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后冷戰時代的全球政治秩序來說，過去的十年可謂是一個相當動蕩的歷史時段：2008年，長期在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保駕護航之下高歌猛進、橫行全球的金融資本主義，終于以震動寰宇的方式發生內爆，引發了規模空前的全球經濟動蕩；受到金融海嘯猛烈沖擊的廣大民眾，則在隨后的數年里陸續發動了許多頗具聲勢的抗爭運動。盡管問世于冷戰終結時分的“歷史終結論”至今依然不絕于耳，但全球資本主義所造就的封閉性歷史視野，卻已然在此起彼伏的民眾抗爭運動的沖擊下展露出裂隙。面對這樣的歷史形勢，如何發掘并激發社會運動的解放性潛能，使之不僅能夠表達民眾的不滿，而且能夠為人類社會開啟真正的另類選擇？這是擺在今日左翼思想家面前的關鍵難題。

在當代歐美左翼思想界，邁克爾·哈特（Michael Hardt）與安東尼奧·奈格里（Antonio Negri）堪稱這一難題的最為積極的解答者。早在2000年至2009年間，這兩位思想家就曾聯手合著《帝國》（Empire）、《諸眾》（Multitude）、《共同體》（Commonwealth）三部曲，嘗試借用“帝國”這個概念來描述去中心的、無疆界的、超民族國家的全球化政治秩序，進而嘗試用“諸眾”這個概念來指認一種處在“帝國”秩序之下、而又反抗著“帝國”統治的歷史主體。在哈特與奈格里的樂觀構想中，“諸眾” 作為新時代的主體，一方面保持著多樣性和內在差異，另一方面又能夠自發地聯合起來展開抗爭性的政治行動，而他們的行動則是以各個“奇異性”（singularity）在“共同體”當中共享財富為基礎的。

在以“占領華爾街”運動為代表的一系列全球“占領運動”爆發之后，哈特與奈格里又在2012年出版了一本題為《宣告》（Declaration）的冊子，嘗試從這波社運浪潮中提煉出自主組織、自由表達、直接參與、民主決策等政治原則，進而提出：新時代的解放運動應當致力于將這些在諸眾抗爭中獲得宣告的政治原則轉化為構建新社會的憲章。時隔五年之后，這兩位始終與全球社運保持密切聯系的重要思想家，又基于他們對社運動態的新近觀察，出版最新著作《集會》（Assembly），反思并發展了他們先前提出的理論構想。作為當代社運最具影響力的觀察者、記錄者與理論提煉者，哈特與奈格里的這本新書無疑值得我們關注。他們的著作蘊含著哪些富有啟示性的洞見，同時又暴露出怎樣的欠缺？

運動的“第三條路”：挖掘諸眾的戰略能力

哈特與奈格里為什么要寫《集會》這本書？在2017年美國費城的新書發布會上，哈特就曾說過，他和奈格里的思想與其說是為了給未來的運動指明方向，不如說是對已有運動的總結和反思。兩位作者敏銳地觀察到，2008年之后的這波全球社運浪潮，體現出顯著的扁平化、去組織化、去中心化傾向，它們往往缺乏自上而下的領導，依賴于人們通過社交媒體進行的自發參與和串聯。這一波去組織化的社會運動，雖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社會的政治面貌，也沒有取得持久的政治成果。曾經的阿拉伯之春迅速滑入寒冬，土耳其等地的占領運動則不僅未帶來更民主的局面，反而造成了公共輿論的撕裂。

正是基于上述觀察，哈特與奈格里在《集會》這本新書中嘗試提出并解答這樣的問題：如果去中心、無組織的社運模式并不完全可行，那么，期望通過社運來改造社會的左翼人士還能有什么路可走呢？

更重要的是，這種去中心、無組織的社運模式，又恰恰比較接近兩位作者在之前的一系列著作中提倡的“諸眾自發集結”的設想，也在運動最高潮的階段獲得了兩位作者的熱烈支持。這樣一來，兩位作者的自發反思就顯得更加必要和珍貴：如何彌補“諸眾自發集結”這一設想的缺陷？如何找到一條通往更持久、更有效的社運模式的道路？

兩位作者在《集會》中提出，左翼運動既不需要回歸傳統的那種自上而下的運動模式——無論是曾經在20世紀主導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革命先鋒隊”模式，還是社會民主主義的“政黨+工會”模式——也不需要完全拒斥領導或組織，左翼運動可以選擇的社運模式，不應該只是在這兩極之間搖擺，而應該找到“第三條路”。兩位作者承認，對于社運來說，領導和組織是有必要存在的；但他們同時強調，領導和組織在社運中扮演的角色，卻應該是與我們的傳統想象完全不同的。

在兩位作者看來，社會運動的核心工作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是“戰略性”的工作，即掌控全局、制定長遠的目標；另一部分是“戰術性”的工作，即局部地、短期地解決具體運動場景中的操作性問題。在傳統的自上而下的社運模式中，往往是由運動領袖、上層組織來負責戰略，而基層社運參與者則負責戰術。但在兩位作者對“第三條路”的設計中，這個關系應該發生根本性的逆轉：領導管戰術，“諸眾”管戰略。也就是說，關于一場運動根本的、長期的藍圖目標，關于“我們究竟要什么”的全局問題，應該由千千萬萬的基層抗爭者在自我組織和自我串聯中解決；而運動的領導只負責在危機時刻解決具體情境下的具體問題。

那么，我們憑什么認為，“諸眾”具備設計戰略性藍圖的能力或者潛能呢？

哈特與奈格里相信，諸眾已經具備了把握運動宏觀大局的戰略能力。然而，按照兩位作者的觀點，如果我們想看到這種戰略能力的體現，就不能只著眼于政治場域、社會運動，而必須要回到社會生產的場域，回到經濟場域當中。在《集會》中，兩位作者正是試圖通過分析當代社會的經濟生產，從新的社會生產模式中發掘出諸眾的戰略能力。

哈特與奈格里認為，在當今社會的經濟體系中占據主導性地位的，是一種可以被稱作“非物質勞動”或者說“生命政治勞動”的勞動形態。所謂的“非物質勞動”指的是，這種勞動生產出的主要是諸如符號、圖像、信息、知識這樣的非物質性的產品；而所謂的“生命政治勞動”則是指，這種勞動不僅會產出可供流通的“產品”，而且還會在勞動過程中持續不斷地生成勞動者的生命形式與主體性。

在哈特與奈格里看來，“非物質勞動”或者說“生命政治勞動”至少從四個方面生成勞動者的主體性：第一，當今社會的主導性勞動不再是單向度的機械化的高強度體力活動，而是需要勞動者動用智力、知識、語言、情感。雖然這個過程依然存在嚴重的異化，但畢竟動用了人的能力的各個維度，體現出勞動者的主觀能動性與創造力。

第二，當今社會的主導性勞動不再是由資本家組織起來的原子化個體的流水線作業，而是高度依托于勞動者的自我組織，依托于勞動者與勞動者之間的交流與合作。而勞動者的創造力也不僅體現在最終產出的非物質性的智識結晶之上，而且體現在他們不斷通過自我組織創造出新的勞動合作形式與合作網絡。

第三，“非物質勞動”主要依靠的生產資料不再是有形的資料，比如大工廠的機器，而更多是無形的資料，比如知識或算法。大工業時期的勞動者要奪取有形的機器是非常困難的，但今天的勞動者卻已經在通過掌握知識和算法，踴躍地奪回無形的生產資料。

第四，“生命政治勞動”在高度合作化的勞動過程中持續生成著勞動者與勞動者之間的社會關系與情感聯結，這讓人們看到一種以集體的民主的方式來管理與分配資源和產品的可能性，進而讓人們看到一種超越既存的私有制或公有制、建設民主共享的“共同體”的可能性。

基于這四個方面的考察，哈特與奈格里提出，當代社會的新型勞動形態已經蘊含著極具抗爭潛能的勞動者主體性，有理由相信這種潛能可以轉化成社會運動中的戰略能力。

但兩位作者同時也指出，在既存的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中，由勞動者在緊密合作的非物質勞動中共同生產出來的價值很輕易就會被資本奪走。因此，下一步的社會運動，必須特別強調對于共同體的創造與捍衛，致力于將共享、共治的共同體從一種可能性轉變成現實。

新自由主義時代，勞動過程不斷生成抗爭性主體

可以看出，在《集會》這本新書中，哈特與奈格里依然延續了自《帝國》、《諸眾》以降的樂觀主義基調。兩位作者甚至推出了“諸眾創業（entrepreneurship）”的概念，來解釋新形勢之下社會運動參與者所需要具備的政治素質。眾所周知，“創業”一詞一直都是新自由主義的專屬詞匯，而哈特和奈格里則試圖從左翼的角度主動奪回這個概念的闡釋權，用它來指涉勞動者對于新型合作形式與社會關系網絡的創造。

暫且不論這種爭奪闡釋權的努力能否取得成功，哈特與奈格里之所以會提出這種思路，首先說明了他們預設“諸眾”（勞動）具有先于“帝國”（資本）而行動的能力。而這種預設植根于兩位作者的“自治主義馬克思主義”（Autonomist Marxism）立場。

從20世紀60年代意大利工會運動和無政府主義思潮中應運而生的“自治主義馬克思主義”特別強調工人階級的主體性，認為工人階級能夠主動地開展自治性的組織建設，從而與資本主義工業體系和國家體系形成對抗，迫使資本主義體系發生轉型。基于這樣的理論立場，哈特與奈格里在他們的論著中提出，由工業化大生產向高度自組織的“生命政治勞動”的轉型，在本質上并不是由資本主導的，而是由勞動者自下而上的創造力所推動的；而新自由主義政治經濟體系的建立，則是資本對于勞動者自行開發出的新型勞動形式的反應。

換言之，在哈特與奈格里的眼中，并不是“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而是“哪里有反抗，哪里就有相應的調整”。因而，兩位作者一再重申，是20世紀60年代以來的“諸眾”抗爭——從新左派運動、民權運動到“工人主義”(operaismo/workerism)運動、“自治主義”(autonomia/autonomism)運動——迫使資本不得不作出新的調整和回應，這才導致了“帝國”這一全球資本和權力的新融合形式興起。

更具體地說，在《集會》一書中，哈特與奈格里在過去、現在和未來三個時間向度上貫徹了自治主義的視角，由此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啟示性的洞見。

就過去的向度而言，哈特與奈格里極其重視過往數十年間各種社會運動的成果。作為社會運動切身的參與者和觀察者，哈特與奈格里的論述植根于社會運動本身。他們面對著社會運動在實踐中發展出來的智慧，主動地修正經典的馬克思主義理論。

例如，一些傳統的馬克思主義者認為，社會運動領導機構內部的核心成員組成，應該與現實社會生產中的核心產業相對應。但哈特與奈格里則吸取過去社會運動的經驗教訓，指出如果我們將現實社會中產業結構的優先級復制到社會運動的組織內部，那就相當于不加批判地吸納了資本主義社會結構的不平等。比如，在某些歐美國家的語境中，這很可能會導致用占據“核心產業”的白人男性工人來代表所有的雇傭與非雇傭勞動力，從而造成農民、弱勢性別群體、有色人種、原住民活動家等等在現存社會制度中遭到邊緣化的群體無法在這樣的社會運動中發出自己的呼聲。

哈特與奈格里也非常準確地捕捉到當代資本主義社會變化的本質，尤其是從大工業時代到新自由主義時代資本攫取模式的變化。在兩位作者看來，不同于工業化大生產時代資本對勞動過程本身的嚴密操控，今日的資本已經越來越少去直接干涉勞動過程，而是往往要在價值由“諸眾”通過自組織的勞動過程生產出來之后，再經由其他環節來攫取這種價值。而在新自由主義的政治經濟體系中，資本所借助的最主要的價值攫取手段便是五花八門的金融工具與金融衍生品。

兩位作者還特別指出，當代社會的非物質勞動已然打破了“工作”和“非工作”之間的界限，在那些原本會被視作“休閑娛樂”的“業余時間”與“日常生活空間”中，作為消費者的我們也依然在不自覺地為資本創造著價值。例如，在具有強烈社交性的網絡游戲中，玩家的種種活動為作為平臺的游戲本身提供了豐富的內容。又如，在谷歌搜索引擎的網頁排序算法里，判定網頁重要性的基礎實際上是互聯網用戶的“注意力價值”（attention value）。也就是說，我們在搜索引擎上看到的網頁排序，事實上都可以視作互聯網用戶的媒介使用經由特定算法的整合而完成的協同作業成果。

對于哈特與奈格里的樂觀主義論調而言，格外重要的觀察是，當代社會的價值生產環節與價值攫取環節已經出現了明顯的分離，生產領域逐漸成為一個由諸眾自主發揮創造力的領域。由此而來的進一步推論是，今日的資本已然處在一種非常尷尬的境地：一方面，資本不能過多地干預勞動過程，否則就會扼殺那種自組織的勞動過程的創造力；但另一方面，一旦價值攫取環節和價值生產環節保持距離、一旦資本是外在于勞動的，那么，勞動過程就會不斷生成抗爭性的主體。

按照哈特與奈格里的觀點，無論勞動者是否自覺，基于密切合作的非物質勞動都不僅創造著價值，而且還創造著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而哈特與奈格里對未來抗爭所抱有的期許，也正來自于他們觀察到的這種源自社會生產的情感聯系與協作網絡。

在哈特與奈格里的理論提煉中，這些社會關系對勞動者的政治斗爭具有指導性的意義。正因如此，這兩位作者非常關心如何能在政治場域中重現那些已然在經濟場域展現出充沛活力的組織模式。他們指出，過往對政治機構的討論幾乎都集中于主權性的機構（sovereign institutions），但除了主權性的機構之外，政治運動還需要非主權性的機構（nonsovereign institutions）來促進運動的延續、組織日常的實踐、協調成員內部的關系、開展重要的決策。

諸眾天然是運動的主體嗎？

在筆者看來，哈特與奈格里的論述鏈條存在著一個核心問題沒能解決，那就是：人們在勞動過程中體現出的創造力，就一定能轉化為政治行動中的戰略能力嗎？換言之，我們真的能認為，生產領域所形塑的勞動者主體，就必然會轉變成政治抗爭的主體嗎？

這種從經濟場域到政治場域的轉化，對于哈特與奈格里的理論設想至關重要，哈特與奈格里似乎預設了這種轉化的天然可行。但在筆者看來，這種轉化絕不會自動發生，而是需要一個移植、轉譯、激發、動員的過程。究竟是什么力量和機制，能讓人們以政治的方式理解自己的日常生活，將自己塑造成政治抗爭的主體，從而參與到解放性的社會運動中來？對于這個問題，《集會》一書并沒有提供令人信服的解答。

誠然，哈特與奈格里的自治主義視角肯定了勞動者作為歷史主體的創造力和斗爭精神；但這一視角同時也讓我們意識到，新自由主義作為一種反應性的（reactionary）政治經濟與意識形態系統，又是可以根據現有的社會運動鋒芒而進行一系列的內部調整、自我完善和更新進化。也就是說，它能夠挪用并扭曲社會運動的一部分訴求，從而達到壓制抗爭精神的目的。

比方說，哈特與奈格里在書中就指出，面對著社會生產逐漸自主化的趨勢，新自由主義挪用并扭曲了“自主”這個概念，在資本主義的模式里加入了許多與“自我管理”相符的元素，例如手機app自助購票、自助登機等等。新自由主義通過這種挪用、扭曲和內化，為人們布置了一種生活自治的幻象，從而抵御了勞動者所呼喚的更徹底、激進的自治。

更有甚者，兩位作者在書中還指出，新自由主義在今天攫取價值的典型方式，就是先創造出機會和空間來讓勞動者在自發參與、自我組織中自由地生產價值，再以不易察覺的方式將這些價值收割。但兩位作者沒能進一步意識到，這種由資本在暗中操控的自發參與和自我組織，完全有可能榨干勞動者的注意力、精力與熱情，使當代的勞動者無暇也沒有興趣進行政治意義上的動員。典型的例子，就是伴隨偶像工業崛起的大規模“粉絲動員”。圍繞著“自家愛豆”的“粉絲動員”，的確體現了粉絲社群高超的自我組織能力。在文化產業資本的引導下，各類粉絲后援會不斷創造著新的合作形式和應援戰略，也讓資本賺得盆滿缽盈。同時，作為消費者和勞動者的粉絲們，付出的不只有金錢，更是大量的精力、創造力和情感勞動。但這種與文化產業資本親密互動的粉絲動員越是高漲，粉絲們往往就離抗爭性的政治主體越是遙遠。

從勞動者主體到抗爭主體的政治轉化之所以困難，不僅是因為新自由主義系統對抗爭意識的微妙壓制和對“諸眾”創造力的收編，而且也和“諸眾”自身所面臨的疑難有關。

正如前文所述，哈特與奈格里的樂觀主義論調是與他們對“非物質勞動”與“共同體”這兩個概念的闡述息息相關的。然而，兩位作者也都承認，無論是非物質勞動還是創造共同體的潛在可能性，都只是在“性質”而非“數量”的意義上占據了當今資本主義社會的主流。換句話說，在世界的大部分地區依然存在著大量從事物質性生產的勞動者，而全球的大部分資源和產品也仍然很難被視作勞動者共同體的共同財富。

按照哈特與奈格里的解釋，共同體的共同財富似乎只局限于那些相對而言并不稀缺的資源，比如共享的知識或城市空間。這樣來看，使用谷歌搜索的互聯網用戶們或者占據城市空間的社運參與者們之所以能夠自發地開展資源共享實踐，是否僅僅是因為他們尚未受到稀缺性的限制？

哈特與奈格里在書中多次提到，近年來全球聯動的占領運動參與者，在運動期間自發形成各種共同體網絡：從開羅解放廣場到伊斯坦布爾的蓋齊公園（Gezi Park）到美國的立巖（Standing Rock）保護區，抗議者們共享食物、帳篷、電力等資源，他們的行為超越了既有的公有財產與私有財產的二分法，展現了運動自我管理的潛能。而在歸納運動的失敗原因時，兩位作者又一致矛頭對外，將原因歸結為各種外部煽動者、警察暴力和媒體偏見的影響。

然而，我們也不得不承認，近年來許多運動的失敗不僅在于外部的鎮壓與歪曲，而且也在于內部共同性契約的自我瓦解。我們不得不認識到，在互聯網社交媒體和社會運動現場所創造出來的共同性或許是極端脆弱的，它也許需要一種專門的政治化過程才可以鞏固下來。

換句話說，兩位作者在《集會》中深入現有社會運動內部的觀察視角，既是他們的長處，也成為了他們的弱點。當他們沉浸在已經成氣候的社會運動中時，他們所看到的社運面臨的所有問題，似乎都可以被概括為“戰略問題”和“戰術問題”這兩類。在這一視角下，“如何動員人們參與到社會運動中來”并不是一個問題，因為運動已經存在了，“諸眾”已經自發地集結起來，“諸眾”天然就是運動的主體——這是已經被預設的了。

然而，如果跳出那些已經成氣候的社會運動，看到更多不成氣候的社會運動、想動員卻動員不起來的社會運動，就能發現：如何讓人們將自身視作社會運動的抗爭主體、如何讓人們產生政治動員的興趣和欲望，恰恰是極為關鍵的、決定運動生死的問題。這個問題，完全超越了“戰略”和“戰術”的二分法，而觸及更根本的層面。

政治參與者的主體是如何被塑造的？

另外一個可能更致命的問題是，在哈特與奈格里所說的“生命政治勞動”中，諸眾確實開展了頻繁而豐富的合作和交流，但這種社會聯系是否一定就會帶來解放性的政治能量？我們是否會面臨相反的困境：“生命政治勞動”帶來的并非受剝削者的聯合，而是更強的互相審查和控制？

事實上，這種問題視角在經典的勞工研究中已經出現過。既有的勞工研究發現，資本常常鼓勵而非排斥工人之間的聯系，以此進行更為有效的間接管控。而在數字媒體時代，大數據監控不僅僅存在于互聯網公司和個體用戶之間，更存在于用戶與用戶之間。如果所有的聯系都有利于社會運動戰略能力的培養，我們也就不會看到如今對于隱私、算法和“同溫層”問題的討論。這些問題之所以會成為焦點，恰恰是因為當前的線上聯系所帶來的往往是彼此沖突而非相互體認，當前的線上交互經常造成勞動者之間更深的誤解乃至極化。

更進一步說，倘若勞動者之間的紐帶缺乏正確的動員機制，那么這種紐帶反而會散播對于左翼政治行動的恐懼。比如，在阿拉伯之春后，埃及等國的網絡輿論迅速極化，反對派陣營快速解體，這就印證了線上用戶之間的聯系實際上也具有制造和傳播恐懼的能力。

最后，我們也應該看到，“生命政治勞動”絕非左翼的特權。哈特與奈格里顯然也意識到了過去兩年極端右翼興起所帶來的挑戰。他們在《集會》中對保守主義作為一種反應性思潮進行了分析，將保守主義指認為一種試圖重塑舊日團結感的觀念。然而，兩位作者對保守主義的分析盡管精準，卻似乎割裂在全書的框架之外自成一體。

諷刺的是，《集會》中所提倡的社運模式，完全可以被如今的極端右翼所采納，甚至他們早就在這么做了：那些廣為人知的右翼Meme、去中心的右翼集會、對左翼人士的騷擾、對主流保守派的群嘲，哪一個不是充分利用了“諸眾”的創造性、共同性所帶來的機遇？誠然，兩位作者在《共同體》一書中曾經指出，解放性的政治運動所需要的社會紐帶來自于勞動者的合作網絡，來自于“奇異性”與“奇異性”在相互碰撞中發生的公共交往，而非基于同質性、相似性的抱團排他。但當代的另類右翼運動，其實已經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基于同質性、相似性的身份認同，而成為由反女權、白人至上、各種互聯網反文化社群、反移民、擁槍派等各種訴求與身份群體所組成的松散而多元的“統一戰線”。這些社群之間的團結感，同樣可以說是來自于合作，來自于碰撞中的互動。換句話說，哈特與奈格里所設想的政治運動模式，在各個層面上都難以避免地被右翼運動化用和收編。

從《帝國》三部曲開始，哈特與奈格里定義“諸眾”的方式，就是強調這一主體不斷進化和重生的可能性，而不對這一主體進行清晰的界定。因此，他們在最大化地挖掘“諸眾”概念的理論潛力的同時，也不免要回避右翼動員的實踐潛力的問題。他們的思路不僅難以解釋歐美極端右翼聯盟的出現，也很難分析如今中國網絡民族主義、保守主義勢力的崛起。

在這一缺憾背后，蘊含著兩位作者對“現代政治的根本問題是什么”的特定理解。在他們看來，現代政治的根本問題是“代表”：究竟是誰，通過什么方式，才能“代表”人們的意志參與到政治中？誠然，任何“代表”機制都是一種悖論：一方面，“代表者”和“被代表者”之間必須維持聯系，才能使“代表者”保持代表性；但另一方面，“代表者”和“被代表者”之間也被劃定了明確的界限，“被代表者”注定無法直接參與政治。哈特與奈格里試圖結合新的勞動條件來解決這個問題，繼而樂觀地提出：“諸眾”已經有能力自己代表自己，所以我們也就不需要讓誰來代表“諸眾”。

然而，從另一個角度看，也許現代政治的根本問題并不是“代表”，而是如何塑造政治參與的主體。換句話說，政治參與者對于“我們是誰、我們想要什么”的理解，并不是在政治場域以外就已經被生產出來，然后再被帶入政治場域的。相反，這種政治意識恰恰是在政治活動當中塑造出來的。政治活動如何讓人們以特定的方式理解“我們是誰、我們想要什么”，如何引導人們參與到特定的政治行動中來？這也許才是對于當代的解放性政治運動來說最核心、最棘手的問題。

當然，這并不是說“諸眾”完全沒有自發開展政治行動的潛力。比如在2018年初蔓延中國各大高校的反性騷擾行動中，自發參與的行動者就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在年初北航校友羅茜茜實名舉報其博士導師性騷擾之后，短短兩周時間內就有四十余所高校的學生和校友自發組織起聯署行動，呼吁自己所在的高校建立反性騷擾機制——行動的快速擴散，有賴于許許多多未曾參與過政治行動的普通人的自發組織。

但“諸眾”的自發性并不能概括這場行動的全部。中國反性騷擾的呼聲不是2018年才出現，中國的女權主義者從幾年前開始就在倡導反性騷擾的行動，但從未形成過2018年初的浩大規模。為什么“諸眾”的自發性唯獨在這場行動中才被如此劇烈地點燃？要回答這個問題，就必須要看到在這個事件發酵的初期，恰恰是最先在公共輿論中站出來的幾個發聲者提供了一套極富感染力的話語，點燃了公眾的共情心和團結感，在公眾自身和事件之間建立了感同身受的聯系，從而“喚起”了行動和抗爭的主體。換句話說，有動員力的政治話語是自發政治行動的前提。

在這場行動中還可以看到，似乎無法依靠行動者的自發性來建立跨階級的團結。雖然2018年初的反性騷擾行動一開始主要集中在中產階級高校學生群體當中，但卻令人驚喜地表現出一種打破階級隔閡的可能：1月23日，富士康的女工在自媒體“尖椒部落”公開發聲，要求雇主建立反性騷擾制度。女工和學生之所以能在反性騷擾行動中走到一起，恰恰不是自發性的表現，而是有賴于“尖椒部落”等長期扎根于女工社群的行動組織的動員努力。

或許我們的確可以承認，“諸眾”具備參與政治行動的潛能——這是哈特與奈格里希望我們看到的。但是，這種潛能很難自發轉化成行動，而是需要被某種力量激發出來。另一方面，要想在“諸眾”中打破隔閡、建立最廣泛的團結，也需要一種超越自發性本身的力量。這種力量，也許只能來自于政治行動組織在艱難條件下頑強的堅守和深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