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馬群林 南京大學出版社

《人生小紀》由李澤厚的晚年友人馬群林編撰，是李澤厚生前唯一審訂并作序的“對話體學術傳記”。

本書以親切自然的對話體，講述了李澤厚一生之經歷、論著、思想、治學、交往等，試圖探尋其獨特的學思之路，讀者從中亦能生動具體地感受李澤厚的人格魅力與鮮明個性。

“對話”的形式雖“虛擬”，內容卻很“實在”：主要源自李澤厚的各類論著、文章、書信等，經作者重組、拼接、整理，并由李澤厚多次修改、增刪而成。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書中許多內容是作者與李澤厚在多年交往中獨家掌握且首次披露的。此外還配有大量插圖，多為首次公開，極具史料價值。

正確的廢話

馬：九十年代，您提出的“思想家淡出，學問家凸顯”，曾引起不小的爭議。

李：那是1993年我給香港《二十一世紀》雜志“三邊互動”欄目寫的三百字左右信中的一句話，不是什么正式文章，后來很多人引用，但并不知道是我提的。用了一段時間以后才找到源頭，原來在我這里。

我提出這個看法本是對當時現象的一種描述，并沒有作價值判斷，也沒有說是好是壞。當時的情況是，九十年代初，流行鉆故紙堆，避開政治思想，風靡一時的是“回到乾嘉”“乾嘉才是學問正統，學術就是考證，其他一律均狗屁”“只有學問家，沒有什么思想家”等等。同時，陳寅恪、王國維、錢鍾書被抬得極高，對胡適、魯迅、陳獨秀這批人的研究也沒多大興趣了。對此，我是不大贊同的。當然，這種現象有其客觀原因，大家心知肚明。現在好多人已經淡忘或不知道這些事了。

馬：王元化先生對您這個說法很有意見。

李：哈哈，我的那說法被誤讀了，以為我反對搞學問。王元化先生當時正在創辦《學術集林》叢刊，同時也出叢書，是嚴格意義上的文史學術類集刊。他以為我是向他發難，于是在上海就提出“要做有思想的學問家和有學問的思想家”。其實與他根本無關，當時我在美國，也不知道他在搞《學術集林》之類。王元化的講法，我覺得意義不大，有哪個真正的思想家沒有學問作根底，又有哪個真正的學問家沒有一定的思想呢？難道陳寅恪、王國維他們沒有思想？難道魯迅、胡適他們一點學問也沒有？王元化的說法恰恰把當時那重要的現象給掩蓋了。但王這句話后來被認為是定論，認為這才是全面的、公允的、正確的提法。

一位朋友說，實際上，王元化這句是“正確的廢話”。（笑）正如以前我的一些朋友也是著名的學者如周策縱、傅偉勛，提出“中西互為體用”“中學為體,西學也為體”等，來反對我的“西體中用”，看來很正確、公允、全面，其實沒有意義，等于什么也沒說。

即使拋開九十年代初的具體情況來一般說，王國維、陳寅恪、錢鍾書仍然很不同于胡適、魯迅、陳獨秀。盡管陳獨秀的小學做得很好，胡適也搞過考證（但因此捧胡為國學大師，就非常好笑），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也證明他有學問，但他們畢竟不是以這些學問而是以他們思想的廣泛和巨大影響而聞名的。現代中國如果沒有胡適、陳獨秀、魯迅，與如果沒有王國維、陳寅恪、錢鍾書相比，情況恐怕會大不一樣吧？可見，這兩批人之間有差別，或者說有很大的差別，“思想”與“學問”也有顯著的不同。但王元化“要做有思想的學問家和有學問的思想家”的說法，一下就把這種差別、不同拉平了。這就沒有意義了。

馬：我讀過《王元化晚年談話錄》，里面談到過您。順便問一下，有人說王元化先生給中國指出了一條更好的道路，對此您怎么看？

李：有人將談話錄的一些內容發給我，因目力不行，匆匆過目。可惜提及我的有關事情，均離真實很遠，包括他以前發表在《九十年代日記》中的數則，也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記錯。

王的書我是看的，人是一個好人，對我也不錯，我去上海也看過他，但他到底講了什么，我并不清楚。反正著作都在，人們可去細讀而作出判斷。

各有所長、各有其用

馬：在您看來，“思想家”與“學問家”到底有哪些不同？

李：簡單講四點。第一，學問家需要基礎扎實、厚積薄發，在知識結構上，思想家也許不如學問家精專，但在廣博上則常有過之。思想家必須具有廣闊視野和強有力的綜合把握能力，才能從大千世界中抓住某些關鍵或重點，提出問題，或尖銳或深刻，反射出時代心音，從而才能震撼人心而成為思想家。可見，要求于思想家的這種種能力便是不可多得，而光有能力，沒有足夠的學識也還是不行。這就是為什么那么多的宏觀論著，那么多想當思想家的人中，卻只有極少數論著和人物能成為真正的思想論著或思想家的原因。古往今來的學問家何止千數，而大思想家又有多少？即使“小”卻能真正長久廣泛影響人們的思想家恐怕也為數不多。

第二，思想家不僅需要廣闊的智力資源，在情感、意志、品格方面也有更多

要求。人格中對歷史和現實的承擔意識和悲憫情懷，便常常是其創造性工作的原動力。學問家的工作一定程度上可以被電腦之類的機器所代替，思想家的工作則不可能。

第三，真正的大學問家又多少具備某些思想家的品格。他們的著作不僅有其

專業領域內的價值，而且有時超出其專業，具有某種更廣泛的“思想”意義。王國維的歷史研究所采取的近代方法與他對西方哲學的興趣有關，并滲透了他對人生的思索，具有思想史的某種意義。陳寅恪之所以能“較乾嘉諸老，更上一層樓”，也在于他有充滿時代特色的文化感受、思索和判斷，陳著以“思想”（觀點、方法）而非“材料”勝。但他們仍然是學問家而非思想家。

李澤厚在北京家中

第四，就社會作用或歷史意義說，思想家與學問家也是大不一樣的。設想一下現代中國如果沒有魯迅、胡適、陳獨秀，情況會有怎樣的不同？如果沒有王國維、陳寅恪、錢鍾書呢，情況又是怎樣？今日看來，陳、胡算不上什么真正的“思想家”，但他們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卻比王、陳、錢重要，盡管在學術史上也許相反。當然，如同學問家有大小一樣，思想家也有大小之分，兩者都有各種層次的差異和等級。此外，還有兩者不同程度和形態的混合或突顯，如所謂刺猬與狐貍，等等。

馬：中國現在是需要思想家還是學問家？

李：各有所長、各有其用，互不可替代，不必一定要比個高低上下。不同時代需要不同的人，同一時代也需要不同的人，這樣才有意義。我們當然需要有一些（數量不必多）年輕人去勇敢地創造大小“思想”。現在有一種觀點，認為只有考據、微觀、實證才是真功夫，“思想”則既不能稱為學問，對社會也并無用途；而且似乎談思想、搞宏觀是非常容易的事，不需要下扎實的功夫，卻可以名利雙收，因此頗為鄙薄，這都是不對的。但是，我更強調的是，中國需要有大批（人數多多益善）從事各種專業研究的大小專家。我向來反對連基本的知識也沒有，就去建構空中樓閣的思想體系和所謂的“思想家”。我早在八十年代就說過，中國在現代化進程中需要大量的專家，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是這樣，人文學科也是這樣，各種各樣專家的大量涌現，是時代的需要。

馬：但專家也有不同層次之分。

李：學術大師如王國維、陳寅恪就是大專家。他們從事于某個具體領域，做極精深的研究，進而為其所在的領域樹立規范，其中也有人觸類旁通，突破原有領域，從而成為規范一代學術的大師。學術大師是從專家中產生的。如陳寅恪、馮友蘭、金岳霖、湯用彤、錢穆等，就是典型的由專家而成為學術大師者，他們分別在各自的領域中制定了學術規范。成就學術大師，和每個人的素質、條件、機遇有關，和時代條件和學術積累也有很大關系，而路還是要從專家之路走起，但這并不是說要終守一藝、自設樊籬、自我限制。現今學術發展最為需要的正是大量從事微觀研究的專家，學術大師也只能從他們中間成長起來。這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特點，也是我特別呼吁中國要抓緊培養自己的大量學術專家的一個原因。

馬：哲學史、思想史、學術史三者的主要不同在哪里？

李：簡單說，“哲學史”記載可獨立于特定時空環境卻具有啟發思維、影響人生的長久（甚至永恒）價值的思想家的視角和命題。如柏拉圖的共相、亞里士多德的個體、康德的知情意三分、黑格爾的邏輯、孔子的仁、老子的道、朱熹的理、陽明的心等等。“思想史”則須聯結具體時空環境來闡解思想的當時意義和后世影響。“學術史”是某專業知識、創獲、成就的歷史。如經學史、史學史等，其性質與哲學史、思想史也不相同。當然，三者容有交叉相織處，如立于某一專業學術卻獲有某種普遍意義的成果，如此等等，但仍不應混而同之。且三者均有多種寫法，亦應多元發展，不能一統江山。

馬：思想史與政治史呢？

李：如果說政治史更多是在大量的事件、人物活動和各種機遇中展現出歷史的必然與偶然，應該更多在史實的詳盡活潑的剪裁記述中看出歷史的前進或倒退；那么，思想史則將以更直接更赤裸也更枯燥的邏輯形式來表現出人類生存的境況和趨向。非必然性的許多東西，從人物的生平活動，到某些不相干的思想、學術，以及思想本身無關宏旨的某些細節等，都可以擯除在描寫論述之外。黑格爾曾認為，哲學史和政治史相反，在后者中，個人的品格、天賦、氣質是行動和事件的主體；在哲學史中，無個人特性可言的思維本身才是歷史的創造性的主體。黑格爾這一觀點雖然片面，即其“絕對精神”在作怪，思想仍有其偶然，但還是深刻的。微不足道的細節或人物有時可以在政治事件中起決定性作用，思想史則不發生這種情況。政治史中充滿了繁復多變的偶然和機遇，思想史卻不然，它指示著某種實然的行程。

不應追求成為“哲學王”

馬：您曾提出，哲學家不能去做什么“哲學王”，也不應追求成為“帝王師”。

李：政治與學術，政治家與學者的關系，本身就是一個值得研討的重要課題。我有一個觀點，過去也曾經說過：理論家與實踐家，哲學家、思想家與革命家、政治家，不能混為一談，應該作出明確分工，無需集于一身。理論可以不計當前厲害，需要長期討論和反復爭辯，可以多種多樣、百家爭鳴；政治則需要根據當下形勢、利害，盡快確定方案，鼓勵執行，需要的是意志集中、行動統一，政治會對理論進行選擇或折中，但經常只允許一種。二者在思維方式上是不一樣的，若是同一批人，就會相互滲透和影響，就很可能使兩個方面都發生誤導。當然，理論家和政治家也有各種不同的層次和種類，也有互相交叉滲透的各種情況，這里講的是一種韋伯所謂的“理想型”的劃分。

馬：但“學而優則仕”是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人生道路，“士”和“大夫”（有官職）總連在一起，所以從古到今，總有好些學人想著“應帝王”，做“帝王師”。

李：其實在近現代做一個獨立學人就非常好。“河汾房杜有人疑，名位千秋處士卑”（龔自珍詩）。休謨靠版稅，康德靠他艱辛的授課為生，他們在后世的“名位”已遠遠超過當年的公卿宰相了，何必再“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呢？“帝王”愿意采用你的理論學說固然好，不用也自有其價值。即使用了，也可以由別人去做。做學問與做官僚，需要不同的本領，這我在五十年代便想清楚了。當然有人很愿意也很能夠“雙肩挑”，但卻不必成為現代學人的榜樣和方向。有人說過，西方有些哲學家也想作“帝王師”，柏拉圖、黑格爾、海德格爾便如此，只有康德例外。還是多元選擇，自己決斷吧。

想起賀麟先生一事。賀曾對我說，一個偉大的政治領袖一定同時有一個偉大的哲學家陪同，我至今記得賀麟和我聊及蔣介石接見他，拍他肩膀時的興奮神態，說蔣對他遠比對馮友蘭器重。我認為賀雖然主要弄西方哲學，但還是中國“學而優則仕”的傳統。包括馮友蘭也如此。他們都是非常優秀的一流學者，卻總有這種作大官的心態，當時非常奇怪，現在看來仍是孔老夫子的傳統，不甘淡泊書齋過一生。當今中國好些學人何嘗不是如此？

馬：您與賀麟先生有交往嗎？

李：我與賀交住很多，是老輩哲學家中最熟知的。他對我講了許多至今未被披露的重要話題。

馬：可細說一下。

李：不講了，要講那就太多了，包括與金岳霖等人的交往。賀先生多次到我家來聊天，其他老輩學人沒有來過。賀誠懇老實，注重自我修養，是個好人。他譯的黑格爾的《小邏輯》對我影響很大，超過了其他的書。我先讀的就是賀的譯本，看得早，也下了功夫。賀崇信馬列，八十多歲還入了黨。賀并沒有提出什么東西，當然他說過：馮友蘭是朱熹，他是王陽明。他是想，但沒有找出什么東西。

馬：能否請您對中國目前的文化思想領域的整體現狀下一個簡短判語——如那句著名的“思想家淡出，學問家凸顯”一樣？

李：我從不敢下所謂的“判語”，那句話也只是現象描述。多年前我講過，目前中國文化似乎是“四星高照，何處人文”？所謂“四星”者，影星、球星、歌星、節目主持人也。不是說“人文”沒有了，而是到哪里去找人文？這是我愿意提出的一個問題。但我以為不必擔憂。我說過，中國人多，現在碩士、博士也多，100個人文博士里有三五個愿意做點思想學術，就足夠了。況且人文也不只是思想學術。

《人生小紀：與李澤厚的虛擬對話》

馬群林 編撰

原標題：《李澤厚：別總想著當“哲學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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