凡爾納小說中的《美利堅鵝棋游戲》

在海普本的游戲設計中,命運將隨機選出六位公民代表作為玩家,由他們在全美的范圍內自費旅行——就像這位富翁自己曾經做的那樣,玩家的行程軌跡則完全交由游戲來決定:首先由遺囑的執行人在芝加哥怪人俱樂部隨機擲兩個骰子,所得點數將通過電報發給玩家;玩家收到后必須按點數準時到達規則所指定的州,并在指定的地點打卡,過時就會被淘汰;游戲中,兩人相遇后位置會被強制交換;第一個正好到達六十三號伊利諾伊州,回到終點怪人俱樂部的玩家獲得全部遺產。在富翁的葬禮進行前,六個玩家依據科學的抽樣方法被選了出來,按順序分別是:(一)擁有法國血統的藝術家馬克斯·雷亞爾。(二)專業的拳擊手湯姆·克拉勃。(三)吝嗇的高利貸商人赫爾曼·蒂特伯里。(四)精明的報社記者哈里斯·金巴萊。(五)憂郁多病的中產階級小姐莉茜·瓦格。(六)陰險粗暴的海軍準將霍奇·烏瑞肯。

小說中還設置了一個游戲“彩蛋”,凡爾納一直到最后一章才公布出來。實際上,大富豪海普本在遺囑執行的前夜竟奇跡般地蘇醒,但由于他鐘愛這場真人游戲,所以“將計就計”,增加了游戲的第七個玩家,神秘的 XKZ,其實就是他本人。

電影《頭號玩家》劇照(來源:douban.com)

根據凡爾納為《美利堅鵝棋游戲》制定的規則,怪人俱樂部所在的伊利諾伊州是“鵝”,它在游戲中會不定期地出現十四次,玩家到此之后,本輪的點數加倍,然后迅速前往下一站。剩下的六個“風險”格沿襲了傳統鵝棋的規則,但也依據小說主題與故事情節進行了改編:

六號格中的“橋”被改為紐約州,因為在一八五五至一八九七年間,那里有世界上首座鐵路橋——尼亞加拉瀑布吊橋。第一部第十二章中,記者金巴萊在此交了一千美元罰金,然后直接趕到十二號新墨西哥州。

十九號格中的“旅館”變成路易斯安那州。這是美國的旅游勝地,所以蒂特伯里夫婦被指定在著名的怡東酒店(Excelsior Hotel,一八六九年落成)下榻,除了要交兩千美元的罰金,還要暫停游戲兩輪(第二部第七章)。

三十一號格的“井”是內華達州。由于十九世紀美國的采礦熱,這里遺留了大量礦井,第二部第十三章中,烏瑞肯準將不僅交了三千美元,還要被一直困在這里。

四十號格的內布拉斯加州代表著“迷宮”。由于地貌、森林和土狼圍攻等原因,金巴萊在此歷盡艱辛,交了兩千美元后又退至三十號華盛頓州(第二部第十章)。

五十二號格的“監獄”被改成了密蘇里州。瓦格小姐和畫家雷亞爾都先后被囚禁在這里,均被罰款三千美元(第二部第十一章)。

五十八號格的“死亡”在加利福尼亞州,因為有著名的“死亡谷”。

從故事情節與游戲規則的互動不難看出,凡爾納的這本小說更像是一份文學版的美國觀光指南。玩家的出發日就選在“上帝保佑旅行”的那一天,他們在各州的打卡點也是富翁海普本事先選好的——既同鵝棋的規則相符合,又代表了各州的風景名勝。除此之外,小說中有大量對美國各地風土人情的描寫,比如第二部第一章,畫家雷亞爾到了第二十八號懷俄明州,他和仆從游覽了新設立的黃石國家公園;第二章,拳擊手克拉勃在三十五號俄亥俄參觀了一場“牛”展,因為這是當地很有名的特產;第五章,瓦格小姐在三十八號肯塔基州的打卡地點是著名的猛犸洞……小說中的旅行路線由媒體全程公開報道,遺囑中的鵝棋也印刷了數萬份的副本,使得每個公民都能夠參與到這場冒險旅行中。遺囑公布的二十四小時內,《美利堅鵝棋游戲》便完成了繪制、雕版、著色和印刷,并以兩美分的低價格在極短時間內發行了幾百萬份。各地的人們不僅時刻關注著新聞,還陸續投身于全國性的大旅行,賭博愛好者們狂熱地押注給自己屬意的參賽玩家,其聲勢之大甚至蔓延到了遙遠的倫敦和巴黎。

作為皇家地理學會的一員,凡爾納通過小說的寫作一方面更新了地理探索與交通技術的最新發展,另一方面也在面向法國的讀者介紹美國各州的旅游勝地。這些內容既基于他自己的旅行經歷——一八六七年,他曾乘船到美國,游覽了紐約和尼亞加拉大瀑布(也是小說中記者金巴萊的游戲線路),還大量參考了一八九七年德國人卡爾·貝德克爾推出的第一版《貝德克爾美國旅游指南》。

不過,值得深思的是,凡爾納為什么要基于鵝棋來創作這本旅游小說呢?

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在近代的西方,鵝棋與旅行長期構成了一種文化上的“互文”關系。傳統鵝棋被視為一種對人生旅程的隱喻,其中的“鵝”就是命運的具象化形式,代表了生命的循環,而游戲中“橋”“旅店”“井”“迷宮”“監獄”和“死亡”等站點的設定,既呼應了旅途中的困難與阻礙,也喻示著人生軌跡上的迷茫、墮落、進化和重生。

新航路開辟以后,大量紀實性的航海日志與地圖集被帶回歐洲,為公眾認識世界、計劃旅行提供了專業且廉價的出版物,由于地圖和鵝棋的制作都使用相同的蝕刻版畫與印刷、上色工藝,所以新興的地圖生產商們也會熱衷于制作鵝棋,并且常常結合最新的地圖、游記、航海見聞與旅行線路等來設計其內容,焦點也大都集中在地理大發現、海外探險、殖民貿易等議題。一六四五年,皮埃爾·杜瓦爾出版了《世界游戲》,六十三個格子是按照從新世界(美洲)向舊世界(非洲、亞洲、歐洲)的旅行路線來排列的,格中是最新繪制的地圖;一六六二年,費赫將這款鵝棋改編為《世界主要國家游戲》,縮減為四十三格,但大量增加了關于各國人種特征、著裝風俗、自然風光與城市地標的文字和圖像說明。

1815年,倫敦發行的環法之旅地理游戲,包含當時法國的主要城、鎮、村莊、山脈、河流等許多有趣細節

進入十八世紀以后,歐洲各國先后成立了皇家科學院、地理學會等知識機構,官方和民間的遠洋行動與旅行記述也大量增加,尤其是一七五〇年后,科學考察成為一股風潮,相關的話題與成果也反映到鵝棋游戲的制作中。一七六八和一七八〇年,巴黎的克雷皮先后出版了兩款以世界地圖為主題的鵝棋,介紹了皇家科學院在全球的測繪成果,同時也標注了公眾所熱衷的實用旅行信息,包括“所有國家、人民、城市及其宗教、生產、商貿、教會、大學、海港的狀況,還有歐洲在亞洲、非洲、美洲以及新發現的島嶼等地的種植園和交通路線等”。

巴黎出版的世界地圖主題鵝棋游戲

作為一種純粹的賭運游戲,鵝棋的特殊之處在于它完全取決于偶然和運氣,毫無策略可言。與此同時,格子所排列的單軌道與螺旋線路非常具有象征意義,既有一種機械神秘主義的色彩(像佛教的曼荼羅、北歐的銜尾蛇),又符合近代早期流浪者小說中“旅行傳奇”(Le voyage Romanesque)的敘事結構,后者興起于新航路開辟之后,相較于史詩和戲劇,這類作品在故事、人物、地點與環境描寫上更趨于平面和零散,非常依賴于結構,尤其在對空間場景的使用上,所以像《忒勒瑪科斯歷險記》《魯濱孫漂流記》這些十八世紀最受歡迎的旅行故事同《堂吉訶德》一樣,都會被出版商制作成鵝棋游戲。到了十九世紀中期,旅行類小說開始以連載的形式發表,其地點、人物和章回式敘事很適宜于游戲改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歐仁·蘇的名著《巴黎秘事》《流浪的猶太人》等很快就成為暢銷游戲。

凡爾納童年受到了這些旅行小說的影響。在一八九〇年的《青少年回憶錄》中,他提到從前常讀笛福的《魯濱孫漂流記》,并且更加喜歡喬安·懷斯(Johann Wyss)一八一二年改寫的啟蒙讀物《瑞士魯濱孫》,這啟發了他的《魯濱孫叔叔》和《魯濱孫學校》。與此同時,鵝棋在他的成長過程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在故鄉南特,他常常和一位叔叔玩鵝棋,后者曾是一名船長,環游過世界。這不僅是《征服者羅比爾》的原型,還構成了《一個怪人的遺囑》的直接靈感來源。

《魯濱孫漂流記》鵝棋游戲

當一八四八年凡爾納前往巴黎求學時,由歐仁·蘇所開啟的雜志連載與神秘冒險主義風格正在盛行,各類探險小說層出不窮,比如大仲馬的《基督山伯爵》、左拉的《馬賽秘事》等,在法國以外還衍生出了倫敦、慕尼黑、那不勒斯、阿姆斯特丹等各國的“城市秘事”系列,這些旅行文學通常采用一種巴爾扎克式的場景或人物群像描寫,所以經常會被改編成鵝棋。受此影響,那些購買了小說和游戲的消費群體也會模仿故事中的路線去旅行。

差不多在同一時期,另一項影響了凡爾納文學創作的社會運動也日漸興起。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后,法國的公共知識界出現了巡游古跡的潮流,旅行同遺產保護運動結合到了一起。大作家梅里美在一八三四年后就長期負責法國歷史古跡的修復,進行了多次的環法旅行,并引領了旅行筆記的寫作風尚。實際上,這一傳統始于十四世紀的“環法之旅”(Tour de France),一度在學生、工匠與傳統的手工業行會當中盛行,他們遵守著一套精細而規范的規則來環游法國,一般持續三到四年。只有克服了旅途中的未知與風險,成功歸來,一個人才能真正地獲得“出師”的資格。

這種理念與鵝棋式的環形路線在十七世紀的“大環游”(Grand Tour)運動中得到了復興,來自上流社會的年輕人利用一至三年的時間去環游歐洲大陸,參觀古跡,學習社交和禮儀,完成他們的成長教育。作為“大環游”過程中的重要任務,青年人除了學習古典文化和藝術遺產,了解歐洲大陸貴族的宮廷生活,還要購買和使用各種流行的繪畫、古董和游戲。比如一八一〇年,巴黎的出版商蓋納德就推出過一個英語版本的《拉封丹寓言鵝棋游戲》,其受眾應該就是那些在大環游中來此觀光消費的英國人。

意大利的坎帕尼亞是“大環游”運動的著名景點。圖為1845年卡爾·施皮茨韋格所作《英國人在坎帕尼亞》(來源:wikipedia.org)

“大環游”運動最初流行于英國,市面上也就出現了大量以“環游”為主題的路線游戲,它們一般不使用骰子,而是用手轉動四方陀螺來決定點數,相較于鵝棋的格子,更多以數字來標識旅行中的站點。一七五九年,約翰·杰弗里(John Jefferys)制作的《穿越歐洲之旅的地理游戲》一共有七十七個站點,玩家需要從一號倫敦出發,最后回到七十七號倫敦。盡管形式有變化,但游戲完整保留了鵝棋的規則與架構。旅行中的“鵝”指代君主制國家,凡到其城市可以點數加倍;二十三號的法蘭克福是“旅館”,玩家因為要購買商品,所以要停一輪;四十二號的威尼斯也一樣,因為要參觀古老的里亞托橋。

根據《牛津詞典》,“Tourist”一詞就來源于大環游運動,指的是那些“出于好奇和閑暇而到外國旅行的人”。一八三八年,司湯達的《一個旅游者的日記》進一步向社會公眾普及了這個詞,書中記述了他環游布列塔尼、諾曼底和南法各地的經歷。差不多同一時期,市面上也出現了大量簡潔、易懂、百科式的旅行指南,比如英國的穆雷、法國的若安、德國的貝德克爾等皆有著作,這些新興的概念、術語和實用手冊都構成了凡爾納小說創作的基礎。從更深層面來看,傳統旅行是一種個體現象,而現代性的旅游則更多具有大眾化與全球性的特征,成長于這種轉型時代的凡爾納顯然受益于旅行文化的轉變。

事實上,凡爾納基于鵝棋來創作小說的一個最直接的緣由是他此前發表的另一部名篇《八十天環游世界》被成功地改編為一系列暢銷的鵝棋游戲。早在一八七三年,小說的第一版發行之時,出版商赫策爾就制作了一款《環游世界游戲》,游戲一共有八十格,格中是赫策爾旗下眾多在售圖書的產品目錄,終點格是小說主人公菲利亞·福格的畫像,中間部分則是一張顯示他環球旅行路線的地圖。一八七五年,巴黎的科揚推出了另一個更加忠實于小說的游戲版本。六十三個格子中描繪了旅行各個階段的場景。與經典鵝棋規則相同,每隔九個格就會出現一張福格的肖像畫,代表著“鵝”,玩家在此可以點數加倍前進。在美國,《世界報》記者娜麗·布萊在一八八九年效仿福格展開了七十二天環游世界的壯舉,而在一八九〇年她返回紐約之后的第二天,報紙上便刊登了一款《娜麗·布萊環游世界游戲》。游戲一共有七十二格,代表從出發到回程的每個日子,其中的第九格中有凡爾納的畫像,特指她專門繞道到亞眠拜訪這位作家的事情。游戲過程中,玩家在此處可以額外多擲一次骰子。

娜麗·布萊與《娜麗·布萊環游世界游戲》(來源:nytimes.com)

一八九七年,當凡爾納開始動筆《一個怪人的遺囑》時,《八十天環游世界》已經衍生出一系列的“周邊”產品,從各國的多個譯本到紙牌、畫冊、飾品、游戲,尤其是后者在大眾娛樂中的成功繼續促成了小說的多次重印和再版,形成了一種游戲與文學、鵝棋與旅行故事之間的“創作性互動”現象。凡爾納正是借鑒了十九世紀的這種將文學作品改編成為游戲的民間潮流,轉而以鵝棋游戲為藍本,進行旅行冒險故事的創作。

在《一個怪人的遺囑》中,他進一步用通俗文學的形式科普了那種純粹以閑暇消遣與自我娛樂為目的的中產階級文化。在小說所描寫的六組游戲選手中,作者明顯中意有教養的畫家雷亞爾和職業女性瓦格小姐,他們從一開始就并未將巨額的遺產作為這場奪寶游戲的最高目標,反而像真正的游客一樣,享受旅途當中游覽觀光、尋訪勝跡的樂趣。故事的最后,雖然 XKZ 先生(海普本)率先到達終點,但瓦格和雷亞爾卻收獲了他們的愛情。

電影《頭號玩家》劇照(來源:douban.com)

從時代語境來看,小說也反映了十九世紀勢不可擋的大眾化潮流。旅行不再是傳統精英和貴族男子的專利,相反,平民、職工、中產階層與年輕女性開始成為旅游業的主力。兩部小說中的主人公們變換地選擇鐵路、蒸汽船、馬車、汽車、自行車等不同出行工具,代表了一種快速增長的人類帝國力量,而競速之旅中又潛藏著意外和風險。在這一點上,兩部小說存在著內容與結構上的相似之處。

不過,作為相隔二十多年的作品,它們所描寫的旅行又有明顯的差異。首先,在結構上,《八十天環游世界》從一開始就計劃好了,有明確的站點與時間安排,盡管實際的過程存在著意外和困難,但最后主人公還是成功地到達終點。《一個怪人的遺囑》中,游戲參與者天真地踏上旅程,但卻遭遇到命運的戲弄,看似有明確規則,實際的人生軌跡與遭遇卻完全隨機。《八十天環游世界》更像是一款鵝棋,而《美利堅鵝棋游戲》才真正講述了大環游的故事,貫穿全文的一個關鍵詞是“命運”:旅行中的一切都是命運的選擇,支撐它的是明確、清晰、理智的法則,但這些法則本身潛藏著意外、風險與破壞,這種張力關系體現在凡爾納的諸多作品中,既表現出了一種競速、進步與科學擴張主義的勝利意志,同時也隱含著神秘、焦慮與悲觀的情緒。

其次,在內容上,《八十天環游世界》中的福格更像是莫里斯·阿洛伊諷刺的典型英國游客:裝作冒險式的探索,實際滿足于指南上的路線,長途跋涉只是為了實現一種“打卡式”的目標。《一個怪人的遺囑》更多還原了一種日常環游中的人物群像,作者利用巨額遺產來誘惑人們遠離城市和原來的生活,到自然、古跡和未知的環境中去。

1956年電影《環游世界八十天》劇照(來源:douban.com)

最后在理念上,兩部小說分別代表了十九世紀后期旅行文化發展的不同趨勢。《八十天環游世界》創作于巴黎的第二與第三次世博會之間,彼時歐洲人的旅游視野正從環歐擴展至海外和全球。《一個怪人的遺囑》選擇將目光聚焦在一國境內,并且同愛國主義的話語表述相結合,除了國內旅游與本土文化意識之外,更多也反映了愈加盛行的民族主義思潮。

(Le Testament d’un excentrique, Jules Verne, Paris: Hetzel, 1899)

* 文中圖片均來源于網絡

* 文中圖片未注明來源者均由作者提供

原標題:《《讀書》新刊 | 于京東:鵝棋:命運游戲與意外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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