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先生本名存秀，別名志學。我為他寫的挽聯是“一生存秀、魂在志學”——“一生存秀”是說梁先生畢生存有秀異而又脫俗、寬厚而又嚴謹的精神品格；“魂在志學”指的是，這種精神品格的精魂所在并非志在一般的學問，而是畢生追求人類最高的學問即自由，也就是把自由作為人類最高的學問來踐行。所以，我在評論他的《自由之路》文集時曾認為梁先生是真學者，他的一生是存秀異品格的一生，更是志自由之學的一生。

在我看來，無論創作還是研究，判斷其人文價值高低應該同時看兩個客觀的標準：一、從外在方面看能否促進我們覺識并維護自己的獨立人格、權利、自由與尊嚴，離這個目標越近的，價值越高，反之則越低；二、從內在方面看智力含金量、邏輯水平和理性能力的高低，看能否有助于我們對自己形成理性認識并發揮自由意志，讓我們學會獨立判斷，盡量不被情緒沖動裹挾，也不被煽動和誘惑操縱。

在當下和未來的中國，我們尤其需要強調，這兩個客觀的價值標準處于頭等重要的位置，其他一切施展在單純追尋主觀性和偶然性上的才氣和機巧都是等而下之的雕蟲小技。也就是說，能夠給我們帶來精神解放和拯救功效的實踐知識，顯然高于那些單純擴大知識面的經驗知識。

正如梁先生的夫人沈真教授翻譯的費希特所言：“我們的一切研究都必須著眼于人類的最高目的，著眼于我們作為其成員的類屬的完善，并且必須從受到科學教養的門生出發，就像從中心點出發那樣在周圍傳播一種最高意義上的人道精神”，“學者現在缺乏的往往不是知識，而是行動”。真正的人道就是最高的和最大的道。在這個意義上才可以說，“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

因此，自由之學才是人作為人的最高的、最難的學問，也是最值得追求和踐行的學問。哲學和人文科學的終極目的與最高境界就在于自由之學，即覺識并維護每個人的自由、權利與尊嚴。按康德的劃分，對自由之學的追求，主要憑借的不是我們的感性和知性，而是實踐理性或自由意志。所以，自由之學不是單純的認識之學，而是言行合一的實踐之學和意志之學，是費希特的行動哲學，這也許是“存秀”別名“志學”的深意所在。

在這個意義上說，梁先生的仗義執言不僅是耿直性格使然，更是他守正篤實、久久為功的實踐意志使然。正因如此，他才不是哲學的技工或匠人，而是自由的追求者和踐行者，他做到了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梁先生去世后，我愛人以“腳踏求真路，手撕偽哲學”來概括他生命中的“傳奇”。我認為，他之所以能夠得到我們發自內心的景仰和敬重，絕不僅僅因為他研究并翻譯了費希特、黑格爾、謝林等哲學大家，更是因為他的非凡勇氣和果敢行動。

與梁先生的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相比，在追求自由的道路上，我們卻經常被奪志——說到底，不是被別人和外在環境，而是被我們自己奪取了純粹意志。就我而言，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首先，我感到慚愧的是，盡管我也把翻譯看作學習、理解和自我磨練的過程，但仍然沒能做到像梁先生那樣“死心塌地”，而他之所以能夠做到，根本原因在于他把翻譯視為追求自由的事業。換言之，梁先生對翻譯的重視還有深刻的哲學依據，他把翻譯當作追求自由的一種方式。翻譯在他那里已經不是單純的技術或技巧，而是哲學本身，更確切地說，他把哲學當作修于內而形（行）于外的重要途徑。

梁先生在《自由之路：梁志學文選》中深有體會地總結道：“理解文本原來的意思，是一個理論理性的問題，而將它轉化到另一個客觀載體上去，把它表達出來，則是一個實踐理性的問題。翻譯的整個過程是從理論理性到實踐理性轉換的過程?！谶@個實踐理性的終點出現的譯意與在那個理論理性的起點存在的原意，總是難以完全一致的，而這就需要譯者在兩種理性連結成的圓圈里循環往復，不斷修改自己的譯稿。這件工作很艱巨，也很折磨人，往往需要譯者度過不知多少個不眠之夜。有些外語水平很高的學者不愿意搞翻譯，也許原因就在這里”。我曾對梁先生說，您的翻譯做到了兩個字，即讓讀者“放心”，這是翻譯的至高境界。

2007年，梁先生邀我加入《黑格爾全集》翻譯課題組，我有幸親炙他的教誨和熏陶。2008年，他本著既完成課題又培養人的思想，對照黑格爾的原著不定期地給我們開設翻譯討論課。當年5月28日，我在信中給同學寫道：

我雖然弄不了哲學，但想知道哲學是個什么東東。昨天，梁志學老先生給我們領讀黑格爾，說自己不懂拉丁語和希臘語，弄西方哲學不夠格（他已說過多次）。但他學過微積分和控制論。我們除了西方語言的欠缺之外，更缺理科的訓練，遑論專門的邏輯才華等，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2008年9月9日，梁先生在課上對我說，“曉輝，你這次是德語、哲學和翻譯一起學了”，我深以為然。第二天，我給同學寫道：

昨天上午，梁老先生開始給我和哲學所的幾個博士、博士后討論我上學期的一部分譯文。老先生說，看得出來，曉輝下了很大的功夫（因為我弄了幾遍），試圖表達得更清楚和準確，你不要看我給你改了這么多，這不一定說明你譯錯了……我知道老先生在鼓勵我，就說“能夠讓您改是我的榮幸”，的確如此。我也益發對翻譯有畏懼感。比如，有一個詞sollen，大概相當于英語的should，我譯成了“應該”，這在字典意思上沒錯。但老先生說，根據黑格爾的學說，應該譯為“必將”。這說明我對黑格爾的思想理解得還不行。我也越發感到，尤其是讀哲學，貪多，沒有任何用處，但我積習難返，盡管近年來比以前有所改進。

2008年11月7日，我又寫道：

昨天，黑格爾課題組抽樣“會診”我的譯文，5千字，我自己弄過幾遍，而且經過梁老先生親自審改過，我們又一起討論過，仍然被發現了一處錯誤?？梢姡g文不可能做到絕對無錯，但求無愧我心吧。

近年來，或者是與中午來院部食堂買飯的梁先生偶遇，或者是在梁先生家中，我有機會聆聽他的教誨。每隔一段時間，梁先生就給我打電話，有時他老人家還說要給我報告近況，我說：“那豈敢啊，還是我跟您匯報自己的進展或心得吧！”我知道，梁先生有些孤單，也想找我聊天。他跟我聊翻譯和哲學，聊往事和時事，我們相談甚歡，甚至不乏心心相映、意趣相投。從梁先生睿智而又風趣、爽直而又明快并且充滿了人生智慧的談話中，我獲益良多。比如，談到翻譯，梁先生2011年10月20日晚在電話中對我說，unter anderem相當于英語的among other things，可譯為“尤其是”；nicht zuletzt相當于英語的last but not least，可譯為“同樣重要的是”。寥寥數語，都是他數十年來積累下來的經驗之談。

后來，梁先生說想寫自傳，而且有兩種方案，一種是詳寫，準備寫40—50萬字；另一種是略寫，大約20多萬字。他還不恥下問地征求我的意見?？紤]到他年事已高，我建議采取略寫，他愉快地采納了我的建議。就在2017年12月初我去探望他時，他還說，商務印書館準備出版他的自傳，他想讓我來做責編。我說，只要商務印書館同意，我沒問題！2018年1月2日上午，我最后一次在家中見到梁先生，他戴著氧氣管，說話已經很費力氣，但神志清醒。我說，您不要說話，我向您匯報工作進展。他連聲斷斷續續地說著“謝謝”——謝他的護工，謝照顧他的親人。對我而言，這是他留給這個世界的最后遺言。

其次也更重要的是，與梁先生相比，我常常缺乏足夠的勇氣，有時在該發聲的時候不敢發聲，不能也不會公開使用自己的理性，因而也就難以真正踏上自由之路。這也是中國多數民眾、尤其是多數學者的精神死結。在自由的原則問題上，我們多數人今天忍一下，明天退一步；這個事情算了，那個事情讓了。正因如此，在我們這個社會，自由的原則才會胎死腹中或者早已被我們拱手相讓出去。即便再付出雙倍的力氣和勇氣，我們從哪里才能把它們索回呢？

可是，梁先生卻能夠做到“老當益壯，寧移白首之心？窮且益堅，不墜青云之志”（王勃《滕王閣序》），令我們高山仰止。在這方面，唐代詩人杜甫的《望岳》一詩可以視為梁先生人生境界和學問境界的寫照：

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

造化鐘神秀，陰陽割昏曉。

蕩胸生曾云，決眥入歸鳥。

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

如今，梁先生雖已駕鶴西去，但他一生存秀、魂在志學。我準備以實際行動繼承他的遺志，不辜負梁先生對我的厚愛和信任：首先是完成他老人家生前托付給我而且我也早已答應下來的任務，盡早譯出歷史考證版《黑格爾全集》第28卷第1分冊即《藝術哲學講演錄》；其次也更重要的是，繼續沿著梁先生畢生為之奮斗的自由之路走下去。在這條布滿荊棘的道路上，梁先生的存秀品格和志學精神永遠是一盞不滅的指路明燈。

2018年1月19日在同仁醫院送別梁先生之后草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