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生活，我們能說的很多，晨風裹著朝霞，蜜蜂舞著鮮花，在困意中睡去，在噩夢里驚醒，每當談論起這些，我們就會發(fā)現(xiàn)，能說的實在太多，以至于當我們想要談論所謂的“生活”時，必須要耗盡生活所留給我們余下的時光來講述其中所有的故事。

于是一個直觀的想法應運而生——當我們必須要談論生活的時候，一定要縮短談論的內容，讓我們在所有用的有限的時間內，可以完成這個討論。這種精簡大多沿著兩個方向，要么是一種詩意的譬喻，就像生活如水，生活如歌，生活如大海中的航行，生活如西西弗斯的攀登，等等。

還有一種方式，就沒那么浪漫，而是需要在整體的視角下，去尋找一些生活中最大化的同質性，我們往往會稱之為“本質”，比如生活的本質是變化，生活的本質是成長、探索等。

當然隨著不同的視角，會有對生活“本質”的不同提取，而且這種提取的可能性本身，應該不會比單純敘述生活少，所以“本質”上，用“本質”來概括生活本身并不是什么更有效的辦法，但在生活中不同類型的事情間，提取相似的特點，的確是可以滿足人的一種好奇心和掌控欲。

那么在此也試圖用某一個視角來對生活做一個并不完善的概括。生活最直觀的表現(xiàn)，就是它的開始和結束，整個生活就是介于生與死之間的一種人的經(jīng)歷。雖然這也能算作是一種“本質”，但這樣的總結無非是將四轉化為二加二的一種同義反復。那么再進一步要考察的就是，在這段生與死之間的經(jīng)歷中，有什么樣的事情是一再發(fā)生的，或是驅動著生活不斷向前的？

雖然變化和發(fā)展可以大概描述這種生活不斷向前的過程，但這仍舊帶有重復的意味，且過于旁觀化，而忽略了人在其中的感受和作用。從第一聲啼哭開始，嬰兒努力的在尋找食物，少年在探索著人生的趣味，青年在實現(xiàn)著發(fā)展的方向，中年在領悟生活的意義，這一切的背后，仿佛有一個模式——生活就像一個罩著面紗的謎題，等待著人們用一生去解答。

這樣一來，生活的確可以被概括為一對不斷纏繞的“問題-答案”式的關系。這其中，問題可以是人靠一種自覺來發(fā)現(xiàn)的，但大多數(shù)時候，往往是被動的被自身或環(huán)境所提出，比如面對饑餓或災難。

抱著一種樂觀主義的想法，人自然會認為，如果把生活看成是“問題-答案”集合的話，那么理應所有的問題，都能夠找到一個與之匹配的答案，并且只有在這個答案的情況下，這個“問題-答案”的組合，才能夠真實的反應世界，或者說是對的、是真理等等。

對于這種樂觀的假設，我們當然可以全然接受，但在更嚴謹對待生活的態(tài)度的驅使下，我們有必要將這個假設拿出來進行一番打量和拷問。因為當我們把“問題-答案”推到人生“本質”的高度的時候，就不能想當然地將“所有的問題都能夠找到答案”這樣的假設當作一切的前提，否則，人生的大廈，將會建立在一廂情愿的地基之上。

對于這個關于人生本質的“問題-答案”的“問題”，似乎并不像人想象中的那么樂觀，而且有很大可能答案落在人們所期待的反方向上。對于這個“問題”的討論，下面將會圍繞著兩個方向展開，一方面是語言學家喬姆斯基所提出的，從人的生物性和語言特性的角度考慮人的認識能力；另一方面是數(shù)學家哥德爾的一個證明所引發(fā)出來的認識論層面的洞見。

作為語言學家的喬姆斯基認為，人類的認知能力雖然比我們所知的任何其它生物都更廣闊和深刻，但是仍然是有限度的，這是人類的天生局限。這就好比是我們作為進化的結果，可以用雙腳走路，但無法像蛇那樣爬行，也不能像鳥一般飛行。

在這背后，隱藏著人們習以為常的一種深刻偏見，即在談到身體的物理能力的時候，人們往往會認識到并認可其局限，而一旦擴展到思維的范疇，就可能會否定這個可能，傾向于認為認識是沒有限制的。

對此，喬姆斯基傾向于認定人的思維是有局限的。更具體的來說，他提出了兩個概念——“問題”與“奧秘”。

喬姆斯基認為，由我們基因天賦決定的內在結構為我們能構建什么問題設置了局限。我們能夠順利構建的疑問可稱之為“問題”，考慮到問題構建能達到的最大限度，憑借現(xiàn)有的概念框架和知識，我們會發(fā)現(xiàn)無法以可控的思維方式就這些事物形成問題，這些被稱為“奧秘”。

深入到喬姆斯基的觀點當中，其中有兩個模糊的前提，即看上去合理但并沒有明確論證的東西。一個是，他傾向于將身體和思維進行同一化處理，并在我們可見的身體的局限性的前提下，推導出思維也必然有局限性。

另一個前提更為隱蔽，即喬姆斯基繼承了西方認識論傳統(tǒng)當中的“形式-內容”的劃分，即人的思維當中有一種固定的形式或者稱為模式（就如康德將對時間和空間的認識能力認定為人的先天能力，并推導出諸多認識的模式——范疇）。在此基礎上，喬姆斯基的推論進程是人的生物的局限性特點決定了思維模式的局限性，而這種思維模式的局限性就決定了思維能力本身的局限性。

其實，如果在第二個前提的基礎上，即便不用生物性的推論，也同樣能得出思維局限性的問題。那就是如果人的思維能力是思維模式所決定的，那么展開來看思維模式，就是一些規(guī)則的集合，或者換個維度說，思維模式本身就是一種界限的說明，模式和界限是同時存在的一種性質的不同界面而已。

簡單的說，我們有思維模式可以去認識世界，其背后的含義永遠是隱藏著一個界限，或者說一些規(guī)定，在此基礎上我們才能產(chǎn)生認識。反過來說，如果沒有界限的話，規(guī)則就會呈現(xiàn)出復雜的無序甚至無限的狀態(tài)，在此基礎上也就不會產(chǎn)生什么有價值的認識。

那么沿著這個思路來看，在一個固定的思維模式下，認識能力必然是有限的。基于這個假設，我們似乎也可以發(fā)問，從發(fā)展的眼光看，人類是不是能夠不斷更新和完善思維模式，以提出所有合適的問題，以及給出相應的答案呢？

這恰好進入了哥德爾的領域。

1931年，作為愛因斯坦晚年好友的庫爾特·哥德爾在一本德國科學期刊上發(fā)表了一篇并不太長的論文，標題是《論<數(shù)學原理>及相關系統(tǒng)的不可判定命題》，如果要搞清楚這個論文，必須要先掌握46個預備性的定義和一些重要引里，即便是有一定的數(shù)學基礎，也不見得能真的明白哥德爾在論文中具體的論證過程。

但這篇論文的意義，并不局限在數(shù)學領域，甚至可以說，能夠影響整個人類對認知的理解。

對此，首先要了解一下相關背景：《數(shù)學原理》是懷特海和羅素合寫的三卷關于數(shù)理邏輯和數(shù)學基礎的曠世巨作。而這部作品也代表著懷特海和羅素以及當時數(shù)學家、哲學家的一個基本思想——數(shù)學思想的每一分支都能找到一組公理，從起出發(fā)就足以系統(tǒng)地推導出在此研究領域中無窮無盡的所有真命題。

這跟我們想說的“問題-答案”這一人生本質有什么關系？如果跳出數(shù)學領域，這個基本思想的原則就可以解釋為——人類所涉及所有領域，都能夠在其中用少量的公理來構建出所有的“問題-答案”，而這少量公理的組合也可以被稱為一些“模式”。

這就回到了從喬姆斯基過渡而來的問題，即當時的普遍認識，或者說人們的希望是，對于一個系統(tǒng)在基本的規(guī)則的限定上，可以得出這個系統(tǒng)所有的問題和答案。按照這個思路，人的思維在一個規(guī)則的基礎上，能夠窮盡這個規(guī)則中的真理，如果不斷擴展規(guī)則，也可以趨向于得到所有的真理。

哥德爾通過一番非常精妙的證明，給抱有這種想法的人一個沉重的打擊，如果簡單的來說，哥德爾的結論是——如果一個演繹系統(tǒng)是一致的，那么它就是不完備的。

這里說的一致，大概可以理解為不矛盾的，而完備的，則是說通過系統(tǒng)的公理，就能推出所有的定理。哥德爾從數(shù)學的角度證明了一件事，即對于一些公理集合，或者我們叫規(guī)則、模式，如果它們本身是不矛盾的，并且要求不矛盾，那么在這個公理系統(tǒng)中就一定存在著通過這些規(guī)則無法推導、證明的定理。

而且，哥德爾還同時論證了這個原理不僅僅能用在數(shù)學系統(tǒng)當中，而且可以擴展至絕大多數(shù)的邏輯系統(tǒng)里。換言之，在人類的邏輯體系中，如果我們堅持不矛盾的原則，同時依靠一些現(xiàn)有的基本規(guī)則，就一定會遇見無法提出的或無法論證解決的問題。

由此，更別說是不斷升級思維模式，即便是在某一個固定的思維模式當中，可能人都要承認有些問題，注定無法被提出或無法解決。

如果討論至此結束，似乎就是說了點什么，但卻又沒說。人無法解決所有問題，或者有很多問題無法提出這個結論，不但給人生的探索留下了太多遺憾，還可能導致人生虛無的結論，既然總有無法解決的事情，那就索性不去解決罷了。

如果我們一定要從這個結論中找出點什么的話，那么既然結果有些悲觀，那么至少還有過程中有很多值得我們去挖掘。

首先非常有趣的就是，雖然非數(shù)學專家級別的人無法領略哥德爾證明的風采，但大多數(shù)人都聽說過一句話，而這句話就是哥德爾證明的極為簡化版本。這句話就是——“這句話是假話”。

在任何一個不矛盾的邏輯系統(tǒng)中，都會遇到這種所謂“自指”的麻煩。“這句話是假話”，成立的前提是這句話是假的，但成立的結果則是這句話成為了真的。邏輯在此就像一條貪吃蛇，咬住了自己的尾巴，陷入到一個不斷自我指涉的漩渦當中。

而在此，喬姆斯基和哥德爾由于某種奇妙的原因匯合在一起，喬姆斯基研究的語言學和哥德爾的數(shù)學，似乎就是人類思維的兩個不同方面，而且是非常重要的兩個方面，語言和邏輯，一個是表象，一個是規(guī)則；一個是內容，一個是形式。可以說人的有意識的思維幾乎只能用語言來呈現(xiàn)，語言當中所表達出來的意義關系，則是以邏輯為內核的組織。

“這句話是假話”這種自指悖論，一方面揭示出人類認識能力的局限性，而另一方面也帶給我們一個深刻的洞見，如果說人類的思維有“本質”的話，那么指涉或者說映射，可能是最近這個“本質”的東西。

就像文章最初當我們想要談論生活的時候，生活變成了一個某人在一生中所經(jīng)歷事件和自我感受的集合，而這個集合首先要與語言進行映射，才能被表達和理解，而當我們發(fā)覺描述不清楚生活的時候，我們又采用了比喻或者是概念化總結這兩種映射的方式來去進一步的形容生活。

喬姆斯基希望探索思維到語言之間的映射，而哥德爾則將數(shù)字映射到邏輯體系中，也進而映射到一切可以被思維的體系上。

不僅如此，現(xiàn)實生活中，我們用甜蜜形容香氣，用鮮花表達愛情，用顏色勾勒情緒……在這樣的視角之下，什么是真實，什么又是幻象，什么是存在，什么又是虛無，什么是真理，什么又是謬誤……

這世界因為有了人的存在，有了思維的存在，而從一種看似直接的因果鏈條，變成了一個互相指涉互相交織的意義之網(wǎng)。每當我們不小心讓這些指涉回到他們自身的時候，就有可能觸碰悖論之鈴，引來吞噬邏輯和意義的蜘蛛。

所以在大肆的開放的認識這個世界的時候，我們必須小心的提出問題，可以說在一個視角之下，必然有很多無法解答的問題，更讓人沮喪的是，在這個視角之內，還有很多我們根本就無法提出的問題。

我曾經(jīng)以為，世界上所有的問題，都能找到對應的答案。而當窮盡這些問題的時候，世界就可以變成一個理想中完善的生存之地。但隨著人生的推進，現(xiàn)實慢慢的教會了我，問題也不一定有答案，而且世界也不一定都能被問題所窮盡。人生中充滿了無法解答的問題，還有那些隱藏在更深處的奧秘。

這略有些悲觀的景象，或許讓人對人生失去探索的欲望，但也可能給人帶來探索的全新任務，讓人從一個執(zhí)劍挑戰(zhàn)問題惡龍的年輕勇士，變成了尋求邊界，并在邊界內施展法力的睿智巫師。

人生并不是窮極問題并尋求答案那么簡單，在必然不完備的世界里，人們才得以從機械的問答中解脫出來，獲得了一個全新的對認知能力邊界探索的機會。俗話說，畫地為牢，人的認識的確是這樣，但認識這個牢本身，就是人生更為重要也更為有趣的必修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