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康拉德·H.雅勞施 

當歷史的齒輪碾過無數個體，重建支離破碎的生活，是一段必要且充滿波折的歷程。“在接下來的歲月里，等待著我們的是相當正常的生活，包括它的起起落落。”這是美籍德裔歷史學家康拉德·H.雅勞施在《破碎的生活：普通德國人經歷的20世紀》中所記敘的一句話。

在書中，我們能看到二戰、大屠殺、冷戰、柏林墻倒塌等一系列歷史事件的背后，普通德國人的真實生活與感受。作者采用七十多部自傳和回憶錄中的資料，展現了普通人在經歷了足以一遍遍摧毀生活的那些歷史事件之后，如何在廢墟之上重建自己破碎的生活。

重建生活

節選自[美] 康拉德·H.雅勞施

《破碎的生活：普通德國人經歷的20世紀》

01.

不管怎樣，時代逐漸變得正常

德國人的生活一年年地恢復正常——盡管是在一直持續到1949 年的四強占領軍統治的新形勢下。自傳沒有界定看似正常的生活的內涵，而是在描述這一過程時提到平民生活恢復了穩定和具可預測性。對于苦苦掙扎的人們來說，“找到一條回歸和平，回歸生活正常化的道路”，意味著有足夠的食物可吃，有住房可以躲避風吹雨打， 有工作可以謀生。但是隨著1945 年6 月主權被中止，德國人成了盟國管制理事會（Allied Control Council）的受托管者。他們失去了處置自己國內事務的權力，被迫服從占領者的命令。從預防第三次世界大戰和懲罰納粹罪行到“開始重建和恢復民主”，占領政策的緩慢逆轉為失敗者提供了重新開始的空間。“不管怎樣，時代逐漸變得正常，”露特·布爾文回憶道，“在一條長長的隧道盡頭，慢慢又出現了光芒。”因此，她的全家福顯示了重新燃起的樂觀。

生活在營房里。

來源：露特·布爾文，《后來的回響》

占領軍統治的一個令人頭痛的后果是德國領土被劃分為4個區域，每個勝利國都控制著自己的領地。雖然《波茨坦協定》制定了“去軍事化、去納粹化和去卡特爾化”的共同政策，但這些目標的落實存在分歧，導致各個區域逐漸呈現出控制國的特征。此外，這種劃分還制造了新的邊界，由各個勝利者負責監管，需要官方通行證才能出入。對于像克羅默爾（Krohmer）一家這樣來自東部的難民來說，管制是令人惱火的障礙。許可證很難取得，他們需要雇用一個走私者來幫自己過境。由于埃里克·黑爾默的妻子和父母生活在“鐵幕”的兩邊，他“最終跨越邊界超過300次”。因為這些障礙阻礙了復蘇，美國最終推動在西部廢除它們。

另一個障礙是去納粹化的過程，它試圖革除重要的納粹分子，懲罰他們的惡行。在蘇占區，蘇聯人對名譽掃地的德國精英進行集體清洗，試圖“消除舊時資本主義影響”；而在西部，有人試圖借助一份131個項目的調查問卷確定個人的罪責。像約阿希姆·費斯特的父親這樣可靠的反法西斯分子和格特魯德·科赫的共產主義者母親這樣的納粹受害者被任命為去納粹法庭的負責人，該法庭調查各種納粹組織的成員身份，并評估其實際行為。突然之間，像律師埃里克·阿倫費爾德這樣為數不多的幸存猶太人被請愿者包圍，要求他們提供一種被稱為“帕西爾清潔劑”（Persilschein，得名于一種洗衣劑）的公證書，以證明后者的清白。雖然認同紐倫堡審判的判決，但老費斯特覺得“對希特勒時代設立特別法庭……很有問題”，他表示，生活過于復雜，無從判別。最終只有最高級別的納粹才被判刑，而大多數共犯只是支付了罰金。

雖然很不完美，但納粹的被罷黜使堅定的反法西斯主義者和資產階級民主人士被任命領導重建。由于與共產主義地下組織的關系， 漢斯-哈拉爾德·席爾默的父親被任命為靜謐的小城沃爾芬比特爾的市議會成員。在回科隆之前，格特魯德·科赫的母親在施瓦本阿爾卑斯山的一個小村子擔任了幾個星期的村長。美國人實際上已經準備了一份可靠的反納粹和非納粹專家“白名單”，可以把這些職務交給他們。為英軍政府工作的弗蘭克·艾克很高興地發現，他的朋友施密特兄弟的父親幸存了下來，此人“作為德意志銀行的董事， 有著廣泛而豐富的實業經驗，而在生活倫理觀上深受基督教影響”。雖然蘇聯沒有讓施密特博士承擔任何重要任務，但他與西德戰后第一任總理康拉德·阿登納（Konrad Adenauer）的圈子關系密切。同樣，貝蒂娜·費爾的父親被任命為魯爾地區埃森市的公共衛生官員，因為他曾由于自己有一半猶太人血統的妻子而受到納粹的歧視。

這種權力關系的逆轉引發了一波機會主義風潮，納粹合作者改弦易轍，轉而擁護占領軍的意識形態。與勝利者培養良好的關系可以防止失去工作，并有可能接管受到檢舉的鄰居的財產。約阿希姆·費斯特的父親震驚地看到，“這個國家突然充滿了一直‘反對他們自己’的人。他不想參與其中。”霍斯特·約翰森對“迅速不再想成為納粹的納粹分子”感到驚駭。在偷聽到的談話中，昔日元首的狂熱支持者讓他惡心，他們“遺憾地聲稱從來沒有想過戰爭及其后果，是被迫入黨的，沒有傷害過任何人”。漢斯·陶施也同樣“驚訝于大量軍官現在面不改色地表示，自己憎惡和討厭那種在戰爭年代曾激勵他們做出最大犧牲和取得最大成就的制度和意識形態”。

02.

沒有什么比被允許學習更讓人高興了

重建遭到嚴重破壞的國家是一項艱巨的任務，需要一系列無窮無盡的小步驟來逐步恢復秩序的平衡。當地政府組織了瓦礫清理工作，像柏林這類城市的周邊堆積著名副其實的如山廢墟。城市當局還試圖修復自來水總水管和恢復電網，以便能夠洗滌、烹飪和取暖。甚至在戰爭結束之前，普通公民就已經開始修理他們被炸壞的屋頂，用釘子把窗戶釘住，直到能獲得新的玻璃。隨著馬匹的死亡和農機燃料的耗盡，饑餓的城市人不得不志愿挖掘土豆等作物，以換取一小部分供他們自己食用。工人們搜索被摧毀的工廠，尋找任何可能用于恢復生產的工具或原材料，而鐵路和公路工作人員則在修復鐵軌和公路，以便恢復交通。在無數個人和集體的積極努力下，奇跡般的重建（Wiederaufbau）最終開始了。

在對“如山的重建工作”的描述中，經常被遺忘的是通過重振德國的價值觀和制度而同時進行的“思想重建”過程。兩大基督教會中的少數派都頂住了納粹的壓力。它們的代言人，如漢斯·利耶（Hanns Lilje）主教，為幻想破滅的退伍軍人提供了精神指引，幫助正在尋找道德指南針的他們區分了積極的愛國主義和破壞性的民族主義。盡管由于與納粹合作而不那么光彩，但德國的大學同樣依靠一批拒不妥協的教授提供了思想指引，例如柏林的弗里德里希·邁內克（Friedrich Meinecke）和海德堡的阿爾弗雷德·韋伯（Alfred Weber），他們試圖為老兵的“精神饑餓”提供食糧。在弗蘭克·艾克等移民的幫助下，占領當局還重建了作為民主公共空間的特許媒體，不受納粹謊言和歪曲事實的影響。埃里克·黑爾默對《布倫瑞克新聞報》（Braunschweiger Nachrichten ）的出現感到高興，因為那是一個可靠的新聞來源，是“邁向正常化的第一步”。

對于魏瑪一代中更年輕的成員來說，正常化的另一部分是完成被納粹的反智主義和戰時人力需求所打斷的學業。現在，當局為試圖在一兩年內補上落下課業的退伍軍人開設了專門的補習課程。坐在課桌前背拉丁語動詞對于像埃里克·黑爾默這樣曾經是德國國防軍軍官的年輕人來說并不容易。科技和自然科學專業的學生必須重新學習數學、物理和化學的基礎知識，即使他們和卡爾·黑特爾一樣已經在軍隊中練習過這些技能。然而，盡管教室被毀、課本不足、老師缺乏培訓，但恢復學業總體上被證明是“一段快樂的時光”。烏爾蘇拉·貝倫伯格和其他年輕人“滿懷熱情地去上學：沒有什么比被允許學習更讓人高興了”。

通過困難的大學預科考試后，許多年輕人終于能投入大學的學習了。對于戰后第一代大學生來說，這不是在聯誼活動上痛飲狂歡的浪漫學生生活，而是一場與饑餓、寒冷和設施不足的痛苦斗爭。為了學習獲得法律學位所需的復雜法規，年紀較大的退伍軍人，例如財務官漢斯·施特克勒（Hanns Stekeler），不得不“非常努力地學習”。羅伯特·諾伊邁爾記得，只有“堅持不懈的決心和良好的同窗情誼才能幫助我們渡過難關”。盡管條件惡劣，這些學生還是被“重新出發的感覺”激勵著走向更美好的未來。他們決心不再重蹈長輩的覆轍。像埃里克·黑爾默這樣的未來神學家希望“捍衛福音的真理和自由”。甚至像海因茨·舒爾泰斯這樣的工程師也希望幫助社會“用知識廢墟的無用材料建立一個未來的民主國家”。

完成培訓最終讓魏瑪的孩子們得以從臨時工作晉升到固定職業。即使沒有適當的學校證書，一些機智聰穎、精力充沛的年輕人也想辦法成了像格哈德·鮑克那樣的記者，或者像羅爾夫·布爾文這樣的流動推銷員。那些完成學徒訓練并通過了必要測試的人，可以成為像安內利澤·胡貝爾那樣的秘書，像英格麗德·博克那樣的裁縫，或者像霍斯特·約翰森那樣的技術員。如果接受過額外的專業培訓，他們還可能會從事護林員（安德烈·霍斯特）、教師（烏爾蘇拉·貝倫伯格）、船長（赫爾曼·德布斯）或銀行雇員（保羅·弗倫策爾）的職業。只有在完成大學學業后，埃里克·黑爾默和馬丁·西格才能成為神學家，霍斯特·格羅圖斯、羅伯特·諾伊邁爾或海因茨·舒爾泰斯才能成為工程師。雖然他們的專業發展被耽誤了很久，但這些年輕男女表現出的追趕意愿令人印象深刻。

正常化的另一個維度是與現代文化的相遇，這讓他們產生了自我反省的動力，得以接受自己的可怕經歷。烏爾蘇拉·馬倫多夫回憶說：“在我的一生中，我再也沒有像當時那樣渴望文化活動。”她喜歡那些被納粹譴責為“墮落藝術”的抽象表現主義繪畫，覺得弗朗茨·馬爾克（Franz Marc）的《藍馬》“美極了”。約阿希姆·費斯特認為“我弄到票的第一場音樂會”相當令人難忘：威廉·巴克豪斯（Wilhelm Backhaus）演奏了貝多芬的《第五號鋼琴協奏曲》，在廢墟中提供了慰藉。朋友們向他介紹了“內在移民”的作者們，后來又把他的視野擴展到了其他語言的哲學家，例如讓-保羅·薩特（Jean-Paul Sartre）。埃里克·黑爾默“對每周一次的巴赫康塔塔著迷”，因為“它讓我們［暫時］忘記了”瓦礫和饑餓。通過這些接觸，持懷疑態度的年輕人恢復了較少被納粹腐蝕的舊傳統，了解了國際現代主義的被禁作品。

因為希特勒的背叛而感到幻滅，戰后時期的年輕人試圖尋找能給他們的生活帶來新的和更好指導的政治和道德方向。埃里克·黑爾默記得，他們“都在搜尋對不受掌控的過去的答案，在混亂的世界中尋找可以把握的東西”。在老兵和平民學生之間由此產生的討論中，“沒有人被冒犯”，因為“他們瞄準了事情的核心”。“為了逃離無知的黑洞”，馬丁·西格省下了“每一分錢，犧牲了空閑的每一分鐘”， 他在漢諾威技術大學（Technical University of Hannover）的新教學生圈子里找到了志同道合的伙伴，他們在那里為“一個永遠不會允許過去重演的未來”而奮斗。相比之下，年輕的烏爾蘇拉·馬倫多夫在不來梅美國之家獲得了支持，“對我來說，這不僅僅是一個可以學習的圖書館”。這種自我反省借鑒了卡爾·楚克邁爾（Carl Zuckmayer）、沃爾夫岡·博爾歇特（Wolfgang Borchert）和海因里希·伯爾等批評家的作品。

這些年輕人——有時也被稱為“四五一代”——在戰后重新找到方向是一個艱苦的過程，也導致了一系列截然不同的結果。雖然納粹政策的失敗不言而喻，但承認政權罪行的嚴重性是另一回事。許多年輕人不愿相信占領軍在新聞紀錄片中展示的成堆尸體或瘦如骨柴的人等令人震驚的畫面。一些有自我批評精神的德國人，例如馬丁·西格，仍然聲稱這些暴行“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廣大人口不知情的情況下發生的”。但是“當殘忍的國家罪行的全貌被揭開并被記錄下來，以便可以查驗時”，他對在一個自稱高度文明的國家發生的“官方和系統性的謀殺……深感羞愧”。雖然直面與納粹的共謀仍然是痛苦的，但盟軍也采取了更為積極的方式，為年輕“德國人提供了一個在民主中教育自己的機會”。烏爾蘇拉·貝倫伯格解釋是什么最終起了作用：“我們體驗了一種活著的自由。”

03.

在廢墟中，重建破碎的生活

當德國的年輕人忙于重新開始的時候，政治逐漸再次侵入他們的生活，迫使他們在冷戰中站隊。感到被納粹背叛和被占領軍控制，許多人退回到私人領域，產生了社會學家赫爾穆特·舍爾斯基（Helmut Schelsky）所說的普遍的“沒有我”（ohne mich）癥狀。但由于勝利者需要當地人員來幫助管理戰敗國和恢復基本服務，他們任命了市長并招募了技術管理人員。為了使自己的決定合法化，他們早在1946年就舉行了第一次選舉，允許反法西斯政黨在地方層面，后來又越來越多地在國家層面上展開競爭。一派“對東部的共產主義寄予厚望”，另一派捍衛著西部的“自由”機會，政治的回歸在兩者之間引發了無休止的爭論。當保羅·弗倫策爾向他的兩個叔叔咨詢該怎么做時，一個建議他加入德國共產黨，而另一個堅持讓他成為社會民主黨成員。

在對年輕人效忠的競爭中，共產黨人——納粹獨裁統治更堅定的敵人——占得了先機。在東部，他們可以依靠紅軍的存在和“烏布利希集團”（Ulbricht group）的回歸，后者是一批在莫斯科的清洗中幸存下來的德國共產黨官員。1945 年6 月，共產黨發表了第一份公告，承諾以民主和社會主義的方式重建國家。對于弗里茨·克萊因這樣的退伍軍人來說，這“似乎是一個宏偉的愿景，適合作為一個明顯的方向轉變的路標，這是歷史對德國的要求”。對于有批判精神的人來說，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概念提供了連貫的“理論， 能夠為未來的思想和行動提供方向”。其他年輕的知識分子，包括埃卡·阿斯穆斯和克里斯塔·沃爾夫，也接受了這個建立更好的德國的藍圖。只有埃里克·黑爾默等懷疑論者認為，德國共產黨和社民黨在1946 年春強制合并為“統一社會黨”，將創造出“俄國統治下的‘民主’”。

占領風格和政黨之間的差異使西部地區更難對未來提出一個一致的方案。與法國人的管制不同，英美占領區的繁榮和開放以及維利·勃蘭特等民主派移民的回歸很有吸引力。西部宗教和意識形態的多樣性也吸引了像烏爾蘇拉·馬倫多夫這樣厭倦了納粹集體生活的年輕人。但是西方個別化的去納粹過程放過了太多納粹分子，這導致了一連串的丑聞。比如阿登納選擇漢斯·格洛布克（Hans Globke）擔任辦公室主任，此人曾為種族主義的《紐倫堡法案》寫過注解。資產階級的基督教民主聯盟（Christian Democratic Union，CDU）、工人階級的社會民主黨和以商人為基礎的自由民主黨等相互競爭的政黨的建立也被證明是令人困惑的。直到人們對東部建立的無產階級專政普遍幻滅，對選擇自由的興奮才讓西方的民主顯出了合理性。

這場意識形態競爭的勝負是由1948 年6 月的貨幣改革決定的， 它加速了西部的復蘇，讓東部落在了后面。根據經濟學家路德維希·艾哈德（Ludwig Erhard）的自由主義觀點，舊的帝國馬克以10：1的比率貶值兌換，每人獲得40個新的德國馬克作為啟動資本。震驚的民眾眼看著他們的儲蓄、股票和債券化為烏有。利潤豐厚的香煙黑市交易也停止了，因為新的錢有了實際購買力。露特·布爾文回憶道：“突然就像施了魔法一樣，很多東西都可以買到了。”“商店的櫥窗里陳列著不曾預料和早已被忘記的商品，許多曾經在柜臺下以高昂價格秘密出售的商品現在變得完全”可用了。結果，“人們紛紛購買和陶醉于那些他們很久都不曾有過的東西，大手大腳地花著新錢”。雖然這迫使每個人都以極少的錢重新開始，但回歸競爭性的市場推動了西部占領區的經濟起飛。

不過，貨幣改革也加深了東部和西部占領區之間的分歧。首先，蘇聯人引進了他們自己的錢。昔日盟友之間日益緊張的關系已經使盟軍管制理事會陷入僵局，讓兩個德國的總理在1948年的最后一次會面上無法保持一致。現在“通往西德的邊境口岸降下了路障，俄國人不再從他們的控制區向西柏林運送土豆，并切斷了電源”。由于封鎖，像烏爾蘇拉·貝倫伯格在柏林的學校這樣的機構被分成了東西兩部分。此外，共產黨的宣傳用食物和供暖引誘柏林市民加入自己這一邊。但俄國人沒有想到社民黨市長恩斯特·羅伊特那么強硬，他表示：“寧可挨餓也不屈服。”美國將軍盧修斯·克萊（Lucius Clay）提出了西方飛機定期空運“物資供應城市”的巧妙策略——“空投”。由于這11個月的聯合抵抗，“占領者變成了幫助者，幫助者變成了朋友”。

在與戰爭后果的抗爭中，年輕人尤其想要讓他們的生活“逐漸回歸……到［他們］熟悉的模式”。在戰后的第一個年頭，埃卡·阿斯穆斯相信，“這不再是一個政治問題。這關乎［在廢墟中］生存”。約阿希姆·費斯特記得，由于納粹在家里、學校和軍隊中的壓力，或者是作為戰俘的經歷，“在過去20年里，我基本上沒有過過正常的生活”。“我們這些孩子從來沒有抱怨過希特勒時代強加給我們的磨難。”盡管如此，烏爾蘇拉·貝倫伯格認為，“戰爭結束后的［新］努力相當富有成效”。“我們是年輕的一代，在艱難的經歷后，充滿了建設更美好未來的理想和善意。”在戰爭末期和戰后混亂中生存下來后，這些年輕的成年人不得不重新開始，他們面對的不再是極端的情況，而是和平時期的挑戰。露特·魏格爾特還記得她來到西部時的心情：“在接下來的歲月里，等待著我們的是相當正常的生活，包括它的起起落落。”

*配圖及封圖來源：《喬喬的異想世界》

《鋼琴家》《無主之作》

原標題：《艱難歲月之后，重建破碎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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