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851年倫敦萬國博覽會后，如今參與“世博會”的國家，都在借這一盛大事件來展示其獨特的文化品質與創新。對于一個城市而言，大型活動不僅是對城市品牌進行推廣的良機，而且還可借此解決城市問題，比如城市基礎設施不足或者住房破舊。

大型活動對城市規劃師和城市政府來講，是空前絕后的機會，然而其帶來的巨大影響卻是長期的。活動結束之后，特定場所和地點如何使用（這些區域通常被稱為是重大活動的“遺產”），需要制訂明智的策略。不幸的是，縱觀各項盛會的歷史，在大多數情況下，其遺產都堪稱失敗，讓主辦城市陷于沉重財政負擔的重壓和場地空置的境地之中。

1964年紐約博覽會、1976年蒙特利爾奧運會以及2000年漢諾威世博會，都以財政困境告終。在2004年雅典奧運會之后，不再有任何投資，遺留下大量巨大體量卻毫無用處的建筑物和體育場館。

實際上，重大活動所產生的負面影響，有賴于活動場地的分布：世博會通常集中于接近城市邊緣的大規模地塊，試圖在活動結束之后吸引來投資。而就奧運會而言，則通常為多個大型場地分散設置，因而相對容易轉型和再利用。

1992年巴塞羅那奧運會經常被視為典范，把奧運會當作城市部分地區進行長期更新的契機。在2008北京奧運會的預備階段，中國官員到訪了巴塞羅那，他們認為西班牙的模式有待改進。對于北京的規劃主管部門而言，北京這一繁榮的大都市并不需要用奧運會來證明自己。為了與其他大城市競爭，北京開展了大規模重建，為新興的富裕中產階層提供空間。

北京奧運會策劃者們最初在奧運場館的開發中引入了私人投資方，以確保閉幕后任何場館都不會空置。國家體育場，俗稱“鳥巢”，是由瑞士建筑事務所Herzog & de Meuron設計，采用公私合營方式開發，在奧運會之后投入了商業運營。北京國家游泳中心則是由旅居國外華人捐贈修建而成。奧運會結束后，被轉型為商業水上公園，供家庭使用。

在上海，規劃主管部門把2010年世博會場地放置于相對中心的城市區域，其用意在于進一步提升城市的密度，而非引導郊區蔓延。上海世博園的場地，曾經是港區，功能為船塢和重工業用地。而世博會的舉辦，則讓上海官員有機會對濱水地塊進行清理，并重新建立城市與水的聯系。

就交通基礎設施而言，上海世博會的遺產讓這個城市受益良久。上海在新地鐵線和橋梁建設方面投資甚巨，虹橋機場也得以擴建和整修，并營建出超過10公里長的公共濱水岸線。

對世博會場地開展再利用的規劃是雄心勃勃的，然而時至今日，其場地再開發仍未完全實現。我屢屢探訪世博會的場地，發現黃浦江南岸的中心園區被圍墻包圍，每天到訪的游客屈指可數。世博村的建造，可供世博會期間容納大約1萬名官員和媒體記者，但世博會閉幕后，基本上無人居住，近期被轉型為一個門禁社區，公眾不可入內。

上海也有許多我們樂見的例外情況。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是當今中國最為前衛的藝術館之一，中華藝術宮和上海梅賽德斯奔馳文化中心也會舉辦頗受歡迎的活動。然而，世博會大部分其他建筑都已經被拆除，在黃浦江的南岸，數十棟高層辦公樓正在緩慢地修建過程中。

世博會閉幕已有7年之久，而“城市讓生活更美好”的口號尚待實現。與此同時，在上海之外的 鄉村，大型居住樓和商用樓在肥沃的農田之上蔓延和擴展。為何不把曾經的世博會場地轉變為生機勃勃的高密度住區，卻把其轉為城市中并不那么需要的高層辦公樓和購物中心呢？

城市化通常與城市空間的正規化相伴而生。在為奧運會和世博會做準備期間，北京和上海都曾大量取締城市中的非正規化空間。比如，為了展示“文明”和“現代”，鼓勵市民把清洗的衣物懸掛在室內而非路邊的架子上。一些市民會非常隨意地穿著睡衣褲上街，他們也被勸告要注意得體著裝。因此，游客可能很難體會到城市的另類生命力和本地生活特色。

對于城市官員來講，重大活動是對城市振興和重塑形象的良機。然而，主辦城市借此取得的活力，卻因為長期策略的缺失而無以為繼。在奔向定義并不清晰的現代化目標的路途中，快速發展且呈現巨大體量的城市，急需更具彈性的規劃原則及相關的支持。如若不然，大型活動所帶來的短期興奮與刺激，必將導致城市未來問題重重。

（作者系同濟大學建筑與規劃學院講師、獨立城市設計師，著有《上海新城：追尋蔓延都市里社區和身份》。本文編譯自sixth to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