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希米亞人認為，我們在與主流文化相抵觸的生活方式中維持信心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我們在貼身的小環境中起作用的價值體系，依賴于我們所交往的人的種類、我們所閱讀的書籍和我們所聽到的話。

——阿蘭·德波頓

▲ 選自電影《波西米亞狂想曲》（2018）

01.

“對資產階級的討厭是智慧的開始。”

19世紀初期，有一群特立獨行的人在西歐和美國開始引人注目。他們衣著樸素，生活在比較便宜的城區里；他們博覽群書，好像并不在乎金錢；他們中的多數人性情憂郁；他們投身于藝術和感情，而非商業和物質上的收益；他們有時候在性生活方面不符合傳統規則；他們中的有些女士留著短發，而此時短發尚未成為時尚——人們稱他們為“波希米亞人”。這個詞一直被用來指那些吉普賽人，因為人們錯誤地以為吉普賽人來自中歐。但在這時候，特別是在亨利·米爾熱寫了一本記錄巴黎閣樓和咖啡館生活的暢銷書《波希米亞人生活札記》（1851）之后，人們用波希米亞人來指一批在某些方面并不符合資產階級的體面原則的人。

從其誕生之日起，波希米亞便指一個很寬泛的人群。早期的作家認為，波希米亞人可以出現在任何社會階層、任何年齡階段和任何職業門類中：波希米亞人可以是男人，也可以是女人；可以是富人，也可以是窮人；可以是詩人、律師和科學家，也可以是無業人士。阿瑟·蘭塞姆在《倫敦的波希米亞》（1907）一書中寫道：“波希米亞可以無處不在：它不是一個地方，而是一種心靈態度。”波希米亞人曾經出現在劍橋、馬薩諸塞州和威尼斯海灘、加利福尼亞；有些波希米亞人和仆人或其他人生活在靜謐湖畔的棚屋里；有些波希米亞人則是吉他手和生物學家；有些波希米亞人在外部表現上循規蹈矩，但有些波希米亞人則喜歡光著身子沐浴在月光中。我們可以用波希米亞一詞來指在過去200年間一大批不同的藝術現象和社會現象，從浪漫主義到超現實主義，從垮掉的一代到鬅客青年，從情境主義者到以色列基布茲成員，不管用這一詞語指哪種人，它都沒有丟失把一些重要的東西聯結在一起的那條脈絡。

在1929年的倫敦，波希米亞詩人布賴恩·霍華德邀請他的朋友前來赴宴，他在請柬上打印著他喜歡的東西和討厭的東西的名單——雖然這張名單帶著明顯的20世紀初期英國的烙印，但它依然能夠向我們揭示波希米亞人在歷史上所體現出的一些基本傾向：

布賴恩·霍華德和他的波希米亞朋友所反感的東西可以更加簡明扼要地用一個詞來概括：資產階級。1815年拿破侖敗北之后，在法國同一時期發展起來的波希米亞人表達了他們對資產階級所代表的幾乎所有東西的極端唾棄，并對他們自己能夠對資產階級口誅筆伐充滿了自豪。

“對資產階級的討厭是智慧的開始，”居斯塔夫·福樓拜寫道，這句話是一個19世紀法國作家的標準言辭，對他而言，這種反感就如同與一個女演員有染和去東方旅游一樣，都是作家職業的標志。福樓拜譴責資產階級過分的繁文縟節和物質至上主義，他還批評他們不但憤世嫉俗，而且多愁善感，他們喜歡專心致志地干一些瑣碎無聊的事情，比方說，他們可以花一個世紀去討論西瓜到底是蔬菜還是水果，是應該在飯前作開胃菜（法國方式），還是應該作飯后甜點（英國方式）。司湯達對資產階級也同樣地不喜歡，他說：“真正的資產階級關于人和生活的談話，只不過是一堆丑陋的雞毛蒜皮的事情，一旦我不得不聽他們的談話，不管時間長短，都會使我肝火上升。”

但從本質上把波希米亞人同資產階級區分開來的并非話題的選擇或食用西瓜方式的選擇，而是對一個問題的回答：什么樣的人才配得上享受上層身份。其理由是什么波希米亞人不管住在大莊園里，還是在閣樓上，他們從一開始就反對19世紀初期產生的經濟的、精英主義的身份體系。

02.

“從事一項自己所看不起的職業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準備為自己不切實際的信念而受苦甚或挨餓的波希米亞人為數不少。19世紀的一些繪畫作品中，波希米亞人往往在公寓樓臟兮兮的閣樓上慵懶地坐在椅子里。他們看起來瘦弱憔悴、疲倦不堪。他們的眼睛里可能流露出一種悠遠的神情，他們的書架上往往放著一個人的頭骨。他們的表情能夠讓工廠的工頭或公司的經理大吃一驚——他們的表情就足以說明他們絲毫沒有為膚淺的、實用性的追求所困擾，而他們一直譴責資產階級不遺余力地爭取這些追求。

導致這種困頓狀態的原因是他們覺得從事一項自己所看不起的職業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夏爾·波德萊爾宣稱，除了詩人的職業和——更加不可信地——“戰士”的職業之外，世間的任何工作都是破壞心靈的職業。馬塞爾·杜尚在1915年參觀紐約的時候，把格林威治村描繪成“一個真正的波希米亞”，因為他認為這個地方“充滿了無所事事之人”。在半個世紀之后，杰克·凱魯亞克在西海岸的一家鋼琴酒吧里面對著一群觀眾作演講，他極力反對“那些跑通勤的人，他們的領口緊緊地打著領帶，被迫每天凌晨在米爾布雷或圣卡洛斯趕5:48的火車，去舊金山上班”，他話鋒一轉，又極力稱贊那些靈魂自由的人、流浪者、詩人、垮掉的一代和一些藝術家，他們睡得很晚，燒掉了工作服，就是為了能夠成為“大路之子，觀看運貨列車隆隆駛過，體驗天地之大以及感受古老美洲的重量”。

盡管波希米亞人沒有直接說明在過一種強烈的心靈生活和成功地開辦一家律師事務所或一個工廠之間存在著不兼容性，但多數波希米亞人都暗示，這兩者在實際生活中不可兼得。在《論關愛》（1822）的前言中，司湯達解釋說，他曾經試圖為廣大的讀者清楚明了地寫作，但他沒有能力“讓聾子聽見，讓瞎子看見”。

因此那些追求粗鄙目標的有錢人，那些每年在翻開一本書之前已經掙了10萬法郎的人，他們最好立刻把書合上，特別是那些銀行家、制造商或受人尊敬的工業家……那些精力充沛、工作努力、品格優秀、受人尊敬、生活積極的樞密顧問官、紡織品制造商或聰明的銀行家在物質財富中獲取報酬，而不是在溫柔的感情中獲取報酬。日積月累，這些紳士們的心腸逐漸變硬了。任何一個在每個周末給2000名工人分發工資的人從來不會像這樣浪費時間；他們的關注點永遠都在那些有用而且積極的東西上面。

司湯達認為最喜歡他的書的人是那些生活懶散、喜歡做白日夢、期待在聽莫扎特的歌劇時能夠被激發感情，以及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瞥到一張漂亮的臉龐之后便陷入長達幾個小時苦樂參半的思緒的人。

金錢在波希米亞的價值體系中并不能賦予一個人榮譽，財富亦然。在波希米亞人看來，游艇和莊園僅僅是傲慢與享樂的標志。波希米亞人的身份可以通過富有靈感的談話方式或創作一部充滿才氣、感情真摯的詩集而獲得。

1845年7月，一位美國19世紀最著名的波希米亞人，亨利·梭羅，在馬薩諸塞州康科德縣附近的瓦爾登塘北岸自己動手修建了一間木屋，并搬入其中居住。他的目標就是要檢驗他是否能夠過一種外表簡單而內心豐富的生活，從而用行動向資產階級表明，一個人可以把物質生活的貧乏與精神生活的充實結合起來。為了證明一旦一個人不再為他人的評價所困擾時，他將會以非常少的花銷而生活這一觀點，梭羅向讀者介紹了他是如何在修建木屋時節省開支的：

絕大多數的奢侈品，以及好多所謂的生活便利設施，不僅不是必不可少，而且還是人類高尚情操的真正阻礙。

梭羅寫道，為了顛覆他所處的社會在擁有財富同值得尊敬之間建立的必然聯系，他還說：

一個人的富有程度是與他生活中不需要的東西的多少成正比的。

梭羅試圖讓我們重新認識沒有錢對一個人意味著什么。它并不是像資產階級的世界觀所巧妙地暗示的那樣，是在人生的游戲中失敗的證據。一個人沒有錢可能僅僅意味著他自愿選擇把精力投入到別的事情上面，而不是投入到商業領域，在這個過程中他在別的方面變得富有，而不是在金錢方面。梭羅沒有用貧困來形容他的境況，他喜歡用“簡單”一詞——他認為“簡單”表明了一種自愿選擇的生活方式，而不是被迫接受的物質狀況。

他提醒波士頓的商人們，那些偉大的“中國、印度、波斯和希臘的哲學家們”都曾經自愿地選擇一種簡單的生活。梭羅在瓦爾登湖住了一段時間之后，給美國蓬勃發展的工業化社會傳達了某種思想，而這種思想的核心其實對他生前生后幾乎所有的波希米亞人來說，都是非常熟悉的。正如他所說：“金錢并不能購買靈魂的必需品。”

03.

“我們平靜的心情很容易被擊得粉碎。”

波希米亞人認為，我們在與主流文化相抵觸的生活方式中維持信心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我們在貼身的小環境中起作用的價值體系，依賴于我們所交往的人的種類、我們所閱讀的書籍和我們所聽到的話。

他們意識到，我們平靜的心情會很容易被擊得粉碎，我們在生活中為之奉獻的事情會輕易地受到質疑，例如，我們與一個熟人進行幾分鐘的閑聊，只要他或她認為，甚至都不必明說，金錢和社會評價最終還是很有價值的；或閱讀一本雜志，而這本雜志只講述資產階級的英雄們是如何取得非凡成就的，就在不知不覺中破壞了與之不同的生活目標的價值。在這兩種情形下，我們都會很容易地受到傷害。

波希米亞人因此在選擇交往對象方面特別注意。一些人，例如梭羅，完全逃離了社會的不良影響，而另外一些人則堅持不懈地選擇性情相投的人組成一個交往的小圈子，而拒絕接受那種自然而然地落在我們頭上的生活方式，這種生活方式是我們在學校、家庭和工廠與那些生活在一起的人交往時很容易感受到的。

04.

“世界上并不是只有一種方式才能證明生活的成功。”

波希米亞人還會小心翼翼地重新界定失敗一詞的涵義。根據資產階級意識形態，一個人在商業領域或藝術領域遭受的經濟方面的失敗或他人評價方面的失敗，都可以作為證明他人品不佳的重要證據，因為資產階級意識形態認為社會在分配獎勵或懲罰方面是相當公平的。

然而波希米亞人拒絕接受這種對外在失敗的懲罰性解釋，因為他們認為，這個世界往往被白癡和偏見所控制。他們推理說，根據人性來判斷，社會上最成功人士很少是那些最聰明或最善良的人們，而是那些最成功地迎合了聽眾的價值觀念的人，而這些價值觀念往往弊端百出。波希米亞人認為，商業上的得失成敗僅僅能夠表明一個人獲取商業成功的能力，而不能據此對一個人道德上的和想象力方面的缺陷做出懲罰性的判斷。

這種觀點可以解釋為什么19世紀眾多的波希米亞人賦予一些政治領域和藝術領域的人莫大的關注和尊敬，而用資產階級的價值標準來判斷，這些人的生活只能被描述為極為失敗。這些人當中最有名的要數二流的英國詩人托馬斯·查特頓，他因為貧困和資助人的拒稿而身心疲憊，在1770年自殺身亡，年僅18歲。阿爾弗雷德·德·維尼的劇作《查特頓》于1835年首次在巴黎上演，他把這位年輕的詩人變成了波希米亞人所珍視的所有價值的代言人。這出戲劇贊美個人靈感，貶抑社會傳統；贊美人們之間的友好，貶抑經濟上的利益；贊美激情與瘋狂，貶抑理性與功利主義。德·維尼認為這位滿腹才華、敏感脆弱的詩人幾乎注定要被資產階級公眾的殘酷逼上絕路，直至自殺。

▲《查特頓之死》，亨利·沃里斯，1855 — 1856年

這位被世人曲解的圈外人物，盡管遭到社會的排斥，但依然勝過那些圈內人物，這種思想反映了，同時也塑造了許多波希米亞的杰出人物的生活。熱拉爾·德·奈瓦爾是一位詩人，比查特頓富有才氣，但并不比查特頓更幸運，他于1855年在窮困潦倒和神經失常中上吊自殺，時年47歲。德·奈瓦爾認為他們那一代敏感的同一類人，因為其天賦和性情而無法適應資產階級的世界，他這樣對他們進行了總結：“野心并非我們所有……追求名利的貪婪的人們使我們遠離了政治活動的圈子。對我們而言，只剩下詩歌的象牙塔，登臨其間，我們就可以遠離世俗大眾。只有處在這樣的高處，我們最終才能呼吸孤獨的純凈空氣；我們才能端起傳說中的金杯痛飲遺忘；我們才能因詩歌和愛而酩酊大醉。”

當埃德加·愛倫·坡于1849年以僅僅三十七歲的年齡去世時，他同樣成為波希米亞歷史上的一位高貴的失敗者。在一篇論述他的生平和作品的文章中，夏爾·波德萊爾寫道，愛倫·坡的命運是被迫生活在野蠻人中間的富有天賦的人的典型的命運。波德萊爾譴責像美國那樣的民主社會中的公眾輿論，他警告說，一個人別想從它那兒得到任何慈悲之心和寬容之心。他寫道：

的的確確，詩人們不能指望自己能夠適應社會，不管這個社會是民主社會還是貴族社會，也不管這個社會是共和社會還是絕對的君主制社會……他們都是一些杰出的不幸者，他們一出生就注定了要遭受天才在平庸的人群中所要受到的殘酷的待遇。

通過賦予這些被社會排斥的人以尊嚴和高貴，波希米亞把他們描述成為受到逐放和被釘在十字架上的耶穌在世俗社會中相應的形象。如同基督教的朝圣者一樣，這位波希米亞詩人會受到缺乏領悟能力的普通大眾的折磨，但如同基督教的故事所表明的那樣，被人忽略本身就意味著被忽略一方的優越性。一個人沒有得到他人的理解，表明在他身上有好多東西尚需理解。詩人不能走路，是因為他長著一對龐大的翅膀。

哲學、藝術、政治、基督教和波希米亞的目的并非廢除身份等級，他們只是嘗試創立一些新的身份等級，而這些等級建立在那些為大眾所忽略或批判的價值標準的基礎之上。這五個不同領域的革新者們一方面都堅持嚴格區分成功與失敗、好與壞、可恥與高尚，另一方面又試圖重新塑造我們的判斷標準，使我們重新思考何種行為才能歸入這些重要的標題。

每一個時代都會有一些人無法或不愿溫順地服從關于上層身份的主流觀念，但他們有資格擁有更好的稱呼，而不是殘酷地被人稱為失敗者或小角色，而這五個領域的革新者們通過上述的方式，賦予這些人以合理性。他們提供了好多富有說服力和撫慰能力的事例來提醒我們，世界上并不是只有一種方式——并不是只有法官或藥劑師的方式——才能證明生活的成功。

原標題：《焦慮的年輕人，不如試著“波西米亞”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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