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時間為經，以空間為緯，作家薛冰在《家住六朝煙水間》一書中細致梳理南京的人脈、文脈、史脈、地脈，娓娓道來一座滄桑古城的前世今生，構建南京的城市靈魂。近期推出的新版不僅增加了南京在新世紀的新篇章“文學之都”，還加入了已故德國攝影家赫達·莫理遜與南京攝影家馮方宇的南京圖共計300余張，全方位多時空呈現南京的歷史文化氣質。

今天夜讀，走入歷史與當下交織的秦淮河，這里不僅充滿文人墨客足跡，更是文明交流的見證地，“秦淮河入江口，越城與石頭城之間的夾江，早在六朝時期，已成為名動天下的良港石頭津，曾停泊舟船萬艘。由此啟航的船隊，不僅航行于大江上下，而且‘直掛云帆濟滄海’。”

薛冰/著｜北京聯合出版公司

在長江的數百條支流中，秦淮河小到排不上號，它的長度只有一百一十公里，流域面積二千六百三十一平方公里。然而，在長江文明的浪潮中，秦淮河卻是一顆耀眼的明珠，它孕育了中國四大古都中唯一的江南古都南京，被南京人親切地稱為母親河，甚至被譽為“中華第一歷史文化名河”。2015年，為紀念中法建交五十周年，兩國聯合發行一組兩枚郵票，由法國郵票設計師創作，畫面表現的就是巴黎塞納河和南京秦淮河。

▲ 中法建交五十周年郵票，南京秦淮河和巴黎塞納河

秦淮河古名龍藏浦，“浦”是吳地人對河的稱謂，漢代稱淮、小江，唐代始得名秦淮。它有兩個源頭。東源句容河，來自寧鎮山脈的寶華山，匯入赤山湖水后，經江寧湖熟，到方山埭西北村與南源合流。南源溧水河，來自橫山山脈的東廬山，經祿口、秣陵與東源匯合，成為秦淮干流，經方山西側北行，過東山，在七橋甕附近西折，進入南京城區，穿城而過，匯入長江。秦淮河下游的流域變化比較大。1983年通過地質鉆探，發現了埋藏在地表之下的秦淮河古河道，從當年繪制的“古河道位置示意圖”上可以看出，距今兩三萬年前，南京地區水域的分布遠遠大于現代。長江東岸大致在今城西的外秦淮河一線。數百米寬的秦淮河由東南而來，在今城南赤石磯以北入城，一支西行，從鳳臺山與石頭山（今清涼山）之間匯入長江；一支北行，浩浩蕩蕩縱貫南京城區，從雞籠山和覆舟山之間的埡口穿出，折向西北，在獅子山東側進入長江。也就是說，玄武湖（古桑泊）與金川河都曾是秦淮河入江水道的一部分。其間的山丘岡地，猶如水中的小島。

▲ 《南都繁會圖》（局部）明 仇英 中國國家博物館 藏

距今三千多年前，北行的秦淮河干流在雞籠山、覆舟山一線被阻斷，山南河道消失，山北漸形成玄武湖和金川河流域。西行的秦淮河所攜帶的泥沙，一方面在今天的主城區南部，即水西門、新街口、浮橋、逸仙橋、瑞金新村、通濟門一線以南，逐漸形成秦淮河河谷平原，一方面在受到江水頂托的入江口形成洲渚，即后來大名鼎鼎的白鷺洲。直到六朝時期，長江的入海口還近在京口（今鎮江）、廣陵（今揚州）一線。西漢枚乘在《七發》中描寫廣陵潮，“蹈壁沖津，窮曲隨隈，逾岸出追，遇者死，當者壞”“鳥不及飛，魚不及回，獸不及走。紛紛翼翼，波涌云亂。蕩取南山，背擊北岸，覆虧丘陵，平夷西畔。險險戲戲，崩壞陂池”，雖出于文學語言，并不是憑空虛構。六朝時秦淮河下游仍寬達百余米，赤石磯北麓的婁湖可以操練水軍。楊吳徐知誥建金陵城，在東門南側設上水門（今東水關），對秦淮河實行分流與管束，進入城內的一支，西南流至南門（今中華門）內，轉折向西北，從下水門（今西水關）出城，匯入長江，也就是后世的“十里秦淮”；另一支則被引入城墻外新開河道南行，隨城墻轉折向西，過南門（今中華門）直入長江，成為南唐都城東垣南段及南垣的護濠，也就是最初的外秦淮河。北宋時期氣候極寒，長江水位下降，江中諸多洲渚逐漸連片成陸，致長江岸線西移，李白詩中“二水中分白鷺洲”的景致不再。元、明之際，原近岸夾江成為外秦淮河道。內秦淮出西水關后匯入外秦淮，北行至龍江關（今下關）入江。

“大江東去”，萬里長江自西向東是大趨勢。但是在蘇皖交界一帶，江流被江南山勢阻遏，由西南折向東北，直到南京城北下關附近，才轉折再向東行，形成了一個“廠”字形的大曲折。所以江南地區又被稱為“江左”“江東”。“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便是這形勢的寫照。誕生于秦淮河與長江交匯處的古都南京，恰好被環抱在這個曲折之中，正符合城市學家劉易斯·芒福德的理論：城市首先出現在大河流域，是一個世界性的規律。

▲ 長江東去，在南京拐了個彎，赫達·莫里遜 攝

秦淮河被譽為南京的母親河，世世代代滋養著這一片土地，哺育南京先民繁衍生息，提供城市所需要的生活資料、手工業生產原料，并成為交通與商業貿易的重要航道。東吳孫權定都建業（今南京），赤烏八年（245年）于句容河開鑿破崗瀆，使秦淮河與江南運河相銜接，以保障六朝都城與太湖流域吳、會地區的經濟往來和文化交流，同時也促進了秦淮河上游和中游地區的安定繁榮。明太祖洪武年間開鑿胭脂河，連接秦淮河與石臼湖，以溝通南京與兩浙地區的漕運，至今還留下了天生橋的奇觀。兩千多年來，秦淮河與南京的生存和發展息息相關。

秦淮河也是中華文明發展的搖籃之一。當代考古發掘與研究告訴我們，江南吳文化的源頭，是南京的北陰陽營文化，而其直接承襲的母體則是湖熟文化。南京地區的土著文化，稱為湖熟文化或更為準確，而南京先民，也可以稱為湖熟人。

20世紀50年代，在城中鼓樓岡西側的一個橢圓形臺地上，發現了新石器時期的北陰陽營文化遺址，長約一百五十米，寬約一百米，考古發掘時還高出平地約七米。在大約一萬平方米的范圍內，有厚約四米的文化層堆積：表土層下面，自上而下分為三個文化層，第一層屬湖熟文化；第二層距今約三千八百至三千五百年，相當于中原商代早期；遺址的主要部分是第三層，屬五六千年前新石器時代的文化堆積。這證明在長達三千年的歲月里，幾度有人類在此地生活。先民們趨利避害，在秦淮河畔的二級臺地上定居，一是生活用水和魚、蚌等食物容易取得，二是在附近較低一級的臺地上種植農作物，排水、澆灌都方便，三是水上交通便利。而高居臺地之上，又可以避免水淹之災，滿足安全需要。由此逐漸形成的村莊秩序產生的穩定性，家園保護作用帶來的安全感，人力與自然力的相對統一，正是人們依戀故園、舊居的原因。今人所謂鄉愁，其深刻的心理淵源也在于此。

北陰陽營文化遺址出土

組玉飾、寬帶紋鼎

北陰陽營文化晚期，距今三四千年的湖熟文化，因首先在江寧湖熟發現而得名。經過六十余年來的考古發掘，已發現湖熟文化遺址三百多處，以秦淮河中游湖熟、秣陵一帶最為集中，多達百余處。其分布范圍，西至皖南東部九華山脈，南至黃山、天目山脈，東越茅山山脈，直抵武進和丹陽九曲河流域，與太湖流域的馬橋文化西緣相接，北達長江北岸的六合、儀征及揚州蜀岡一帶，形成數千平方公里的文化圈。

湖熟文化是一種地域性的土著青銅文化，由于湖熟文化區正當南北交匯、東西融合之地，可以明顯看出其不僅受到中原商、周文化影響，而且受到北方龍山文化、岳石文化，東方良渚文化、馬家浜文化及西方楚文化的影響。也就是說，湖熟文化所處的地理位置，決定了它兼容并蓄的文化形態。不斷出現的外來文化因素，往往只在短時間內起到引領作用，不久即被本土文化所吸收，化為其自身的新面貌和新活力。在周邊強勢文化的影響下，湖熟文化仍能夠綿延千余年，頑強地保持著地域特色。湖熟文化后期孕育滋生了吳文化，換個角度說，吳文化，就是受中原文化影響更為深刻、青銅文化臻于光輝燦爛的湖熟文化。

秦淮河直接影響著南京的城市建設與發展。

秦淮河入江口的白鷺洲，與長江東岸之間形成夾江，南、北兩端都與長江干流相通，成為長江下游的良港。周元王四年（公元前472年），越滅吳，所建越城被視為南京建城史之始，越城的位置正在這夾江的南端。周顯王三十六年（公元前333年），楚大敗越，建金陵邑，是南京主城區最早的行政建置，其地則在夾江北端石頭山。這兩座最初的城池，都與秦淮河入江口密切相關，同樣承載著“扼江控淮”的作用，也都具有入淮出江的交通便利。這既是當時因地理形勢和軍事需要做出的明智選擇，又成為未來都市發展的基點。

東吳定都建業，首開南京建都史，孫權明確說過，他就是看中了“秣陵有小江百余里，可以安大船”，操練水軍。東吳在金陵邑遺址建造的石頭城，延續六朝，始終是衛護都城的軍事重地和副政治中心。六朝臺城四面環水，都城始終未筑城墻，寬逾百米的秦淮河及其支流，不但是有效的城市屏障，也是民生水源、交通干線、商市中心。

▲ 上世紀初秦淮河上的竹筏，赫達·莫里遜 攝

秦淮河南岸的越城周邊，逐漸形成稠密的居民區、手工業作坊區和繁華的商業區，也就是后世蜚聲天下的長干里，孕育出南京最初的市民文化。《殷蕓小說》中那個“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的故事，其實說的是建康（今南京）。建康的西州城、東府城，都是揚州的州治。有文獻記載，梁武帝時，建康戶籍達二十八萬戶，算來該有一百余萬人，是當之無愧的世界第一大都市。讀李白的《長干行》、崔顥的《長干曲》，讀唐詩中令人心向往之的長干里，可以知道，唐代初年揚州州治遷往江都之后，“揚一益二”的揚州，仍然以南京為中心。

南唐定都金陵，都城范圍南越淮水，將秦淮河下游兩岸的繁華商市區和稠密居民區包容在城墻之內，初步形成了政治、經濟、軍事相結合的城、市統一體。對于包入城內的“十里秦淮”，則巧妙利用其自然曲折，將東門、南門、龍光西門三座城門設置在相應的空間節點上，使其不但成為金陵城中最重要的水源，也成為串連三門的便捷交通干道。這充分證明了秦淮河水系對金陵城格局、方位的決定性影響。到明初建都，都城的再一次大幅度跨越式發展，正是以金陵城為基點的。

▲ 《職貢圖》局部（宋人摹本）南朝（梁）蕭繹
中國國家博物館 藏

秦淮河入江口，越城與石頭城之間的夾江，早在六朝時期，已成為名動天下的良港石頭津，曾停泊舟船萬艘。由此啟航的船隊，不僅航行于大江上下，而且“直掛云帆濟滄海”。東吳黃武五年（226年）“南宣國化”，經歷和了解到的國家共有一百多個。這是中國第一次派專使通過海上絲綢之路加強對外政治、經濟、文化聯系，其意義不亞于漢代張騫、班超通西域。東吳船隊抵達臺灣，也是首次見諸史籍的大陸與臺灣聯系。東晉南朝常有船隊從石頭津出發，南至海南島和東南亞、南洋諸國，北至遼東半島、朝鮮半島和日本，進行海外貿易。建康輸出的貨物主要是絲織品，輸入的則有琉璃、象牙、犀角、珍珠、珊瑚、玳瑁、木棉、香料以至珍禽異獸。這豐富了建康人的物質和精神生活，開闊了他們的眼界，也促進了商業經濟與手工業技藝的發展。而不把外國人視為“洋鬼子”，就是一種難得的開放胸懷。據正史統計，六朝時有二十多個國家和地區的一百多批使臣來到建康，除購求佛教和儒家經典外，還聘請中國的學者、工匠、畫師去外國。梁朝畫家蕭繹所畫《職貢圖》中有倭國、百濟、波斯等數十國使臣形象。六朝建康與海外的密切交流，證明南京從開始就是一個視野廣闊的城市。

原標題：《停泊在六朝秦淮河的舟船，運送市井煙火，也曾遠航世界｜此刻夜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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