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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憶梁存秀①|先生小傳:學者的使命

梁存秀,筆名梁志學,1931年出生于山西定襄縣。梁先生早年投身革命。他的童年時代正值抗日戰爭時期,6歲參加兒童團,9歲擔任兒童團團長,17歲加入中國共產黨,為黨與革命事業貢獻了自己的青春歲月。1951年,梁先生考入北京大學哲學系,在哲學系本科和研究生班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五年時間,同時受教于馮友蘭、賀麟、洪謙、熊偉、鄭昕等著名哲學家,其間擔任四個系的黨支部書記,與許多著名知識分子交往密切。1956年8月,梁先生畢業分配到當時的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哲學研究所西方哲學史組工作,做過賀麟與鄭昕兩位先生的學術助手,認識到“不懂黑格爾就不懂馬克思”,于是在賀麟先生指導下研究德國古典哲學,并受到金岳霖、洪謙、楊一之、沈有鼎等先生的指點與幫助。自步入哲學門以來,梁先生就選擇以學術為畢生事業,以馬克思主義哲學及其源流的德國古典哲學為研究對象。在他的整個學術生涯中,他把生命的激情化為傳達真理與自由這一學者的使命之中,一以貫之地踐行馬克思主義及其源流的精神原則。
1958年3月,敢于直言的梁先生被打成右派,1961年“摘帽”,1978年12月徹底平反。其間,梁先生克服種種困難堅持德國哲學的翻譯與研究。1959年從下放河北回到西方哲學史組后,協助楊一之翻譯黑格爾《大邏輯》上卷。1960年,梁先生調入新成立的現代外國哲學研究組,開始從事現代哲學的研究,長期擔任《哲學譯叢》“現代外國資產階級哲學欄”責任編輯,并在《哲學譯叢》上發表大量譯文和書評,一些重要譯文如庇護十二世的《從現代自然科學來看上帝存在的證明》、克羅納《今日黑格爾》和海德格爾的《回歸形而上學的基礎》等,近年來依然受到學界關注,被編入相關文集。
1972年8月從河南“干校”回北京以后,梁先生開始系統翻譯和研究德國古典哲學。他首先與薛華先生合作,翻譯了謝林《先驗唯心論體系》,并撰寫長篇譯者序,詳論謝林哲學體系及其演變。該譯本可謂信達雅,不僅是謝林哲學最美且最重要的中譯本,也是梁先生的成名譯作,成為商務的漢譯經典。此后,與夫人沈真研究員合作,翻譯了費希特《論學者的使命》與《人的使命》。這兩本書多次印刷,在中國知識界影響深遠,成為繼梁啟超、張君勱譯介費希特之后社會影響最大的費希特演講集。這不僅是因為該書的演講風格,以深刻的思想與極具感染力的語言傳達了一個人尤其是一名學者應當具有的存在使命——傳播真理與追求自由,而且因為梁先生的譯文通曉流暢,并融入了自己的思想激情。
1976年6月,梁先生與薛華、沈真、錢廣華合作,著手翻譯黑格爾著作中難度極大的《自然哲學》一書。1978年,梁先生的右派問題徹底平反后,他進入自然辯證法研究室工作,負責編輯《自然科學哲學問題叢刊》和編輯《中國大百科全書·哲學卷》“自然辯證法”條目,展示了他豐富的自然科學知識。1980年,他完成了黑格爾《自然哲學》一書的翻譯和注釋工作。該書的成功翻譯與出版,充分表現了梁先生深厚的哲學功底與科學史修養。在多次講解該書的基礎上,1986年又完成了《論黑格爾的自然哲學》一書的出版。這一時期,梁先生還翻譯出版了克勞斯的《從哲學看控制論》(1981年)和馬赫的《感覺的分析》(與洪謙、唐鋮合譯,1984年)這幾本重要的科學哲學著作。
1986年3月,在與國際費希特運動領導人勞特先生建立緊密的學術聯系后,梁先生開始著手中文版《費希特著作選集》五卷本(商務印書館)的翻譯和出版計劃。他創建了一個精干的費希特課題組,確立了“翻譯基礎上研究,研究指導下翻譯”的原則,制定了系統的翻譯和研究計劃,而且高度重視國際合作,不斷與國外同行進行交流。梁先生親自翻譯了《試評一切天啟》等大量新作,其他所有譯稿他都一字一句根據德文校改,并以一人之力編撰了大量學術性注釋。《費希特著作集》保留了巴伐利亞科學院《費希特全集》歷史批判版的學院風格,又具有中文流暢、典雅、嚴謹文風,可謂梁先生的嘔心瀝血之作。梁先生領導團隊高效且持續地工作了十五年之久,艱難地完成了250萬字的高質量翻譯,并組織團隊出版了一系列費希特思想的研究成果。與此同時,他又先后出版了費希特著作的一系列單行本:《論人的使命·學者的使命》(與沈真合譯,1984年),《倫理學體系》(與李理合譯,1995年),《現時代的根本特點》(與沈真合譯,1998年),《對德意志民族的演講》(與沈真、李理合譯,2003年)等。在翻譯費希特著作的基礎上,梁先生先后完成了三本論著的寫作:《費希特青年時期的哲學創作》、《費希特耶拿時期的思想體系》和《費希特柏林時期的體系演變》。它們以費希特思想發展的時間線索為出發點,以翔實的材料邏輯地展開了費希特哲學體系的內在理路和演變歷程,討論范圍幾乎涵蓋了費希特第一哲學與各部門哲學領域,填補了國內許多研究空白。梁先生領導并親力親為的費希特翻譯和研究工作,有力改變了國內費希特形象,使費希特的獨立思想形象擺脫了過去從康德到黑格爾的克羅納圖式,為漢語費希特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梁先生的翻譯、研究與工作風格深受到勞特先生高度評價,認為具有嚴格的“科學精神(scientifique)”。著名哲學家葉秀山評論道:“費希特在中國很走運,有梁先生替他譯書。”
結束了《費希特著作選集》工作后,梁先生旋即回到黑格爾著作的翻譯與研究。梁先生在2002年修訂出版了他之前翻譯的黑格爾《邏輯學——哲學全書第一部分》,這是繼他的老師賀麟先生的黑格爾《小邏輯》經典譯本之后的另一個優秀譯本,獲得了國內德國古典哲學界的高度好評。作為研究性的翻譯著作,梁先生在譯著中加上了180余條譯者注,提升了譯本的知識性和專業性,顯示了梁先生在德國古典哲學翻譯和研究方面的深厚功力。
2005年,梁先生決定著手《黑格爾全集》的翻譯。該翻譯工程浩大,耗時長,難度大,但梁先生考慮1960年代以來賀先生等知識界前輩的宏大文化愿景未能實現,決定在自己有生之年抓緊使命擔當,培養第二代、第三代人去完成。他建立了以費希特著作翻譯原班人馬為基礎的課題組,選擇德國最新也是最權威的歷史批判版為翻譯底本。雖然由于諸種困難,黑格爾課題組翻譯進度比預計略慢,但到目前為止,《黑格爾全集》課題組成績斐然,現已出版第6卷《耶拿體系草稿(1)》、第7卷《講演手稿I(1816-1831)》、第10卷《紐倫堡高級中學哲學教程與講話》、第17卷《宗教哲學手稿》、第27卷·第1分冊《世界史哲學講演錄(1822-1823)》等。梁先生為《黑格爾全集》的翻譯、研究與團隊建設,傾注了最后的心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還用盡虛弱的氣息,向學生表達了要繼續推進《黑格爾全集》翻譯與研究事業的遺愿。
半個多世紀以來,梁先生的多部德國古典哲學譯著已成為商務印書館的經典漢譯名著,多次再版。他流暢、典雅、嚴謹的翻譯風格,充分發揮了現代漢語的哲學表達魅力,他創造的許多哲學概念,繼賀先生之后,深刻影響了當代中國哲學的運思,為中西思想交流做出重要貢獻。
2012年,梁先生出版了《自由之路——梁存秀文集》。梁先生自選34篇文章,內容涉及唯物辯證法研究與康德、費希特、謝林、黑格爾這些德國古典哲學大家的研究,同時還收錄了梁先生對學界前輩與同仁的回憶和評述,全面反映了梁先生從事哲學研究半個多世紀的心得體會,其心路歷程,由馬克思而費希特的自由理念,清晰可辨,可謂抒懷之作。他自己說:“我是從馬克思主義哲學上溯到德國古典哲學研究的。”從梁先生的學術思想演變來看,這個上溯過程,既是一個真理的探源過程,也是自我超越與思想上升過程,為深刻理解馬克思主義奠定了堅實的思想文化基礎,可謂返回源頭的“自由之路”。
梁先生高度重視哲學人才的培養,很多后學都曾得到梁先生高屋建瓴的思想指點和具體的學術與生活幫助。對于他工作了一輩子的哲學所,梁先生更是飽含深情,無私地把哲學所的西文藏書建設、學科建設和人才培養視為己任。數十年來,梁先生教書育人,桃李滿天下。他把課題組工作當成一個出成果、出人才的過程,對于自己名下的研究生和絕大部分課題組成員,梁先生采用“手把手”的方式,給他們講授德文原著,指導他們試譯,仔細校改學生的譯文,學生上手后再分配適當的原著去翻譯,再親自校對,之后才讓他們進入各自的研究領域。他培養的多名博士研究生已成為國內德國古典哲學研究領域的重要學者。退休后,梁先生經常到哲學所與青年學者談天說地,他精神矍鑠,博聞強記,娓娓道來,潛移默化地把哲學所的優良學術傳統傳遞下去。面對哲學所在毛澤東時代高度重視而由賀麟先生開創的德國古典哲學研究傳統急劇衰微、人才嚴重流失后繼無人的急迫現狀,梁先生不顧高齡,不顧阻力,寫信撰文,奔走呼告,希望引起有關部門與領導的重視,甚至還親自物色人才,盡管收效甚微,但至死不忘一個有文化良心的學者應當具有的強烈的學術傳承使命與高度的社會責任感。
2017年下半年,梁先生毫無思想準備的情況下得知自己生命垂危。在生命的最后歲月里,他面對肉體的痛苦仍表現出一貫的淡定與理性的爽朗,從容處理自己的研究書稿,安排《論黑格爾的自然哲學》(《哲學全書·第二部分·自然哲學》導讀)等書的出版事宜,并加快完成了20多萬字的回憶錄。
梁先生的一生,可謂鐵肩擔道,妙手著文。先生一身浩然,穿行于政治與學術之間,從革命到學術,從馬克思到費希特,摩頂放踵,一絲不茍,心無旁騖,從未離開過對真理與自由的關懷。其性格爽朗而倔強,其思想清晰而執著,其言論犀利而嚴謹。他將馬克思的現實關懷與費希特的“學者的使命”貫徹到自己的生命活動之中。他從來都認為,哲學家應該關心國家的命運和人民的福祉,應該敢于直面現實,傳達真理和自由。梁先生在知識界以富于正義感、敢于直言著稱,歷經磨難,風骨不改,無愧為“學界的良心”。
梁先生的不幸離世是中國哲學界與知識界的巨大損失。哲人雖逝,經典不朽,精神長存。梁先生的學術貢獻與學者使命長存世間,澤被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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