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樂劇《芝加哥》譜寫了一段鍍金年代的風城風聞，一曲財富與欲望、暴力與腐敗的爵士春秋。作者曾長年旅居芝加哥，觀賞此劇25年紀念演出后撰成此文，以為反思。

音樂劇《芝加哥》，艾博（Fred Ebb）詞、坎德（John Kander）曲、福斯（Bob Fosse）編導，1975年初演，1996年重返百老匯以來已連續演出25年。

1924年，距離奠定五一國際勞動節的芝加哥“干草市場”大罷工已過去了38個年頭，經過笙歌燕舞的鍍金歲月，芝加哥來到了移民熱、禁酒令、爵士潮的“喧囂年代”。這年三、四月，洗衣店記賬員比尤拉·安南和卡巴萊歌手貝爾瓦·加特納因涉嫌謀殺雙雙入獄，官司纏身。嗅覺敏銳的《芝加哥論壇報》女記者莫林·達拉斯·沃特金捕捉到這一“美女殺情夫”的聳人橋段，全程追蹤了律師鼓唇弄舌、說服陪審團將二人無罪釋放的瘋狂鬧劇。而后沃特金斯轉赴耶魯大學進修，將這段風城故事編成一部戲劇，經1926的音樂劇、1927年和1942年的電影改編，最終形成了常青不衰的百老匯名劇《芝加哥》：美女罪犯蘿西與維爾瑪斗法斗艷，嘩眾取寵，大鬧庫克縣監獄，加之律師指皂為白，巧舌如簧，終于憑借流言蜚語打贏了官司，回歸了醉生夢死的夜舞生活。

1924年比尤拉·安南（前中）、律師威廉·斯考特·斯圖爾特（前左）、丈夫阿爾（前右），照片來源：芝加哥歷史博物館

1975年音樂劇《芝加哥》首演，格溫·沃頓飾蘿西·哈特、奇塔·里韋拉飾維爾瑪·凱莉

音樂諷喻

“黃金的二十年代”之后，陸續涌現出一批吸納爵士樂元素，諷刺社會“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音樂作品，如庫爾特·魏爾和貝托爾特·布萊希特的歌劇《馬哈哥尼城的興衰》。與馬哈哥尼城這座“惡托邦”的三位國父一樣，蘿西和維爾瑪也是朝歌暮弦、紙醉金迷的罪犯。《芝加哥》的爵士舞池重現了1920年代無良律師指鹿為馬、大眾媒體煽風點火的輿論場。在這里，有錢能使鬼推磨，混淆視聽無對錯。大眾媒體之所以能腐蝕公民風氣，也是因為群眾癡迷血腥暴力。在這里，由于報業渲染、推波助瀾，殺人魔頭跳起了《獄室探戈》，一旦出獄便星路通坦。“瘋狂的二十年代”盛行歌舞雜耍（Vaudeville）：五湖四海、三教九流，但凡略有薄名者，紛紛登上舞臺過一把明星癮。在音樂劇中，記者先是捧紅了“美女殺手”，再搖身一變進入演藝圈，成了“殺手”蘿西和維爾瑪的歌舞秀經紀人。東食西宿、雁過拔毛，形象地影射了利用城市犯罪投機盈利的病態現象。

《芝加哥》塑造這些形形色色的女嫌犯，最關鍵的歷史語境是1920年美國憲法第十九條修正案的通過和女性解放運動的蔓延。然而此劇絕非對女性選舉權簡單粗暴的謳歌，而是更進一步拷問古人和今人：贏得憲法權之后，又當如何？原來，不通英文也不通門路，只是反反復復堅稱自己“無罪”的匈牙利裔女人只能魂斷絞刑架——這是全劇氣氛最沉重的一幕。那么看似左右逢源的蘿西和維爾瑪呢？這兩位美女殺手合唱了一曲《現如今》：“你可以愛你過的生活，也可以過你愛的生活”——乍看上去，倒像個女性主義的宣言。但審視全劇，愛的是無愛可言的生活，過的是怙過不悛的生活。看似解放的女性被解放的幻象攝住了心魂。從狼狽不堪的小嘍啰蛻變成叱咤風云的大明星，正如從小工人成長為工業家，人的地位朝夕可變，但不正義的系統卻巋然不動。逃脫鋼鐵的囚牢易，逃脫意識的囚牢難。《芝加哥》將倫理說教喻于綜藝雜耍，迸發出巨大的藝術創造力，可以說既是一部“情節音樂劇”，也是一部“概念音樂劇”。

“啜泣的姊妹”

《芝加哥》中有一個重要人物：唱著花腔女高音報道美女殺手的“變裝皇后”記者瑪麗·陽光。沃特金斯最初打造出這一角色，大約是嘲諷她當年的競爭對手，同樣以報道女性罪犯見長的愛奧尼·戈里格斯。這種女性爭相報道女性的現象可以追溯到19世紀初美國新聞界的一個特殊群體——被戲稱為“啜泣姊妹”（Sob Sisters）的傷感派記者。在“黃色新聞”和“小報新聞”大潮的裹挾之下，在老板和主編的敦促和袒護之下，她們用多愁善感的文風含悲飲泣地報道“姹紫嫣紅開遍”如何“付與斷井頹垣”，搶奪眼球、提高銷量。起初，輿論界對此褒貶不一，一方面要重視社會疑難的女性視角，另一方面也嘲笑傷感新聞“哭哭啼啼沒出息”；一邊分配給女性更多版面和資源，一邊又歧視新聞界的職業女性“理性不足，情感泛濫”。隨著時間推移，這些“姊妹”“啜泣”得愈漸兇猛。

記者、劇作家沃特金斯（Florence Vandamm, Vandamm Studio）

如果說那時的傷感新聞以揭露社會問題為己任，那么到了浮光躍金的二十年代，新聞焦點已然轉向了聳人聽聞但毫無意義的獵奇故事。《芝加哥》諷刺的是捕風捉影、添油加醋、以訛傳訛的“傷感派”記者。那么，最早報道“美女殺手”的記者之一沃特金斯本人是否也算一位“啜泣姊妹”？雖然沃特金斯比她的競爭對手更冷靜客觀，也堅信比尤拉和貝爾瓦有罪，但她也是追逐花邊新聞、搬弄流言蜚語的一份子。沃特金斯鼓噪出了風城風聞，又潛心戲劇創作，反思自己參與其中的社會怪象。走入百老匯的《芝加哥》更是打開了更尖銳的詮釋空間：身在其中，我們不但可以批判沃特金斯的遺產，甚至可以反思音樂劇這一藝術體裁的社會角色。《芝加哥》既插科打諢、標情奪趣，也令人斂容屏氣、遷思回慮。亦莊亦諧之間，是莊大于諧還是諧大于莊？是借諷喻迫使我們改正了弊病，還是用笑語合理化了弊病？    

觀眾的罪責

渴望暴力的公共界域、顛倒是非的律師行情，這種民俗民風比一槍定音的謀殺恐怖百倍。在充滿了妥協、斗爭和交易的庫克縣監獄，人人與魔鬼交易，而“魔鬼”則輾轉其間，敲詐出靈魂的最高價。屠夫變明星，這是我們世界的真實寫照，因為現實世界不但充斥著風流倜儻的殺人犯，也充斥著迷頭認影的老百姓。《芝加哥》喜劇化了謀殺，令人沉浸其中，不能自拔。不知不覺間，觀眾也成了被諷刺的對象——原來，我們正對著“明星殺手”的曼妙身姿指指點點，朝著全劇唯一克己復禮的阿莫斯捧腹大笑。

從藝術史角度看，《芝加哥》能融入觀眾，多拜其歌舞雜耍之賜。導演福斯尤精此道，他在另一部作品——1972年的歷史音樂劇《丕平》中也打破了所謂的“第四面墻”（Quatrième mur），即演員和觀眾之間的隔膜。入戲出戲之間、演員和角色身份切換之際、導演要求“丕平”自焚而管弦樂團作勢離席之時，觀眾似乎身在舞臺之中，又似乎超脫戲曲之外，驀然驚覺：自己豈不也是個“丕平”？最不易打破“第四面墻”的大約是古典歌劇。畢竟普通觀眾感知音樂尚且難能，重釋音樂則難上加難——阿多諾警告過我們：嚴肅的音樂應是整體與局部渾然一體的高尚藝術，非與之斗爭不能領悟。與歌劇相比，不依賴音樂元素的戲劇更擅將觀眾嵌入劇情。我記得多年前曾赴倫敦橋劇院體驗莎翁名劇《尤利烏斯·凱撒》。信號彈一放，我們這些“平民”紛紛涌入舞池，簇擁著“凱撒”鼓噪他稱帝，對精英護民官們嗤之以鼻；又在凱撒被謀殺之后團團圍住布魯圖斯，聽取宣布這一震驚全“羅馬”的消息；最后響應安東尼的號召，支持復辟。這一群演經歷重塑了我對這部戲劇，乃至共和政治語言的認知。也許，音樂劇介于歌劇和戲劇之間。雖然我們不能翩翩起舞，但完全可以想象自己在1920年代的海德公園，晃著搖椅，聽著爵士，讀著報紙，百無聊賴地追蹤著“美女殺手”官司的最新進展。進入劇場的那一刻，我們便注定要承擔一部分罪責。

音樂劇《丕平》（ Pippin）

劇末，兩位滿手鮮血的殺人犯感謝陪審團——包括在座的我們——愚蠢到相信她們清白無辜。我們正如在2003年11月11日面對富豪殺手羅伯特·德斯特的德州陪審團一樣，聽信了被告一手炮制的“奪槍自衛”說，做出了無罪釋放的決定。《三文錢歌劇》中的黑手黨魁麥基斯、《馬哈哥尼城的興衰》中的阿拉斯加伐木工人吉米皆被判處死刑，而蘿西與維爾瑪卻安然無恙，這多虧了二女引風吹火、使貪使愚、投機倒把、貨賂公行，巧妙利用了法律制度的腐朽和社會風氣的缺陷。得意洋洋的維爾瑪甚至拔高了一個境界，反思道：“很多人對美國喪失了信心，但我倆卻是證明這個國家美好的鮮活例證！”

1924年6月6日沃特金斯主筆《芝加哥論壇報》報道“維爾瑪”的原型貝爾瓦·加特納被陪審團無罪釋放。圖中貝爾瓦正在看向她的辯護律師托馬斯·納什。

江湖盛傳，1972年爆發的“水門事件”是福斯1975年編導《芝加哥》的一大語境。不論確否，這部音樂劇問世四十年來，不斷引起美國輿論界的政治反思。從普利策和赫斯特時代的犯罪報道，到電視時代的博比特夫婦案和蘇珊·史密斯案，再到抖音時代的《德普訴希爾德案》，犯罪娛樂已是美國的百年產業，并輸出到世界各地，這背后少不了千千萬萬樂此不疲的媒體消費者。音樂劇作為這一文化怪相的體現，詰問了觀眾，也詰問了自己：《芝加哥》全球巡演每到一地，是更多地鳴響了警鐘，還是更多地消遣了犯罪？

列奧·施特勞斯在《斯巴達的精神，抑或色諾芬的品味》中說：“正如沒有真正的詼諧缺得了隱晦的嚴肅，只有比品味多出點兒什么才稱得上是‘好品味’。”（L. Strauss (1939), “The Spirit of Sparta, Or the Taste of Xenophon” Social Research 6(4): 502-536, p. 531)高明的戲謔手法之所以令人忍俊不禁，往往是因為基于殘酷的事實。而高尚的美學之所以令人靈府激蕩，是因為多出了那么點兒反思性。《芝加哥》油腔滑調，也雋語入珠；嬉皮笑臉，也當頭棒喝。我們之所以眉開眼笑，恐怕也是隱隱之間體察到了它“隱晦的嚴肅”——《芝加哥》批判“她們”，也批判“我們”。

爵士的批判與被批判

《芝加哥》穿越回無法無天的禁酒時代，將酒色、音樂和血腥織入時代之網。歷史上，“蘿西”殺人后聽起了爵士，“維爾瑪”則將一瓶琴酒“暗灑閑拋”在情夫尸邊。爵士能助酒興，刺激琴酒和朗姆消費，無怪乎地下酒吧（Speakeasies）的走私販贊助了整整一代爵士樂手。這一語境中的爵士樂天生反骨、離經叛道，但也舉步維艱、亦步亦趨。這樣充滿矛盾的爵士當然逃不過哲學家的刁難。

法蘭克福學派思想家西奧多·阿多諾在《流行音樂》一文中不失細膩地批判了爵士（Zeitschrift für Sozialforschung 9(1):17-48, 1941）。他承認：與其他流行樂不同，爵士一度開發了一片嶄新的即興創作試驗田。可惜的是，這種實驗主義日趨“常規化”和“標準化”，不再富于創造了。更值得警惕的是，日趨成熟的爵士風情給普通民眾一種“個人主義化”的錯覺，誤以為個性得到舒張，實際上只是參與了一種人云亦云的集體無意識罷了。這種個人主義化的集體無意識削弱了人民真正集體生活和集體行動的能力。

《芝加哥》作為爵士音樂劇的典范，并沒有落入無條件謳歌爵士的俗套，甚至批判了阿多諾所說的“偽個人主義”——還有什么是比嘩眾取寵的“美女殺手”更浮夸空虛的“流行”標識？歷史上，比尤拉在殺死情夫之后撥開唱片機，品著雞尾酒單曲循環了足足四個鐘頭的狐步舞曲《呼啦露》。她像是一個無悔版本的拉斯柯爾尼科夫，殺一個草芥螻蟻般的小人物，以求填充個人生命的空虛。而與《罪與罰》不同的是，歷史上的“蘿西”不但“有罪無罰”，還反倒有賞。她騙取丈夫的存款打贏謀殺情夫的官司，立即拋棄丈夫另嫁新歡，之后再棄新夫移情別戀，敲走一筆不菲的離婚贍養費。因為這起謀殺，《呼啦露》一時名聲大噪。

《呼啦露》唱片（W.King, The Troubadours, E.T.King, M.Charles & F.Ferera. Hula Lou, 1924, retrieved from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呼啦露》狐步曲譜（作者個人收藏）

《呼啦露》樂譜（作者個人收藏）

政治哲學家愛蘭·布魯姆在《美國心智的閉塞》中并不抨擊爵士樂，甚至容忍了班尼·古德曼的搖擺樂。他如此“統一戰線”，是為了把矛頭對準真正的敵人：八十年代興起的搖滾樂。布魯姆哀嘆道：從前的文化菁英在公共社交時搖搖擺擺，私下里聽的是貝多芬和布拉姆斯，但現如今的大學生吸收搖滾樂如吸空氣一般自然而然。布魯姆以尼采之《悲劇的誕生》（Die Geburt der Trag?die aus dem Geiste der Musik——“悲劇從音樂精神中誕生”）反證柏拉圖《理想國》的音樂審查制度。音樂是靈魂最原生、赤裸裸的語言，是理智的敵人，因此城邦若求繁榮，必先統一其精神。與芝加哥經濟學派的價格理論家正相反，柏拉圖關注的不是“偏好”，而是衡量偏好的標準——“品味”。

《芝加哥》也同樣體現出了布魯姆對流行樂的政治心理學批判。蘿西一見自己上了報紙頭條便登上樂隊演奏臺自吹自擂，隨手把報紙塞給樂手。爵士樂隨著公眾關注度起伏，又調轉回頭，引著公眾注意力遠離公共福祉，沉浸在柏拉圖發誓禁絕的私人享樂之中。蘿西甚至在嘲弄丈夫時躺倒在鋼琴上（似乎在模仿曾經出演過《演出船》的老一輩女歌手海倫·摩根）——自浪漫主義以降的“純粹音樂”淪為了舞騷弄姿的煽情道具。《芝加哥》坦白承認：隨歌起舞是赤裸欲望的語言。音樂劇赤裸裸地揭露赤裸的欲望，固然提不出一個可供替代的理想品味，但是這種“搖搖擺擺”的諷刺何嘗不是一記響鐘？

將近一個世紀后，搖滾樂仍在嘶吼，爵士樂已入主流。《芝加哥》也因發揮爵士樂淋漓盡致，永遠載入了音樂劇史冊。如今，左翼、右翼對爵士的哲學批評也已銷聲匿跡，取而代之的是身份主義時代對“非裔遺產”義正言辭的保護。從弗蘭克·科夫斯基的《黑人民族主義和音樂革命》到杰拉爾德·霍恩的《爵士與正義：種族主義與音樂的政治經濟學》，美國新左翼培植出一套頗為矛盾的“馬克思主義爵士樂”傳統。一方面，他們承認社會矛盾的枷鎖之下只有戴著枷鎖的藝術——爵士樂作為一門與現行制度糾葛甚深的藝術，從來不是解放的源泉——另一方面卻浪漫謳歌爵士作為黑人藝術，先于民權運動四十年的政治象征意義。不論是左翼還是右翼評論爵士，輿論場往往爭論的是如何批判爵士，而非爵士如何批判我們。《芝加哥》恰恰反其道而行之，用爵士音樂的魅力批判了爵士時代的腐朽。

結語

1886年芝加哥“甘草市場”集會公告

回到開篇提及的芝加哥大罷工，我們發現：1886年的激進工人和1924年的美女殺手一樣被關押在庫克縣監獄。盡管功勛老兵威廉·珀金斯·布萊克親自擔任辯護律師，作家王爾德、革命活動家卡爾·李卜克內西、左翼學者愛得華·艾威林和馬克思的小女兒愛琳娜紛紛支援（Eleanor Marx & Edward Aveling, “The Chicago Anarchists” To-Day, November, 1887），這些工人最終也未能爭得正義的審判。這一悲慘結局和美女罪犯的大紅大紫形成了鮮明的反差。一個世紀以來，庫克縣混亂腐敗的執法系統一直是芝加哥政壇的隱憂巨患。2016年，我親歷了庫克縣法庭書記員的競選，對庫克縣根深蒂固的政治、法律和社會矛盾深有感觸。曾幾何時報道過美女殺手的《芝加哥論壇報》公開支持了進步主義陣營的候選人雅各布·麥斯特，但終究無法撼動占據此位十六年之久的地頭蛇多蘿西·布朗——“風城”固然風大，風向卻是難變。時至今日，庫克縣的監獄仍是風起云涌、肅殺危殆之地，仍在向芝城各大報刊源源不斷地輸送著駭人聽聞的新聞素材。誠然，“美女殺手”的噱頭如曇花一現，歌舞雜耍的技藝也已煙消云散，永遠定格在音樂劇《芝加哥》之中。但如今的“爆炸新聞”仍不絕于耳，風言霧語和緋言緋語，甚至是胡言亂語，像狂風挾著沙石一般席卷著社會疑難而來，迷得我們睜不開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