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經劫難的鐮倉大佛

日本鐮倉大異山高德院供有一尊阿彌陀佛大銅像，習慣上被人稱為鐮倉大佛。大佛盤坐，凈高11.3米，算上臺座則高達13.35米，重約121噸。作為僅次于奈良東大寺盧舍那佛像的日本第二大古佛像，鐮倉大佛更為完好地保留了造像當初的風貌。

大佛最初還有表面鍍金，但經過歲月洗禮現在幾乎消失殆盡。大佛圓臉如同滿月，兩眉下垂，兩目半閉，鼻梁高挺，雙唇緊閉，一種堅定威嚴的大悲境界自然流露。大佛頭頂布滿寶蓋一般的螺髪，額頭上的白毫相也十分突出，只是螺紋更加細密。其雙手放在跏趺坐的雙腿上，結上品上生印，手足指間的縵網相清晰可見。面相較平，肉髻略低，雙肩厚實，如貓拱背，都是鐮倉時代流行的“宋風”佛像特色。

鐮倉大佛正面

關于大佛的建造，鐮倉幕府的官方史書《吾妻鏡》有過記載。曆仁元年（1238）開始建造木像大佛，五年后完成。另外根據著名游記《東關紀行》記載，作者在仁治三年（1242）造訪了完成前的“大佛堂”，與奈良東大寺的大佛對比，這尊大佛不是銅造而是木造的。這也能夠解釋大佛不久之后被臺風刮倒而毀的原因。《吾妻鏡》卷四十二記載建長四年（1252）八月十七日“今日當彼岸第七日，深澤里奉鑄始金銅八丈釋迦如來像”。這是第一次對金銅“鐮倉大佛”的記錄，不過記錄中的“釋迦如來”被認為是“阿彌陀如來”的誤記，因為我們現在這尊佛像手結阿彌陀定印。此后，銅像大佛被供奉于大佛殿之內。但后來建筑在室町時代（明應4年（1495）和明應7年（1498）兩種說法均有）大佛殿被海嘯摧毀。從此以后，佛像就一直露天供奉，直到現在。

因此日本著名文學家正岡子歸會寫下“火に焼けず 雨にも朽ちぬ 鎌倉のはだか仏は 常仏かも”的俳句來贊美它，其含義為：火焚而不毀，雨淋而不朽，鐮倉露天大佛，或許是永恒的佛。

就連我國的大作家老舍先生在參觀鐮倉大佛并聽聞大佛的坎坷經歷后，也賦詩一首：

履響春城玉笛催，花旗商賈為何來？

誰家廣告高三丈，古佛無言櫻自開。

飲露餐風不記年，越南烽火又春天。

人間多少不平事，盡掃群魔勝入禪。

十丈莊嚴百煉身，幾朝劫火淚成塵。

東方今日東風起，誰道櫻花無主人。

鐮倉大佛背面

鉛同位素破解驚天疑案

雖然大佛最開始的建造歷史還有很多爭論，但是現在的科學家卻發現了一個非常轟動的事實：那就是鐮倉大佛極有可能使用了從中國進口的（銅）錢幣做為原料。關于這一點，不少中文文獻都有極大的誤解，需要在此嚴正指出。由于不甚熟悉科學理論的緣故，不少學者單純依據鐮倉大佛與中國宋代錢幣具有非常相似的合金成分，便徑直推斷兩者所用金屬原料來源一致。還有些嚴謹的學者援引日本學者分析的數據，做出詳細解釋：“佛像使用青銅（銅、錫、鉛等合金）分成多個部位鑄造，每個部位的金屬含量比有差異，平均含量比率為銅68.7%、鉛19.6%、錫9.3%，根據這個成分比率，推定鑄造時使用了從宋朝進口的中國銅錢。”

然而，既然大佛不同部位的合金配比存在差異，又如何與宋代錢幣接近呢？經過數百年間的風吹日曬，合金成分是否會受到銹蝕的影響呢？再說，宋代錢幣的金屬元素數據也非一成不變，不同年代不同批次的合金配方不盡相同，而且宋代還飽受資源短缺的問題而頻頻鑄造劣幣。即使鐮倉大佛的合金成分和宋代錢幣近似，也無法做出如此武斷的結論，徑直說銅佛使用了宋代錢幣重熔鑄造而成。顯然合金比率的解釋不應該是最為堅實的依據。

制作如此龐然巨物的原料竟然舍近求遠，怎么都讓人百思不得其解。可是真正的科學證據，卻令人不可辯駁的指向這一結論。決定性的理由來自于制造大佛的金屬原料中的鉛同位素。

什么是鉛同位素呢？如果說碳十四測年技術解決了考古發現的“何時”問題，那么鉛同位素考古方法解決了文物來自“何地”的問題。鉛（Pb）有四種穩定同位素，分別為204Pb、206Pb、207Pb和208Pb，其中204Pb總量是不隨時間變化的，206Pb、207Pb和208Pb分別是238U、235U和232Th三種放射性同位素的衰變產物。由于各地金屬礦山在成礦過程中所處的地質環境中鈾（U）和釷（Th）含量不同，以及成礦的地質年代不同，所以其中鉛同位素的含量比率會有不同。這樣，鉛同位素組成可以作為各地鉛礦石的“指紋”——指征礦石的來源。而且，經過大量實驗研究表明,同位素分餾以及金屬腐蝕等問題幾乎不會影響鉛在銅器中各同位素含量比值的變化。也就是說，就銅錫鉛三元合金而言,分析得到的鉛同位素特征反映的是鉛料來源的信息。

平尾良光分析的鐮倉大佛鉛同位素數據，落入華南區域范圍

回過頭看，日本學者通過理化分析測定到的大佛的鉛同位素數據，并不能夠和日本境內的鉛礦資源匹配上，反而跟中國南方的鉛礦吻合很好。宋代，尤其是南宋時候的鉛礦開采區域全部在東南地區，集中于福建路、廣南東路和兩浙路等地。而這部分南方鉛礦剛好是鑄幣的原料。生產資料大量外流，在任何朝代都是滔天大罪。然而，錢幣的流通則是合法合規。當時能夠被大量帶到日本的金屬制品也只有銅錢，于是才有鐮倉大佛的制作原料是遠道而來的宋代錢幣一說。

宋代貨幣域外流通

看似天方夜譚的結論其實能夠經得起非常認真的推敲。宋元時期，中國對外貿易達到鼎盛階段，以圓形方孔銅錢為代表的中國貨幣，成為10-14世紀國際貿易的“硬通貨”，并充當遼、金、西夏和海外地區的流通貨幣。日本把中國銅錢作為主要流通貨幣在北宋時已開始，比如在崇寧年間（1102-1106年），三次往返于明州（今寧波）與日本之間經商的李充商團和朱仁聰、孫忠、周文裔等商團，向日本輸出的主要商品包括瓷器、絲綢及銅錢等。這種類似的商團活動在北宋被載入文獻的多達70余次。

古代日本在和銅元年（708年），也曾仿效唐朝試鑄過“和銅開珎”銅錢，此后一直到平安時代應和三年（963年），總共發行了十二種銅錢，被后世稱為“皇朝十二錢”。不過，由于欠缺錫料與技術薄弱等問題，日本政府最終選擇放棄自行鑄幣。到江戶時代初期的1636年，寬永通寶再度問世，近700年間，日本的公幣發行幾乎為零。

兩宋時期，中央集權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強化，國家在貨幣鑄造、流通中所起的作用和影響也進一步提升。宋代銅錢鑄行數量堪為歷代之最，北宋朝廷鑄幣量一般年份遠遠超過百萬貫，在北宋神宗元豐元年（1078年）更是創下了年產506萬貫的最高紀錄。相對而言唐代鑄錢量最高的一年也不過32萬貫，宋朝鑄幣年產量比唐朝多上10至30倍。由于朝廷非常重視鑄錢，皇帝明詔下旨，親自典驗新錢，許多錢文均出自帝王之手，比如徽宗手書的“崇寧通寶”。在這種高度關照下，宋錢幣制統一、鑄造精良、信譽極高。“圓形方孔”的特點更是便于生產加工，而且如此形制的錢幣能用繩串起，容易攜帶流通。因此，宋朝銅錢在海外貿易中極受歡迎，《宋會要》就有記載：“得中國錢，分庫藏貯，以為鎮國之寶。故入蕃者非銅錢不往，而蕃貨亦非銅錢不售。”

由于日本社會的迫切需要，就直接大量進口宋錢。中國銅錢以“渡來錢”方式進入日本，成為日本市場的流通貨幣，而且持續500年以上。1930年，日本學者對日本出土的48批銅錢資料進行過統計，在累計共55.4萬余枚的銅錢中，中國古錢有55.3萬多枚，其中北宋錢幣有45.6萬余枚之多，占82.4％，其中元豐、熙寧等12種年號錢，約36萬枚。1968年在日本北海道函館市發現了窖藏古錢，共計37.4萬枚“渡來錢”，可見規模之大。

宋時因為海運經濟的繁榮，對滯留中國的外國使節非常友好，《開慶四明續志》記載：“來使居留多時，日費萬錢。次年厚備金帛，遣促其回國。”同時對其它原因滯留寧波的日本、高麗等外國人，詔令每人日供米2升，錢50文，待其國來船遣返。此外，除日常開銷外，“及歸國，（每舶）則又給回程錢六百貫，米一十二石。”這是合法外流的錢幣。但這似乎不足以說明日本對天量宋錢的獲取。這就不得不說到日本人的另有所圖與錢幣的走私。

走私與重熔

中國有一些錢幣流往異國，主要不是作貨幣使用，而是起一種文化交流、仿效和鑒賞的作用。如中國銅錢流到朝鮮，一開始并沒有作貨幣使用，而是“藏之府庫，時出以示官屑傳玩焉”，（《宋史》卷二四六）文化意義更為顯著。不僅如此，銅錢具有貨幣和商品的雙重屬性。其所含有的青銅是紅銅和錫、鉛的合金，具有熔點低、硬度大、可塑性強、耐磨耐腐蝕、色澤光亮等特點，重熔之后可以作為制作兵器、生活用品和宗教用品的重要原材料。比如《續資治通鑒長編》記載：“戎人（黨項人）得銅錢，悉銷禱為器，郡國歲鑄錢不能充其用，望罷去。”“廣南蕃舶多毀錢以鑄銅器。”直到14世紀，馬六甲的印度、波斯、亞齊、暹羅、阿拉伯商人及本土商人，都大量收購中國銅錢，拿來熔化制作各種廚房用具，如鍋、罐、盤、碗或裝飾品。

但是這些國家或地區對宋錢的渴望都比不過日本。據《敝帚稿略》中記載，日本獨衷銅錢到“所酷好者，銅錢而止”的地步。宋時正當日本古代貴族社會的全盛期，日本社會流行著一種佛教中的“世紀末日”思想。為著祈求來世極樂往生，貴族興建阿彌陀堂，造阿彌陀如來像。這種風氣彌漫著日本全國，僅僅白河上皇（1072-1086）年間，就摹畫佛像5470身，建造丈六佛像132尊，其他佛像6000余體。對塑像而言，有些是木雕，當然還有一些是銅質佛像，其制作材料就是宋錢。

宋理宗淳佑年間（1241-1252年），日本商人在溫州、臺州一帶販貨交易銅錢，“蕃舶巨船艘，形若山岳，乘風駕浪，深入暇取”。此后長達一個月的時間，臺州城內幾乎找不到半枚銅錢，城內交易幾近癱瘓。大臣包恢驚呼：“臺城一日之間，忽絕無一文小錢在市行用。”（《敝帚稿略》卷一《禁銅錢申省狀》）

歷史上從寧波港私運出境的錢幣數量更大，這可從1976年在韓國打撈出的新安沉船窺見一斑。這艘貿易商船滿載22040件精美瓷器、470箱銅錢，還有一千多根紫檀木從慶元港出發，目的地正是日本福岡，結果因為臺風沉沒在了高麗的新安海域。經過估算，這些銅錢總計28噸之重。

從寧波港始發的船只不計其數，到底有多少錢幣外流很難統計，但是可從一些官方記錄中進行推算。宋廷鑒于出海商貿漸多，在1079年規定，寧波商人去高麗貿易資金達5000緡者（１緡為１貫，１貫為1000錢），須向明州市舶司登記、具保，領行照，無引照者按走私論處。此處的5000緡，可以理解為合法攜帶的銅錢數額。按每枚銅錢4克計算，5000緡就達20噸。如此僅需往來幾次，鐮倉大佛的鑄造原料就能滿足。

新安沉船上的銅錢與紫檀木

當時的人們已經意識到銅錢流出量太過巨大，容易破壞國家安定。《續資治通鑒長編》載：“四夷皆仰中國之銅幣，歲闌出塞外者不貲。”針對日益嚴重的“錢荒”，朝廷甚至出刑法規定：“以銅錢出外界，一貫以上，為首者處死。”但是中國銅錢在國際貿易中的購買力極強，“販一錢可得數千百錢之貨”，“每是一貫之數，可以易番貨百貫之物，百貫之數，可以易番貨千貫之物，以是為常也”。（《敝帚稿略》卷一《禁銅錢申省狀》）因此，“法禁雖嚴，奸巧愈密。商人貪利而貿遷，黠吏受囚而縱釋，其弊卒不可禁”。（《宋史》卷一三九）銅錢外流終是難以遏制。

錢荒很快造成了通貨膨脹的局面，也刺激了紙幣應運而生，但最終使得宋代貨幣體系全面崩潰。不過，從某種意義上而言，這一時段的中國錢幣在東亞、東南亞乃至印度洋一些國家和地區大行其道，充當了國際通用貨幣的角色，長期的貿易往來以及文化、技術與人口交流，實質上已經形成“第一個全球性經濟體系”。這個經濟體系對當時以及往后很長一段時期的世界政治經濟格局演變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