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羅·克利的《新天使》畫的是一位天使，看上去正要從他入神地注視的事物旁離去。他凝視著前方，他的嘴微張，他的翅膀展開了。人們就是這樣描繪歷史天使的。他的臉朝著過去。在我們認為是一連串事件發生的地方，他看到的則是一場單一的災難。這場災難堆積著尸骸，將它們拋棄在他的面前。天使想停下來喚醒死者，把破碎的世界修補完整。可是，從天堂吹來了一陣風暴，它猛烈地吹擊著天使的翅膀，以至他再也無法把翅膀收攏。這風暴無可抗拒地把天使刮向他背對著的未來，而他面前的殘垣斷壁卻越堆越高，直逼天際。這場風暴就是我們所稱的進步。——本雅明

一

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在諸多塑造了當代歐洲的思潮與運動中，馬克思主義及工人運動是非常有力量的一支。當時，有相當一批知識分子和青年人投身其中，并將其作為自己畢生奮斗的事業。這其中，猶太人貢獻了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他們人數眾多，以馬爾托夫為首的孟什維克中有相當一批參與者是猶太人。他們身居高位，影響力大，如蘇聯紅軍的締造者、十月革命的領導人托洛茨基、中央執委主席斯維爾德洛夫、共產國際執委主席季諾維也夫、莫斯科蘇維埃主席加米涅夫、全俄肅反委員會主席捷爾任斯基 。他們的活動不僅局限于一國之中，一些人傳奇的人生事跡為整個歐洲乃至全球激進主義運動貢獻了精神力量，包括羅莎·盧森堡，奧地利社會民主黨的鮑威爾、阿德勒，還有在崩德、波蘭和立陶宛社會民主黨中工作、奔走于跨國的工人事業的列奧·約吉希斯（Leo Jogiches）、亨利克·埃爾利赫（Henryk Erlich）、維克托·阿爾特（Victor Alter）等。他們的身份轉換復雜，譬如帕爾烏斯（Alexander Parvus）曾在1898年挑起對伯恩施坦的批判；又在1905年前后參加了俄國革命，并在思想上直接影響了托洛茨基所闡發的“不斷革命論”觀點；而后，在一戰期間又搖身一變為軍火商人，大發戰爭財；到了1917年，又協助列寧獲得德國政府的巨額資助，從事布爾什維克的革命宣傳事業。他從未效忠于任何一個特定的政黨、組織、主義、國家，所有能夠使用的意識形態式的理解，都無法用來解釋他的人生路徑。

大部分的猶太共產主義者似乎都沒承認過自己的猶太出身，相反，他們更多地強調自己的共產主義信仰。猶太人和共產主義者這兩個身份之間，也并不存在什么必然的因果聯系。猶太共產主義者這個群體似乎僅僅在統計學的意義上具有零散的、累加性的意義。

然而， 在這個群體里，的確有人被歷史的放大鏡過分檢審，在諸多意識形態的天平上被反復稱量，在歷史評價上充斥著各種定見；而另一些人，則被遺棄于歷史敘事的墻角，找不到一個合適的、得以安放的所在 。對后者而言，維爾納·肖勒姆（Werner Scholem）就是他們中的一個。

維爾納·肖勒姆在1940年7月17日在納粹集中營被槍殺，時年四十四歲。同年9月，同為德國猶太人的瓦爾特·本雅明，在法國與西班牙的邊境因絕望自盡。維爾納和本雅明只見過一面，他曾讀過本雅明的著作；本雅明在一戰后二十年代也曾一度嚴肅考慮過加入德國共產黨以成為維爾納戰友的可能性。然而，當兩人分別在1925年和1926年訪問過莫斯科后，都對蘇聯幻滅失望，前者開始批判蘇聯（視之為state capitalism），將自己認同為托洛茨基主義者；而后者則愈加遠離政治。

這兩個人真正的交集是維爾納·肖勒姆的弟弟——格哈德·肖勒姆（Gerhard Scholem）。格哈德是本雅明非常親密的朋友， 亦可以說是本雅明思想進程最恰當的見證人。他曾在本雅明去世后寫過一本《友誼的故事》，記錄兩人交往的生平，并參與整理和編纂本雅明的文集。肖勒姆兄弟倆出生于一個改宗的猶太家庭，二人早年都曾經是激進的猶太復國主義者，哥哥后來轉而加入到社會主義工人青年組織，堅定了自己的社會主義信仰。從此，兄弟二人分道揚鑣，各自用認為正確的方式為夢想中的新社會而奮斗。格哈德·肖勒姆從1923年移民到以色列后，自己更名為一個更猶太的名字格舒姆·肖勒姆（Gershom Scholem ），終其一生以猶太人自居。和哥哥維爾納積極參與和影響政治不同的是，格哈德更是一個致力于猶太教和神學研究的書齋式的學者。正如本雅明所說，對當時反叛的一代猶太青年而言，共產主義和猶太復國主義是僅有的選擇。他們兄弟二人恰恰標定了兩條截然不同的路徑：維爾納選擇了共產主義，格哈德持猶太復國的立場。至于本雅明自己，則如同阿倫特所言，在猶太復國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之間左右搖擺。阿倫特的解釋是，這種三心二意源于本雅明苦澀的見解：即任何解決方案都將僅僅引導他走向虛假的救贖，無論這救贖的標簽是莫斯科還是耶路撒冷，最終都將使他失去清醒認知世界的身處“正在傾頹的桅桿”的位置。本雅明將冰冷當做唯一的熱情，退縮著看著自己周遭的一切。當我們將三個猶太知識分子不同的智識與人生選擇并置，可以看到世紀之交歐洲猶太青年知識分子精神氣質的橫斷面。然而，和之后歷史發展走向的不同關聯卻使他們被置于懸殊的歷史對待（treatment）中。本雅明以其精深玄妙的文本及其思想方法對多學科的影響，成為時下的顯學；格哈德·肖勒姆則被認為是從事卡巴拉（Kabbalah）學術研究的第一人并在以色列建國后享有殊榮；只有維爾納·肖勒姆，在記錄文字上僅僅在德國當代小說家弗蘭茨·晶（Franz Jung）的小說里出現過。

為何這樣一個曾熱忱于革命事業二十年的老布爾什維克，卻在歷史的書寫上失蹤了呢？這是因為維爾納曾在1926年被斯大林化的德國共產黨開除出黨，而東德對歷史的理解完全受制于斯大林的官方歷史敘事，德國統一黨中央編譯局的歷史檔案曾長期將維爾納劃歸為“極端的宗派教條陣營”和“反黨集團”；冷戰背景下反共意識形態所主導的西方主流史學界也從未將“失敗”的共產主義者看做值得書寫的對象；即便在正統的猶太歷史學界，維爾納也仍然是一個被邊緣化的人物，完全不能和他的弟弟格哈德同日而語，因為自維爾納堅定共產主義信仰以后，一直在同猶太復國主義相對抗。以色列建國后，猶太學者的普遍傾向是將曾經走過共產主義和國際主義路線的猶太人完全排除出猶太精神文化傳統之外。

德國歷史學家拉爾夫·霍夫拉格（Ralf Hoffrogge）這本由Brill出版社去年夏天出版的《一名魏瑪德國的猶太共產主義者：維爾納·肖勒姆的一生》 是迄今為止有關維爾納·肖勒姆的第一部人生傳記。在這部多達六百頁的厚重著作中，拉爾夫使用了維爾納·肖勒姆女兒所保留的家族檔案，維爾納現存的書信也將首次公之于世。作者將維爾納革命的一生放在了從第二國際到共產國際世界社會主義演進和變動的圖景之中去理解；將他個人的政治處境遭遇置于黨內派系斗爭、左翼陣營裂變和德國國內政治的動蕩中加以敘述；將作為政治家、革命者的維爾納和作為兒子、兄長、丈夫與父親的一個真實的人的維爾納結合起來，還原出這位共產主義者的豐富面向；將共產主義的革命信念是如何在現實政治的不斷挑戰下，經歷搖擺、徘徊、重新堅定并愈益激進的復雜（sophisticated）過程生動而清晰地呈現出來。

在蘇聯官方的歷史敘事中，維爾納是反黨集團，是革命事業的叛徒。在國族建構（nation-building）的德國通史視域下，致力于促進共產主義事業國際統一戰線的維爾納則是暗通國外勢力、威脅統治的肇禍者。在猶太人不懈斗爭直到擁有自己的土地和國家這一猶太復國的歷史上，也沒有維爾納的位置。身為“婢女”的歷史恐怕只有在政治權威確定的地方才可能被照亮。吊詭的是，曾深信目的論與歷史必然律的維爾納恰恰被任何一種總體的、進步主義歷史觀所拒斥，以維爾納為代表的猶太共產主義者以及他們所為之奮斗終生的事業，無法作為一個環節被統籌和納入到任何一種時下通行的、合于目的與意義的敘事，反而凋敝于歷史之風的斷壁殘垣之中。

那么，拉爾夫是如何將隱匿于諸多歷史敘事背后的維爾納拯救出來的呢？與其說這是一場救贖（redemption）的行動，不如說更是一項重建（restoration）工作。這項工作不應僅僅糾合一堆材料，七拼八湊地填塞同質而空洞的時間。和其他所有導引到當下并證成當下合理性的歷史敘事一樣，這一敘事也同樣需要一種獨立的邏輯合理性（reasonability）作為護佑。拉爾夫選擇遵循歷史唯物主義的原則成功地完成了這次重建。正如本雅明在《論歷史的概念》（1940）中所說：“唯物主義的歷史寫作建立在一種構造原則的基礎上。思考不僅包含著觀念的流動，也包含著觀念的梗阻。當思考在一個充滿張力和沖突的構造中戛然而止，它就給予這個構造一次震驚，思想由此而結晶為單子。歷史唯物主義者只有在作為單子的歷史主體中把握這一主體。在這個結構中，他把歷史事件的懸置視為一種拯救的標記。換句話說，它是為了被壓迫的過去而戰斗的一次革命機會。”通過將維爾納·肖勒姆這個“單子” 放置于一連串的歷史時刻及約束條件的集合中，拉爾夫照亮了以維爾納為代表的猶太共產主義者這個群體曾經為之奮斗的“烏托邦”理念的星群（constellation），雖然它如今可能已“暗淡無光”，但它曾作為一種歷史的可能，激勵過無數猶太人心中彌賽亞的希望。

二

維爾納·肖勒姆從十六歲開始參與政治，起初他并不是一個社會主義者。1912年，他加入到一個猶太青年組織，并鼓勵弟弟也來參加。然而，幾個月之后，他就被吸引到了另一個更加廣闊的政治活動空間，那就是“工人青年”（workers’ youth）。這個組織當時受德國社會民主黨（SPD）直接領導。維爾納很快閱讀了所有梅林、倍倍爾和考茨基寫的通俗化馬克思主義小冊子，受到《愛爾福特綱領》的影響并深深服膺于考茨基論述的唯物主義歷史觀。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后，維爾納被派往俄國前線，因不幸負傷，在戰爭期間被遣返回國。出于反對戰爭的立場，他加入獨立社會民主黨（USPD）中。然而，黨組織在革命問題上的消極立場和領導不力令他日漸失望。受俄國革命的感召，1919年共產國際建立后， 維爾納在思想上完全倒向列寧主義，并在1920年加入到新成立的統一德國共產黨（KPD）。與此同時，1924至1928年期間，他以普魯士州議會唯一的左翼反對黨的身份擔任州議員。1925年，共產黨內部因為在策略上是否同德國社會民主黨以及工會合作的問題出現分歧，再次分裂。臺爾曼依仗來自莫斯科的支持，利用黨內矛盾的契機，將包括維爾納和盧茨·費舍（Ruth Fischer）在內的所有敵對勢力清洗出去，將德國共產黨徹底變成斯大林主義在德國的支部。維爾納則從之前主張將政黨布爾什維克化的立場變為了維護黨內民主，反對斯大林主義。1926年被驅逐出黨后，維爾納·肖勒姆、卡爾·柯爾施（Karl Korsch）、阿瑟·羅森博格（Arthur Rosenberg） 等列寧主義陣營（Lenin’s League）試圖維護紅色十月的革命遺產，公開批評斯大林。這些老布爾什維克組成的俄國反對派逐漸集結于季諾維也夫和托洛茨基身旁。然而，當季諾維也夫選擇了斯大林之后，托洛茨基成為了他們唯一在紅色陣營內可以忠實的對象。1928年1月，維爾納公開投靠托洛茨基，從此他被德國共產黨員打上托派分子的標簽，成為左翼反對派，臺爾曼則攻擊其為“肖勒姆主義”。政治生涯受到挫敗的維爾納1927年在柏林大學注冊入學，準備成為一名律師。自此，他再也不在公眾面前發聲。他清醒地意識到：德國工人運動的傳統已經失卻，整個德國共產黨無視于德國的政治局勢，從領導核心到公職人員無能而腐化；但他同樣知道的是他所身處的黨外的列寧主義陣營亦無力回天（440頁）。

從1932年開始，納粹黨開始越來越吸引工人階級。與此同時，德國社會民主黨依然拒絕和德國共產黨合作，德國共產黨只能繼續強化此前的斯大林主義路線，兩黨互相謾罵對方是納粹主義者。直到1933年希特勒上臺，法西斯主義在年輕的工人中引起共鳴，工人運動在組織上徹底分裂。和維爾納的革命理想一同化為泡影的還有他曾在普魯士議會擔當議員期間，一直實踐并捍衛的民主政治的理念。緊隨思想的殞滅之后的則是肉體的殞滅。1933年4月，維爾納·肖勒姆被捕。同年，格哈德·肖勒姆在以色列大學獲得教授職位。他在監獄如是寫給弟弟：“你得到了一切，這是因為你放棄了在德國成為重要的人物……我六年的法律學習終是無意義的了，我虛度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光陰卻依然無法從我早年的政治活動中獲得豁免。”（471頁）1938年，他被轉移到了Buchenwald集中營，在他生命最后的時光里，他放棄了所有抵抗，但是，他在絕望中依然執拗地相信，他的遭遇恰恰反證了他前二十年的政治選擇都是正確的。

在這二十年的時間里，他和他的德國同志們一齊與野蠻主義（barbarism）搏斗，以期實現一個更好的未來。在過去的五年里，他一直和德國共產黨保持距離以超然自處，可最終還是被野蠻主義所打敗。他一生以共產主義者自居，然而，卻以猶太共產黨人的身份被這個“冒牌的社會主義分子”（亨利希·曼語）所建立的國家社會黨處決。在1940年的那個夏天里，Buchenwald集中營里無論是什么政治傾向的猶太人都統統被殺害了：托洛茨基主義者維爾納·肖勒姆、正統共產黨人盧迪·阿恩特（Rudi Arndt）、社會民主黨人恩斯特·海爾曼（Ernst Heilmann）、前司法部長羅伯特·溫特斯坦（Robert Winterstein）……反諷的是，在他被處決時，《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已經簽訂生效，這令已在國內政治中受到重挫的德國共產黨更加措手不及，亦令身處集中營內的共產黨人深感困惑，而維爾納·肖勒姆則成為了兩個政權合謀的祭品。

本書很有意思的一點是通過兄弟倆密集的書信往來，雙線地呈現出維爾納和格哈德截然不同的人生選擇及各自的緣由。理念的確立并非一蹴而就，起初，兩人對“猶太-社會主義”的目標是一致的，只是在實現道路的選擇上，維爾納關注社會主義的層面，而格哈德更看重猶太人的一面 。兩人都經歷過在共產主義和猶太復國主義之間徘徊猶疑的過程，雙方也一直都試圖將對方拉到自己的陣營之中。1914年第二國際的潰敗曾使維爾納質疑這場運動。然而俄國革命后，第三國際的復興又重新將他從復國主義道路贏回來，使他重新堅定1912年的立場，即社會主義代表著更加普遍的解放計劃，比猶太單一民族的解放重要得多；而格哈德則認為社會主義的實現必須首先建立在個體的民族國家疆域之中，再在思想上和實體上進一步擴展并真正成為國際的，這和社會主義的實現并不矛盾（53頁）。此外，考茨基對歷史唯物主義的通俗化解讀在智識上對格哈德毫無吸引力；考茨基將猶太人看做一個種族問題，試圖依靠同化政策加以解決的觀點，在格哈德看來也是“非常糟糕的”（92頁），這都是格哈德遠離德國工人運動這條道路的原因。更重要的是，維爾納相較而言更加注重政治的實際層面，雖然他在給弟弟的信中說，“我也憎恨組織……但是你能怎么辦呢，一個站在愛爾福特綱領上的人理所當然知道組織是必要的”（47頁），對總是力圖將理想變為現實的維爾納而言，目的和手段之間的兩難是貫穿他一生的主題；而作為哲學家的格哈德則認為，在黨派斗爭中選邊站的做法是不可接受的，他一生從未加入過任何政黨，并且對任何一種試圖操縱人心的政治宣傳都嗤之以鼻。維爾納則反過來譴責他的兄弟對革命缺乏熱情，漠不關心，對猶太的意義的追求是過分個人化的。他曾質問格哈德，巴勒斯坦有沒有猶太政黨，因為在維爾納看來，猶太復國主義是一種政治上的混合物，至多不過是帝國主義在猶太問題上的一個變種（174-175頁） 。

本書通過呈現猶太兄弟倆與社會主義運動的不同關系，將更多的視角引入到對工人運動歷史的審視之中，與此同時，也構筑出“猶太”的多義性。維爾納“解放”道路的選擇及其人生結局也啟發人思考有關“解放”一詞的政治學含義——解放的組織形式本身即是“解放”的終極對手，更有可能替換并取代世俗解放事業的往往是更加極端的宗教信仰復辟，解放的運動最終會被解放的形式逼入絕境。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對維爾納的妻子艾米·肖勒姆（Emmy  Scholem）也不吝筆墨。她雖然是工人階級出身，卻始終不放棄自我進修，在職業生涯獲得不斷晉升而一度成為家里的主要經濟來源。這種筆調會令許多女性主義讀者感到十分親近。

本書的瑕疵可能在于，作者過于想將所有能搜集到的材料都用上，因而在某種程度上顯得過分陷于細節，而在敘事上不夠集中。當然，這也同時增加了這本傳記的戲劇性和可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