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29年，宋高宗南渡，于杭州停留，以杭州州治作為行宮，稱為行在所，并升杭州為臨安府。1138年，宋高宗正式下詔定都臨安，此后148年，臨安城社會、經濟、文化各方面高度發展，成為整個南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

作為曾經的“南宋古都”，杭州有著深厚的“宋韻”基因。

2022年，正值杭州成為首批國家歷史文化名城40周年，澎湃新聞獲悉，8?27?，“行在山水間——南宋視野下的杭州臨安城”在杭州博物館展出。此次展覽由杭州博物館、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聯合策展，以近40年南宋臨安城考古發現為主線，組織全國21家文博單位珍藏的青銅器、書畫、金銀器、陶瓷器共311套（1080件）文物，展示800余年前杭州城的社會風情與文化意象。其中，蘇州博物館藏《錢塘觀潮圖》扇頁、浙江圖書館藏刻本《咸淳臨安志》卷二十六散頁等珍貴文物將限時展出。

“行在山水間——南宋視野下的杭州臨安城”展覽現場

“行在山水間——南宋視野下的杭州臨安城”展覽現場

曾經的“南宋古都”，山水城市的典型代表

杭州古稱錢唐，隋開皇九年（589年）廢錢唐郡，置杭州。

宋王明清《玉照新志》卷五載：“杭州在唐，繁雄不及姑蘇、會稽二郡，因錢氏建國始盛。”

五代十國時期，吳越錢镠（907年）崛起，定都杭州。歷三代五王，立國72年，秉承保境安民的政策，修筑海塘，發展經濟，富庶于東南，社會地位超越了蘇州和紹興，成為兩浙政治經濟文化中心。

宋室南渡，建炎三年（1129年），升杭州為臨安府。紹興八年（1138年），定都臨安，杭州成為長達141年的全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據東南之都會，號天下繁盛之樂土。……提封十萬井，丁黃幾萬千，景概之佳美，百物之富繁”。南宋時期的杭州，經歷了古代歷史中近世轉折的“城市變革”，孕育著中國意義上傳統文明的“文藝復興”。

“行在山水間——南宋視野下的杭州臨安城”展覽現場

杭州早期歷史可以被視為一部山地聚落變遷史：由北至南，從余杭到杭州，繼而由西向東，從西湖以西的深山走向湖東的低山丘陵，依鳳凰山建城，至南宋時發展為都城臨安。臨安城西北部和西南部為浙西低山丘陵區，東北部和東南部屬浙北平原，城西倚西湖，東南臨錢塘江，形成“三面云山一面城”的獨特景觀，是山水城市的典型代表。

南宋后期御街石板道路遺跡

太廟附近御街遺跡。1995年至1998年，在配合上城區紫陽街道舊城改造工程的考古發掘中，杭州市考古所在太廟遺址東墻外發現一段南宋御街遺跡。

作為曾經的“南宋古都”，杭州有著深厚的“宋韻”基因。

杭州市園林文物局一直致力于城市文化的保護和活化利用。1983年，開始對南宋臨安城進行大規模調查、鉆探與試掘工作，發現了包括皇城、德壽宮、太廟、中央官署、御街、皇后宅、地方官署、官窯、寺廟等在內的大量與南宋臨安城有關的重要遺址，使深埋地下的臨安城遺址的輪廓逐漸清晰，同時還對豐富的出土文物作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5次榮獲“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南宋石獅 杭州市上城區吳山商城清河郡王張循府宅遺址出土 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提供

“行在山水間——南宋視野下的杭州臨安城”展覽現場

杭州博物館館長王英翔接受澎湃新聞采訪時說：“此次展覽通過查閱大量的考古與文獻資料、實地踏勘，嚴謹求證，尋找杭州地下2-3米處依次疊壓的‘臨安城’。向城外延展，勾連起臨安城與余杭、臨安、富陽、於潛、新城、鹽官、昌化等周邊城址的互動關系，以南宋臨安城考古出土物證為基礎，組織全國范圍內21家文博單位珍藏的青銅器、書畫、金銀器、陶瓷器共306套（1075件）文物藏品，制作數字展項、多媒體解讀，試圖用圖文并茂的多元形式，將臨安城再現給觀眾。以當代人的視野，重構和還原臨安城當年的歷史場景和繁華風貌，給觀眾留下無限的遐想。”

清抄本輿地紀勝 杭州博物館藏

南宋徐渭禮文書之印紙第一卷 浙江武義徐渭禮墓出土 武義縣博物館藏

“展覽籌備時間長達8個月。2022年6月，我們開展了南宋臨安城特展展前調查，從調查結果來看，大部分人對于南宋臨安城相關主題的了解程度為一般或不太了解，這其中，對南宋的歷史和社會生活會相對熟悉一些，對臨安城的考古工作、城市邊界與自然環境則比較陌生。”此次展覽的策展人、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長王征宇對澎湃新聞說，“在調查過程中，我們收集到了很多關于臨安城，大家關心、好奇的問題。比如說：臨安城已經不復存在，我們如何知道臨安城的建筑規模，發掘過程中都遇到過什么樣的困難，宋代建筑相較于唐代建筑有什么區別，對明清建筑的影響，考古成果與文獻記載是否有出入等等。我們也帶著大家的問題，走訪了考古工作者與相關的學者，他們的回答都在此次展覽中的得到了呈現。”

“行在山水間——南宋視野下的杭州臨安城”展覽現場

“行在山水間——南宋視野下的杭州臨安城”展覽現場

“行在山水間——南宋視野下的杭州臨安城”展覽現場

何以杭州：臨安城的“再現”與“再想象” 

展廳二樓從城墻開始，展示皇城到禮制建筑與中央官署、御街到官署住宅及公共設施的考古發現，輔以歷史文獻與現代詮釋，展現臨安城的城市布局與功能，以山、湖、河、海為脈絡，展示臨安城作為典型南方山水城市的特點，“再現”南宋視野下與杭州城相關的歷史。 

南宋鹿紋磚 1995年杭州市上城區杭州卷煙廠三省六部遺址出土 杭州博物館藏

南宋望江門東城墻木樁 杭州市上城區望江門城墻遺址出土 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提供

南宋“宗學升俊 同舍題名”碑 2012年杭州市上城區南宋宗學遺址出土 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提供

展廳三樓以士大夫、商品經濟與世俗生活、美學、海外貿易等南宋藝術文化的高光點，鋪陳今天對于臨安城中人的生活狀態與精神世界的想象。

香糕磚 南宋（1127-1279） 南宋御街遺址出土

瓷器一組 南宋（1127-1279） 南宋御街遺址出土

石人首 南宋（1127-1279） 南宋太廟遺址出土

建筑構件一組 南宋（1127-1279） 南宋臨安府治遺址出土

塑像殘件 南宋（1127-1279） 南宋五府遺址出土

石彈丸 南宋（1127-1279） 南宋臨安府治遺址出土

龍泉窯粉青釉鳳首耳瓷瓶 南宋（1127-1279） 1978年10月杭州古蕩出土 杭州博物館藏

展品除了香糕磚、石人首、建筑構件、塑像殘件、石彈丸等反映40余年來臨安城考古工作成果的大量考古出土遺物，亦不乏明正統十二年（1447）內府刻本《春秋胡傳》、龍泉窯粉青釉鳳首耳瓷瓶、“羅雙雙”銘文銀鞋、滿池嬌夾層銀鎏金盞、竹葉紋金橋梁釵、水晶筆架這樣的展覽精品，更有故宮博物院藏南宋陳清波《湖山春曉圖》頁、元代夏永《豐樂樓圖頁》和蘇州博物館藏南宋夏□《錢塘觀潮圖》扇頁三幅珍貴古代書畫作品限時展出。  

南宋夏□ 錢塘觀潮圖 蘇州博物館藏 展期：2022年8月27日—2022年9月27日

其中《錢塘觀潮圖》扇頁，署款“夏□”。鈐收藏印“少師鄖國公孫”朱文印一方。此圖采用“之”字形構圖，實左虛右，以怒潮一線斜出而溝通前后，避免了院體通常置景前后孤立之弊。近岸山巒林木蓊郁，現樓閣一角，又有六和塔矗立其中，描繪簡略但不隨意。中景江面潮水翻騰，波瀾壯闊，接天巨浪翻涌而來，有排山倒海之勢，江面有游船往來。遠岸群山連綿，時隱時現，連勾帶染而成，更添畫面遼闊之感。畫面尺幅雖小，卻能小中見大，展現錢塘潮的洶涌壯觀。左方樹梢款署二字，因絹本破損，僅余一“夏”字依稀可辨。

錢塘潮為天下奇觀。南宋時期，觀潮之風日益興盛。《夢粱錄》有云：“臨安風俗，四時奢侈，賞玩殆無虛日。西有湖光可愛，東有江潮堪觀，皆絕景也。”可見當時觀潮與游湖一樣，皆是都城游覽的重要活動。以“錢塘觀潮”為題材的詩詞、繪畫創作也開始興起。此件作品無疑是對當時觀潮風尚的反映。

刻本《咸淳臨安志》卷二十六散頁 南宋（1127-1279） 浙江圖書館藏 展期：2022年8月27日—2022年10月24日

南宋時期，臨安（今浙江杭州）地方志書《乾道臨安志》《淳祐臨安志》《咸淳臨安志》相繼問世，后人將其并稱為“臨安三志”。

其中，《咸淳臨安志》為南宋潛說友在《乾道臨安志》《淳祐臨安志》的基礎上編撰而成，共一百卷。潛說友，字君高，處州縉云（今麗水市縉云縣）人，理宗淳祐四年（1244 年）進士。咸淳六年（1270）以中奉大夫權戶部尚書，知臨安軍府事，封縉云縣開國男。

南宋時期，臨安（今浙江杭州）的地方志書《乾道臨安志》《淳祐臨安志》《咸淳臨安志》相繼問世，后人將其并稱為“臨安三志”。《咸淳臨安志》作為其中問世最晚的一部，無論體例或內容都有所進步。《咸淳臨安志》共一百卷，前十五卷為行在所錄，十六卷往后為府志，內容包含了臨安府及其下轄的錢塘、仁和、余杭、臨安、于潛等九縣，涵蓋疆域、山川、秩官、人物等十九個門類，涉及相當全面。其中，對地方經濟、都市公共建設及管理、西湖勝跡、人物記載幾方面的記述都相對完備，在地方志中尤顯突出。《咸淳臨安志》博引史書，注明來源，對前志多作考訂與修正，又對重大事件列專題考證，提高了方志的準確性與史料價值。該志是南宋地方志中的佳作，為研究南宋時期杭州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風俗等提供了詳細的資料，對于宋史研究亦有較高的文獻價值。流傳版本包括海源閣藏本、錢塘丁丙善本書室藏本、汪氏振綺堂本等。

此頁為張宗祥收藏的宋版書頁之一。半頁十行，行十九字，小字同。屬《咸淳臨安志》卷二十六，記述於潛縣山川，涉及山的方位、來歷、景觀等。

“羅雙雙”銘文銀鞋 南宋（1127-1279） 1974年衢州南宋咸淳十年（1274）史繩祖墓出土 衢州市博物館藏 

每只鞋由三塊銀片（鞋底一片、鞋面二片）焊接而成。鞋頭上翹，口沿鏨忍冬紋一周，鞋面鏨寶相花，鞋底鏨刻線紋及雙鉤“羅雙雙”字樣。銀質鞋子質地硬，應是不是生前所用而是陪葬明器。鞋子尺碼小，形制與當時纏足小鞋相似，可以認為是南宋時期女子纏足的實證。

鞋子出土于史繩祖與楊氏的夫妻合葬墓。羅雙雙，根據楊氏墓志是史繩祖前妻“元妃羅氏”，銀鞋應該是與羅氏有關，不知為何會出現在三十余年后史繩祖與楊氏的合葬墓中，有可能是前妻之物入葬表示合塚。

史繩祖（1191-1274），字慶長，四川眉山人，生于紹熙二年（1191），終于咸淳十年（1274），晚年寓居衢州，享年八十三歲。為官履歷豐富，歷任潼川路轉運使，曾任江西提舉、江東提舉，至朝議大夫。師從南宋著名學者魏了翁，為學博雜、善考證，一生篤志疆學、著述豐富。

根據文獻記述，宋代品官墓葬普遍要求“厚喪薄葬”，治喪行為隆重，但棺中少置貴重的隨葬品。然而，在經濟發達地區仍有厚葬現象，許多墓葬不僅隨葬品豐富，并有金銀器出土。對于厚葬的風氣，士大夫深感憂慮，著書立說極力反對，希望效仿古禮，以行薄葬。

刻本《春秋胡傳》三十卷 明正統十二年（1447） 杭州博物館藏 

《春秋》為我國歷史上重要的歷史、政治著作。因其文意艱深，不易于理解，后人相繼作傳，加以詮釋。《春秋胡傳》便屬此類作品，其特點在于作者胡安國并非以經解經，亦非以傳注經，而是立足于社會、立足于現實、立足于南宋朝廷而為《春秋》作傳。《朱子語錄》謂“胡氏《春秋傳》，議論有開合精神”。此書撰成后，除為當世所重外，也對后世產生了很大影響，元明時期皆為科舉的官方定本，體現了統治階層對其學術價值的認可。

胡安國（1074-1138），字康侯。建寧崇安人（今屬福建武夷山市）。宋哲宗紹圣四年（1097）進士，歷任太學博士、提舉湖南路學事等職。兩宋之際著名的經學家，以治《春秋》名于世。長期隱居衡山一帶，創辦碧泉書院、文定書院，教授子弟生徒。自宋徽宗崇寧四年（1105）始，至宋高宗紹興六年（1136）止，歷時三十余年，胡安國完成了在《春秋》學史上享有盛譽的《春秋胡傳》，總十余萬言。

杭州博物館藏《春秋胡傳》為正統十二年（1447），明英宗敕命司禮監刊刻《五經》中的一部。半頁八行，行十八字，小字同，黑口，四周雙邊，雙黑魚尾。明代內府刻本就是明代皇家的刻書，屬古籍版本領域非常重要的版本類型之一。

銀魚袋、銀帶銙（kuǎ） 南宋（1127-1279） 杭州博物館藏 

這組銀魚袋、銀帶銙（kuǎ），有折沿，背面有扣釘，為革制皮帶上的飾件。四件折沿外側均陰刻波濤紋，其中三件為方形帶銙，主體紋飾為高凸花波濤，拱衛中央一尾鯉魚。一件為單拱形魚袋，飾高凸花飾海水雙魚，原應有一對豎向拱形飾。

銀魚袋、銀帶銙（kuǎ）展示現場

魚袋，是用來貯藏隨身魚符的，最早出現于唐代。自五代后，魚袋不再貯藏隨身魚符，而成為高等級官員的一種身份象征。《宋史》卷十五《神宗本紀二》載：“魚袋。其制自唐始……宋因之，其制以金銀飾為魚形，公服則系于帶而垂于后，以明貴賤，非復如唐之符契也。”關于魚袋的使用制度，《宋史·輿服志五》中規定，身著紫色朝服的四品官員、身著緋色朝服的六品官員，才可以佩金或銀魚袋：“中興，仍元豐之制，四品以上紫，六品以上緋，九品以上綠。服緋、紫者必佩魚，謂之章服。非官至本品，不以假人”。

唐代魚袋的使用主要集中在中原及西北地區，宋遼時期已擴展到江南及長城以北地區。使用人群主要有當時的朝廷官員和外國蕃臣，使用時佩于腰部左下側或右下側，是章服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

滿池嬌夾層銀鎏金盞 南宋（1127-1279） 杭州博物館藏 
鎏金銀盞。圓形，弧腹，圈足外撇。由內外兩層組合而成，內壁外卷，翻扣口沿；外壁滿飾花紋，上為兩道連珠紋包夾花卉紋，中為高浮雕荷塘小景，稱“滿池嬌”，下為蓮瓣紋，圈足環繞覆蓮紋，內有“溪”字款。

盞是宋代金銀器中一種常見的酒具，金銀酒具自唐代開始逐漸盛行，發展至宋代，金銀器的造型更為奇巧雅致，紋樣繁多。與此同時，仿古復禮的思潮盛行，文人士大夫階層皆好古風，在宋代社會掀起一股仿制青銅器的風潮，為滿足這一審美需求，套胎夾層工藝應運而生。夾層工藝應用于金銀器的制作，不僅可以減輕器皿的重量，節省原材料，而且會使金銀器皿更好的表現出青銅器渾厚凝重的特點。套胎夾層工藝是先將組成器物主體的兩層胎體分別裝飾完畢，再將較小的胎體放到較大的胎體中套接起來，在兩層胎體的的交接處用卷折的方式將二者合并，最后進行捶揲修整，從而形成中空夾層的效果。采用這種制作工藝成型的器物，不僅外觀上達到審美需求，而且造型相對輕巧，盛放熱飲時起到隔熱作用，有較高的實用性。這件鎏金銀盞便是用此工藝制作而成。

滿池嬌夾層銀鎏金盞 南宋（1127-1279） 杭州博物館藏 

“滿池嬌”是我國廣泛應用的傳統圖案，指蓮荷與水鳥組成的池塘小景，最早的出現時期尚不明確，但在南宋《夢梁錄》中已有記載，臨安城內出售“挑紗荷花滿池嬌背心兒”。紋飾以蓮花、荷葉、飛鳥、水波為基本元素，具體排列方式各有不同，禽鳥多為鴛鴦、水鴨、鸂鶒等形象，以成雙入對的水鳥寄寓恩愛合滿的美好期許。此件器物外腹部用高浮雕凸花工藝滿飾蓮花、慈姑、鴛鴦、翠鳥、魚、蟹等紋樣，是典型的“滿池嬌”紋樣，整體布局飽滿有致，日常池塘小景躍然于日用器皿之上，具有寫實性，極富生活情趣。

兩宋“滿池嬌”圖案，無論在構圖、風格、還是局部處理上，都能明顯看出移植于花鳥畫的跡象。此后，“滿池嬌”紋飾被固定下來，成為金銀首飾、器皿、瓷器、織繡上的重要的圖案題材，在元代的織物與青花瓷上也有廣泛應用。

竹葉紋金橋梁釵 南宋（1127-1279） 2009年東陽白云街道楊大塢村金交椅山宋墓出土 東陽市博物館藏 

金釵為雙股，用一根粗金絲條連續彎曲成十五支花頭，部分花頭與釵梁用金絲綁結固定。釵頭鏨刻竹葉紋，刻畫精細，似因風吹而外翻的片片竹葉，整器形象豐美，形如孔雀開屏，展現出宋式釵特有的立體靈動與細節刻畫的統一。

橋梁釵，是宋代較為流行的樣式，通常為多對花頭呈扇形并排于釵梁之上，釵梁下緣接釵腳，釵梁花頭數量通常為奇數組合，并裝飾花卉紋、卷草紋紋、竹節紋等。多用錘鍱、鏨刻等工藝，制作精致的浮雕形凸花紋飾，使裝飾圖案更顯立體感。

受宋人對金銀首飾日益增長的消費與審美追求推動，折股釵趨于繁復，出現了多次彎折的花頭釵首。這件竹節釵的十五支花頭彎成拱形，為“橋梁式”，類似式樣的竹節釵亦見于江西、湖南等地發現的宋元金銀器窖藏，或為當時的流行式樣。《新編居家必用事類全集》有載：“今時宅眷，多喜時樣生活，勤去更改”，金銀首飾以其材料的特殊性，便于舊式改新，滿足都人對“時樣”的追求。

銀鋌凝結物 南宋（1127-1279） “南海Ⅰ號”沉船出水 廣東省考古研究院藏 

這件銀鋌凝結物為兩枚“二十五兩”型銀鋌粘連凝結而成，上面一塊銀鋌凝結殼層脫落，露出銀鋌上戳記，四角印記已模糊，中央左側刻“張二郎”，右側刻“京銷鋌銀”。

“京銷錠銀”是南宋銀錠中最為常見的戳記銘文，指南宋都城臨安府金銀交引鋪銷鑄的錠銀。此外，還有少量的“京銷滲銀” “京銷細滲” “京銷正滲”等銀錠種類。

銀鋌凝結物（局部）

兩宋時期，白銀的貨幣地位大幅提高，使用范圍和數額都有大幅提高，官方與民間普遍使用，通行全國。白銀被應用于財政收支、民間饋贈、賄賂、借貸等，購買府宅、田園奇珍等大額支付，也是白銀使用的重要用途。當時的白銀有銀塊、銀錢、銀鋌和銀牌等形態，以銀鋌最為常見。

除民間和官方等大量使用白銀外，白銀在宋代的流通范圍逐漸擴大，海外貿易也廣泛使用白銀支付結算。這一凝結物就充分反映了這一史實。

杭州博物館館員溫玉鵬接受澎湃新聞采訪時說，此次展覽創新采用“雙入口”的設計，“正敘”與“倒敘”、“正讀”與“倒讀”皆可，對應“站在今天的杭州城，回望約800多年前的南宋臨安城”與“站約800多年前的南宋臨安城，眺望今天的杭州城”，讓“雙城”在同一空間重疊，觀眾可自由選擇“從哪里開始”理解這座城。  

“行在山水間——南宋視野下的杭州臨安城”展覽現場

因考古遺址具有不可移動、不可再生的特點，展覽通過三維模型的方式，使“城墻與城門”“中山中路御街遺址”“南宋恭圣仁烈皇后宅遺址”“吳越捍海塘”更直觀地將考古現場呈現給觀眾，“再現”臨安城。 

“行在山水間——南宋視野下的杭州臨安城”展覽現場

南宋臨安城是一個和現代城市完全重疊的古代城址。自1983年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杭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辦公室，組建臨安城考古隊以來，考古工作者發現南宋臨安城主要位于今天杭州主城區地下2至3米處——900年的時間，在一個具體的物理空間中保存下來，可以被測量、被整理、被保存、被展示。

宋寶相花地磚 2000年杭州上城區荷花池頭南宋臨安府治遺址出土 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提供

“我們通過展覽嘗試回答關于臨安城的兩個問題：我們發現了什么？我們知道什么？進而探討一個問題：我們如何理解這座‘城’？”杭州博物館副館長許瀟笑進一步介紹說，“城市，是獨屬于人類社會的組織形態，兼具物理空間、社會形態與精神投射的多重維度。個人記憶與集體記憶、社會記憶與文化記憶在這里得以交匯——物與人的關系、人與城的關系，昨天的城與今天的城、今天的城與未來的城。‘行在’山水間，‘何以杭州’，連接過去、今天與未來。”

“行在山水間——南宋視野下的杭州臨安城”展覽現場

“行在山水間——南宋視野下的杭州臨安城”展覽現場

“行在山水間——南宋視野下的杭州臨安城”展覽現場

“行在山水間——南宋視野下的杭州臨安城”展覽現場

據悉，此次展覽由杭州市園林文物局主辦，杭州博物館、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杭州市文化和旅游推廣中心承辦。故宮博物院、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浙江省博物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圖書館、洛陽博物館、蘇州博物館、蘇州碑刻博物館、衢州市博物館、東陽市博物館、義烏市博物館、武義縣博物館、桐鄉市博物館、杭州西湖博物館總館、杭州西湖風景名勝區鳳凰山管理處、杭州市文物遺產與歷史建筑保護中心、杭州市臨安區博物館、杭州市富陽區博物館、桐廬縣博物館提供藏品支持。

展覽將持續至2023年1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