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犧牲前他留下這句話：讓我們的子孫后代享受前人披荊斬棘的幸福吧

2022-09-03 08:13

來源：澎湃新聞·澎湃號·湃客

原創徐光壽檔案春秋

陳喬年，1902年9月2日出生于安徽懷寧，父親是“新文化運動”領袖陳獨秀。他和哥哥陳延年早年在北京、上海求學，1919年一起赴法國勤工儉學，并于192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8年6月，陳喬年在上海楓林橋畔被槍殺，年僅26歲。犧牲前，他留下了這樣一句話：“讓我們的子孫后代享受前人披荊斬棘的幸福吧。”

9月2日是陳喬年烈士誕辰120周年紀念日，讓我們共同回顧他的思想啟蒙與革命之路，緬懷這位用短暫壯烈的一生踐行青春、忠誠和信仰的革命先輩。

陳喬年像

勤工儉學漂洋過海

陳喬年出生于安徽省城安慶大南門培德巷東口1號。陳家詩書傳世，禮教甚嚴，至陳獨秀一輩，陳家已多人取得功名，是省城安慶的名門望族。

“二次革命”失敗后，陳獨秀被列為頭號要犯再遭通緝，被迫逃離安慶，經蕪湖轉至上海。但安慶陳家慘遭抄家，延年喬年兄弟倆也險遭緝拿，所幸兄弟倆機警翻墻逃出至鄉下躲避，才逃過一劫。

1915年7月，陳獨秀由日本回到上海。在租住固定居所，創辦《青年雜志》（《新青年》前身），發起新文化運動，拉開思想解放的帷幕時，想起了兄弟倆漂泊在外未有著落。為讓兄弟倆擺脫危險境地接受先進教育，陳獨秀便寫信叫兄弟倆都來上海學習。

《覺醒年代》劇照，陳獨秀（左）、陳延年（前排中）、陳喬年（前排右）

初到上海的兄弟倆，與父親、姨媽和弟妹們同住法租界嵩山路吉誼里21號。這是一座一樓一底的舊式石庫門房子，樓下是《青年雜志》編輯部，樓上是陳獨秀、高君曼夫婦和兩個孩子（陳子美、陳鶴年）住所，已經非常局促，兄弟倆入住后更嫌擁擠，頗為不便。為讓兄弟倆早些獨立，陳獨秀經與好友汪孟鄒商量，將兄弟倆安排到亞東圖書館二樓居住。兄弟二人夜間與年紀相仿的汪孟鄒之侄汪原放同宿木地板，雖然艱苦倒也自在，三人因此結下了深情厚誼。

求學心切的陳延年先是進入在法國巡捕房附近開設的法語補習班學習法文，因刻苦專研、進步飛速，獲得“法文極佳”的稱贊。喬年年歲較小，由父親抽空自教，并跟著哥哥學習，進步也很顯著。兄弟倆孜孜不倦地學習法文，還加入了上海法文協會，這為兄弟倆赴法勤工儉學打下了語言基礎。陳獨秀素來主張新式教育，樂見兄弟倆發憤學習，“自創前途”。

1917年1月，陳獨秀受聘北大文科學長，《新青年》雜志同時遷往北京。個性獨立的兄弟倆不愿同往，留在上海繼續求學，開始了獨立生活。陳獨秀委托汪孟鄒按月各支5元生活費。但當兄弟倆要繳納震旦大學學費時，生活就十分困頓，往往吃的是粗糧餅，喝的是自來水。兄弟倆白天在震旦大學求學，晚上做工掙錢以貼補生活。據陳獨秀的好友潘贊化回憶，“兄弟寄宿于《新青年》雜志發行所（四馬路亞東圖書館）店堂地板上，白天在外工作謀生自給，食則侉餅，飲則自來水，冬仍衣袷，夏不張蓋，與工人同做工”。

辛亥革命后，無政府主義在中國廣泛傳播以致全面泛濫。上海是無政府主義重災區，兄弟倆與著名無政府主義者吳稚暉、李石曾、黃凌霜、鄭佩剛等無政府主義者交往甚密，也閱讀無政府主義書刊。初具法文基礎的兄弟倆甚至直接閱讀了蒲魯東、巴枯寧等學者的法文原著，十分推崇克魯泡特金的《互助論》，開始迷信無政府主義，甚至參加組織無政府主義團體的活動。

克魯泡特金

恰逢赴法勤工儉學運動興起，吳稚暉、李石曾為爭取青年，擴大無政府主義影響，在多地建立分會和留法預備學校，各地從自身利益出發也樂意推動，于是留法勤工儉學運動風靡全國。兄弟倆決心尋求革命真理，毅然加入赴法勤工儉學隊伍中。對于兄弟倆的選擇，開始同情蘇俄革命的陳獨秀十分支持，但更希望他們去蘇俄勤工儉學。但兄弟倆拒絕了父親的意見，以無政府主義者自詡，應該前往無政府主義者發源地和集聚地法國。喬年還抓緊利用空暇時間，向英語水平較好的汪原放請教，短短一個月就掌握了簡單的口語表達。

吳稚暉對兄弟倆十分器重。為籌集基本旅費，兄弟倆也求助于吳稚暉。1919年11月23日吳稚暉致信上海留法勤工儉學會執事，委托協助解決兄弟倆的旅費問題，希望二人能“以黨人資格漫游世界”。還致信法國同仁，請求對二人“友誼的招待”。在吳稚暉多方周旋和陳獨秀的暗中資助下，兄弟倆于1919年12月25日乘法國郵輪“盎特萊蓬”號離開了上海，經過一個多月的漂泊輾轉，終于來到了法國首都巴黎。

1919年12月26日申報報道留法學子乘船出發

“盎特萊蓬”號郵輪，延年和喬年乘坐該船赴法勤工儉學

留學歸來烽火革命

從1919年12月踏上赴法勤工儉學之旅，經1923年4月轉赴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大學學習，至1924年底回國，陳喬年在國外連續度過了5年的留學生活。

在此期間，陳喬年的政治信仰也發生了轉變。他從最初的無政府主義信奉者，經過反復辨析思索，轉而選擇馬克思主義作為政治信仰，并成為矢志不渝的共產主義者。1922年6月喬年在巴黎加入中國少年共產黨。該組織于1923年1月29日更名“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旅歐支部”，喬年的中國共產黨員身份得到正式確認。經此5年，去時的青澀少年已成為歸來的革命戰士。

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臨時代表大會代表合影，前排左6為陳喬年，左8為陳延年

喬年旅莫時期的調查表，陳獨秀、陳延年職業一欄皆填寫革命

中國共產黨在北京先后發動和領導了國民會議促成會、悼念孫中山、聲援“五卅”等聲勢浩大的斗爭。喬年回國后，作為李大釗助手，他不辭辛苦，四處奔波，協助李大釗做了大量工作。10月，中共北方區委成立，李大釗任區委書記，陳喬年被任命為區委常委、組織部長，成為黨的重要干部。

1925年底，奉系軍閥扶持的段祺瑞政府搖搖欲墜。面對形勢的變化，北方區委11月中旬召開會議，有同志提出，應抓住當前的大好時機，在國民軍的配合下，領導北京的革命群眾進行一次推翻段祺瑞政府的起義，建立國民政府，以結束軍閥的反動統治。喬年在分析了敵我雙方的力量對比后冷靜地指出，革命形勢雖好，但起義問題要慎重考慮。因為國民軍雖然同情群眾的革命運動，但其上層領導人物的態度尚不明朗，而中國共產黨又沒有自己的軍隊，國民軍態度一旦有變，起義就難以成功。區委經過反復討論，最終作出發動“首都革命”的決定，并成立了由趙世炎、陳喬年等人組成的行動委員會，擬訂行動計劃，具體負責“首都革命”的準備工作和指揮工作。喬年堅決執行區委的決定，積極參加行動委員會工作。

1925年11月29日北京各界群眾在天安門前示威

“首都革命”雖然顯示了革命群眾的強大力量，給段祺瑞政府以一定打擊，但卻沒有達到推翻段政權、成立國民政府的目的。“首都革命”雖然失敗了，但北方人民的反帝反軍閥斗爭并未停止。在北方區委領導下，1926年3月，又爆發了一場反帝反軍閥的群眾斗爭。

1926年3月12日，日本帝國主義為支持奉系軍閥，公然派軍艦駛入大沽口，并以實彈射擊，使炮臺守軍死傷10余人。事件發生后，日本帝國主義倒打一耙，以國民軍破壞了《辛丑條約》為借口，向中國政府提出“抗議”，并糾合英、美、法等七國公使，于3月16日向中國政府發出最后通牒。

這種明目張膽的侵略行為，激起了中國人民極大義憤。3月18日上午10時，北京80多所學校、60多個團體約數千人在天安門舉行“反對八國通牒國民大會”。會前，陳喬年、趙世炎等在北方區委會議上報告了發動群眾和準備大會情況，李大釗表示要親自參加群眾集會，心細如塵的喬年則提出讓衛士湯汝賢伴隨左右以保護安全。在李大釗、趙世炎、陳喬年親自率領下，請愿團兩千多人來到到段祺瑞執政府門前，要求政府“駁牒”“逐使”。當群眾到達鐵獅子胡同執政府門前時，段政府下令對手無寸鐵的群眾進行野蠻屠殺，群眾死傷達200多人，造成了震驚中外的“三一八”慘案。陳喬年目睹反動派暴行無比憤慨，但為減少損失，他同李大釗、趙世炎共同指揮群眾撤退。正當他全力指揮群眾轉移時，一個敵人突然揮刀向他刺來。他躲閃不及，胸前被刺傷。盡管如此，喬年依舊繼續指揮撤退，直到大家都散去，他才帶傷回到區委機關。

1926年3月18日天安門舉行抗議大會

慘案發生的當天，北方區委就召開會議研究對策。胸部負傷的喬年不顧傷痛，堅持參加會議并發表自己的意見。李大釗見他面色煞白，讓他去休息，但他一直堅持到散會才離去。

本著對黨的事業的高度責任感和崇高獻身精神，喬年對革命斗爭始終保持高昂士氣，工作常常夜以繼日、廢寢忘食。在區委機關工作的同志經常為趕印宣傳品而加夜班，喬年見有的年輕同志愛打瞌睡，便主動到他們那里，一邊趕寫文章，一邊陪伴他們。有的同志擔心長此以往會影響他的身體健康，就勸喬年早點睡覺，他卻笑著說：“你們睡了，我也睡了，文件也就跟著睡了。這樣，我們的工作也都睡著啦！”引得大家哈哈一笑，睡意全無。在同志們的印象里，喬年就是這樣一個朝氣蓬勃、精力旺盛、充滿革命樂觀主義的英勇戰士。

父子同志堅持真理

延年、喬年陸續回國后，與父親陳獨秀都在黨內工作，但分處上海、廣州和北京三地，父子仨聚少離多，以書信聯系時，三人互稱同志，偶爾有見面，都是兄弟倆來上海黨中央機關開會。“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延年在上海英勇被捕慘烈犧牲，對陳獨秀打擊很大，多日沉默不語。得知延年及趙世炎相繼犧牲的消息，喬年極為悲痛。延年不僅是他的兄長，也是革命道路上志同道合的戰友，彼此一直親密無間。趙世炎比喬年長一歲，是他旅法時結識，以后又在蘇聯一同學習，且是中共北方區委并肩戰斗的親密戰友。但喬年明白，作為職業革命家，在敵人的屠殺面前絕不能望而卻步，只能化悲痛為力量，繼承兄長和戰友的遺志，繼續投身黨的事業。

1927年《布爾什維克》刊發了《悼趙世炎、陳延年及其他死于國民黨劊子手的同志！》

1927年8月，喬年在漢口參加了著名的八七會議。他旗幟鮮明地批評了中共中央的右傾投降主義錯誤，指出：陳獨秀同志執行的錯誤路線，導致的后果是嚴重的，不僅使大革命失敗，黨受挫折，而且也使陳延年和李大釗、趙世炎等一批同志慘遭敵人的殺害，這是血的教訓，切切不可忘記。他表示，對國民黨反動派只有作堅決的斗爭，不能存在任何的幻想。

八七會議重要決議《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告全黨黨員書》（來源：“八七會議”會址紀念館）

會后，喬年留在中央機關擔任組織部副部長，協助部長、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維漢負責中央組織部日常工作。此時的武漢也已被白色恐怖所籠罩，喬年不顧環境日益險惡，堅持黨的工作。因操勞過度，年紀輕輕便患了傷寒病。同志們送他去治療，但他病情稍有好轉，便奔赴斗爭第一線。

黨中央遷回上海后，喬年也來到上海，擔任中共江蘇省委常委，不久兼任省委主席團成員（由項英、王若飛、陳喬年、李富春等四人組成）。江蘇是國民黨反動派的政治中心，上海更是帝國主義列強、反動軍閥和幫會頭目等反動勢力集中之處。他協助江蘇省委書記王若飛積極開展工作，在艱難困苦的環境中，不斷地變換斗爭的方式，秘密地深入工廠、農村、機關和學校，聯絡同志，恢復和重建黨和工會的基層組織，組織工人運動和農民武裝斗爭。

喬年曾帶著愛人史靜儀看望隱蔽在上海的父親，勸說父親承認錯誤，接受共產國際去蘇聯的安排。然而，正當上海和江蘇黨的工作逐步恢復時，又發生了極為不幸的事件。1928年2月16日上午，在喬年主持下，中共江蘇省委在公共租界北成都路刺繡女校秘密召開各區組織部長會議時，因叛徒唐瑞麟（林）告密，租界巡捕突然包圍了會場。喬年等江蘇省委機關的負責同志當場被捕。

陳喬年等被捕后關押在上海龍華國民黨淞滬警備司令部看守所

視死如歸英勇就義

喬年被捕后，化名王建南，敵人并未識破。先被拘押在英租界新閘捕房拘留所，次日被引渡到上海龍華國民黨淞滬警備司令部看守所，關押在龍華“天”字監一號。黨組織和亞東圖書館的朋友曾嘗試進行營救，但均未成功。喬年清楚地知道，既入虎口勢難生還。他早已將生死置之度外，既無絲毫畏懼也無任何懊喪。4月，中央政治局常委羅亦農也因叛徒出賣被關押在龍華，在獄中他仍關心喬年的安危，20日給中央寫信，大意是：一，準備犧牲，不公開審，不談個人歷史。二，請繼續籌錢營救陳喬年一批干部。三，請小超安慰妻子李哲時。羅亦農此信既表達了革命同志間的關心愛護之情，也表現出喬年的被捕讓全黨揪心。

與喬年同時被捕的鄭復他、許白昊等同志也在獄中積極活動，商議準備利用敵人只知其名不知其人的情況幫助喬年脫險。被捕的同志中只有喬年和周之楚兩人是叛徒難以指認的。鄭復他等便計劃由周之楚頂替喬年以瞞過敵人，周之楚也十分勇敢，愿以自己的犧牲來保護喬年。但事不湊巧，周之楚之父為華僑商人，在國外得知兒子被捕，便匆忙趕來營救。結果，敵人弄清了周之楚的真實身份，喬年也因此暴露。為得到更多機密，敵人多次對喬年使用酷刑，但他不屈不撓。喬年還鼓勵難友“努力學習，堅強戰斗”，留下“讓子孫后代享受前人披荊斬棘帶來的幸福吧！”準備慷慨從容赴死。

喬年還經常借講故事斥責國民黨蔣介石禍國殃民的罪行。為鼓勵難友們堅持斗爭，學識淵博的喬年從進監獄的第一天起，便堅持給同監的難友講故事。難友們聽得津津有味，無論國內國外故事，都意猶未盡。據一同被捕的桂家鴻回憶，喬年關押期間，敵人多次對他進行審訊。為從喬年口中套出所需要的情報，敵人用盡各種殘酷的刑罰，企圖逼迫他招供。喬年雖被打得遍體鱗傷，卻從不吐露一點黨的機密。當難友同情他時，他只是淡淡一笑，說“沒什么，吃幾下耳光，挨幾下火腿，受幾下鞭子，算個啥！”

1928年6月，在一年前延年犧牲的上海楓林橋畔，喬年也慘遭殺害，反動派下令不準收尸，遺體被隨意棄于江中（關于陳喬年犧牲具體日期：中共中央機關刊物《布爾什維克》于1928年6月15日發表的《悼陳喬年、鄭覆他、許白昊三位同志！》一文記載，犧牲日期為6月6日；《申報》于6月13日刊發報道中記載，犧牲時間為6月6日下午5時；另據中共江蘇省委華字通告第二十三號《關于叛徒唐瑞麟告密，陳喬年、鄭復他、許白昊三同志犧牲的教訓的通告》中記載，犧牲時間為6月1日下午5時）。

李長文油畫作品《陳喬年》

喬年被捕后，妻子史靜儀無比憂心，日日忙碌于如何將陳喬年營救出來，因此疏于照顧尚且年幼的孩子，兩人的第一個孩子陳紅五就這樣不幸夭折。遺腹女陳鴻出生后一直顛沛流離，飽受苦難，直到1994年66歲時才被找到，在上海龍華烈士陵園祭奠了父親陳喬年的墓碑。

喬年犧牲后，中共中央機關報《布爾什維克》發表了《悼陳喬年鄭復他許白昊三同志》一文，稱贊了三人的革命業績和高尚氣節，呼吁“上海無產階級及全中國革命群眾，對此三同志之死，是無須乎哭泣的，他們牢牢記住，他們將推翻反動的豪紳資產階級的統治，以紅色的恐怖對待這些恐怖者，為陳鄭許三同志及以前犧牲的諸同志復仇！”

延年喬年犧牲后，受喬年影響較深、思想覺悟迅速提升的汪原放在路過楓林橋時曾賦詩一首，抒發對延年、喬年的深切懷念：“楓林橋畔待車時，磊落英姿仔細思；血肉欲尋何處是？斑斑點點在紅旗！”陳獨秀孫女陳長璞懷念自己的兩位伯父說：“我的伯父陳延年、陳喬年都為革命獻出了年輕的生命，但他們留下的精神財富，卻如明燈一樣照亮我們前行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