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很早就開始了對西洋鐘的喜愛。明朝時，利瑪竇送給萬歷皇帝兩座鐘，一座為大型樓式、鍍金鐵制、帶有懸錘的大自鳴鐘；一座為手掌大小、發條驅動的青銅鍍金制小自鳴鐘，引起了萬歷皇帝的濃厚興趣。“皇帝一直把這個小鐘放在自己面前，他喜歡看它，并聽它鳴時。”（《利瑪竇中國札記》）

清朝皇帝也延續了這項喜好。康熙為自鳴鐘頻頻寫詩，其中一首叫《詠自鳴鐘》：“法自西洋始，巧心授受知。輪行隨刻轉，表按指分移。絳幘休催曉，金鐘預報時。清晨勤政務，數問奏章遲。”雍正同樣愛鐘，也寫詩贊頌：“八萬里殊域，恩威悉咸通。珍奇爭貢獻，鐘表極精工。應律符天健，聞聲得日中。蓮花空制漏，奚必老僧功。”他曾賜給年羹堯一只自鳴鐘，年羹堯進折謝恩：“臣喜極感極而不能措一辭。”在年羹堯的奏折上，雍正的朱批更是夸張：“總之，我二人作個千古君臣知遇榜樣，令天下后世欽慕流涎就是矣。”

到了乾隆皇帝，他不僅繼續發揚這一“光榮傳統”，連他本人也成了一位鐘表鑒定大師。

鐘表鑒定大師乾隆

乾隆最喜歡的是機械人偶鐘，《紅樓夢》中馮紫英賣給賈政的就是這種鐘。1780年，英國人威廉姆森（Williamson）向乾隆進貢能寫字的機械人偶鐘，機械人能手持毛筆書寫“八方向化，九土來王”八個漢字。其機械系統極為復雜，有六套動力傳動系統。根據方豪《中西交通史》說法，乾隆五十年，法國工匠汪達洪對它進行了改造，使得機械人能寫滿蒙字體（據其他史料，乾隆下的命令是“要寫四樣字”，負責技術攻關的工程師的名字是“德天賜”與“巴茂止”）。

《鐘表營銷與維修技術》一書關于寫字人鐘的記載更為詳細：寫字人鐘全機械控制，每逢3、6、9、12點報時、奏樂，上層的人展示“萬壽無疆”的橫幅，下層的歐洲紳士一腿跪地、一腿半蹲，可寫“八方向化、九土來王”八個中文漢字。橫豎撇捺都有筆鋒，同時人頭左右搖擺。

寫字人鐘

乾隆后來又得到了能寫“萬壽無疆”四個漢字的機械人鐘，并下令對其進行修改：“含經堂殿內現陳設西洋人寫漢字‘萬壽無疆’陳設內，著汪達洪想法改寫清話‘萬壽無疆’四字，欽此。”

如果以為乾隆只會讓外籍工匠改變字體，那未免太輕視他的想象力了。1752年，乾隆曾要求對一臺烏木架葫蘆形時樂鐘加以改造：“著西洋人將此鐘頂上想法安鍍金蓮花朵，逢打鐘時要開花，再做些小式花草配上。”制作過程中，工匠們又收到乾隆關于材料的靈感：“蓮花著做紅銅打色，其小式花草做象牙茜色，瓶做琺瑯，配紫檀木座。”

據關雪玲《乾隆時期的鐘表改造》一文，除了添加飾品這種外觀改造，乾隆還對鐘穰（機芯）進行過調整。他交給做鐘處一個洋漆亭子，傳旨：配鐘穰做成帶音樂的時鐘。在制作過程中，乾隆又產生了新的想法：亭上四面柱子、花牙配做洋漆的，其座子、欄桿、腿、托板俱做銅鍍金的，脊上添做銅鍍金吻獸。

乾隆還中意與寵臣和珅秘密分享這種愛好，和珅的鐘表收藏是他與乾隆關系的最好證明。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的《御覽抄產單》和民間流傳的《查抄和珅家產清單》有些差異。前者記載有：大自鳴鐘十架、小自鳴鐘三百余架、洋表二百八十余個。后者記載是：大自鳴鐘十座、小自鳴鐘一百五十六座、桌鐘三百座、時辰表八十個。

訪華的馬戛爾尼使團也帶了鐘，但熟悉北京高層的法國傳教士錢德明告訴這些英國人，乾隆早被慣壞了，“皇帝已有了一只豪華表，奇特的轉動噴泉鐘，一只能走步的機械獅子，人形自動木偶等。神父們就怕一句話，就是皇帝對他們說：‘好，既然你們能制造一個會走路的人，那么現在你們讓他說話吧！’”

喬治·馬戛爾尼(George Macartney,1737年-1806年)

因為信息收集工作不夠細致，馬戛爾尼帶來的鐘與工匠都沒讓乾隆看上，雙方的交流也一直在磕磕絆絆的尷尬氣氛中進行。馬戛爾尼關于乾隆與鐘表的信息雖是第一手的，但因為他的使命受挫，故其說法很有可能懷有偏見，從而大大降低了可信度：“在大殿的一角，一座來自倫敦的座鐘每小時奏出一段《乞丐歌劇》中的不同曲子。在天子寶座前，座鐘不知疲倦地反復奏出的這些下流樂曲，這具有某種超現實主義的色彩。無疑，不論是乾隆還是定期來修鐘的耶穌會鐘表匠對此都毫不理解。只有英國人才能體會到這種情景的滑稽可笑。……英國商人帶往廣州許多有些猥褻的細密畫的鐘表。……和珅迷住了比他大35歲的皇帝。他漂亮、健壯，熱愛生活。他聰明機靈，談吐動人。對和珅的最好形容就是他既是寵臣，又當寵妃。”

當然，其中也有客觀看法：“乾隆從愛好自動裝置變成了自動裝置大師。……在乾隆統治期間，大批座鐘、表和自鳴鐘從廣州進入中國。”

前文提到的汪達洪、德天賜與巴茂止都是“做鐘處”的外籍工匠，這些外籍工匠與乾隆的關系極為緊密，據《中西交通史》，外國工匠西澄元需經常進宮，“天天見萬歲，萬歲很喜歡他，很夸他巧，常望他說話。”后來，乾隆命汪達洪隨身相伴，他可能時刻都有轉瞬即逝的靈感要與外國工匠交流。

做鐘處的前身是自鳴鐘處，自鳴鐘處位于紫禁城乾清宮東廡之端凝殿南。據《國朝宮史續編》：“端凝殿南三楹，為舊設自鳴鐘處。圣祖仁皇帝御筆匾曰‘敬天’……其地向貯藏香及西洋鐘表，沿稱為自鳴鐘。”這里原先是康熙用來存放鐘表的，修理鐘表也在此進行。雍正時期，做鐘處與槍炮處等部門劃歸內務府造辦處。

到了乾隆朝，做鐘處迎來鼎盛，中外工匠達到一百多名。乾隆元年就“做過自鳴鐘百拾件”，乾隆二年“所造自鳴鐘甚多”，以至于感覺“作房窄小”。乾隆二十七年，造辦處從廣州購得進口的廣鋼二千九十四斤，打造大小發條134根，供制作以發條為動力、并有擒縱器的自鳴鐘之用。由此可見“造鐘處”的規模之大。

乾隆與廣鐘

為了與倫敦的審美同步，乾隆通過粵海關監督讓十三行進口鐘表，要求是這些鐘表的質量不能低。乾隆十六年，乾隆將四件他認為是三等的小洋鐘表轉交造辦處查問，得知是粵海關監督唐英所進，他寬宏大量地只讓唐英賠補銀兩七十五兩一錢六分。

但這種寬宏大量沒有得到應有的回報。1783年，乾隆四十八年，檔案記錄過一次乾隆的盛怒：“李質穎辦進年貢內洋水法自行人物四面樂鐘一對，樣款形式俱不好。兼之齒輪又兼四等，著傳與粵海關監督，嗣后辦進洋鐘或大或小俱要好樣款，似此等粗糙洋鐘不必呈進。”

當然，乾隆也有滿意的時候，“此次所進金洋景表亭一座，甚好，嗣后似此樣好的多覓幾件。再有大而好者亦覓幾件，不必惜價。”乾隆帝還曾讓人告訴唐英：“嗣后務必著采買些西洋上好大鐘、大表，買些恭進，不可存心少費錢糧。”

廣州十三行行商在納稅之外，還要承受大量的敲詐勒索，其中最沉重的就是給乾隆買各種珍稀物品（最貴的就是鐘表）。開始乾隆還有撥款，后來撥款逐年降低，加上官員“需一索十”，十三行只好走上自主研發制造鐘表之路。方豪說：“造鐘業以廣州最早。惟發條皆來自外洋爾。”

乾隆十四年（1749年），十三行商人用“廣鐘”進貢的秘密被乾隆識破。乾隆明示兩廣總督碩色，他本人對此事忍了很久不想再忍:“從前進過鐘表、洋漆器皿，并非洋做！如進鐘表、金銀絲緞、氈毯等件，務是在洋做者方可！”（《潘同文（孚）行》）

“在洋做者”一語道破玄機：十三行商人用外國工匠在廣州造的鐘表在乾隆看來不算洋鐘。北京“做鐘處”有外國工匠，乾隆自有創意。廣州不過是個通商口岸，做好進口就行了。乾隆悉心交代廣州官員與粵海關監督，其他西洋商品都不要了，“惟辦鐘表及西洋金珠奇異陳設，并金線緞、銀線緞或新樣器物皆可。不必惜費，亦不令養心殿照例核減，可放心辦理。于端午前進到，勿誤！欽此！”

但廣鐘生產一旦開始，就停不下來了。《嘯亭續錄》記載，“近日泰西氏所造自鳴鐘表，制造奇邪，來自粵東，士大夫爭購，家置一座，以為玩具。”《清代貢物制度研究》則認為，在乾隆年間，尤其是乾隆中后期，廣州自鳴鐘制造達到了高峰。廣鐘的琺瑯是舉世聞名的，廣鐘裝飾風格往往洋味重，又融入了中國傳統工藝特點和藝術風格，具有中國南方獨特風格并兼有擺設和娛樂功能。

《我在故宮修文物》中的主要人物、故宮鐘表修復專家王津寫過一篇論文《廣州制造“LONDON”（倫敦）鐘表的考證》。其中提到廣鐘分兩種：民間產品質量一般，但打上“LONDON”很好賣；貢品質量上乘，并非乾隆一眼就能看出的。

嘉慶四年（1799年），乾隆去世，嘉慶面對白蓮教亂造成的財政困難，就鐘表說過一段話：“朕從來不貴珍奇，不愛玩好，乃天性所稟，非矯情虛飾。至于鐘表，不過考察時辰之用，小民無此物者甚多，又何曾廢其曉起晚息之恒業乎？尚有自鳴鳥等物，更如糞土矣。”

從此之后，廣州自鳴鐘貿易與生產轉向衰敗，宮廷鐘表采辦也日益減少。廣州十三行大多數行商在朝廷的敲詐勒索中倒閉，僅有的潘家、伍家等行商早就無心經營。鴉片戰爭后五口通商，十三行歇業，進貢的廣鐘也在歷史中銷聲匿跡，為民間生產的廣鐘則一直艱難維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