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7月10日、11日，由京港大學聯盟支持，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與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聯合舉辦的第二屆京港青年人文學者學術研討會如期召開。本次會議主題為“近世中國的書籍形制與閱讀形態”，是“近世中國的思想、制度與文章”系列論壇的重要組成部分。本次會議由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助理教授崔文東與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副教授陸胤共同召集，主會場設于香港和北京兩地，以網絡連線方式進行。近二十位與會學者分別來自香港城市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理工大學、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復旦大學、武漢大學、臺灣“中研院”、牛津大學、江西師范大學和中華書局等高校及科研機構，就“近世中國的書籍形制與閱讀形態”這一主題，結合自身研究背景，以不同視角切入問題，發表了兼具跨學科與多元特征的最新學術成果。

7月10日上午，會議伊始，首先，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教授程美寶致辭。這次會議延續了去年的兩地連線模式，而這種跨媒介交流也是該系列研討會的主題在當下學術對話模式中的實踐，她期望今后兩地的學者能繼續保持密切學術交流，并拓展這種學術交流的方式。隨后，本次會議召集人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助理教授崔文東、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副教授陸胤分別致辭。崔文東指出，兩地學者在研究方法和思路上的異同可以成為對話的契機，人文學者關注問題的差異也存在可以交流的空間。陸胤表示，這樣的對話不僅有學術上的交流，也有精神和情感上的互動，今年的主題與去年不同的是將“近代”變更為“近世”，旨在將研究視野延伸到了更長時段。書籍史與閱讀史既有新文化史的面向，也根植于中國傳統。二位召集人都對與會學者表示歡迎，并期待更充分的學術交流和豐碩的研討成果。

本次會議的第一場論壇的第一場報告是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教授張劍發表的《沈尹默〈寺字韻唱和詩〉的文獻學視角》。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末，沈尹默參與當時文人的“寺字韻唱和詩”活動，作有36首詩并匯集為《寺字韻唱和詩》，現留存有草稿本、謄稿本、油印本、傳抄本等不同版本型態。講者通過校勘對比發現，草稿本、謄稿本文本最可信賴，油印本次之，傳抄本再次之。傳抄本訛誤雖多，但文本總體仍不失可信，由此可對傳世文獻的穩定性抱有信心。盡管近人同韻唱和，人事俱近，版本源流相對容易理清，而古代文本的面貌無疑要復雜許多，未可一概而論。但講者也指出，在學術研究中，例舉法所示常為特異的部分，卻讓文本的確定和穩定常常被無視，然而我們無法因少數的特異而否定總體的確定和穩定。況且，討論這些特異部分的目的，往往在于更好地尋找確定和維持穩定。

接著，由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張仲民帶來報告《新材料和新學問：民初中日學人圍繞章學誠及<章氏遺書>的互動》。章學誠及其《文史通義》等書在晚清時就已經被讀書人廣泛閱讀接受，但對其進行的專題研究卻一直到1920年后才開始興起。這其中固然有日本學者內藤湖南1920年所撰《章實齋年譜》的先導作用，以及胡適1922年出版的《章實齋先生年譜》的示范效果，但更關鍵的因素則是兩種《章氏遺書》在1920、1922年的相繼出版。講者以詳實的史料證據梳理了關于胡適《章實齋先生年譜》的撰寫過程，以及胡適、青木正兒、內藤湖南、張爾田、劉承幹等關于《章學誠遺書》的互動，乃至《章氏遺書》出版后對章學誠研究的影響面向。盡管講者認為這目前并未形成系統，但作為學術史背景的重構，當有助于我們了解民初章學誠研究之興起的學術積淀和“物質基礎”。同時，講者由此引申出一個重要問題，即，閱讀和接受的痕跡或無痕跡，如何重構、如何再現？

隨后，中華書局副總編俞國林發表了報告《文獻、文本暨文意之真偽、正訛與異同》。該主題源于講者近期文獻整理工作中一些提綱挈領的歸納，講者首先指出，近代文獻，不管文本傳播類型，還是版本存世情況，大都比較復雜，尤其是重要學者的著作。具體而言，講者分別從真偽、正訛和異同三個方面舉例說明。其中，在真偽方面主要有兩種類型，即偽托與盜版。正訛則主要表現在文本和文意兩個方面。文稿的問題存在于原稿、排版和引文等方面，文意的問題存在于作者本身的理解謬誤和著作流傳時后人的斷句問題，并以整理梁任公《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發現的問題及相關類似整理活動中的問題舉例。講者通過這些問題表明“糾他人之訛誤，易；定作者之是非，難”。他總結道，此類研究中應底本選擇得體，校記寫得規范，標點符合文意，文本值得信賴。

10日下午，第二場論壇由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副教授陳學然主持。第一場報告由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助理教授胡琦發表，題為《〈讀史論略〉與近世中國的史學啟蒙閱讀》。杜詔《讀史論略》是清代中期以降一種頗為流行的歷史啟蒙讀物，進入二十世紀之后仍有傳布。與通常“蒙求”類讀物齊言韻語、方便記誦的體裁不同，《讀史論略》淵源自文人史論，繼承元代潘榮《通鑒總論》，乃是朱熹《資治通鑒綱目》影響下的一種史學入門書。歷史正統觀念如何通過通俗讀物滲入社會一般知識世界？文章家的技巧對史學知識之傳承有何促進作用？“史論”寫作中，歷史邏輯與論辯邏輯如何相互調和？講者對《讀史論略》的文本結構、版本源流進行了初步考察，并以閱讀史之視角，考察此書在嘉慶以后翻刻、傳抄、接受的情況，并希望由此案例，窺探近世史學啟蒙閱讀之一斑。

隨后，江西師范大學歷史文化與旅游學院講師溫海波發表報告《多元識字：從明清雜字看民眾認讀能力培養》。雜字由日常生活的常用字匯編，是明清社會習見的民眾識字讀物。利用雜字書的物質形態、認讀記錄、前言序跋，還原書籍的認讀實踐，進而勾畫明清普通民眾如何將文字吸收內化。講者通過建立雜字的字料庫，統計雜字的收字情況呈現文本蘊含的多元識字能力，并由此審視中國史研究中識字率的界定，對20世紀80年代以來歐美中國學界識字研究論辯的焦點做出有效回應。講者認為，通過對雜字的書籍形式、閱讀形態探討，不僅呈現明清下層民眾習得讀寫能力的方法與過程，還將在民眾復數的識字認讀能力，特別是功能性識字的數量和性質上得出基本參照。講者還強調，在明清時代的基層社會，有必要認識到識字內部各種動力的復雜性和多樣性，不僅要考慮不同的地域性差別，還要兼顧識字內部的復雜多元層次。

第三場論壇由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教授張劍主持。首場報告是武漢大學文學院古籍整理研究所特聘副研究員韋胤宗的《書中書，畫中畫，房中房——明清世俗圖像中的書物與男女》。從明代中晚期開始，繪制的和借助雕版印刷方式印行的秘戲圖（譜）大量出現，很多秘戲圖中充斥著書籍、畫卷、文房清供等物，描繪的是書齋的場景。其中大量書物與文房器具的形象顯示了明清社會上有關書籍與文房用具的知識與圖像在普羅大眾中極為流行，并借助商業印刷的發展而實現。南宋末年陳元靚編纂的日用類書《事林廣記》中即有“文房類”，元明之日用類書不斷補充，同時又有畫譜、通俗讀物的插圖等，刊印書物之圖像，至晚明時期在通俗圖文世界中形成蔚為大觀的文房知識。這些日用類書、圖譜、小說戲曲等通俗書籍，收集文人學者關于文房清供的描述與形象，將其簡化、改寫、整合、分類，并刊印出版，使得原先專屬于文人的知識可以進入一般的城市平民家中。

隨后，香港理工大學中國文化學系助理教授陳婧發表報告《從私人閱讀到公開出版：清代先唐詩總集出版初探》。據講者統計，有清一代，共出版并流傳了大約40多本先唐詩總集。講者將以目前目力所見的十七部先唐詩總集為研究對象，以書籍的副文本材料為考察重點，由此管窺時人對同類書籍的閱讀體驗，進而考察這類書籍的出版歷程。講者按照成書時代將十七部總集分類總結，對序言進行文本細讀，發掘編者對先唐詩的閱讀體驗，進而勾勒總結這類總集背后的出版歷程。這類書籍的編撰往往基于清代已流傳的前代總集，書籍的編成則多出于私人閱讀及文學口味的偏好。與商業出版的詩歌總集不同，這類書籍的正式出版往往遲于其于文人群體中的流傳，進一步說，或許清代文人私人閱讀的偏好與文學品味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并形塑了先唐詩這類詩歌在清代的流傳及接受。

接著，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系助理教授葉嘉帶來報告《書刊互現：徐卓呆〈影戲學>知識考》。徐卓呆（1881—1958）的《影戲學》（1924）被載為中國本土產生的首部電影理論專著。講者在前人研究基礎上，藉翻譯研究原文—譯文的對比細讀，兼用期刊研究的多向查閱，透過書與刊的互現，初步討論《影戲學》的知識資源、思想脈絡及情感結構。講者指出，譯本《影戲學》系統性隱匿了原文《活動寫真劇の創作と撮影法》以及原文取自英文、日文、法文電影理論和技術專著和期刊的知識資源。這些資源的略去，是滲透在行文中，而前人尚未留意到。在對徐卓呆《影戲學》知識考的過程中，可以發現徐的思想脈絡和情感結構也總可在中文期刊覓得根源。透過正視成書為翻譯的事實，可見知識醞釀、試驗、累積、提煉、歸化的結果。講者認為，“書刊互見”的知識考古，有助于進一步發掘清末民初知識資源和知識生產。

翌日上午，本次研討會的第四場論壇開始，由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助理教授崔文東主持。“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理研究員李仁淵發表首場報告《程端禮〈讀書分年日程〉與宋元以來的“讀書法”》。程端禮（1271-1345）所編著的《讀書分年日程》為讀者設計了一套從八歲之前到二十五歲的讀書計劃。作為第一套完整且一度經由官方力量傳播的讀書法，其重要性得到許多學者關注。從宋朝開始，在個人文集、書信，以及由學生收集的語錄當中，可以發現愈來愈多對讀書法的討論，乃至到南宋晚期有《朱子讀書法》的出版。而《朱子讀書法》也成為《讀書分年日程》所欲傳承的對象。在宋元時期開始出現一種概念，認為讀書自有方法，甚至可以有一套“讀書法”指導人們如何閱讀。該時期對讀書法的討論非常頻繁、形成一套準則乃至于可照著執行的步驟，并且開始借著刻書來推廣特定的方法，其中的一些方向也影響后世讀者對讀書的看法以及閱讀的方式。講者以此從閱讀史出發解讀《讀書分年日程》與其宋代先聲，討論這套論述及其出現的歷史背景。

隨后，牛津大學東方研究所博士后研究員許明德發表《夷夏潛流與書籍流變——略論元代經籍的刊印問題》。講者發現，蒙元時代的書籍出版與夷夏問題的關系似乎并沒有得到太多的關注，特別是毀板、刪節與更動違礙語的情況，似乎更少納入討論的范圍。講者以對話張佳的《元代的夷夏觀念潛流》一文展開，他認為，張文提供了一系列特別值得思考的問題：蒙元時代雖沒有明確的詩文審查，但類似的刪汰改寫是否有透過“權力的毛細管”滲透到作者，乃至于負責出版的刊行者（如書院或書商）之上？能否依靠現存的典籍材料，重新認識元代在著述或版刻過程中隱含的“夷夏潛流”？最后，我們還必須反思的一個問題是：現在所看到的書籍是否真的能精確地反映當時的族群意識？講者希望建立一套系統的方法來思考上述的問題，并為這些方法提供一些案例，并希望可為未來元刊典籍的研究提供一些構想。

第五場論壇由香港城市大學翻譯及語言學系助理教授林毓凱主持。首先，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副教授許暉林發表報告《虛構樂曲的刊刻：讀〈老殘游記〉中的〈海水天風之曲〉》。報告聚焦文本刊刻與詮釋的互動現象，嘗試由晚清小說家劉鶚的琴譜刊刻活動切入，理解劉鶚《老殘游記》中的神秘樂曲《海水天風之曲》的政治意涵。小說中的《海水天風之曲》是一首塵世所無、只流傳于山中的古調。這首曲子的合奏方式講究不同樂器的差異音調間的配合，是一首合于儒家道德中“和而不同”境界的“合成之曲”。申子平聆聽《海水天風之曲》的體驗，被描述成一個神秘的而具超越性的聽覺經驗。這一神秘而超越的場景與小說中強烈的入世的政治關懷似乎顯得格格不入。如何理解這首《海水天風之曲》與劉鶚的政治關懷之間的關系，是講者問題意識的緣起。

接著，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趙妍杰發表報告《滄桑巨變中的世家子弟——兼論祁景頤日記的史料價值》。祁景頤乃清末重臣祁寯藻之曾孫、工部尚書祁世長之孫，禮部、吏部尚書李鴻藻之外孫，軍機章京段少滄之婿。其現存日記大約70萬字，是了解其個人日常生活、清末民初政情內幕、文人交游以及抗戰初期天津地方史的一個新管道，其中包括他大量詳細的生活細節。講者以祁景頤的一天舉例，從其日記中還原了他在同一天看戲、聚餐、洗浴、納涼、賞菊等生活細節。她指出，這部日記的史料價值主要體現在它持續時間長、規模龐大，囊括了該時期的政情與人際網絡、對北伐后政治變動的觀察等豐富內容。這部日記的出版將會為晚清史、民國史、近代社會史以及戲曲史等領域的專家學者提供重要的參考資料。

第六場論壇由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副教授陸胤主持。第一場報告由香港理工大學中國文化學系研究助理教授張赟發表，題為《“在許多中國奈挺格爾中間”：抗戰時期的醫護、性別和印刷文化》。抗日戰爭期間，女醫護人員的抵抗是近代中國戰時醫學研究中的重要議題。然而，講者將目光轉向未被充分發掘的婦女自述的醫療照護的代表作品，如圖像、婦女期刊寫作和文學文本等，進而以更復雜、細致的面向理解婦女在戰時醫護工作中的作用。講者認為，國民黨黨國宣傳動員與利用女子的“救護能力”來補充男子的“殺戮能力”，動員女子用情感勞動使男子重返戰場。但她們并不認同國家所提倡的溫柔、順從的僵化統一的醫護形象，而是將自己塑造成反襯男性同行及傷兵的道德權威和精神楷模。她們重新書寫了“男性化”與“女性化”的行為：女看護表現出的軍人精神與士氣，引導了脆弱的、男性氣概受損的男戰士。她們對國家和男性軍事上級的批評和對傷兵的同情，表明她們遠非“吃苦耐勞”的說教性敘述那樣，只是順從的情感勞動者。相反，她們是批評者、倡導者，以及代理的前線戰士。

隨后，香港城市大學翻譯及語言學系助理教授林毓凱發表報告《胡適的“和平主義”思想：一個閱讀史的考察》。講者發現，胡適在思考國際關系及國際倫理時有一個核心關懷，那就是：人類如何達成永續的國際和平？這個關懷不僅體現在他任駐美大使時所發表的關于國際局勢的言論中，同時也展現在他求學時期的日記及其相關著作里。胡適對于“和平主義”興趣與探索因此貫穿了他青年與中年時期的思想發展，是胡適人文主義思想體系的重要面向。講者將考察的重點放在胡適康乃爾大學時期的思想演變，透過爬梳《胡適日記》及胡適求學時期關于國際政治與倫理的相關著作及閱讀經驗，講者考察了胡適在思考“和平主義”及其相關概念時所挪用的中西理論資源，從而顯示出胡適在思考“世界和平”的內涵與實踐方法所展現出的變動性、多元性與理想性。講者認為，康奈爾時期的胡適對“和平主義”的看法雖然在大方向上認同“世界大同主義”和“不抵抗主義”，卻也偶爾展現出矛盾性與異質性。

本次研討會的最后一場論壇由“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理研究員李仁淵主持。首先，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副教授陸胤發表《清季國文教育的書籍載體與教學現實》。作為與修身、算術、史地、格致等科并列的一門課程，新教育框架下的文學科目被賦予“國文”之名，強調近代國族意識與“科學的”教授法。講者討論的對象，正是清季國文教育創生過程中書籍媒介與教學現實的關系。講者鋪敘了教育現場中“國文”一科在制度化、專科化、普及化三方面的拓展，突出其與傳統詞章傳習的相異點。繼而指出文學教育的“古今之變”的背后，實隱含著一場從傳統蒙書、經書、古文選本向近代教科書體式轉換的書籍革命。但至少在清末時期，國文教科書體現的教學理想、課程規劃跟學堂教育現實之間仍有一定距離。講者表示其無意（也無力）呈現清末國文教科書應用于教學現場的方方面面，而是要在回顧百年來教科書整理與研究趨勢的基礎上，估量教科書作為一種教育史料的有限性和有效性，為進一步研究奠定基礎。

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助理教授崔文東帶來報告《啟蒙少年的生意：商務印書館“少年叢書”的制作、流通及影響》。講者討論了商務印書館如何制作、推銷“少年叢書”——清末民初最為暢銷的傳記系列，在啟蒙少年的同時獲得巨大利潤。新學制的建立，催生出潛力巨大的少年讀者群體。商務印書館因而借鑒明治日本少年讀物的模式，結合本土資源出版“少年叢書”，含二十九種中外英雄傳記。編者配合商務修身教科書的內容，在傳記中將英雄塑造為少年的道德模范；編者同時參照并改造梁啟超創立的評傳模式，將“公德”論述通俗化，與儒家倫理相調和。其中，大量回憶錄證明了“少年叢書”在清末民初持續受到少年讀者歡迎，依靠新教育體系成功發揮了推廣新道德典范的功能。

本屆研討會以圓桌討論結尾，由崔文東主持。他總結了這次研討會的研究議題主要涉及兩種書籍或文本：面向少年和普通讀者的啟蒙和通俗讀物，它們在變動的長時段里提供了較為穩定的歷史知識、國文教育、倫理道德體系等，由此成為解讀這些文獻的重要切入點；另一種文本則是日記、書信等私密性文本，它們的切入方式則與前者不同，比如文獻學角度、閱讀史視角、社會史視野等。馬忠文發言，閱讀史是一個較新的概念，閱讀史視角下的日記研究有兩個研究面向：一是從日記中了解作者的閱讀史；二是日記的出版研究，特別是界定日記的出版與作者的意愿問題。程美寶談到，“書籍形制”與“閱讀形態”這兩個關鍵詞很有啟發，“形制”與“形態”的相互影響在具體問題中有不同體現。此外，如果擴大書的用途與意義，則會發現書的使用不僅僅限于閱讀。張劍談到，這次會議富有啟發，閱讀史和接受史是一種可以回歸到人的研究，從書籍角度可以拓展到很多維度，如果從文化傳播和近代思想史的角度來看，報刊也可以納入研究視野。李仁淵談到，閱讀的動作、讀者和讀物以及其不同時代、閱讀的社會文化史意義可以成為閱讀史研究的三個層次。此外，書頁邊緣的閱讀筆記也是重要的閱讀史研究點。葉嘉談到，讀者是否相信所讀之書也是閱讀史研究的一個角度，以報刊為例，它是否構成知識生產并如何引起讀書人反思書籍知識與報刊信息之間關系，以及讀書人背后是何種情感結構。同時，書籍的流通方式和空間也是值得關注的議題。陸胤總結道，相比去年的第一屆京港青年人文學者學術研討會而言，本屆京港青年人文學者的集體有所擴大，并希冀下一屆京港青年人文學者學術研討會能有新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