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1972年9月29日，中日簽署《中日聯合聲明》，實現了兩國邦交正常化。

五十載冷暖起伏，半世紀滄桑巨變。共同的記憶、特別的聯結、持續的接力，過往的中日友好瞬間，觀照著當下時代激流里的行與思。

澎湃新聞聯合中國公共外交協會，推出“50年50人”專題報道，對話50載中日關系的塑造者、開拓者、踐行者，展望未來全球變局下中日關系“下一個50年”。

提起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的與日本的交往經歷，趙啟正仍能清楚地講述許多細節。趙啟正見證過“暖春”，也經歷過“寒冬”，他將兩國關系形容為“盆栽”——并不牢固、比較脆弱，必須由雙方來維護，如果不適當澆水、給予陽光，它就很容易枯萎了。

趙啟正  澎湃新聞 圖

回顧中日邦交正常化50年，兩國關系的發展是曲折的。但這其中，兩國也有許多相互理解、彼此信任的人士攜手，秉持求同存異、合作共贏的原則在努力推動中日關系向前進。回憶起這些人，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原主任趙啟正仍能將他們的故事娓娓道來。

趙啟正說，中日關系有時會遇到一些困難、障礙，甚至會有所倒退，他一直在關注，并愿意為改善中日關系做努力。放眼未來，趙啟正也抱有期待，寄語中日兩國的年輕一代：“要積極地了解、學習對方的文化，傳遞自己的文化，了解對方的見解，傳遞自己的見解。雙方新一代的年輕人要成為朋友。”

回顧日本之“緣”

澎湃新聞：多年來，您頻繁訪問日本，在您眼中日本有怎樣的變化，其中又有哪些令您印象深刻的事情？

趙啟正：我在1991年擔任上海市副市長，并負責了上海外事工作。最頻繁的時期，我曾在一個月內連續兩次訪問日本，一次是率上海市代表團，一次是率長江流域城市市長代表團。當時我感受最深的就是日本有很多對中國友好的人士，除了接見我的當地官員外，我還接觸了一些普通日本民眾，他們會唱一些中日友好相關的歌曲，表現了很深的對中友誼。

但是，在那以后中日關系發展是曲折的，有時會遇到一些艱難的問題，有時也會有所倒退。

澎湃新聞：在多次訪日和交流期間，您也結識了許多日本友人，包括我們這次采訪的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先生。在您眼中，福田先生是怎樣的人？

趙啟正（右）與福田康夫，攝于2012年6月。 圖片由趙啟正友情提供

趙啟正：福田康夫前首相還在做日本官房長官，做國會議員時我們就曾見過。他有一個很突出的特點，就是能直率、認真地直面實際問題。比如談到中日關系復雜的背景下媒體應承擔怎樣的責任這一問題，他也認為有些日本媒體是有問題的，有些報道不準確。他也想改進這個情況，但是并不容易。

在中日恢復邦交正常化及日本天皇訪問中國后，都是中日關系較好的時期，我們時常一起回憶這段時期，并都愿意把中日關系繼續向前推進。福田先生本人推動了《中日關于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系的聯合聲明》的簽訂，他的父親福田赳夫對中日關系同樣有重大貢獻，推動了《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締結。

福田先生把推動中日關系作為他政治活動的一個重要宗旨，自始至終無論身處何職都是抱著這一宗旨，因此我對他的使命感十分欽佩。

澎湃新聞：在您看來，這樣的老一輩對華友好、了解中國的人士在中日關系中發揮了怎樣的作用？

趙啟正：日本老一輩政治家中，我熟悉多位對中日關系有貢獻的人士，例如在中日恢復邦交時參加談判、在田中角榮首相時期擔任官房長官的二階堂進先生，又如曾擔任日本自民黨干事長、前內閣官房長官的野中廣務先生，他們都曾跟我有過很深的交流。

二階堂進先生曾跟我提及中日恢復邦交正常化過程中，周恩來說服了田中角榮首相起初堅持先解決釣魚島爭端再談復交；最終雙方同意了先擱置釣魚島的問題，認識到如果不擱置的話，談判就進行不下去。野中廣務先生曾帶著日本老兵訪問南京，一些老兵在南京的城頭上懺悔了以前的錯誤罪惡行為。可是有的日本媒體卻因此對野中廣務先生發動了攻擊。

這樣的老一輩日本政治家為促進中日關系做了很多的努力，但也付出一些代價，日本國內有一些“右傾”勢力會攻擊他們，但他們都能夠承受住。盡管如此，這樣對華友好、了解中國的人士現在大多也不在世了，我的愿望是能有新的朋友、新的友好人士出現。

中日關系發展的幾個“高潮”

澎湃新聞：1992年，您曾參與天皇夫婦訪問上海的安排。您是否能與我們分享當時的籌備和實施過程的一些細節？

趙啟正：1992年，明仁天皇夫婦訪問上海時，我是上海市副市長，并負責外事工作，因此和日本方面事先進行妥善安排這次訪問的會談。日本方面參加協商的是時任外務省亞洲局局長谷野作太郎，我們討論了很多細節問題。

中方也為此開了幾次會議，因為天皇夫婦在上海的時間只有24小時，因此我們對每一場活動都做了精心安排。比如在機場迎接時，我們要先開飛機后門，請日本記者們先下來，避免遺漏天皇下飛機的鏡頭。此外，我們還對與天皇夫婦握手的人數和時間做了限制，以節省出時間來安排其他活動。

8月27日中午到達，中午過后就到了上海交通大學海洋工程實驗室參觀并和與學生們進行了交談。接著，天皇夫婦與上海各界名流見面，我也在當時陪同著一一做了介紹，其中有許多精彩對話。例如上海的天文學家葉叔華當時對明仁天皇說，中日兩國的天文學家合作測量發現，東京和上海之間的距離每年都會縮短3厘米。當時天皇回復說，那很好啊，東京和上海就更靠近。這一場景令我印象深刻。

其中，大家很關切的是我們在上海給天皇夫婦準備的一場晚宴。當時，上海錦江飯店給他們準備了大閘蟹，日本方面說吃大閘蟹可能很費時間，實際是怕日本記者拍到一些“吃相”難堪的鏡頭。我們回復說，“請放心，大閘蟹是已經剝好了的，打開之后就吃起來很方便的。 ”

還記得當時，天皇夫婦要到南京路和外灘看一看，晚宴結束時間已經推遲了20分鐘，南京路提前斷絕了交通，但南京路的兩邊被擋住的行人都非常耐心地等待。同行在南京路，天皇夫婦感受到了上海民眾歡迎的心情，非常高興。

事后，日本外務省的先生們告訴我，外務省給上海的接待評為120分。他們說，你們的安排完全符合國際標準，符合中日文化，同時也對我們表達了感謝。

澎湃新聞：對于很多民眾來說，這段經歷可以算是中日關系發展中的一個“高潮”，回顧這50年，您覺得還有哪些可以被稱為兩國關系的“高潮時刻”？

趙啟正：我覺得《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締結應該也算一個“高潮”。此外，后來福田先生簽訂的《中日關于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系的聯合聲明》，也是在困難時期中的一個“緩沖”。

當然，在兩國關系的發展過程中我們遇到了很多困難，中日關系的障礙嚴格來講還是在日本政府和議會方面，其中難以解決的問題就包括釣魚島問題和對中國臺灣的態度。

無論如何都不能說臺灣地區的事情就是“日本的事情”，這是干涉中國內政。這樣的聲音雖然有日方明智人士明白這是不對的，但由于右翼勢力和媒體對釣魚島和臺海問題的不斷渲染，也使得日本民意對中國好感程度下降。這些情況造成了中日關系改善的困難。

中日關系需要“扶持”

澎湃新聞：您曾將中日關系比作“盆栽”，就當前的中日關系而言，您認為這一“盆栽”正處于怎樣的生長狀態？您如何評價當前的中日關系？

趙啟正：在中日關系發展較為良好的時期，我曾對福田康夫先生說，中日關系并不牢固、比較脆弱，必須由雙方來維護。當時我比喻，兩國關系就如同一個“盆栽”，如果不適當澆水，不給予陽光，它就枯萎了。盆栽終歸是脆弱的，但將來若是成長得很好，我們也不妨把它移到花園的土地上去。

趙啟正  澎湃新聞 圖

當時，福田先生對這一說法表示肯定，他告訴我，中日關系太脆弱，我們得共同來扶植。的確，兩國關系比我們原來預期的進步是很慢的，甚至可以說是退步的，但我們并不因此氣餒，我們還要努力把中日友好扶持起來，我是這樣的一種想法。

中日關系改善的希望還是在于兩國民眾，如果民眾之間有友好的感情，也會對兩國政府產生重大的影響。前幾年，我曾請中國一位畫家根據中國成語“吳越同舟”畫了幾幅國畫贈送給幾位日本朋友。在日本，“吳越同舟”是常用的一個成語，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這句話來自中國的《孫子兵法》。當時吳越兩國互相敵視，但兩國民眾在過河的時候遇到了暴風雨，就忘記了彼此曾是敵人，同舟共濟，一起戰勝了風暴，從而化解了敵意。

我覺得這個故事特別適用于中日兩國，在我跟日本朋友解釋了這個故事的來由后，他們也對此十分贊同。

澎湃新聞：您經常講述“吳越同舟”的故事，您認為中日兩國目前存在哪些課題，又有哪些能夠合作的方面？

趙啟正：在中日關系中，我覺得日本政府應該注意，不要做那些傷害兩國關系的事情，如南海問題，釣魚島問題，臺灣問題。日本曾有侵占臺灣的歷史，中國人對此更是敏感，希望在這方面日本也應當有所收斂。

尤其，我對于加強兩國的民間往來也抱有更高的期待，如果政府往來障礙難以消除、民間往來也日漸減少，那么中日關系如何走出困境將成為難題。所以對于兩國媒體我也有期望，就像此次你們的“50年50人”計劃一樣，積極采訪日本各界人士，了解他們的想法，同時也采訪中國人士，使雙方通過媒體進行交流，這也是新冠疫情這樣一個特殊時期下克服雙方見面困難的好辦法。

當然，中日之間可以交流的課題有很多，比如2020年中國新冠疫情嚴重時，日本方面給予了很多幫助，直接運來了一些防疫用品，還寫上中文的詞句來鼓勵，當時中國民眾很感動。當然在日本疫情嚴重期間，中國也做了回贈。

但是，兩國之間也有更多事情應該做、可以做，但沒有做。例如在新冠疫苗和新藥研發方面，中日這么近，我們又都是亞洲血統，也許研究起來更有針對性，但實際兩國并未能在這方面開展更多合作，這令人遺憾。

澎湃新聞：您曾提到中日關系比中美關系復雜的其中一個原因是美國因素，美國對中日雙方都產生著影響。回顧這50年，您認為中日美三國之間的關系如何互相影響？

趙啟正：中日關系的確受中美關系嚴重影響，中國、美國、日本組成三角形，但要用三個三角形的關系來表達。文化上中日比較靠近，中美、日美較遠，所以這個三角形有一邊是很短的。在政治上，美日比較接近，離中國則相對較遠。還有一個三角形幾乎等邊，就是經濟關系，中美、中日、美日經濟關系都很密切。

制圖：澎湃新聞記者 王基煒

我們可以畫出三個三角形：文化、經濟、政治軍事。關于如何來處理這三個三角形，經濟要保持，文化要發揮。日本自身也應當防止美國在中日關系方面的影響，如果（日方）能夠自己對此有一些自主感覺才好，但這點或許也是我們不能奢望的。確實日本受美國影響太強了，明智的日本政治家都明白這一點，他們都很清楚。

澎湃新聞：放眼未來，您對日本如何處理中國和美國的關系有怎樣的期待？

趙啟正：未來很難預測，因為從目前趨勢來看，從中日政府之間的關系來講，并沒有一個明顯的向好趨勢。所以當下我還是寄希望于加強雙方的溝通，除政府方面，民間更是溝通的重點。在這其中，媒體要積極、客觀，要促進友好，要報道全面的消息。

中日50年“公共外交”

澎湃新聞：您一直致力于用公共外交推動中日關系前進，50年來，中日公共外交和民間交流也獲得了長足發展。您如何評價過去中日公共外交方面的發展及作用？

趙啟正  澎湃新聞 圖

趙啟正：公共外交中國有，日本也有，做法上有相同的方面，也有不同的地方。中日公共外交應如何做，其實我和日本方面也有過交流。

我曾經寫過一本書是《公共外交與跨文化交流》，由日本亞洲共同體文化合作機構顧問王敏教授譯成了日文。但在譯成日文時遇到一個小小的問題——日文的“公共外交”怎么翻譯？

原來在日本，這個詞是按英文的譯音、“public diplomacy”的片假名來呈現，但是“公共外交”這四個字日本人都認識，又短又一目了然，我和王敏教授一塊協商決定就用這四個字，出版社也接受了。此后，和日本前首相野田佳彥見面時，我將這本書送給了他，他說“公共外交”這一譯名挺好，很明白。這個故事也算是已經在進行公共外交的交流了。

當然，公共外交是每個中國人、每個日本人都可以進行的，只要有接觸對方的機會就可以進行交流。交流中，“既要說，也要聽”，可以講本國的故事，可以聽聽對方的故事，還要解答對方的問題，這是最有效的一種解疑釋惑的方法。這里面也不需要用到過多的政治詞匯，不需要太多條條框框，只是講自己真實的思想、傳達真實的感情就可以了。

澎湃新聞：“北京-東京論壇”是中日間一個特別重要的公共外交平臺，自2005年至今已舉行了17屆活動。作為當時中方的主要創建人之一，您認為這個平臺在開展和推動中日交流中起到怎樣的作用，有怎樣的意義？

趙啟正：我本人在2005年作為中方的倡議者之一，推動了“北京-東京論壇”的舉辦。每年都有關心兩國關系的人士參與該論壇，包括福田前首相、還有曾在聯合國擔任過副秘書長的明石康和宮本雄二前大使等等熱心參與改善中日關系的政界、經濟界、媒體界、外交界和安全界的人士，多是曾在這些領域工作過的，也有少量的現職人士。

該論壇已經召開了17屆，雖說不見得大大促進了中日關系，但至少也維持了一個民間溝通的渠道，至少我們為提升中日關系盡了心、盡了力。雖然這個論壇的交流是直率的，交鋒的問題是尖銳的，也能在不少問題上取得共識，但效果還沒達到我所期待的，雙方還要繼續努力。

“北京-東京論壇”召開了17屆，參加的人很多，但終歸對更廣泛的群體，例如大學生們或其他年輕人還距離遙遠。我們曾試圖在論壇當中去促進與這一群體的交流，例如我到東京大學、日方來到北京大學與學生們座談，效果很好，希望今后還可以繼續。

2021年10月20日，北京，第十七屆北京-東京論壇“中日民意調查”新聞發布會現場。中新社記者蔣啟明/人民視覺 圖

澎湃新聞：您在東京大學演講時，是否有印象特別深刻的事？

趙啟正：我們幾位中方人士到東京大學去與學生們座談時，談了國際問題也談了國內方面，當時大學生們很直率地與我們進行了交流。和年輕人士之間的討論與和政治家不同，更為直率，更有趣味。論壇期間日方也曾到中國的大學來交流，但這一活動在疫情期間暫時不能推行，等疫情好轉之后，看看能不能恢復這種擴展論壇的形式。

澎湃新聞：第18屆“北京-東京論壇”即將舉行，在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之際，您個人有怎樣的期望？

趙啟正：現在“北京-東京論壇”已形成一種風格，在會內大家都很直率，不必說太婉轉的話，意見不一致，可以討論，可以辯論，最后還會發表一些共識。共識也是很珍貴的，我們就政治、經濟、文化、安全、媒體這幾個主題都有專門的分工小組，推動行業內的人進行交流。

寄語青年往來

澎湃新聞：當前民調顯示中日兩國民眾的好感度不高，您認為影響中日相互好感度的障礙是什么？您覺得應如何加深兩國民眾的互相理解？

趙啟正：我們發現一個事實，就是兩國之間曾去過對方國家旅游或工作的人，對對方的好感度都會高一些，也就是說看到“真實”的日本或“真實”的中國，都會使對方提升認識、提升友好的程度，這是一個普遍現象。

所以如何使旅游更加開放、更加方便，這是我們需要做的事情。實際上過去我們也做了一些事情，例如日本到中國上海的飛機一度只能在浦東機場降落，后來我們也增加了到上海虹橋機場。日本也是，原來只開辟了一個機場，后來也增加了羽田機場，這就是一種實際的促進措施。

所以如何盡快在疫情之后加強開放是一個新的課題，如果長期這樣下去，會阻礙中日關系的發展。中日雙方需要在這方面進行溝通、研究，需要走在其他國家的前面，這是我期望的。

澎湃新聞：在澎湃新聞的此行采訪中，多位嘉賓都曾提及應培養新一代熱衷中日友好的力量這一話題。對此您如何看待？

趙啟正：的確，在中日恢復邦交之前，周恩來總理就親自推動中日之間的民間往來，當時中國有很多對日本了解的人士，包括廖承志、孫平化、郭沫若等等，日本方面也有很多，如，西園寺公一先生、松村謙三先生、岡崎嘉平太先生等等，但都已經過世了。兩國年輕的一代應該出現新的推動兩國關系的人物。

這也是我們所期望的。所以在公眾往來中，青年往來應該被列為重點。就像我之前所說，“北京-東京論壇”今后如何使中日雙方的青年參與，這也應該作為一種方向和辦法。

澎湃新聞：您對于肩負著未來50年中日關系發展和中日兩國友好的下一代們有什么寄語和期待？

趙啟正：我覺得年輕人要積極了解、學習對方的文化，傳遞自己的文化，了解對方的見解，傳遞自己的見解。新一代的年輕人要成為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