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進入到了農業農村現代化一體設計、一并推進的關鍵階段。從發展的定性特征分析，主要發達國家農業農村現代化的“交疊界面”大體出現在1960-1990年之間，其中1970年是農業現代化向農業農村現代化拓展的關鍵時點。作為主要的發達國家，美國在這一時期鄉村振興專責機構的演進邏輯，對于理解農業農村現代化的世界進程具有重要意義。

一、美國鄉村振興專責機構的變遷

傳統國家以農養政、以農養兵，整個國家都是一個農業國家。中國古代“六部”中沒有農業農村部，是因為“六部”中的每個部嚴格意義講都是農業農村部的一個司局。現代國家中，任何一個國家都有專門負責農業工作的機構，但只有發展達到一定水平后才會設立專門負責農村事務的機構。鄉村振興的專責機構，一般而言主要是指職能聚焦于農村發展的機構。

1960-1990年期間，美國鄉村振興專責機構經歷了大小十余次變動才逐步穩定下來（見表1），反映出農業農村現代化攻堅階段的復雜性。

表1 美國鄉村振興專責機構變遷

資料來源：Wayne D. Rasmussen, “90 Years of Rural Development Programs”, Rural Development Perspectives, Vol. 2, No. 1, 1985; Anne B. W. Effland, “Federal Rural Development Policy Since 1972”, Rural Development Perspectives, Vol. 9, No. 1, 1993.

美國聯邦政府部門的內設機構中，存在“Administration”、“Bureau”、“Service”三類機構，一般來說，這三類機構在翻譯的時候都可以譯作“局”。比如，交通部聯邦航空管理局（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商務部工業和安全局（Bureau of Industry and Security）、內政部國家公園管理局（National Park Service）。大多數情況下，美國的一個部的內設機構中，會有不止一種“局”。比較有意思的是，目前美國農業部的所有局都叫Service，而美國教育部則沒有“局”，所有內設機構都叫Office（辦公室）。從可獲得的信息來看，三類機構性質并沒有本質差異，很大程度上是一種習慣用法。

目前，美國農業部下設有一個農村發展板塊（Rural Development），相關業務涉及到三個局，分別是農村住房管理局（Rural Housing Service）、農村公用事業局（Rural Utilities Service）、農村商業合作局（Rural Business-Cooperative Service）。這一板塊工作由一個專門的副部長進行分管，板塊整體的功能定位類似于中國國家鄉村振興局。

二、美國鄉村振興機構變遷的內在邏輯

美國農業農村現代化經歷了“戰略減貧—基建擴張—新城鄉關系”的時序特征。這一過程給人的總體印象是缺少系統的鄉村振興戰略。在歐洲人眼中，美國農村發展缺乏“政治優先權”，甚至并不存在“美國農村政策”這樣的東西，因為其缺少系統化的政策體系和充足的公共資金；美國學者自己也認為各部門奉行自己的農村政策，聯邦政府缺乏協調和一致行動的能力。

這一現象恰恰反映了美國現代化道路的特點。在美國現代化歷程中，相比于多元、長期的社會投入，真正用于農業農村現代化的公共投資是十分有限的。美國農業農村現代化主要得益于工業化、城市化的溢出效應。而實際結果是，美國農業農村現代化進程從未停滯，戰后用了不到 30 年時間就實現了農業農村現代化，并且成為世界第一農業大國。

美國鄉村振興機構和政策反復更迭但始終未曾偏離農村現代化的價值中軸。1960-1990年美國鄉村振興機構反復變動，經常因為總統或國會的意見而新建或撤并，這看上去毫無戰略定力。但在這一波動始終圍繞的那個“價值中軸”——農業現代化向農業農村現代化拓展——卻不斷得到強化。這種看似“沒有戰略的戰略”反映了美國政治運作的邏輯：具體的政策內容受總統任期的影響很大，很多時候8年甚至4年就是一個政策周期；但特定階段的核心政策取向通常是美國精英階層反復博弈產生的共識，并不會因為政府更迭出現本質變化。

二戰后，美國國家發展的時代命題是“一個世界級超大經濟體的戰略崛起”，農業農村發展也是在這一框架下展開的。作為國家戰略導向下工業化、城市化溢出的結果，美國農業農村現代化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值得思考的假說：一個超大國家的農業農村現代化既不可能完全依靠農村自身實現，也不可能完全依靠公共投資支撐。這或許是超大國家農業農村現代化需要注意的一個規律。

[作者陳明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副研究員，主要研究領域為鄉村治理、土地制度、農村改革，出版有《土地政治論》《直面中國種子問題》（主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