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趙彥 花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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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篇并非為普及星座而主要探討文學創作的文章里，作者從有趣的角度與讀者們分享了占星學上那些所謂的“宇宙精神規則”是如何與文學創作中的幾個重要因素對應的。

是太陽與月亮，金星與水星，土星與火星，海王星、天王星和冥王星彼此的距離和形成的角度造就了我們現在斑斕的社會圖景和文學事件嗎？它們可以讓我們瞬間成為未來的莎士比亞、塞萬提斯、巴爾扎克嗎？

宇宙的精神規則

——占星與文學

趙 彥

一

當古人遙望天際時，萬里之外那個有著閃亮的外觀、邈遠的距離、永恒的規則和確定的秩序的世界是那樣強烈地吸引著他們，因為它正好對應著我們平凡的塵世環境：直接的，有形的，易逝的，所有的存在都由貌似質地粗劣的物質材料構成。

人類學家列維-施特勞斯多年前在對亞馬孫河流域考察后認為美洲神話是建立在一組組相互對立的概念的基礎上，事實上幾乎所有文明最早的認知也都是建立在這樣一組組對立的概念之上的：左和右、上和下、前面和后面、男人和女人、黑暗和光明、善良和邪惡、天國和塵世……幾千年前，古人中那些最善于觀察的人——他們就是后來的占星術士和天文學家——注意到了天國與塵世的巨大差別，塵世生活似乎變動不居，不可預測，最終導向衰敗，可天國卻正好相反。天空中的一切似乎都有一種超越人類時間的永恒美德，那些發光的星體每二十四小時讓我們看到一次，并且總是在相同的位置，就算有微小的位移，我們也能從中找到切實可靠的規律。最為重要的是，這些天體運動還遙遠地響應了人們的塵世生活。古代美索不達米亞人就認為天上發生的事預示著人間的變化，希臘式占星學家早就通過一個人出生時的諸行星位置來推斷個人性格和命運，而柏拉圖主義者則認為所有的天體都是有神性的，它們特定的空間排列和運動方式可能引起人類性格的變化并預示著人間有大事發生。占星術中兩兩對立的十二個星座特征正好對應了人類生活中十二種基本精神特征，這種認識論既與我們的神話思維一致，又與現代心理學相容。因而在西方思想史上，占星術差一點兒就成為一門正式的學科。事實上，從古典時代到文藝復興時期，占星術和天文學就一直合用同一頂神秘的遮陽帽，以便向我們部分透露同時又盡最大可能地隱藏起宇宙的諸多秘密。導致兩者真正分道揚鑣的是精確性。《西方思想史》（理查德·塔納斯）說是托勒密學派首先注意到的這一點，當天文學在處理各種完美的天體運動并建立起自己抽象的數學運算公式時，占星術仍穿著它模棱兩可、寬大的似乎是神學的袍子在言不及義地預言著零碎的人類活動，它的箭矢擊不中科學嚴肅的靶。最終，它從思想的隊伍中被清除出去了，成為處理心靈問題和社會人際關系的旁門左道。

但占星術那種努力留下來了，也就是說，它極力幫助人們從星空尋找一種確定性和宿命論的殷勤被后來的占星愛好者繼承了下來了。它尋找某種絕對單一的事先規定好的命運的理由，神化秩序，拒絕混亂，將變化視作這架規律機器上制造出來的凌亂的搏動（例如行星突然的逆行在古代占星術中被視作不祥的天象），給了我們某種安定感。因而占星術真正的本質是，人類希望能夠擺脫變化無常的偶然性的支配，找到一種有序的憑人力即可感知到的命運，而這種命運必須由諸天神按照行星的運動來加以規定。靠著這樣一種從宇宙中得來的安全感，人們才得以免于生存的恐慌。占星術還安慰我們，宇宙中那些閃亮的天體給我們提前寫好了劇本，哪怕我們面臨最壞的遭遇和結局，都無須自責并加罪于他人，因為我們不過是一些依劇本扮演角色的演員。

所有暗示中，最為重要的是，占星學認為人不是作為改變者來到這個世界上的，人不過是一個被動的出席者。舞臺早就搭建好，那些行星的照明和道具已各就各位。當然，從另一方面講，宇宙中事先存在的那種不可撼動的確定性也將我們個人的努力大大地貶值了，比如天王星平均七年穿過一個黃道星座一次，海王星是十四年，冥王星是二十年，這些行星的運行周期和運行特點給我們帶來了一些時代特征，因而有些時代就被認為是為天才準備的，而有些時代注定讓我們碌碌無為；某些行星的違規行為和各種游蕩會催生出文學和藝術之花，也能讓哲學更為璀璨。比方說，海王星那種漫無天際的徘徊式運動方式導致了人類中的文學家和藝術家的猶疑氣質，天王星的破壞性本質引領了人類社會一些重要的變革，冥王星和行星逆行可造就哲學式的深刻思考和反省；此外，三宮代表語言，五宮代表創作能力，和諧的行星相交的角度決定一個人是否能夠順暢地行使他的天賦……根據這些理論，是太陽與月亮，金星與水星，土星與火星，海王星、天王星和冥王星彼此的距離和形成的角度造就了我們現在斑斕的社會圖景和文學事件，是它們讓我們可能瞬間就成了未來的莎士比亞、塞萬提斯、巴爾扎克、普魯斯特、托馬斯、馬爾克斯、福克納，也可能只是一群普通讀者中的一員，或為卡夫卡《城堡》中某句高深莫測的話而欣喜若狂，或沉醉于村上春樹膚淺的直抒胸臆，或著迷于博爾赫斯在哲學和智力上的裝神弄鬼，或此刻成為皺著眉頭閱讀我這篇文章的文學愛好者，也就是說，最不濟的我們也能在讀者層面上形成我們獨特的氣質和平庸的智力。此外，某種文學史上的寫作風格，某種寫作姿態，某些主義，某些作家專注的領域，敘述語言在字詞上的張弛，故事的黏膩程度，感性的容忍度，理性的堅硬度，想象力的深井和廣場……都與作家們的星座（星盤）不無關系。

二

如果說占星術是古人幫我們從天體上找到一些確定性以便我們能夠從容看待命運給予我們的那些混亂和苦難，幾乎同時期出現的文學則是有意要在似乎是確定的命運中制造某些不確定性，通過這些“不確定性”“不可捉摸性”去確定某些永恒的值得我們珍視的價值。用不確定性去認識世界有時候可能比規律、公式、公理這些事物更為奏效。

歌德在《威廉·邁斯特的學習時代》中寫道：

人被誕生在一個很小的環境里，他能理解簡樸的、附近的和確定的目標，他習慣于利用立即到手的手段，可一旦來到遠方，既不知道他想要什么，也不知道他該要什么，他是被一大堆事物弄得六神無主呢，還是被這些事物的崇高和莊嚴弄得魂不守舍……

這種歌德式的躊躇我們每個人都會有，無論是在18世紀還是21世紀。因為“遠方”并非真正地理上的遠方，并非占星學家看到的確定的天空，當意義每一次被修改時，我們就得面對一個遠方，而這種修改有時候是技術帶來的，有時候是我們自己變動不居的心靈和人性使然。文學經常通過強化這種躊躇來讓個體得到安慰，換句話說，在文學中，我們能夠看到每個人都有某種瞬間會停留在這種不知如何選擇的痛苦中，每個人都會苦悶地暗地里向自己發問，當看到別人同樣能如此最大限度地給我們以慰藉。閱讀能短暫地改變我們的身份，讓我們的自我變得脆弱，讓平庸的靈魂帶上作家細膩心思的附體。寫作更是如此。

說到這一點兒，占星術中海王星和由海王星控制的雙魚座最能代表我們在世的這種處境：兩條魚頭尾反置的造型向我們暗示了生存和理想不能言明意義的特征和某種文學功能：確定性并不存在，生活是永恒的矛盾和混沌，世界的現象和我們的觀點經常彼此否定，事實和幻覺可以在某個區域內自我返回……在無法確證生活是什么之時，泛濫的想象力和幻覺是最能說出某種可能性的，在某種情況下也最能說出真相。盡管占星術聲稱為我們找到了某種生存的宿命性，但這種宿命性和確定性是為過去和未來設計的。比方說，它聲稱我們的天賦和性格由出生時的天象圖決定，而我們的未來會發生什么取決于那些行星將來如何相遇。它從來不為人們解釋現在、解答當下。而我們最需解決的是當下。文學恰好提供了這一點。文學為閱讀的我們的這一刻提供紓緩困惑和躊躇的解藥。文學還認為人是作為一個改變者到達這個世界的，占星學恰好相反。占星學認為人不過是一個被動的演員。人視自己為他者，但又是同一個人。這就使得我們很難描述人自身。因而最好的文學也是“人學”。

文學還緩解了我們對于時間和死亡的憂慮。非洲神話《卡施的滅亡》講述了這樣一則故事：卡施國國王曾是地球上最為富有的人，但也最悲哀，因為一段時間后他們就會被殺死，死亡時間由教士們根據星辰的運行而定。因而這些教士日夜觀察著天上的星象。新國王阿卡夫有一位新朋友叫法力斯，每天晚上來宮廷里給國王和他的妹妹薩莉講故事，兩人聽得如癡如醉。愛上法力斯的薩莉害怕自己的哥哥不久后會死去，就去勸說那些觀察星象的教士，讓他們也加入這個宮廷故事會。起初教士們回復國王的妹妹，上帝最偉大的事業是地上的生命，而上帝最偉大之處是向人們顯示的天上的文字——星辰的運行軌跡。薩莉糾正了他們的說法，她說法力斯的故事比天上的“文字”更偉大。后來教士聽從她的勸說去聽法力斯的故事，很快被法力斯的故事吸引了。從此夜以繼日地聽故事，及至放棄了觀察星象，失去了天上的方向，無法為殺死國王確定正確的時間點。這個故事與《一千零一夜》相似，講述的都是面對逼近的死亡，如何提供一種延時的方式，而敘述故事（我們今天的文學）是其手段。也就是說，如果說占星講述的是天國和人類時間，文學涉及的是我們如何處理時間。它更偉大。呂迪格爾·薩弗蘭斯基的《時間》一書中還說，還有一種“延時處理時間的方法”是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里王子的猶疑，他的懷疑、猶豫為其叔父的死亡贏得了時間。在薄伽丘的《十日談》里，為了克服對四處肆虐的瘟疫的恐懼，人們也講故事，也就是說，通過某種虛構來克服對死亡的恐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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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杜小燁

趙 彥

作者簡介

趙彥，1974年3月生，1995年開始在《小說界》《人民文學》《大家》《上海文學》等刊發表中短篇小說，有多篇小說收錄于《“七十年代以后”小說選》，出版《我們都是二手動物》等。現為西班牙康普頓斯大學拉美文學在讀博士，大益文學院簽約作家。

原標題：《域外視角 | 宇宙的精神規則——占星與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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