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然山銘》書寫、鐫刻于漢和帝永元元年，這在《后漢書》和《文選》全文載錄的銘文當中都有非常明確的記載，本來沒有任何異議，可是，若對比竇憲北征的史事來仔細揣摩這些傳世文獻載錄的銘文，卻似乎能夠發現一些顯得窒礙難通的地方。有一位李炳海先生，在四五年前，就發表了一篇題作《班固〈封燕然山銘〉所涉故實及寫作年代考辨》的論文（刊《文學遺產》2013年第2期），考述說《燕然山銘》的制作年代不是“永元元年”，而是“永元三年”。

這是一項很嚴謹的學術探討，不論是論證的過程，還是所得出的結論，都值得認真對待。現在，隨著《燕然山銘》刻石的發現，想深入了解這一發現的人們，自然會重新關注李炳海先生這一研究，關心《燕然山銘》究竟刊刻于何時。

一、疑從何來

李炳海先生對《燕然山銘》刻制于永元元年這一成說提出質疑，首先是注意到在《燕然山銘》與《后漢書》的相關記載之間，似乎存在著些不盡一致的地方。

《燕然山銘》記竇憲北征之役的行軍路線及戰役勝負情形云：“遂陵高闕，下雞鹿，經磧鹵，絕大漠。斬溫禺以釁鼓，血尸逐以染鍔。然后四校橫徂，星流彗掃，蕭條萬里，野無遺寇。于是域滅區殫，反旆而旋。”但按照《后漢書·竇憲傳》的記載，漢廷北征的幾路兵馬是先“皆會涿邪山”，接下來，乃“單于戰與稽落山，大破之。虜眾崩潰，單于遁走，遂臨私渠比鞮海”。

在對比分析上述這兩項記載之后，李氏以為：

這次戰役各路大軍的會合地點是涿邪山，主要戰場是在稽落山。北匈奴戰敗，竇憲屬下的部隊追擊到私渠比鞮海，戰鬪基本結束。按照《封燕然山銘》（案即德勇所稱《燕然山銘》，關于這篇銘文的名稱問題，我將另外專門說明）所說的“于是域滅區殫，反旆而旋”，戰鬪結束之后即凱旋班師。而按照《后漢書·孝和孝殤帝紀》及《竇憲傳》的記載，此次戰役結束之后，竇憲等人曾經登燕然山，刻石紀功。……如果竇憲等人真的登燕然山、令班固作銘文，那么，《封燕然山銘》對于此次戰役的敘述為什么沒有提到如此重大的事件呢？因此，這篇銘文是否作于此次戰役剛剛結束之際，確實令人懷疑。

再根據這次發現《燕然山銘》之前學術界將燕然山定在杭愛山的通行說法，那么，“竇憲、耿秉在此次戰役中無論是駐扎于會合地點涿邪山，還是隨著追擊部隊到達私渠比鞮海，都與燕然山有較大的空間距離，他們登燕然山刻石紀功的可能性極小。《封燕然山銘》敘述此次戰役的始末，根本沒有提到刻石紀功之事，這說明竇憲等人此次沒有到達燕然山”。

假如僅僅是這樣的懷疑，理據顯得很不充分，并不一定值得多予關注。因為《燕然山銘》與《后漢書》文字內容的這些差異，更有可能是由其文體性質不同所造成的。

首先，竇憲指令班固撰寫《燕然山銘》并將其鐫刻在燕然山上，這只是班師回朝路途上發生的一件事情，在整個戰役進程中并不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班固撰寫這篇文稿，其意在于頌揚竇憲北征的功績，而不是載錄為銘功而刻石的這個行為；銘文就刻在燕然山上，班固也不是一定要特地說明這是一篇鑿在燕然山上的文字不可。與此相比，《后漢書》是以紀事為主旨的史書，因而有必要清清楚楚地載錄竇憲在燕然山刻石紀功一事，用以反映這次北征之役的全貌。

其次，《燕然山銘》中并不是沒有提到燕然山，所謂“隃涿邪，跨安侯，乘燕然”，這里的“燕然”，指的就是燕然山，只不過李炳海先生按照自己的理解已將其排除在永元元年竇憲北征之役的途程之外。但這樣的做法，是不是合理，還是一個需要進一步斟酌的問題。這同樣涉及《燕然山銘》的文體問題，即不宜以史書的敘述形式來機械地看待銘文的行文次序。

至于燕然山的位置問題，新近發現的《燕然山銘》刻石，已經清楚表明它正坐落在大漠南北兩地之間的通行要道上，竇憲一行在返程時經過這里，是非常合理的，也幾乎是必然的，容不得任何疑慮。

因此，若是僅僅依據上述論述，李炳海先生提出的懷疑，合理性實在非常薄弱。

然而，李炳海先生并不是這樣簡單地僅僅依據《燕然山銘》與《后漢書》的文字差異就提出了自己的質疑，他還有更為強硬的證據，這就是《燕然山銘》中下面這一段內容（文字和標點俱照錄李氏引述的文本）：

于是域滅區殫，反旆而旋。考傳驗圖，窮覽其山川。遂逾涿邪，跨安侯，乘燕然。躡冒頓之區落，焚老上之龍庭。將上以慮高文之宿憤，光祖宗之玄靈。下以安固后嗣，恢拓境宇，振大漢之天聲。茲可謂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永寧也。乃遂封山刊石，昭銘盛德。

李炳海先生解讀說：“以上文字主要敘述稽落山戰役之后，對北匈奴的相繼征討。開頭幾句屬于承前啟后的過渡性段落，交代竇憲等人在稽落山戰役之后的具體舉措：凱旋班師之后，根據文獻記載和地圖，考察研究北單于所居之處的地理形勢，準備發動下一次戰役。再往下的大段文字，就是具體講述對北匈奴的第二次大規模征討。”

所謂“對北匈奴的第二次大規模征討”，是指接下來在永元二年十月南匈奴左谷蠡王師子等在漢中郎將耿譚派人督察下對北匈奴余部發起的第二次攻擊，前面我在《蒼茫沙腥古戰場：兵未窮時武不止》一節中，已經闡述過這次戰役的具體情況。依照這樣的看法，《燕然山銘》的紀事和上石時間，便只能發生在永元元年竇憲得勝回朝之后，是附麗于繼這場戰役之后的另一場戰役。

二、多出來的那一個字

不過，李炳海先生認為，《燕然山銘》也不是鑿刻于永元二年這一次北征戰役之后，這是因為“竇憲、耿秉沒有參與此次戰役，不可能在戰后登燕然山。班固當時在竇憲帳下任中護軍，沒有參與此次出征，也不可能在戰后寫出《封燕然山銘》”。

既然不是永元二年，那么，就只能是永元三年二月竇憲派遣其左校尉耿夔等將兵出居延塞至金微山，給北匈奴單于的最后一擊了。按照李炳海先生的推論，情況就是這樣。

可是，不管是按照《后漢書》的記載，還是核諸《燕然山銘》的內容，這樣講還會有諸多抵牾難通的地方。

譬如，竇憲本人并沒有參與永元三年這一次北征，若是《燕然山銘》撰著并刊刻于此役歸途，那么就與《后漢書·和帝紀》“竇憲遂登燕然山，刻石勒功而還”的記載以及《后漢書·竇憲傳》“（竇）憲、（耿）秉遂登燕然山，去塞三千余里，刻石勒功，紀漢威德”的記載直接抵觸；同時也沒有任何史料能夠證明班固參與了永元三年這次北征，這同樣難以與班固撰著《燕然山銘》事契合。盡管李炳海先生對這一嚴重矛盾努力做出了自己的解說，但若拋開《燕然山銘》“遂逾涿邪，跨安侯，乘燕然”云云作前提，實在都很難服人。

這樣看來，最為關鍵的問題，還是究竟如何看待《燕然山銘》中“遂逾涿邪，跨安侯，乘燕然”云云這一組文句。

核實而論，就傳世文本的內容而言，李炳海先生做出上述論斷，確實是事出有因。這就是按照正常的邏輯，李氏所述《燕然山銘》中“遂逾涿邪，跨安侯，乘燕然。躡冒頓之區落，焚老上之龍庭”這段文字所敘述的事情，只能發生在竇憲率軍“反旆而旋”之后。故其后有學者論及漢代碑刻，或亦附庸其說（如馬里清《紀功刻石的文本傳統與〈任尚碑〉反映的“歷史事實”》，刊《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17年第1期）。

問題是《燕然山銘》傳世文本的這段內容恰恰存在著非常嚴重的舛誤。若是沒有內蒙古大學和蒙古國學者發現《燕然山銘》刻石，看不到原始形態的銘文，人們是很難辨明傳世文本錯謬的。幸運的是，在將近兩千年后，我們重又看到了刻在石崖上的這篇銘文，而這一部分的文字保存得還比較完好，字形清晰，從中可以判明，“遂逾涿邪，跨安侯，乘燕然”云云這段話中的“遂”字，在摩崖刻石中并不存在，完全是《燕然山銘》在后世流傳過程中增衍出來的文字。

此前我在《蒼茫沙腥古戰場：竇憲北征的路線》一篇中已經指出，根據敝人訂正的《燕然山銘》，這一段相關的文字及其標點，應當是“于是域滅區殫，反斾而還，考傳驗圖，窮覽其山川：隃涿邪，跨安侯，乘燕然。躡冒頓之逗略，焚老上之龍庭”。這樣一來，其內在邏輯關系便與傳世文本有很大的不同，即竇憲在大功告成之后返回漢朝的途中，停歇于燕然山旁，在此對照著隨身攜帶的圖籍，縱覽這次北征行動所經歷的山川要地，直至其歇息于燕然山邊時為止，乃是“隃涿邪，跨安侯，乘燕然。躡冒頓之逗略，焚老上之龍庭”。

從表述方式上看，不僅這一系列經行地點，在整篇銘文中是一種倒敘，而且“隃涿邪，跨安侯，乘燕然”與“躡冒頓之逗略，焚老上之龍庭”這兩段內容，也不是依照其發生的時間順序所做的表述。這就是《燕然山銘》銘文與《后漢書》紀事在文體上的差別，而李炳海先生的論述，除了受到《燕然山銘》傳世文本的誤導之外，對這兩種文體在表述形式上的差異，似乎也缺乏足夠的認識。

不管怎樣，新發現的《燕然山銘》刻石，可以幫助我們徹底澄清李炳海先生的疑惑，確認歷史的本來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