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音

第一次聽到她的名字，是我二十歲那年。

那年我認識了在臺灣大學同一個校園刊物里發表文章的A。不久我們成了好友，我問起他的一篇給我印象很深的文章，里面寫到一個女子，他和她在黃昏的草地上抽煙，談人生、談文學、談遠方……不像散文卻更不像小說，令我對文中的那個女子十分好奇。 A說這個女子是他從小認識的鄰居，去年去了西班牙，時不時還有信給他。哪天若是回來臺灣，他會介紹我們認識。他給我看她寄自馬德里的信，極薄的航空信箋上面是一排一排奇特的、像被風吹倒的方塊字，整齊劃一的以同樣的角度朝右邊傾斜。

他們黃昏時分散步談心的那個草地——那片草場，其實當年是臺北一個尚未開發的公園預留地，后來建成了“榮星花園”。荒蕪的草場卻并不荒涼，草木扶疏，非常適合散步，尤其是夏天的黃昏。我在認識A之前，家住松江路，也常跟朋友就近過去散步。多年后有次跟白先勇提到，他說他當年也住松江路，比我家偏南些，也常去那里散步的。他當然也認識甚至熟識那個女子——因為跟我一樣，她的第一篇小說也是發表在《現代文學》。后來白先勇還把這幾個在同一個地方、不同時間的“散步人”在他的文章“不信青春喚不回：寫在‘現文因緣’出版之前”里提起。 算算年代，那時我們彼此都還不相識，散步的時間也都沒有重迭；但在我的想象里，那個公園那片草地，該有一些記憶的小草，見證過幾個在茫漠時間里一雙雙的腳步……

我和A大學畢業那年，她真的回來了。A帶我去她的家看她。他們兩家認識又住的近，A從小跟著鄰居小孩叫她“陳姐姐”，清楚的記得陳姐姐穿著漂亮的裙子，對小朋友非常和氣，給他們看美麗的畫片。長大之后A便直呼其名：陳平。她卻要我稱呼她的英文名Echo。

剛從第一次的西班牙之旅回來的Echo，直披的長髪，濃黑的眼睫毛，上身罩著套頭的西班牙披肩puncho，充滿那個年代少見的異國情調，像一股撲面而來的海風，帶著迷人的遠洋和自由的氣息。她的房間里最觸目的是一截路上撿來的枯樹枝，枝椏上點綴著小飾物；她給我看她從西班牙帶回來的小東小西， 我被她的旋風刮得目眩神迷，至今猶記得她給了我一個空的雕花玻璃小香水瓶，瓶子里依然遺留的香氣……

她似乎有一種魅力，讓我覺得她跟我說話是在交心——“將我心換你心”，她立即成了我少女年代的朋友。多年后她在給我的信里寫到，還記得我“穿著牛仔褲去（書店里）翻字帖的樣子”；我記得的是陪她到她家附近的小店印名片，她低著頭仔細的、一筆一劃工整地寫下英文名“Echo”，然后抬頭告訴我，她非常喜歡這個名字。真的很美：希臘神話里的回音女神。

也像一股旋風一樣，她說就快要結婚了，領了我和A見她的未婚夫，去他們正在布置的新家。我印象最深的是用空心花磚和原色木板搭成的書架，讓我覺得書架就是要像那樣的才有味道（后來我在美國第一個家的書架，就是用空心花磚和木板搭成的）；還有墻上貼的藝術海報，當然還有一大截枯樹枝。她說婚禮上要我做她的伴娘，我受寵若驚卻隱隱感覺她只是隨口說說而已吧，果然我的直覺沒有錯，她結果沒有找我做伴娘，但我和A當然都參加了那次婚禮。

之后沒過多久，我在上班的地方常接到她的電話。才新婚就發生了許多令她憂煩傷心的事，她說了很多但似乎怎樣也說不清；正在服兵役的A周末回家時也會聽她訴說，但我們都那么年輕，完全不知道該如何面對她的問題、怎樣安慰她。那時的我對人生知道的太少，對友誼也是，即使彼此交了心，在遇到大痛的時候，受傷的心只能自己捂在胸口，別人是無能為力的。

不久我和A就去了美國，后來聽說Echo也離開臺灣了，“回去”了她的西班牙。在那里，她開始了一段新的人生，甚至給自己取了一個與美麗的Echo完全沒有相似之處的新名字：三毛。然而當我讀到那個陌生名字寫的關于一片遙遠的沙漠的故事時，我知道那一定是她，不可能有別人。

擅長說故事的Echo，用她那生動、美感又形象（她自小就受過繪畫訓練）的文筆，說了一個又一個迷離魔幻的遠方的神奇故事，就像我初見她時感受到的那股席卷而來的異國的風，挾帶著無邊的大海和大漠的自由氣息；在那個尚與外界隔絕的封閉年代，她的故事打開了多少扇渴望廣大世界的眼睛和心扉，無人可以估計。她替代了無數想要航行在波濤洶涌的海上或者彳亍在莽莽大漠中而不得的人，走了一趟又一趟美麗曲折又痛苦的冒險之旅，圓了他們的流浪之夢；他們可以在家中舒適地讀她的遠方故事，欣羨她的勇氣和際遇，還有異國的戀情 ——直到她的充滿戲劇性的大難一夜之間撲來。卻是在那之后，她自身的悲劇造就成了一則更大的傳奇。

回音

二十年前的夏天，我和A趁著去西班牙南方旅行之便，應一位曾在A的實驗室做過博士后研究的西班牙女醫生南達?魯薏莎之邀，飛去她家所在的西屬加納利群島。雖說是去Las Palmas大島看望幾年不見的南達，其實心底深處有一個影子：曾經住在那里的Echo。雖然她早已不在那里了——也已經不在人世了。

1979年，原已在幾個鄰國勢力的干預或支持下的沙哈拉威民族獨立運動終于獲得聯合國承認，西屬沙哈拉脫離西班牙獲得自治權成為“西沙哈拉”；政局動蕩兵荒馬亂之際，Echo和她的荷西離開了沙漠，搬到一海之隔的西屬加納利群島的大島Las Palmas上。才住下不到一年，荷西便出了意外離世，Echo卻還是在那里斷斷續續又住了七年（她說，因為“我只是舍-不-得-離開”），最后為了父母親，才永遠離開那塊傷心地遷回故土，臺灣。

我去加納利Las Palmas大島尋訪她的故居時，當然知道即使找到，也早已人去樓空；卻又想著既然都在同一個島上了，尋訪也好憑吊也罷，心中響起的一句話還是Echo在一封信里寫的：“為著我的心?！?/p>

結果二十年前的那趟加納利之行卻成了一次惆悵之旅：故人已辭世，她的故居遍尋不得；臨上飛機離開之前，南達開著車還在熱心的幫我找，當時那份焦急和懊惱，至今記憶猶新。

我本以為自己的準備工作是充分的。Echo 的好友丘彥明，曾經在1981年去島上探望她，在她家住了兩個星期。之后彥明把那段日子的點滴回憶細細寫成深情、生動又感人的“加納利記事”，收在文集《人情之美》里。我動身去西班牙之前寫信給定居荷蘭的彥明，請她給我Echo在島上舊居的地址，說或許能有機會去看一眼。彥明的回信很快就來了，也真虧她一貫的心細如髪，盡管她離國成家、無數次的遷居移徙，十幾年前那趟旅行的地址竟然還留著！

我去加納利的那個夏天，距離Echo去世已經有六年多了。心里多少覺得自己有點傻，物是人非，那房子還有什么可看的呢？甚至潛意識里或許并不忍去面對吧。但是萬里迢迢，我竟到了那處她生命中大失大慟的地方，她依依落腳又心碎離去的地方，我又怎能不看一眼？

我和她已有許多年不見了——在她成為“三毛”那個傳奇人物之后，我們的人生之路就不再有多少交集。但多年后在我自己面對喪子之至痛的日子，跌傷不久還在休養中的她一聽到消息，不顧家人勸阻說我們這邊已是深夜，立即從臺北給遠在圣地亞哥的我打了越洋電話。深夜里聽著她細而柔的聲音，與二十年前我們初識時一樣，雖然聲音里的焦急和痛楚是那樣真切……她的焦急和痛楚中幾乎帶著忿怒，而她的忿怒是來自對殘酷命運的無可奈何與無從抗爭。后來她給我的信里也盡是這樣的情緒?！皩⑽倚膿Q你心”，此時此際我才真懂了。

讀著她其后給我的長信，我知道，自己將會永遠的感激她對我剖開的心。當我試著以文字書寫療愈傷痛時，我常想到她；我的“悲懷四簡”的第三簡就是寫給她的。五年后，當我走出悲懷、迎來新生命的時候，她卻已經選擇離開這世間三年多了。我還是又給她寫了一封信，一封永遠無法投遞的書簡。我依然當成她是可以讀到的——我們之間的結緣，其實依靠文字遠遠多過執手面對的交集。而這“文字”是屬于彼此的私密話語，不是公眾的——她說過：“書中的我，無所不在，也根本全然不在?！?/p>

在Las Palmas大島上的那幾天，每到一處地方，我常會不由得想到她，感到與她久未有過的接近。尤其當我去到一處叫做“更多的鴿子”Mas Palomas的地方，一處有著一望無際的起伏沙丘的海邊——真是難以相信身在大西洋的海島上，竟有那樣無止境的蔓延的沙丘！要不是面對著大海，真會以為到了Echo筆下那處讓她魂牽夢縈的沙哈拉。這里的沙正是隔著海，從非洲大陸那處全世界最大的沙漠吹過來的。我在沙丘上坐下來，體會沙的那種水質的柔軟與土質的堅韌，巨大無比的包容與沉陷溺斃的恐懼……

在一種像是回應呼喚的心情里，我交給南達那個彥明給的地址，請她帶我過去。南達看著紙條上的那行字，愣了幾秒鐘，才帶著忍住笑的古怪表情說：“這根本不是什么住址！這是一個郵局信箱??！”

我也愣了幾秒鐘，然后跟著她神經質的大笑起來。在那一剎那，我腦中閃過Echo豪放大笑的模樣。

原本也不是十分迫切要尋訪的心情，這時雖然感到失落，還是放下了 ——想想那就算了吧，何必強求呢？倒是南達激起了好奇心，不斷追問我這位嫁給西班牙人的朋友的身世來歷，她才聽了我簡短的敘述就已經大感興趣。等到要離開的那天， 南達要送我們上飛機之前，還堅持試試運氣，去到那個郵箱所在的名叫Telde的小鎮，帶我去到那附近打轉。我憑借彥明“加納利記事”里依稀的信息：濱海的社區，有許多漆著白墻的平房，狹窄的石板路，深褐色的大門，門牌是21號，大門里一棵茂密的相思樹，房子背后的落地大窗面對大?！囍峁┠线_一些蛛絲馬跡。車子開過不知多少弄巷，也看過好幾個21號門牌的房子，然而都不像。南達甚至逢人便問：是否知道一個曾經住在那附近的中國女子？得到的都是茫然的搖頭。

也許我們一開始就走錯了社區，根本就不在那一帶；也許時隔多年，已經沒有人記得她了……總之是完全不得要領，最后我們都決定放棄，直奔機場。當時心中的遺憾之感是有的，但更多的是惘然。 Echo之于我，是最初的那個與我交心的朋友，是我遭逢大難大慟時對我訴說她自己的大難大慟的人，而不是那個筆名，那則沙漠或者加納利的傳奇。

問不出任何頭緒的南達，在送我去機場的路上失望地說：在這里，看來已經沒有人記得她了。

南達錯了。

回音，回音

南達又通過臉書，寄來了幾張照片和剪報。

那年尋訪不到Echo的故居，南達送我上飛機時答應過我：在她居住的加納利群島上，“如果有關于你的朋友Echo Chen——或者Sanmao——的消息，我一定告訴你。”我以為她只是說說安慰我而已。

但南達沒有食言。二十年了，這名西班牙女子還在繼續履行她對我的承諾。她讓我知道：那個——或者說那兩個——曾經短暫生活在那里（其中一個還長眠在那里）的人，不但沒有被遺忘，還不斷的有記憶的貝殼堆積成他倆的精神的紀念碑——甚至真正實質的紀念碑也被豎立起來了。

三五年之前吧，南達非常興奮的告訴我：她有一位好友經常去La Palma小島探望母親、給亡父上墳，有一天在父親的墓園里發現了一座非常特別的“一位中國女作家和她的西班牙丈夫”的雙葬墓。南達立即知道那必定是Echo和荷西的墓了，她便請這位好友下次去時務必拍下照片。

據南達的好友說：在La Palma小島的一座安靜的墓園里，一個原本被遺忘了二十多年的西班牙男子的墓，在他的妻子——一位中國作家——的骨灰來到之后，被一起移到一座“雙墓”去。墓碑上只有簡單的三行字：他的全名 Jose Maria Quero Ruiz，生卒日、月、年（9日10月1951-30日9月1979），第三行卻很特別：“Echo陳的丈夫”。

這里順便一提：關于荷西的全名，荷西?瑪麗亞?奎羅?魯意斯Jose Maria Quero Ruiz——“荷西”當然是他的名，而“瑪麗亞”也是他的名，西班牙男子在陽性名后還有一個陰性名并不少見。（Echo平日稱呼他是兩個名一起叫的，在她給我的信里提到荷西也都寫“Jose M-a”。）“奎羅”和“魯意斯”都是他的姓，但后者只在這個墓碑上見到，可見很少用，估計是母親的姓氏。西班牙人名傳統上有兩個姓，分別源于父母的世系，一般都是父姓在先，母姓在后；父姓為主，母姓可提可不提。

這座荷西與Echo的合葬墓座落在一道壁葬墻里，下方有一個玻璃龕，據說是一位匿名的華人捐置的；龕里放置著兩人的照片，照片前有許多寫了字的紙條和小石頭，上面的字西文中文都有。想要致意的人，可以請管理員打開鎖住的龕門，放進自己的留言。壁葬墻側面一堵空白的墻上，有三塊獻給他倆的小石碑，右邊一塊有七行西班牙文字，左邊那塊是中文翻譯，恐怕是用翻譯機轉換過來的，因而不是很通順，尤其最后兩句實在不知所云，但整體的意思還是明白的：

荷西?瑪麗亞?奎羅（1951年至1979年）和三毛（1943年至1991年）永遠安息在冬天的光。荷西1979年9月30日死在拉帕爾馬島的海里，三毛1991年1月4日在臺北去世回聲。這些島嶼不再是他們的人生天堂，意外成為他們的墳墓。水，地，尤其是每個冬季的陽光，連接所有的生命充斥了他們的遺體。前葡萄牙航海員行程，拉帕爾馬島美島及臺灣寶島因此一線連接的記憶：人，海，和平。

西班牙文的碑，文字上方有一個圖形，正是La Palma島的形狀；中文碑上的，當然就是臺灣島的形狀了。

至于中間那塊碑上刻的，竟是“橄欖樹”歌詞的西班牙譯文。選用的是歌詞的第一段：

不要問我從哪里來　我的故鄉在遠方

為什么流浪　流浪遠方

為了天空飛翔的小鳥

為了山間輕流的小溪

為了寬闊的草原　流浪遠方

還有還有　為了夢中的橄欖樹

Echo曾在她的一篇敘述與荷西同訪加納利群島、名為“逍遙七島游”的游記里這樣寫 La Palma小島：“這是一個美麗富裕的島嶼……如有一日，能夠選擇一個終老的故鄉，拉芭瑪將是我考慮的一個好地方?！比缃裨僮x，這是何等凄美又何等可怕的讖語！

南達告訴我：聽說有不少中國訪客去上墳，放下寫了祝禱字句的石頭；附近的店家還售賣有他倆照片的明信片，甚至還有一本關于他倆的西班牙文小書“橄欖樹與梅樹花”。簡直成了當地一個吸引游客的看點。

南達同時找到一則新聞：2013年3月，在La Palma荷西遇難的海邊，一座很特別的紀念“塔”成立了，是一位名叫José Alberto Fernández的藝術家設計的。主體是一組三根細而高的金屬管，據設計師表示象征“三毛”這個筆名；近旁則散置八塊魚鰭形象的石雕——“‘八’是中國的魔法數字”，報導中這么說。當地市政廳稱這處為“文學景點”，舉行了建成儀式，由“文化政務委員”主持，還邀請了荷西的兩名姐妹來參加。

一年之前，南達又傳來Las Palmas大島地方報紙大半頁的報導，關于那位“來自臺灣的中國女作家三毛”，她的最有名的作品“沙哈拉的故事”首次被翻譯成西班牙文出版。（我查到那本書名“Diarios del Sahara”《沙哈拉記事》的書封，醒目的鮮黃色，字體最大的是作者名：Sanmao——三毛，不是Echo。）報導中當然也提到作家和她的西班牙丈夫、他倆的故事、他們已時隔多年的悲劇......還有一張他倆并肩走在沙漠里的彩色照片。他們不僅沒有被遺忘，甚至也成了當地的一則傳奇，就像一串綿長的、不絕如縷的回音。而她的故事，也終于被翻譯成她的第二語，在她的第二故鄉出版了。

同時我也得知了：那棟我當年尋訪不得的Echo故居，竟然在2015年由Telde小鎮的市政廳在大門旁的墻上掛上了牌子，里面有四個中文字：“三毛故居”；而西班牙文寫出的名字則是“Chen Ping（Sanmao）”。果然是在Telde，那年我沒有找錯地方，只是沒有找對街而已——不過就算到了那條街也可能會認不出來，因為“故居”的大門和門牌號都跟彥明照片里的不一樣了。

三十年前就離開了這里，二十多年前辭世，然而Echo的傳奇在她身后這許多年竟然還沒有結束。記得她提到臺灣和加納利這兩處地方時曾說：“那里是我的一生，這里是我的一世?！卑l生了、留下了生命里至深至巨的記憶的地方，就是一生，就是一世。 但我認定的她最初的一生，是跟我一樣，在那個我們第一次見面的島上；之后我們都遠走天涯，經歷了幾生幾世。我曾在另外一些地方，像江蘇的周莊、像新疆的達阪城，看到旁人將她的一些足跡變成名牌大肆張揚；我心中隱隱作痛——那不是她，那只是她失魂落魄時顛躓步履的屐痕而已。在那些地方，她沒有生與世。

Echo的幾生幾世，我的幾生幾世，曾經在一個島上交會，又在另一個島上錯過。然而在我心中回音縷縷，久久不絕。

（2017年11月，于美國加州史丹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