蓋爾森·布萊希羅德。

1

在生命的最后幾年，蓋爾森·布萊希羅德（Gerson von Bleichr?der）再度被這樁丑聞困擾。

一切源起于一樁從未被正式確認的偷情行為。1868年，一位名叫朵蘿提·科洛納（Dorothee Croner）的柏林女人聲稱，因為布萊希羅德的存在，她與丈夫離婚了。44歲的布萊希羅德是普魯士最富有、最知名的商人之一，作為俾斯麥的私人銀行家，他還有著一般商人難以企及的特權，盡管他是個猶太人。

這樁丑聞很快被壓制下去。柏林的警察系統介入其中，布萊希羅德也付出了一筆賠償款，安排這個女人離開德國。在這短暫的插曲后，布萊希羅德的財富、聲名、權勢即將因與俾斯麥的特殊關系，迎來戲劇性的提升。

這個女人并未消失，幾年后，她重回柏林，開始持續不斷地騷擾布萊希羅德，威脅公開丑聞，不停地索要金錢。柏林的警察、司法系統，也拿這個女人沒有特別的辦法。

更糟的是，一位人品低劣的前警察施魏林（Schwerin）加入了這個女人的隊伍，與她聯手敲詐這位銀行家。他們的無恥與勇敢背后，是一股越來越強烈的反猶風潮。

在歐洲，對于猶太人的歧視由來已久，即使在19世紀中葉出現了一股“解放”潮流，但猶太人從未被真正平等地對待。當1873年的經濟危機爆發后，富有的猶太人再度成為標靶，似乎是他們的貪婪、投機造就了蕭條。

再接下來，這個女人沉默了，施魏林繼續指控，并迎來了新的同盟，一位反猶領袖。這樁私人丑聞有了更為明確的時代意義，在1891年出版的一本小冊子中，布萊希羅德被描繪成一個不僅榨干了德國經濟，還代表著“縱欲、作偽證、腐敗的故事”。

兩年后，他們又在另一本小冊子中寫道：“德國人已經如此接受一個腐化千年的外來種族，他們以錢袋為上帝，以欺詐為信仰。德國人，團結起來，為德國的法律體系而戰，否則你們將再無出頭之日。”

這種赤裸裸的攻擊也與俾斯麥在1889年的下臺相關。即使在位時，首相都未必愿意為他的猶太朋友提供保護，更何況失去了權力。布萊希羅德最終在這一片中傷、聲討之聲中離世。在逝世前的相當長一段時間，他飽受私人生活之痛楚。

除去這起如影隨形的丑聞，自19世紀70年代末，他已完全失明，需要挽著助手匆匆赴約。他的財富與榮耀每增加一分，公眾的憤怒與反感就多了一分。更何況，他努力效忠的對象——不管是俾斯麥還是皇室、權貴們——從未對他表現出真心的尊重。

他們需要他的金錢，借重他對商業變遷的判斷，甚至給予他勛章、贊揚，卻從未真的把他視作自己人。

他在一片詛咒中死去。死前，他仍一直扮演著他的公眾角色，繼續與貴族、內閣部長會面，商討德國經濟還有他們的個人財務。

對我來說，再沒有什么事比這個庸常的通奸插曲更能表現出這個猶太銀行家的個人困境與它背后的時代氛圍。他一定是個倍感孤獨、壓抑之人，才會因某次突然的沖動而與一個莫名其妙的女人發生了關系。而且據說，這個女人 “完全不具備美貌、魅力和地位”，根據她的言行判斷，顯然她頗有精神問題。

可以想象，布萊希羅德一定對此既羞愧又懊惱。接著，他的猶太身份、他的金錢，更重要的是時代情緒，使這個偶然的錯誤演變成摧殘他終生的傷口。

那是個焦慮的德國，迅速擴張的工業與金融力量，既象征了這個國家的力量，也催生了不滿，那些被發展拋棄的普通人心生怨恨；那也是一個新聞業爆發的德國，各種報紙、小冊子需要各種能引誘公眾想象力的題材，猶太銀行家的陰謀最符合這一需求；它還是一個時刻處于性焦慮的時代，弗洛伊德之前的人們尚不知如何正視自己的欲望，這種壓抑滋生丑聞、更滋生人們對丑聞之熱愛……

這一切也與他的保護人俾斯麥有關。這個19世紀最令人贊嘆的政治強人既造就了一個統一的、咄咄逼人的德國，卻也給新生的德國人帶來不快樂的時光。他對自由有著天然的不信任，更沒有興趣建立一個能保護基本個人權利的制度。他對權力的絕對崇拜、他那強硬的個人作風，都讓整個社會陷入持續性的緊張感。長期積郁的緊張，增加了褊狹與憤怒，而布萊希羅德將成為這種種復雜的、糾纏在一起的力量的替罪羊。

2

在我的書架上，這本《金與鐵》已經放了七年。忘記了是在查令街上的哪家二手書店，我無意中發現了它。那時，我迷戀大書， 就是那種動輒上千頁、體積與內容都令人望而生畏的著作。這一本無疑如此。它肅穆地插在歷史區上，封面已丟失，但黑色硬皮的包裝，書脊上燙金的標題“金與鐵”，發出特別的誘惑。

我把它端在手中，既感到重量，也看到它的副標題“俾斯麥、布萊希羅德與德意志帝國的建立”。盡管甚至念不出布萊希羅德的發音，更不知道他是誰，但篤信這一定是本氣勢恢宏的著作。

我也喜歡“金與鐵”這個漂亮的標題。“當前的重大問題不是靠演說和多數派決議所能決定的，而是靠鐵與血”，我記得俾斯麥斬釘截鐵式的判斷。把“鐵與血”替換成“金與鐵”又有何種意味？

這位叫布萊希羅德的猶太銀行家與他的庇護人俾斯麥的交織關系，構成了這本書的雙重傳記，在他們背后，是德意志帝國的轟然崛起。

七年來，我常鼓起勇氣翻開它，但隨即又放了回去。我對于猶太人話題缺乏興趣。它或許在歐洲歷史中占據著中心的位置，我卻缺乏這種與宗教、文化相關的敏感性。

我對俾斯麥與德意志的興起充滿興趣，卻又常為當時復雜的政治關系所苦惱，普魯士與其他公國之間的關系，統一后的德國與歐洲列國的紛爭，一個俾斯麥的“鐵與血”的神話無法涵蓋這種復雜關系。

不過，它的作者弗里茨·斯特恩卻從此進入我的視野。出生于1926年的斯特恩，于2016年5月去世，是20世紀最重要的歷史學家之一，或許也是我最鐘情的一種類型。

他用典雅、雄辯的語調寫作，同時穿梭于歷史研究與現實政治之中。他還有一個或許過分多姿多彩的人生。他出生于一個杰出的德國猶太家庭，僥幸逃脫了希特勒的統治。在美國，愛因斯坦曾勸他學習物理學，他卻選擇了歷史。

他趕上哥倫比亞大學的黃金時代：他的年輕導師中有文學批評家特里林（Lionel Trilling），導師告訴他歐洲知識分子的悲觀意識；他的論文指導者，則是文藝復興式的人文學者巴贊（Jacques Barzun）；在宿舍里，與他進行過爭辯的同齡人則有艾倫·金斯堡（Allen Ginsberg）；當他留校任教后，又與天才歷史學家理查德·霍夫斯塔德（Richard Hofstadter）成了同事，后者對于政治、社會心理的洞察深刻地影響了他的歷史觀。

他在英語世界奠定了聲譽后，又重回德國，與施密特（Helmut Schmidt）總理縱論20世紀，并成為柏林墻倒塌后的美國駐柏林大使的顧問，參與重建德國的商討。

在20世紀的最后一年，他成為了聲譽卓著的德國和平書業獎得主。盡管一些人批評他的虛榮、他對于名利世界的迷戀，但沒人否認他對于人們重新理解德國作出了巨大貢獻。

我讀過他的一本專著《文化絕望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Cultural Despair: A Study in The Rise of The Germanic Ideology），一本文集《愛因斯坦恩怨史》（Einstein’s German World），很是被他理解歷史的新穎角度所吸引。

他曾說，因為希特勒在20世紀歷史與他個人經歷中的絕對性主宰，他把一生的精力都投身于理解第三帝國如何興起、它的歷史根源何在。他也試圖在19世紀的政治、社會心理中尋找這場災難的源頭。

他相信，希特勒的第三帝國與俾斯麥的德國間，存在著強烈的連續性。德國的政治文化、大眾心理，為理解德國問題提供了有力的分析。

我也知道，在他的著作序列中，出版于1977年的《金與鐵》是最重要、規模最驚人，或許也是最能表現他的歷史哲學的一部。在它的中文版即將出版前，我知道自己終于要閱讀這本書了。

3

1858年，布萊希羅德結識了俾斯麥。他們來自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一個是古老的容克家族，以貴族頭銜、占有土地為榮；另一個則來自猶太銀行家，他們被歧視的身份已持續了幾百年，但他們又因為專門打理金錢而富有。

羅斯柴爾德家族促成了這次會面。當俾斯麥需要一位值得信賴的私人銀行家時，36歲的布萊希羅德獲得了這個機會，他剛剛執掌了父親創辦的私人銀行，這家銀行也一直以無比恭敬的態度追隨著羅斯柴爾德家族。

43歲的俾斯麥是普魯士官僚系統中的新興一員，他即將出使圣彼得堡。像當時很多類似的案例一樣，他們最初的關系再簡單不過，俾斯麥需要有人打理他的金錢，后者需要這樣的客戶，以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

歷史潮流很快將他們推向了一個嶄新的階段，他們的合作隨即演化為一個更復雜的故事。先是1866年，長期政治失意的俾斯麥陡然間成為了新帝國的締造者，普魯士統一了四分五裂的德意志。接著在1871年它擊敗了法國，躍升為歐洲大陸絕對的新強權。

而作為帝國第一任首相的俾斯麥則成了神話式的人物，他的鐵腕、精明、威懾力，在歐洲政治舞臺中占據的中心角色，更以強烈的個人風格重塑了國內政治。

布萊希羅德的地位隨著俾斯麥迅速提升。在兩次并無把握的戰爭中，他都是俾斯麥最熱烈、忠誠的支持者，主動為此籌措資金。他也獲得了相應的回報，不僅與俾斯麥更為密切，還覲見了新皇帝與皇儲，參與了諸多決策。

他在49歲成了德國最知名的私人銀行家、唯一受頒鐵十字勛章的猶太人，接著，又獲得了貴族冊封，名字中可以加入“馮”，這是他夢寐以求的承認。

他還受惠于鐵路、鋼鐵、海外貿易造就的新一輪經濟增長，他在其中獲得了巨額財富，這些又給他增加了新的虛榮與影響力。

他甚至跨入了歐洲最顯赫人物的行列，被稱作“柏林的羅斯柴爾德”。英國首相迪斯累利把他描述成“俾斯麥的密友”，唯一敢向他說真話的人。外交團體都討好他，他最終還出任了英國柏林總領事這樣的榮譽職位，為此，他還推掉了奧匈帝國總領事的頭銜。

而他的家則成為德國社交生活的中心，一位社交名媛回憶：“幾乎柏林的所有貴族和政府要員都會前往……整張宴會桌上擺滿了精品中的精品。人們使用銀質餐具，面前擺放著最奢華的東西。然后（小提琴家）帕布羅·德（Pablo de Sarasate）和（宮廷鋼琴家）埃西波夫（Essipoff）開始表演，隨后是舞會。”

他不僅追求這表面的虛榮，還參與新帝國的冒險。與同時代中最杰出的歐洲銀行家一樣，他把目光投向海外，不管是滯后的俄國，還是陷于衰落的奧斯曼帝國與保加利亞、塞爾維亞這些新國家，以及非洲，它們因為缺乏完善的金融體系而需要這些外國資本。

布萊希羅德借債給土耳其政府，試圖修建連接土耳其與奧匈帝國的鐵路。他投資墨西哥債券。他還試圖進入中國。一群德國銀行家建立非正式的“中國研究組”，但他們總體上是保守的，放棄了這項投資，“因為激烈的外國競爭（特別是美國），因為中國業務總體上不夠安全和可靠”（引自本書頁570）。

這迅速拓展的新世界、獲得的新經驗，也增加了他的個人影響力。俾斯麥給他庇護，他也拓展了俾斯麥對于這個時代的理解。

俾斯麥不僅經常依賴于他的情報，銀行家的外交消息反而常比大使更快，謂之“早八天”；俾斯麥也學會了通過銀行家的眼光來理解世界，金錢、技術、貿易構成的新世界，它不同于一個容克的世界。俾斯麥對金錢之迷戀，他的精明與錙銖必較甚至讓布萊希羅德吃驚。

他們的內在沖突也一直存在，這是舊精英與新富之間矛盾的象征。他們從來是不平等的關系，即使在最受寵的時代，布萊希羅德也僅僅是從俾斯麥家后門進入的人。權貴們在金錢上求助于他，卻從不會真正尊重他。

在他的著名的宴會上，俾斯麥從不出席，即使名流云集，也很少出現德國軍官的身影——他們才是“精英中的精英”。那位盛贊過他的宴會的名媛同時也說，他的宴會雖然奢華卻“有欠素養”，參與者們都“事后表示后悔”。

這種不平等既顯示猶太群體強烈的身份焦慮，也同樣顯示了容克掌權者們對一個正在興起的由金錢、工業、高度流動性構成的世界的焦慮。

俾斯麥也知道，自己的權力既非神賜，更非民眾的支持，全賴于皇帝的給予，倘若皇帝變了心情，他立刻失去一切。布萊希羅德更深知，自己對于俾斯麥的依附性。

還好，他們都有獨特的性格特征來彌合這種緊張。俾斯麥用他的傲慢、權力控制欲來維持這種自我中心，布萊希羅德則是借助遲鈍——“對許多輕視不敏感，滿心以為他的財富、地位和智慧足以抵擋來自下層的攻擊。”在某種意義上，他們之間是兩個焦慮者的同盟。

同盟必有終結一日。1889年是他們的轉折之年。在一個咄咄逼人的年輕皇帝面前，俾斯麥輕易丟掉了權力，陷入一種可怕的孤立。他退隱到自己的家鄉。而布萊希羅德龐大的金錢更為脆弱，他無力面對時代的敵意。

死亡更使得這種同盟關系變得脆弱、涼薄。當布萊希羅德去世時，他在短期內激起了一片的哀悼與贊揚，葬禮的盛大程度堪稱國葬。一貫刻薄的新聞界也發出了這樣的措辭：“德國最慷慨的人之一，最崇高的慈善家……［德國金融界］失去了最杰出的代表。”

但隨即，他被迅速地遺忘。這遺忘與金錢相關，更與德國政治與社會上的迅速變遷有關，與羅斯柴爾德甚至瓦伯格家族不同，布萊希羅德家族的金錢未能持續太久。猶太人從俾斯麥時代進入了希特勒時代，從一個身份焦慮時代進入一個被清除的時代。

這種刻意遺忘更與俾斯麥相關，在他生前出版的氣勢恢宏、事無巨細的兩卷本個人回憶錄中，他甚至沒有提到他的名字，而死后出版的最后一卷中，只提及了一次，盡管后者長期為他打理個人財務，為他的外交政策和戰爭尋找財政支持。布萊希羅德不僅與俾斯麥，還與他的家人、當時歐洲的主要權貴們，都有大量的書信往來。俾斯麥的刻意忽略，也影響了日后的歷史學家。

當弗里茨·斯特恩在20世紀60年代發現關于布萊希羅德的海量個人通信與檔案時，這個猶太銀行家已基本被遺忘。與之相對的是，至少有7000本俾斯麥的傳記、研究作品被出版。

在這些檔案中，不僅有他與俾斯麥，也有與俾斯麥的家人、德國皇帝、英國外交官、巴黎的羅斯柴爾德的通信，它們幾乎構成了當時歐洲最顯赫的關系網絡。利用這些信件，斯特恩試圖用一個視角來重新理解19世紀的德國歷史。

在對于19世紀德國的主流敘述中，占據一切的是俾斯麥的個人風格、皇帝的選擇、強大的官僚與軍事系統，一部純粹的政治、外交史。盡管身為那個時代最重要的銀行家，深刻地卷入了俾斯麥的個人世界與德國公共生活的布萊希羅德卻很少被提及。

他的猶太人身份，他代表的金錢力量，不僅是理解第二帝國的重要維度，還為理解希特勒的第三帝國的興起提供了新視角。

在斯特恩筆下，德國人對于布萊希羅德的刻意忽略與沉默，或許正暗示了歷史的趨勢。即使身為那個時代最有權勢的猶太人，布萊希羅德也從未擺脫傳統、德國社會非理性思潮的壓力。

猶太人所取得的任何成功，都沒有得到任何制度意義上的保護，必須依賴于掌權者與社會情緒的狀況。巨大的金錢只是暫時遮蔽了他的身份困境，從未解決其困境。

但歷史證明，傲慢的權力本身也是脆弱的，俾斯麥被威廉二世羞辱，囂張一時的威廉二世也最終因為戰爭失敗，進入流放生活，只能在回憶錄中繼續詆毀俾斯麥。

在某種意義上，他們都是一種非自由文化的受害者。這種非自由化，不會尊重個體價值，難以理解自由之意義，它崇拜權力、渴望強人，最終所有人都淪為犧牲品。

這是一次大開眼界且疲倦不堪的閱讀。除去這位天賦異稟人物的故事，這本書所展現的時代畫卷——他對于柏林的興起、時代的氛圍、帝國的殖民經驗的種種描述——都讓你感到暢快異常。它印證了我七年前對它的盲目敬畏，它的確是一本“big book”。

（本文為許知遠為《金與鐵：俾斯麥、布萊希羅德與德意志帝國的建立》一書撰寫的導讀，澎湃新聞經授權刊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