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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元年|美國利益優先被極力踐行,但國際經濟政策成績呢
【編者按】
2018年1月20日,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已就任滿一年。一年來,美國的國內政治、經濟與社會出現了哪些值得關注的變化?美國的外交政策經歷了怎樣的重要調整?“特朗普現象”又對美國及其與外部世界的關系構成了何種沖擊?復旦大學中美新型大國關系協同創新中心在特朗普執政滿一年之際,發布了《解讀“特朗普元年”》研究報告,對特朗普執政首年的美國進行了全方位、多角度、有深度的總結、分析和研判。澎湃新聞“外交學人”獲授權選刊其中部分文章,以饗讀者。

特朗普執政首年,極力踐行美國利益優先,擁抱經濟民族主義,奉行貿易保護主義,持續推行單邊主義,窮極經貿救濟措施,甚至不惜顛覆奧巴馬政府的政策成果,以重塑美國和世界的經濟關系,借此來更好維護美國經濟利益。
特朗普國際經濟政策的抓手與特征
特朗普國際經濟政策覆蓋面廣,但就其第一年的實踐看,主要由以下四部分構成。
一是以“重出口抑進口”為取向的貿易政策。特朗普認定美國巨額貿易逆差是美國經濟問題的重要根源,因此把減少美國貿易逆差為國際經濟政策的核心,一方面大力推動美國產品出口,另一方面采取措施盡可能限制國外產品進口。尤其對中國等對美存在巨額貿易逆差的國家,更是采取各種貿易救濟措施,試圖通過政策施壓來減少與這些國家的貿易逆差。
二是以“重流入輕流出”為目標的投資政策。特朗普把吸引外來直接投資看成是實現重振美國經濟的另一個重要支柱,因此加大力度鼓勵制造業回流。為此,特朗普不僅制定各項政策吸引制造業回流,而且通過定向施壓或者通過私人關系來確保跨國公司增加對美直接投資。與重視外來直接投資相比,特朗普對于美國企業海外直接投資則表現出明顯的不支持態度,甚至希望通過各種手段阻止本國資本外流。在特朗普的要求下,美國國務卿蒂勒森公開要求國務院把“招商引資”作為本部門工作的優先內容。
三是以“重生產重出口”為訴求的能源政策。特朗普認為美國能源是助力美國國際經濟優勢的重要內容,也是提升對外出口的新增領域。美國要在能源獨立的基礎上,實現能源全球主導。在能源生產方面,特朗普簽署行政令,推翻奧巴馬總統頒布的相關環保禁令,擴大美國在北冰洋和大西洋的油氣開采規模。特朗普還制定政策,簡化措施,推動美國煤炭、石油和天然氣等能源產品擴大對外出口。
四是以“減稅”為核心的稅收政策。特朗普在競選期間,把減稅作為其經濟政策的關鍵訴求。和其他共和黨總統的傳統理念一脈相承,特朗普認為減稅可以擴大美國國內投資,支撐其他經濟政策實現,刺激美國經濟增長。減稅并不僅僅是國內經濟政策,特朗普減稅方案有著顯著的國際經濟外溢性,如果美國減稅,那么將可以吸引制造業及資本流入美國,提高美國的國際經濟競爭力。
在推行上述四大政策過程中,特朗普表現出了以下兩大特征。
一是在國際機制上以“退出”和“改革”兩大行為為主。在“退出”的方面,特朗普上臺伊始,就退出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給其他談判方帶來極大困擾;6月份又退出巴黎氣候變化協定,使得全球氣候治理面臨巨大困難。在“改革”的方面,特朗普不僅要求對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重新進行談判,改變對其不利的條款,還從美國自身利益出發,對WTO以及IMF等國際經濟機制提出了“改革”建議。無論是“退”還是“改”,均是以美國利益為最優先考量,凡是被認為有損美國經濟利益的機制,特朗普都試圖加以挑戰。
二是在對外經貿關系中以“單邊”和“雙邊”兩大路徑為主。特朗普不信任多邊,主要倚重“單邊”“和雙邊”路徑來推進經貿政策。在單邊層面,特朗普政府大量借助國內法,充分利用各種國內貿易救濟措施,限制外國產品進口。在雙邊層面,特朗普鎖定若干個重點國家進行施壓,試圖迫使被施壓國滿足美國的訴求。特朗普希望通過單邊和雙邊形成“共振效應”,以便最大程度實現對外經貿目標。
特朗普國際經濟政策的效果評估
特朗普的國際經濟政策幾乎是對奧巴馬政策的全面反轉。總體而言,特朗普的國際經濟政策有得有失。“得”的方面主要有以下兩方面。
一是能源政策之“得”。特朗普對美國能源行業寄予厚望,能源行業也確實構成特朗普國際經濟政策的亮點。從生產來看,特朗普入主白宮以來美國各能源產品的增產速度達到近幾年的最快值。從出口看,美國原油出口量、煤炭出口量以及天然氣出口量均漲幅明顯。如果以周為時間段,2017年有多個周的原油出口額位居歷史前列。2017年美國煤炭出口量更是接近一億噸,比2016年增長幾乎翻番。
二是稅收政策之“得”。稅改是特朗普經濟政策的重中之重。經過多番努力和妥協,特朗普減稅方案基本達成。稅改也由此成為特朗普上任首年最為重要的政策收獲。從最終的稅改方案看,特朗普降低個人所得稅和企業所得稅的底線目標基本被國會滿足。無論其政策最終影響為何,就政策制定本身而言,特朗普已經獲得其想要的結果。
不過,特朗普最為看重的吸收外來直接投資與減少貿易逆差這兩大關鍵目標,卻成為其國際經濟政策的“失”。從投資來看,2017年上半年美國吸收對外直接投資與2016年同期相比,下降幅度超過50%。雖然2017全年美國吸收FDI數據并未出來,但同比1127億美元,同比增加5.6%。然而,進口卻增加了1611億美元,同比上漲6.7%。由于進口比出口增速更大,導致1-11月份美國對外貿易逆差增加了534億美元,同比上升11.6%。對外貿易逆差進一步擴大還是在特朗普竭盡全力采取各種貿易保護措施的情況下發生的,這意味著以實際效果看,特朗普“重出口、抑進口”的政策尚未取得任何進展。
需要指出的是,考慮到美國經濟對于世界經濟的重大影響,并不能只從美國自身得失角度來衡量特朗普國際經濟政策效果,還應把特朗普國際經濟政策的外部性納入評估范圍。以此為標準,應該說特朗普的政策基本上以負面的外部性為主。在貿易領域,特朗普的貿易保護大大加劇了全球貿易摩擦的風險,其他經濟體擔心原來的自由貿易體系會遭受特朗普貿易政策的嚴重沖擊。在稅收領域,其他主要經濟體對于美國的稅改基本上也持批評立場。德國、英國、法國、意大利和西班牙等歐洲五大經濟體財長聯名致信美國財政部,針對美國稅改草案中涉及跨境稅制的改革提出反對意見。
綜合評估特朗普國際經濟政策的內外雙重效果,可以說美國經濟利益尚未實現、國際經濟體系穩定性已遭破壞。
影響特朗普國際經濟政策的因素
特朗普執政首年國際經濟政策沒有取得預期效果,根本上是特朗普政策本身、國內政治和外部因素共同制約的結果。
從政策本身看,這些政策固然在主觀愿望上符合美國的利益,也是特朗普極力兌現的競選承諾,但是卻不符合美國的經濟發展階段。特朗普國際經濟政策本質上和美國與世界經濟關系的結構相悖。以特朗普最為看重的改善貿易逆差為例,無論特朗普如何努力,但如果美國國內經濟結構不進行大的調整,改變過分依靠消費的格局,美國逆差就不會大幅消失。
從國內政治看,共和黨雖然控制了白宮和國會,從而表面上為特朗普施政創造了府會一致的有利格局,但是特朗普反建制的政治立場大大削弱了國會對其支持的力度。特朗普的一些重大經濟政策甚至面臨本黨議員的強烈反對。更況且,共和黨在兩院、尤其是在參議院的多數地位并不穩定。在阿拉巴馬州參議員補選之后,共和黨在參議院僅占有51票的極微弱多數地位,特朗普的政策難以獲得足夠政治支持。
從外部因素看,特朗普國際經濟政策過于強調美國自身的利益,訴諸于單邊措施,甚至是以嚴重損害其他國家利益為代價,因此其他國家不僅難以支持和配合,而且還會有針對性地制定政策,積極應對特朗普國際經濟政策的負面沖擊。僅僅以稅改這一特朗普執政第一年最為重大的政策成果為例,稅改政策本身確實基本上按照特朗普的意愿落地,但是可以預見,其他國家也會采取相應地降稅政策,這勢必會抵消特朗普稅改的效用。由于美國國際經濟地位相對衰落,其他國家的應對措施對于美國的限制與過去相比將會更為有力。
因此,如果特朗普不對完全以實現美國自身利益的政策取向加以調整,不能獲得國內政治環境的有力支撐,無法獲得其他主要經濟體宏觀經濟政策的認可和支持,特朗普的國際經濟政策恐怕只能以失敗告終。
(作者系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本文原標題為《特朗普執政首年的國際經濟政策成功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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