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選上海市青年拔尖人才、“揚帆”計劃、“晨光”計劃，手握國家級發明專利和課題……這些優異的成績各自屬于兩位年輕的醫生夫婦——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第九人民醫院整復外科副主任醫師王智超、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內鏡中心主治醫師劉歆陽。如今，他們又同時從百余名“35歲以下”候選人中脫穎而出，入選“上海科技青年35人引領計劃”，繼續攜手踐行希波克拉底誓言。

從復旦臨床八年制同學結緣起，兩人都選擇了腫瘤專業方向，立志將臨床與科研結合，以中國患者病例數據為依托，建立符合中國患者特點的診療方案。而后，他們一個瞄準罕見病1型神經纖維瘤病，逐步建立并完善系統的診療體系；一個則從救治晚期患者走到了早期篩查的前沿，在內鏡微創手術的方寸之間，總結規范、開拓創新。

“最好的科研問題都來源于臨床，最終也要服務于臨床。”劉歆陽勉勵自己在臨床工作中“做個有心人”，有什么突然的靈感都記下來，還會和王智超分享交流。最近，王智超講起自己所在的整形外科做面部提拉及換臉手術的瓶頸，便讓她聯想到，或許可以利用內鏡技術來解決，甚至提議兩人可以嘗試手術合作。

在接受澎湃新聞（www.kxwhcb.com）記者專訪時，感謝病人，是劉歆陽夫婦倆不斷談及的心聲。“你要感謝自己的每一個病人，每一次搶救，你所有付出的眼淚和汗水，其實都會在某一刻給你回報，但你在做這些努力的時候，并不能指望生活承諾你什么。”劉歆陽說。

“學霸情侶”的養成

王智超和劉歆陽都出生于醫生家庭，不乏幼時跟著家人睡醫院值班室的相似記憶。王智超的父親是胸外科醫生，母親是手術室護士長，耳濡目染著“不為良相便為良醫”的古訓；

劉歆陽的外婆是婦產科醫生，媽媽是眼科醫生，中學時她幫忙抄處方，還曾被錯認為實習醫生。

不過，劉歆陽的媽媽起初沒那么支持她學醫，認為這行對女生來說太辛苦。劉歆陽先是考上了復旦環境科學系，不過大一下學期面臨轉專業的機會，她還是回歸了內心最初的興趣去學醫，“臨床醫學八年制的氛圍很好，同學們都比較有信仰，整個比學趕超的氛圍也讓我很羨慕，再看看父母和前輩，覺得醫學帶來的成就感，是很多別的學科難以比擬的。”

轉系后的劉歆陽承包了“年級第一”，把原本的“第一”王智超給擠了下去。兩人從開始的學業“競爭者”，到后來一起相約去自習，共同的追求造就了一對“學霸情侶”。

在劉歆陽眼里，自己能夠察覺知識重點，學得很快，而王智超則更踏實，愿意更全面地吸納更多知識。兩人互相督促激勵，眼見著在圖書館里“越坐越久”。回想這段求學時光，劉歆陽心懷感激，“考試有重點，病人生病可沒有重點，他可能會生犄角旮旯的病，所有的醫學知識都應該全面涉獵。這是我慢慢被他逼出來的。”

大學實習，劉歆陽和王智超一起去奧地利格拉茨大學附屬醫院實習。那里的放射科醫生已經隨訪動脈瘤病人50年，令劉歆陽艷羨不已，“他們病人這么少，居然可以把患者數據統計研究做得這么好”。中國有海量的病人，卻往往只能照搬基于國外患者數據的臨床指南，而并不一定能令他們獲得最佳的治療方案。兩個年輕人在心里默默地種下了一顆種子。

2015年，結束博士階段的學業，他們作出了共同赴美留學的決定，攻讀臨床實驗生物統計的公共衛生碩士學位。兩人還故意分別選擇了專業排名第一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和綜合排名第一的哈佛大學，以建立更多的資源聯結。

建立中國神經纖維瘤系統診療體系

2018年，在完成住院醫師規培后，王智超來到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第九人民醫院（以下簡稱“九院”）整復外科。眼、鼻、全身整形等許多優勢專業方向擺在他面前，但科主任李青峰教授看好他延續之前的腫瘤研究優勢，主攻罕見病1型神經纖維瘤（NF1）。

囿于研究體系和平臺的缺乏，此前已有五六個研究生干了半年便“知難而退”，王智超一上來也有過畏難情緒，“對于罕見病來說，如何達到基本的病人量，就是重要瓶頸；二來它是一種良性腫瘤疾病，全球關注度不高，細胞模型、動物模型都非常成問題，當時也只有國外的少數中心有。起步階段可以說是一窮二白的狀態，總得先搭臺子再唱戲吧。”

好在九院鼓勵年輕醫生自由探索創新，在全院上下的支持下，王智超帶領團隊建立了三株中國患者遺傳背景來源的首例永生化神經纖維瘤施旺細胞系，還提取中國患者突變高頻圖譜，構建了轉基因小鼠模型，使得科研和試藥過程更加符合中國患者特點。與此同時，他聯系引進了國外的細胞系和動物模型，建立了相對完整的研究體系。

通過疾病科普和個性化的患者服務，王智超積累了優良的口碑，專病門診的患者數量從個位數逐漸上升到每年1500人左右，將自己的門診變成了“罕見病患者的聚集地”。在這里，他特別體會到導師樊嘉院士所教導的，“病人是我們最好的老師”，內心也充滿感激。“因為患者給的信任，我積累的診療經驗呈指數級增長，我也能反饋給他們更好的建議，這是一種正向有效的循環。”

在臨床實踐中，王智超總結出了不同于傳統教科書的疾病發展規律：一般腫瘤出現兩處或三處以上病變，應該進入放化療甚至姑息治療的階段，但神經纖維瘤的惡變灶會局限在良性灶中間，也就是不同良性灶在相近時間內病變，并非出現轉移，在病理分期中還處于早期，應該進行一期完整切除的根治性手術。

2021年，在李青峰教授的指導下，王智超作為第一執筆作者參與撰寫了中國首個NF1臨床診療專家共識，九院團隊牽頭建立起全國多中心診療協作組；2022年8月，同樣由他執筆的一篇針對中國NF1的評述文章在《柳葉刀·神經病學》發表，回顧了近年來患者社區的建立、首個孤兒藥臨床試驗的開展、患者健康登記與管理系統的建立等歷程。

“一個外科醫生能拯救的病人數量是有限的，但如果從有限的病人中積累和總結出規律性的經驗和指導性的標準，分享給國際同行，就能造福全球受同類疾病困擾的患者。”王智超說，希望再花5到10年時間，把病例資源數據總結得更加規范化和模式化，最終將來自中國患者大數據的專家共識變為臨床指南。他也期望持續推進與國內創新藥企的合作，依托中國患者樣本，找到特異性靶點，開發創新藥服務全球，而不再是只對國外新藥做跟隨性研究。

王智超說，“每次診治和手術開刀看似是簡單重復的工作，但從醫生到醫者再到醫家，必須經歷從量的積累到質的提升的不同層次的跨越”，這也是他職業生涯中不斷追求的目標。

內鏡手術的“中山規范”

夫婦倆同為醫生，讓這條漫漫醫學路變得不那么孤單。同一時間完成規培后，劉歆陽想去中山醫院內鏡中心，一開始還有些退縮，“我從來沒干過外科，你覺得我的體力和背景知識能勝任嗎？”王智超很肯定地表示贊許，并陪著她敲門投簡歷。

原本劉歆陽選擇的專業是腫瘤內科，接觸晚期腫瘤病人比較多，時而面對生離死別，尤其是老病人的去世，她往往要難過上好幾天。而來到內鏡中心，就像是從疾病晚期走到了前端的篩查，將病灶遏制在萌芽狀態。一想到病人五年十年后還會帶著家人來隨訪，她仿佛就感受到一種發自內心的成就感和喜悅。

“中心主任周平紅等前輩，為中國內鏡切除術作出很多貢獻。站在‘大佬’的肩膀上，就會成長地特別快。”劉歆陽說，她的上級醫生在帶教過程中，不會趕時間自己完成，而是手把手地指出做得不對的地方，在解決了眼下的一個困難后，下一步又將鏡子交還到她的手中，讓她不著急慢慢操作。

像這樣“傳幫帶”的感人瞬間，王智超在九院也同樣感受過：今年上海疫情后，王智超收治了一位隨訪三年的病人，臉部的腫瘤已經侵犯到了上下頜骨及顱底，情況十分兇險，當時李青峰、張陳平、張文川三位教授停下自己的手術，領銜多學科診治團隊，幫助王智超一起設計手術方案，最終病人成功獲治。

中山醫院內鏡中心治療技術已經達到世界一流。在內鏡中心，除了日常的出診，劉歆陽還和同事們一起開展創新術式的探索，比如內鏡下全層切除術（EFTR），中心已經積累了1000多例，“以前內鏡手術最怕穿孔，萬一胃壁破了，相當于外科就要來了。但隨著我們縫合技術和洗消技術的不斷改進，這已經不是一個特別可怕的難題，甚至我們會主動破壁，把病灶切除。”

還有經口內鏡下肌切開術（POEM），自2010年開展中國第一例以來，中心也已經經手了3000多例手術。劉歆陽整理了這些手術數據，總結它們的并發癥、不良反應和復發預測模型，提出了POEM治療賁門失弛緩癥的“中山規范”，以便在手術前后快速識別需要重點關注和繼續治療的患者，實現更精準和個性化的治療。

劉歆陽介紹，未來內鏡中心的工作方向包括，通過人工智能手段，提高基層醫院對于早期病灶的檢出率，增加內鏡醫生工作的一致性，縮短基層醫生的培訓時間，達到和上級醫院一樣的篩查水平。另一方面，還要加快研發國產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內鏡和器械，打破日本內鏡技術的壟斷。

偶爾治愈，總是安慰

在醫院實習的時候，王智超就發現，劉歆陽對病人特別善良體貼，“我看完只知道這是肝硬化、那是肝癌，但她連陪床的人跟患者是什么關系，哪個家屬人很不錯，都特別清楚。”

第一次獨立值夜班，有一個即將離世的末期白血病患者，心愿是見姐姐最后一面。劉歆陽一晚上沒睡想盡辦法幫助他，支撐到了第二天早上他姐姐趕來。而后她回到學校宿舍倒頭昏睡了半天，心想“自己所做的努力是有價值的”。

在內科基地輪轉時，她還遇到一個晚期肝癌患者的兒子，在父親走了半年后，中秋節時突然給她發來微信，講起自己因思念父親而睡不著。劉歆陽對此特別共情，她給他發去一則阿貍漫畫寬慰他，“對你父親來說，死亡并不是終點，在他生前你已經做得很多了，在他身后你也可以問心無愧，把自己的生活過好，爸爸在天上也會看著你開不開心……”

回憶這些片段，劉歆陽仍然會動情地眼角泛紅。為此她專門看了許多臨終關懷類的書籍，“醫學還是很有局限性的，我們不能完全解決他們的病痛，但我們還能夠給他們一些心靈的疏導，提供一些思路。”

“我的目標很小，就是做一個讓病人感到溫暖的醫生。”劉歆陽說，上醫有十六字培養方針“國際視野、領袖氣質、科研素養、人文情懷”，她覺得最難得的是后者，“人文情懷是區別‘醫匠’和‘醫家’的最大區別，能夠急病人所急、想病人所想，真誠地面對他們，讓他們不僅覺得自己的病會得到醫治，而且覺得是作為一個人在進行平等的溝通和交流。”

王智超在病人中間同樣有口皆碑。他的微信里加了5000多位患者，他們定期前來復診，平時有疑問也會隨時向他咨詢。許多患者因為九院團隊引進的美國孤兒藥臨床實驗，而獲得病情的完全緩解，整個家庭都重煥生機。“一個罕見病的孩子，影響的是三到五個大人，實際輻射的人群也很大，以點見面，對罕見病的研究有很大的社會意義。”

劉歆陽曾經對一位胃病患者獨立主刀內鏡下黏膜剝離術，手術有一定的難度和風險，她反復告訴病人不放心的話可以找其他專家來做，病人卻因她的親和力一口認準了她。手術十分順利。兩個月前的復查，這位病人還帶來了老家一個11歲親戚的賀卡——女孩聽說劉醫生做手術的故事，立下了做醫生的志愿。

劉歆陽不好意思地接受了這份饋贈，內心感動不已，“如果我們的行為能夠影響到下一代小朋友，讓他們保留住內心希望幫助別人的愛的種子，這就是特別的成功。”

（編者注：澎湃科技將與上海科技聯合推出“上海科技青年35人引領計劃”特別系列報道，敬請垂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