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月13日下午4點多，發現手機上有兩個未接電話，分別來自兩位與梁老師親近的人，我馬上意識到可能是梁老師進入危急狀態了。回電確認之后，我馬上直奔同仁醫院。5點多進入1328病房，護士正在給梁老師吸痰，他滿臉通紅，監測儀不時提示著危急狀態。吸畢，他重新戴上氧氣罩，呼吸短促，看起來甚是痛苦無助。家屬問：“舒服一點沒？”梁老師點頭，意識清醒。我坐到床邊的椅子上，握了握他的手，開始緩慢說出來時路上想好的一段話：

“梁老師，我和文堂、大為還有其他學生，會把德國哲學研究一直做下去！我把您翻譯的黑格爾《小邏輯》、《費希特文集》作為德國哲學專業學生的必讀書目，相信您奠定的學術事業一定后繼有人。我們會督促您的自傳的盡快出版，出版后我們會舉辦專門討論會，討論您為學為人的精神。我知道您一輩子都在關注這片土地上的共同體的改善，忌恨一切不公與暴虐。我們會對此繼續關注，并將努力如您所期待的、寫出最好的政治哲學著作，相信您對這片大地的夢想一定會實現。這些，您就放心吧！”

說完之后，我拍了拍他的胳膊。過會兒，他抬起了另一只手，伸出兩個指頭，我不知其意，但知道他這時仍然意識清醒。半小時后，謝地坤到達，我建議他坐到床邊椅子上跟梁老師說幾句，他叫了聲“梁老師”，梁老師似乎沒什么反應，看似睡著了。再過二十分鐘，郭大為趕到，梁老師眼睛仍然閉著。據家屬說，在這之后他就再沒有醒過。

所以文堂說，我上面那段話，是梁老師聽到的最后安慰。這是一段明顯的臨終告慰的話。但我一直不確定，這段話是否讓他滿意，是否真正告慰了他。我甚至不知道，我這樣說是否得體，雖然我是根據這半年多來與他的交流來確定他最關切的事情，才決定說這些的。

這再次讓我想起一個問題：在臨終者面前，我們應該說些什么？能說些什么？

其實我上一次見他時，就面臨這個問題。2017年12月初，梁老師再次住院，我于2日下午到同仁醫院看他。雖然當時的他說話沒有問題，吐字清晰可辯，但只能說很少的話，從病情看已進入了倒計時。該跟他說點什么呢？我心里很忐忑。他看起來精神尚好，但他有一句話讓我很震驚。

他說：“全身有一種說不出的難受，很痛苦，痛苦得想自殺！”

緊接著他又說：“一天比一天壞，沒有希望，只有睡覺時才沒有痛苦。”

梁老師一直是一個堅強的人，我從沒聽他抱怨過生活與處境的艱辛。但是現在，他卻很無奈地傾訴痛苦與絕望。我愣了會兒，不知說什么好。這時如果再說些諸如“沒事，會好起來的”，或者“樂觀些，想開些”，是很不得體的，至少是太輕飄飄了。所以，我決定依然選擇真誠與直白。

我說：“梁老師，我是相信生活有別處的。您也可以這樣來看待自己的生命。”

他哦了一聲，問：“為什么？”

我答道：“相信有另一個世界，在理性上是更合理的，在生活上是更有好處的。因為不管現在的生命如何難忍與失望，有這個信念就仍然可以保有希望，一個朝向更好的希望。您一生為善為真，我相信您在別處有更好的生活。”

他陷入沉默。也許他累了，也許他不滿意我這一建議帶著臨終關懷的意味。當然，我更愿相信，他在默默打開著自己的希望。所以，我有點后悔13日下午那次告慰沒有重提“別處的生活”，沒有再次祝福他新的、更美好的開始。

我知道這個世界上有梁存秀先生這個人，是在1980年代我讀大學的時候。那時哲學系的課除了馬哲、外哲、中哲的課以外，其他大量水課我基本不上，逃到圖書館找各種外哲書看。在那些外哲原著里，讓我讀得激情澎湃的是梁先生與其夫人沈真譯的《論學者的使命》與《論人的使命》這兩部費希特作品。

而真正見到梁老師本人，是在我1987年秋季到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哲學系讀研究生之后。他是山西人，個子高挑，體態健壯。他的身形氣質正是我欣賞的那種：到哪里都昂首挺胸，氣宇不凡，談笑自若。在國人身上很少見到這種徹底的自信伸張狀態，更多是種種自覺不自覺的低眉察色、卑躬奉迎的卷曲狀。在正式場合，梁老師通常會著一身西服，這時他更顯出特有的學者風度。

有一學期我選了他為研究生開的德國哲學專業課，他經常發一些德文材料讓我們閱讀、分析。有一次他布置了一份作業：翻譯一份德文材料，然后與另一份中文文本進行對照。下周上課時，他問：“作業做得如何？”，大家都答“做完了”。他又問：“對照了嗎？”“對照了”。最后一個問題自然是：“一樣嗎？”大家一時沉默。他把目光投向我，我只好直說：“很不一樣，有的部分看不出有什么關系，不像是一個對應的文本。”他哈哈大笑：“不一樣就可能對了！”原來那份中文材料來自一位研究西馬的學者的一本著作（有關法蘭克福學派研究的部分），梁老師讓我們翻譯的德文材料正是這本書引用的幾大段原文，但在被這本書的作者譯成中文的過程中發生了種種離譜的錯誤。梁老師一方面讓我們練習翻譯，另一方面在警示我們：學問不可以那樣做！

1990年，是我碩士畢業前一年，梁老師建議我與李文堂都考他博士。后來我確定了畢業后能留在哲學研究所工作，就暫時沒有考博。而文堂正式成為梁先生的弟子。

1991年底，我按當時政策結束在太行山區淶水縣的“鍛煉”，回到研究所，梁老師再次建議我考他的博士。我心里很猶豫：雖然德國古典哲學一直是我最喜歡的領域，梁老師更是我一直欽佩有加的前輩學者，但從學術風格與學術思想而言，我內心一直更傾向于報考葉秀山先生的博士。因為葉先生的作品更能觸動我，更能引導我去思考問題本身。特別是他的《思·史·詩》，直接為我打開了一個全新的視野，既引導了我學習思考第一哲學的問題，也驗證了我自己在閱讀現象學哲學過程中的一系列思考，這讓我對自己的哲學能力大有信心。

但在這個問題上，我當時對梁老師不夠坦誠，一直沒有把自己的想法告訴他。這一方面導致梁老師一直以為我默認要讀他的博士，另一方面導致我自己在“究竟跟誰做博士”這一問題上不斷糾結。畢竟，梁老師對我比較了解，也比較肯定，而葉老師雖然是我讀碩士時的系主任，但他對我不甚了解。

不過，這個糾結很快就被時間解開了。快到考博報名時，由于某些特殊原因，梁老師那年的招生名額被取消了。他得到這個消息后，很為我著急，趕緊通知我，并建議我考葉老師的博士。同時，他馬上去找葉先生，很直白地告訴他：“黃裕生本來要考我的博士生，現在不讓我招了，你招他吧。”這是多年后葉先生告訴我的。依葉先生的性格，他當然不會拒絕梁先生的推薦，但仍會按自己的判斷與標準來決定取舍。不過，這件事情體現出的正是梁先生的可愛與可敬之處。

如果那年梁老師的招生名額沒被取消，我還真不知道自己糾結的結果會是什么。兩位先生都是很純粹的，但我自己在選擇導師上的考慮卻不夠純粹：究竟是完全出于內心興趣，還是出于與導師的熟悉度，一直糾纏不清。

實際上，博士是人生最后一個學歷教育階段，也是一個人應當真正走向全面成熟的階段，應當特別慎重而自主地決定。首先要弄清真正的自己——自己的真正興趣，自己的真正擅長，自己的真正渴望，并完全依此來確定什么樣的學術風格與學術思想的導師對自己可能最有幫助。我想，這才是對自己負責的態度，也才是真正尊敬導師的方式。當然，這是我后來自己當了老師之后才想明白的，所以，每年都會把這個想法告訴所有來信聯系報考的考生。

雖然最終沒有成為梁先生的學生，但我一直聽他開的課。他召集學生時，有時也會讓李文堂叫上我一起到梁家聚會。每次聚會都能見到梁夫人沈真教授。她話不多，但有她在，梁老師抽煙、喝酒甚至說話都會有所節制。聊天聊到興頭，梁老師有時會自顧侃侃而談，這時沈老師會提醒他一下，或者插一兩句話引出新話頭，讓大家回到重分“話語權”的起點。這既是沈老師的善意，也是她的教養。自從沈老師去世后，我們就再沒在梁家聚過。如今，梁先生一去，就更無機會了。

梁先生是一個原則性很強的人，他的一生可以說是踐行原則、貫徹原則的一生。他總是處處以原則評判事情，以原則衡量行為，所以，他有時顯得很沒情面。不管是陌生的人，還是有交情的人，他一旦發現不合原則的事情，會毫不遲疑地指出來，加以評點。不過，也正因為如此，任何人都可以跟他理論、講理。

有一次在他家聚會，他重提我老師的一件往事：葉先生在1980年代中期領導了一個研究宗教與科學（哲學）關系問題的課題組，從國家社科基金申請到了一筆錢，后來由于課題組重要成員一個去世、一個出國，導致沒能按原計劃進行，自然也沒能按時結項。我已經聽梁老師多次批評過這事，這次他又重申：這樣做不行，花了國家的錢卻沒做事。我知道他與葉先生一直保持著友誼與相互的敬意，當時他再提此事對葉先生本人也無任何惡意，只是他對這件事情本身一直有看法。

但是，他的重提卻突然激起了我為葉先生辯護的沖動。于是我說：“梁老師，這件事情也許不能完全那樣看。雖然葉先生那個課題組沒有按原計劃結項，但并不等于他們沒做事。課題組其他成員的工作，我不了解，但是就葉先生的工作而言，如何理解宗教與科學以及它們之間的關系這類問題，一直是他思考、探究的主題，并發表了不少在我看來非常有深度的相關作品。這些作品比各種結項成果要有價值多了！”記得當時我的語調還有點亢奮。梁老師聽后，沉吟了一下，然后和顏悅色說：“原來你是這么看的。”雖然沒明確表明贊同我的辯護，但他從此以后再未提及此事。

表面上看，像梁老師這樣講原則的人顯得冷面寡情，但實際并非如此。因為講原則的人永遠只對事，不對人；這樣的人也才是對所有人有情。在哲學研究所，如果有人受到不公對待，不管熟悉不熟悉，梁先生都會站出來為他說話。有一位后來離國而去的年輕學者曾一再遭受不公，梁先生就毫不含糊地多次聲援他。

實際上，如若有情而無原則，則必盛情于此人而無義于彼人。茍如此，情便為私情、濫情；循此情而群，則必是結黨而營私。人們通常以為，在生活中有理容易有情難，而實際上情況恰恰是有情容易而講理難。這難，就難在與有情的人也要講理，也要以理來要求與面對深情厚誼。

梁先生之所以走到哪里都談笑自若，乃在于他處處唯理是問，事事唯理計較。這是梁先生一生可貴的風格，也是他一生的真情所在。也許他擺出的“理”有時未必是對的，但他在擺出他的理時，也擺出了一個論理的空間，一個澄清是非的平臺，一個平等申說的自由地帶。什么是有情？給人以一樣講理的空間，給人以一樣申說的自由，是一切真情與關切的前提。沒有這個前提，一切所謂深情都是虛情假意，一切所謂關懷都是自欺欺人。

當然，梁先生這種“講理”的風格總會讓一些人不自在，其中有三類人會最不自在。一類是只知道“政治正確”而不知有其他更高、更基本道理的人；一類是八面玲瓏、趨炎附勢的人；一類是做事為學茍且的人。這三種人也是最不入梁老師法眼的。顯然，這三類人在日常生活世界里不僅常見而且“重要”，這也就決定了梁先生的一生要失去很多福分與機會，甚至不時碰壁。不過，這并不能改變梁先生什么，他永遠依然故我。因為他是一個心中明了大理的人，是懷里覺了大道的人。對于這樣的人來說，原則真理永遠比功名利祿更重要。也因此，他有膽識，有大勇。

2007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組織了一次學部委員訪談活動，目的是總結這些老學者的治學經驗，以助益年輕學者。所以，這次訪談任務由年輕一代學者來承擔，不過，是由作為訪談對象的學部委員自己選定訪談的具體策劃者。梁老師第一時間找到我。在這之前，他看過我為學術版《西方哲學史》卷六《德國古典哲學》撰寫的“康德政治哲學”一章，并特意告訴我，這部分抓住了要點。我對政治哲學的思考與關注，應是他選我做訪談的一個重要原因。

為了擬定訪談提綱，我重新看了他的一些重要作品與譯著，并第一次比較仔細地了解了他的生平。最后，我根據自己對他的了解以及對他所鐘情的德國古典哲學的理解，擬出了一個訪談綱要，涉及諸多我自己當時有一些思考或正在思考的有趣問題。比如，學者的使命，愛國主義的界限與國際主義的尺度，學術與政治的關系，德國古典哲學的核心精神與基本問題，宗教與哲學的關系等等。梁老師看到訪談提要很高興，說這些都是他很愿意談的問題。回答完之后，他很放心地交待：如果你覺得我的回答不充分，你可以在上面補充。訪談做完之后，我取了一個標題《一個學者的情懷與他的選擇》，后來被收入了他的自選集。

在梁先生同代人中，他可謂又紅又專。他小時候就參加紅色兒童團，很早就入了共產黨。在北京大學哲學系讀書期間，是多個系的聯合黨支部書記。按理他有很多很好的從政機會，他為什么沒像很多人那樣去從政而選擇了學術？我知道他在1958年被打成“右派”，自然斷了從政的可能，但是在這之前呢？這是我當時草擬訪談時很感興趣的問題。

他把這個問題轉化為選擇政治還是選擇業務的問題。他之所以堅定地選擇學術有兩個原因，一是他認定，學術（也就是他所說的“業務”）比政治保險；另一個是他確信，學術有比政治更深遠的意義。這兩個原因實際上隱含著梁先生的一個觀念：真理高于政治，一切政治都要有真理性。這個觀念與梁先生懷抱著的一個信念一起，一直引導著梁先生的為學，這個信念就是：探究出來的真理遲早總會被人接受與實踐。

還在北大讀書時，梁先生著力研究的領域是辯證唯物主義哲學。非常令人意外的是，在唯物辯證法成為老學者都需要學習并接受其改造的那個年代，梁先生竟然有一個先知般的發現：這種哲學的學術標準不清楚。它可以低到沒有門檻，也可以高到沒有學術。正是這一發現讓他毅然轉到賀麟門下研究德國古典哲學。從此，研究與翻譯德國古典哲學成了梁先生畢生的事業。

德國古典哲學在深度與廣度上都是近代人類思想所能達到的高峰的標志，它嘗試以哲學的方式匯通“兩希文明”的核心精神。我相信，正是德國古典哲學這種特有的廣度與深度一再讓中國近代以來的重要思想家沉潛其中，并從中開啟出新的思想境界，成就新的思想事業。牟宗三先生如此，賀麟先生如此，葉秀山先生也如此。

我相信，萬丈雄心總相隨的梁先生之所以安心于德國古典哲學，也必定是受到了德國古典哲學的深切召喚。他帶著探索真理與傳播真理的初心把自己的生命投入到了德國古典哲學的翻譯與研究。他翻譯的費希特與黑格爾的眾多作品傳達出來的并非單純德國古典哲學的精神，也融入了梁先生的虔誠與生命，融入了梁先生對自己所承載的歷史與處境的經驗和思考。正因如此，它們才能夠以天才式的現代漢語得到重新表達。如果放在整個中國近代學術史來看，我們甚至可以說，梁先生的德國古典哲學翻譯把中國近代以來的西學漢譯事業推到了一個新的水平，極大地推動了由賀麟、楊一之、王玖興、王太慶等老一輩學者開創的經典翻譯事業。梁先生的這一工作不僅影響了漢語學界對德國古典哲學的研究風格與理解深度，也必定影響現代學術漢語的風格。

對費希特作品的漢譯，葉秀山先生曾說：費希特在中國是幸運的，因為有梁存秀替他譯書。也許我們也可以說，梁先生是幸運的，因為他選擇了德國古典哲學作為他一生的研究事業。如果說自然科學據以發現真理的實驗活動是在“物理實驗室”里進行的，那么，哲學據以發現真理的實驗活動則是在“意識實驗室”里進行的。德國古典哲學實際上就是一個巨大的意識實驗室。梁先生選擇德國古典哲學使他得以走進這個最系統的實驗室去探究真理、驗證真理，并力圖傳達所親證的真理。

如果做一個概括，那么，他所親證并努力加以傳達的一個真理就是：一切真理都以自由為基礎，同時一切真理又都是為了得自由。所以，他把自選集名之為《自由之路》，而不是《真理之路》。這里可以看到他對自由的深度覺悟，而這也正是德國古典哲學的核心精神。

2017年6月，梁先生來電，告訴我《費希特文集》修訂版與《黑格爾全集》部分卷本的出版情況，我建議可以舉行一兩次研討會。當時在電話里就基本確定了以“費希特與黑格爾哲學的翻譯和研究”為會議主題。沒想到會議在11月中旬如期舉行時，梁先生已病重，未能參加這次本是因他而起的重要會議。不過，許多他的同行、學生與朋友借參加這次會議的時機得以去看望他，或許多少彌補了一點缺憾。

翻開日記，還有很多與梁先生有關的事。但是現在，我想用“德國哲學專業委員會”唁電里的一段話作為這篇悼念文章的結語：

“梁先生的一生是為學的一生，是聽從良知召喚而不茍且的一生。他因不屈學阿世而失去了很多平庸的福分，卻因擔當起了學者的使命而獲得了生命的永恒光輝。因這光輝，梁先生的一生是達觀的一生，是拒絕犬儒與匍匐的一生，是成就學者標桿的大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