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成熙

 【編者按】1月25日，北大歷史系教授羅新的旅行文學作品《從大都到上都——在古道上重新發現中國》剛出版月余，便獲得了第12屆中國戶外“金犀牛”獎的“最佳戶外出版物”獎項。一位歷史學家，如何寫作旅行文學呢？

2016年夏日的一天，我翻開《東方早報·上海書評》，讀到一篇我熟悉的中古史專家，北大歷史系教授羅新寫的長文。令我驚訝的是，這并不是一篇他常發表在這個版面的歷史論文，而是，怎么說呢，一篇廣而告之，告訴大家，他很快就要開始一段旅程——從元大都，也就是北京城，沿著元代皇帝的“輦路”，徒步行走到被稱為曾經是元上都的錫林郭勒盟正藍旗。

這篇文章發表之日，羅新在路上已經行程過半。這幾乎是一次臨時起意的旅行，但羅新有此念頭卻要追溯到十幾年前。 “輦路”，指元朝皇帝每年從大都北上去上都的避暑之路。一首關于輦路的元詩，和一次圍繞這首詩背后歷史的討論，將這位歷史學家的目光引向了這條北上之路。

但是，行走古道，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在當代。發達的交通工具雖然方便，卻也吞噬了當代人對“行路”的理解，對空間的感知。我還記得，前幾年我決定重走一次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之路褒斜道，以自駕的方式。結果，當我坐在行駛在平坦公路上的汽車內時，空間飛速變幻，窗外景物掠過，在視網膜上留下重重難以辨認的虛影，我甚至不知道褒水何時變成了石頭河。在三四個小時之內，我們就走完了諸葛亮人生的最后之路，速度簡直令人麻木，甚至恐懼。沒錯，我在地圖上插上了紅旗，但到頭來，實際上，我對褒斜道依然一無所知。

所以，我太理解羅新要走一遍輦路的想法了。本書的副標題是《在古道上重新發現中國》。在序言里，羅新問自己，“我，作為一個以研究歷史為職業的人，真了解我所研究的中國嗎？……我所研究的那個遙遠迷蒙的中國，和眼下這個常常令我大惑不解的中國，究竟有什么樣的關聯呢？”也許，緊貼大地的行走，是羅新所能找到的，觀察大地本身最好的方式。帶著這個問題，他在十五個緩慢的日夜里，在這條路上發現的中國，也不僅僅是地理上、風物上的中國，也是歷史上的中國，也是當下和未來的中國。

即便是在他的歷史寫作中，羅新也常常流露出淡淡溫情，在本書中更是如此。羅新的文筆流暢而細膩，從容不迫。一路寫來，一草一木總關情。對壯美風光，他自然贊嘆不已，對歷史遺跡，他悠然神往，眼前景象常常與歷史重疊——“這棵大榆樹少說也有四五百歲了，就算沒有見過元朝皇帝乘坐四頭大象的風光，也一定見過明朝戍邊的將士……徐渭從滴水崖北來經長伸地前往龍門所時，也要在巡檢司村歇息打尖。”每到一地遇見的人物，他都不無關切，細致描寫中充滿趣味。對觀察到的社會問題，他點到即止。

偶爾，也像所有走在路上、思想卻漫無邊際的旅行者一樣，他還會不無深情，甚至有些絮絮叨叨地追念好友。而沿途環境和自然風物的古今變化，則更多的引起了他的喟嘆。現代公路的繁忙壓制了行路者對自然風光的感受，當羅新走在關溝時，聽著不遠處汽車轟鳴，想到酈道元筆下關溝的禽鳥相和，不免有悵然之感。

快到內蒙古時，他對環境的惡化有了更敏銳的感觸。濕地的萎縮，鳥類數量的銳減，植被的凋零，草原上的礦坑和鐵絲網，讀著不免讓人心情沉重。沒錯，本書不像現在許多流行游記作品一樣，為了愉快的閱讀體驗，將旅行打磨得光鮮而虛假。閱讀本書時，讀者得直面一些真實的丑陋，以及作者的筆下微意。令我印象最深的，是在內蒙部分，羅新引用了蕾切爾·卡遜的環境學名作《寂靜的春天》，談到在中國將“百鳥的歌唱變成了寂靜的長夜”的，不只是農藥，還有捕鳥網、電網、貪吃的人類。在這些文字里，我們不免同羅新一起，站在廣袤的草原上，感受著殘酷的寂然無聲。

不得不承認，歷史學家寫古道上的旅行故事，是有優勢的。羅新每到一處，所寫的不僅僅是簡單歷史掌故，更旁征博引各史書、筆記、詩歌、歷史研究著作，一方面細致考證輦路地理；一面以豐富的前人文字，描述當年的輦路沿途景觀，與當下所見互相映照；有時洋洋灑灑地梳理、詳述明代中央政權、邊民與邊外各少數民族政權之間的犬牙交錯、此消彼長的復雜關系。這段歷史我了解甚少，因此讀來甚覺新奇。羅新以熟練清晰的歷史筆觸，由地點串聯，帶領讀者進入隆慶和議前后，塞北邊疆地帶的紛繁世界。不時引用的徐渭、蕭大亨等人的第一手資料，更讓我們暫時脫離真實世界，以一個明人的主觀視角，好奇地審視這片陌生土地。

如果說，以上種種，是作者以大量的外部敘述，拓展和縱深他自己和讀者的旅行體驗的話，那在另一方面，他又一頭扎進了更內在、更自我的世界。一路上，羅新有許多精神導師：走過阿帕拉契亞步道的比爾·布萊森、在路上尋找美國的斯坦貝克、只身行走于阿富汗的羅德·斯圖爾特……以及正在“走出伊甸園”的Paul Salopek，計劃從東非走到南美洲的他，彼時正行走在哈薩克斯坦的土地上。像朋友一般，羅新將他們介紹給讀者。

他援引他們的著作和經歷，在路上激勵自己的同時，也不斷地思考自己行路的意義。很多時候，這些文字讓我想到前一年讀完的一本關于徒步旅行的書《古道》，作者麥克法倫也是行走在那些古老的道路上，以敏感的形而下的身體，激烈地思考形而上的命題。他反復地論證走路和思想之間的關系，向讀者宣稱“從我的腳跟到腳尖是二十九點七厘米，折合十一點七英寸。這是我步伐的單位，也是我思想的單位。”他贊美雙腳與大地的接觸，認為“觸覺是一種雙向對等的行為，一種和世界相互交流的動作。”

羅新則在一次次感官的極度疲乏（水泡、炎熱、沉重的肩膀、不聽使喚的左腿）中，不斷內觀，體味行走的意義。他引用比爾·布萊森的《林中行紀》，“當你以腳步應付世界時……生活也獲得一種純凈的樸素。時間不再有意義。” Paul Salopek的壯行更令羅新感到“當行走變成呼吸一般自發的身體反應，人就無限接近于大地山川的一部分，如沙石草木一般。”通過行走，人心靈的自身物質仿佛被改變了，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每一次走向大地，似乎都會在向外的道路之外，延伸出一條通向自我的向內的道路。

上都，在英文里是Xanadu。柯爾律治的詩作《忽必烈汗》之后，Xanadu在英語世界獲得了“桃花源”般的寓意。像陶淵明的桃花源一樣，它是詩人的夢境，是烏托邦，是現實中不存在的心靈花園。羅新走向上都，也是在走向Xanadu。地理上，他終于抵達了元代的上都遺址。而在心靈上，他是否也找到了一條通往桃花源之路？用他在后記中的話回答吧：風雨如晦，雞鳴不已。何以解憂，唯有行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