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呂微 讀書雜志

編者按

何其芳自1958年起，任中國社科院中國文學所代所長、所長，直至1977年去世。而到了21世紀的時候，文學所依然流傳著何其芳的故事。作者進入文學所工作已是20世紀90年代的事了，看起來和老所長沒有工作交集，但在資料室歷史記錄和人們口耳相傳的“口頭文學”中，何其芳和同代人共同締造的學術壯舉，以及他詩人本色的內心，都是精神樣本，同樣值得追念。

何其芳的傳說

文 | 呂微

（原載《讀書》2007年5期）

文學所的“老人”當中，流傳著不少關于何其芳的故事，這些文學所的老人是如此的熱衷于講述何其芳，由不得所里的一干新人也豎起畢恭畢敬的耳朵；等到這班新人自己也成了老人，他們又開始了新一輪的講述——就這樣，何其芳的故事在文學所一代一代流傳下來。

1962年的何其芳（左）（來源：炎黃春秋編輯部微信公眾號）

說起來，本人與何其芳還真有點緣分：家父于上世紀五十年代初在《人民文學》雜志工作時，何其芳是家父的老上級，也是家父的老朋友，家父家母結婚時，何其芳是介紹人，還送了一本剛剛翻譯過來的蘇聯小說《幸福》作為新婚禮物。但是，等到我一九九五年正式調入文學所，距何其芳去世的一九七七年已將近二十年。

到了文學所先在《文學遺產》雜志再進民間室，無論做什么，總得從館藏資料的調查開始。從來沒有見過這么多的藏書，從來沒有親手撫摸過這么多有價值的藏書，那一次的興奮和激動是我這一生中都不會再有的。蹲在書庫最隱蔽的角落里，聽任書架上的塵土紛紛揚揚落到肩上、落在手中，我完全理解了曾經兩進兩出文學所的董乃斌先生。一次閑談中，董乃斌先生自述：“我下了火車，一出北京站，看見十里長安街燈火通明，對面不遠就是學部（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的簡稱，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前身）大樓（其實只有三層），那真是熱淚盈眶啊！”董乃斌先生是何其芳時代進文學所的老人中間最年輕的一位，至今，文學所的老人們見了面仍然叫他“小董”。董乃斌先生說過，只有等到他退休，才可以說，文學所的何其芳時代結束了。

在高高的書架上尋書，正值圖書館的同志把塵封多年的一箱箱寶卷等民間唱本登記上架。據說，這些寶卷、唱本都是五六十年代資料室的同志利用出差機會從全國各地以低廉的價格購置回來的。那時，很少人意識到這些寶卷、唱本的價值，就連民間人士自己也不認為這些玩意兒值什么錢。據說，資料室的同志的確是根據何其芳的意思到全國各地收集寶卷的——當然也是遵循文學所第一任所長鄭振鐸的遺愿，鄭振鐸是中國學者中最早注意到寶卷價值的人。何其芳本人雖是“五四”新詩的杰出詩人，卻也并不小覷民間文學，他與公木（張松如）在延安時期合編的《陜北民歌選》至今是中國民間文學采錄、整理的典范。文學所從建所之初就有重視民間文學的傳統，民間室是文學所最早設立的研究室，當年在文學所資料室工作的老先生們也都是這方面的內行，他們自己更是在這個傳統中工作了多年，其實他們并不需要何其芳特別提醒他們：外出時一定注意搜求民間寶藏。

何其芳、張松如合編的《陜北民歌選》，上海文藝出版社1962年版（來源：douban.com）

何其芳本人嗜書如命，據他自己的說法是“一生難改是書癖，百事無成徒賦詩”（《憶昔》），“喜看圖書陳四壁，早知糞土古諸侯”（《偶成》），即使“大澤名山空入夢”，也要“薄衣菲食為收書”（《自嘲》）。當年的何其芳家住東單，離王府井不遠，那時王府井的東安市場還沒有改造，舊書店鱗次櫛比，據說每到禮拜日，何其芳就去逛舊東安市場的書肆，天黑時才拉上滿滿一平板車的書回家。家父說，何其芳晚年“患了心臟病以后，還每每從書店里用拐杖背回一捆捆書”。我不知道何其芳當年拉回、背回的那一車車書、一捆捆書當中有多少是給自己買的，有多少是給文學所采購的？而且這一車車、一捆捆的書里面有沒有寶卷等民間唱本？但我猜想，何其芳不會每個星期天都有空閑去逛書店。

當然，何其芳必定是有過一次逛了舊書店以后真的拉回一平板車舊書的經歷，但恰巧就被文學所的人撞見了，因此也就被文學所的人記住了，從此，就有了何其芳每逢周日必買一車書回家的傳說。就像我剛才說的，何其芳未必每次都諄諄囑咐采購人員出差時留意民間文獻，資料室的同志自己就有這樣的學術眼光，但資料室的老先生們仍然把文學所館藏充棟的功勞歸于何其芳，也樂得聽任文學所的其他同志中間流傳這樣的傳說，而自己則寧作無名之輩，因為他們敬重何其芳、愛戴何其芳，他們有心無意且心甘情愿地把所有的贊譽都奉獻給了何其芳。這究竟是為了什么？

我有時懷疑，何其芳的故事有多少是完全真實的？其中又有多少虛構的成分？文學所的老人們把多少想象的東西賦予了他們心目中理想的何其芳？于是何其芳就當然地成了文學所集體精神的象征。在民間故事中，有一種“箭垛式”的人物，他們的身上被射中了各種各樣的傳說逸事之箭，我想，何其芳就是文學所的箭垛人物，他永遠是文學所的老人們所理解和記憶中的何其芳，于是，各種丘比特的敬重、愛戴之箭才集中射向了何其芳。

當然，要成為箭垛人物，這個人物自己也一定要具備某種品質，民間文學理論叫做傳說故事的“核”，沒有這種特殊品質，沒有這個“核”，何其芳也不會成為箭垛人物。何其芳是一名真正的詩人。這倒不在于他是“漢園”三詩人（何其芳、卞之琳、李廣田）之一，有一個故事可以說明：“詩人何其芳”之為真正的詩人。

1981年在荷蘭的卞之琳（來源：中國新聞周刊微信公眾號）

一九六一年，文學所召開了一次以民間文學為論題的學術會議，根據我對學術史的研究，這也是文學所以“所”的規格召開的唯一一次民間文學主題學術會議，這次學術會議的中心議題是“交流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史的寫作經驗”。撰寫少數民族文學史的倡議最早是由老舍在五十年代后期提出的，這個提議得到了周揚的支持，全國性的組織工作最終交給了文學所。一九六一年召開研討會的時候，有十幾個民族的文學史初稿已經完成，那次會議就是討論其中白族、苗族和蒙古族文學史的初稿。

會上爭論得很激烈，總的傾向是我們今天稱之為“左”的意見占了上風，民間文學被捧上了天，民間文學似乎就要而且已經成為中國文學史的主導和主流，誰反對民間文學主體論誰就要冒被質疑其“勞動人民立場”的風險。會議是以文學所的名義召開的，何其芳既然是文學所的所長，就要由他來做總結報告。當然，報告的草稿在會前已由民間室的同志擬好了，結論的措辭也是事前就已經商定的，但會上“左”的意見如此占據上風，而且與總結報告的結論如此不一致還是有些出乎民間室全體同志的意料。人們的目光都轉向了何其芳。

何其芳聽完各地同志的意見以后，連夜修改了總結報告，不是修改結論，而是針對會上的意見增加了有針對性的內容，于是就有了一篇何其芳式的堅持己見、不顧后果、固不讓步的論爭性文章。這篇文章后來發表在第二年的《文學評論》上并收入多種民間文學研究論文集，成為中國民間文學學術史上的一篇永遠值得紀念的、里程碑式的文獻。

1958年，老舍在北京的一處荷花塘（來源：三聯生活周刊公眾號）

今天看來，何其芳當年的總結報告并沒有什么驚人之論，但是，當年文學所的上空并非沒有政治壓力。總結報告的內容在此不能一一復述，我印象最深的是何其芳如何強烈地反對民間文學主體論，他似乎是在用盡量平緩的語氣堅決地告誡與會者：民間文學固然偉大，但古典時代那些最富于人民性的作家同樣偉大，比起屈原和杜甫，我們甚至不能說民間文學就一定有著更多的人民性，盡管民間文學是勞動人民自己的口頭創作。

這已不是“何其芳的傳說”，而是白紙黑字的歷史記錄，但我仍然打算用傳說的觀點看待當年何其芳的報告事件，比如所謂“連夜修改”就是我本人的“添油加醋”，但我堅信，當我這樣講的時候，文學所的人一定愿意認同我講的故事：那一定都是真的！何其芳終其一生都是一個說話率真的真誠的詩人！

文學所的人“服”何其芳的故事當中最膾炙人口的一個就是：“何其芳評職稱”。我從文學所的老人口中聽說過不止一兩個版本。那是“文革”以前文學所唯一的一次職稱評定，直到今天，每逢年終評職稱，文學所的人必把這個故事再講一遍。“那年評職稱文學所就是何其芳一個人說了算。何其芳對錢鍾書說：你是一級研究員。錢鍾書點點頭。何其芳又對某某人說：你是二級研究員。某某人說，知道了。”

文學所沒有人對何其芳擬定的評職稱決議案持有異議，因為，沒有人不信賴何其芳的學術判斷力，也沒有人懷疑何其芳會不公正。何其芳給所有的研究人員定了職稱，唯獨沒有給自己定職稱，他認為自己是所長做的是行政工作，不應該再享受職稱的待遇。在文學所的傳說中，那一次是文學所歷史上最沒有爭議也沒有留下任何遺憾的一次職稱評定，自那以后直到今天，何其芳一直是文學所人心目中公正與權威的化身。

《何其芳論紅樓夢》書影，白山出版社2009年版（來源：douban.com）

說起來很是奇怪，從今天的眼光看，當年何其芳定職稱的所作所為可以稱得上是獨斷專行，可是文學所的人至今并不質疑何其芳的做法，相反卻津津樂道于這個故事，難道文學所當年的大師們以及今天的諸位專家學者們即文學所所有的“知識分子”都喪失了起碼的自由民主意識，反而要去贊譽一種過了時的開明專制，從而統統跌入了新權威主義的窠臼？

我想，事情并非如此簡單。在經歷了學術民主制度化的今天，我們終于意識到，科學的量化也無法保證學術自身的純粹性，沒有對于學術自身純粹性的理解，學術就仍然要攪在種種人事情感和利益關系的纏繞與糾葛中而無法抽身為超越人事、利益經驗（超驗）并上升為純粹信仰的“事情本身”。難能可貴的是，在學術政治化的昨天，何其芳竟然能夠以一人之身直接面對學術信仰這個事情本身，他用了一種最簡單的也是最不可思議的辦法把一件在今天看來很難辦妥的事情在一夜之內就解決了。這就是何其芳的偉大之處。

那是怎樣的一個夜晚！當何其芳靜靜地獨坐在家中的書房里草擬著第二天就要宣布的研究員名單時，他一定知道他將獨自一人承擔所有可能的風險。但是，何其芳一定在想，與其讓所有的朋友和自己一起擔當不純粹的學術惡名，不如讓我一人肩負起純粹學術的厄運。于是在這樣的夜晚，所有的人事牽掛和政治牽連都在何其芳的身后退卻了，展現在何其芳面前的是一片澄明的世界……

每個人在他的一生中都會有幾次——也許只有一次甚至從來沒有過的——“高峰體驗”，有過這樣的高峰體驗，人，才可以說在這世上沒白走一遭。在那個夜晚，我相信何其芳曾自信地對自己說：我將要做一件自己一生中最值得驕傲的事情，這時，他感覺就好像寫出了一首平生最滿意的詩。

位于重慶市萬州區的何其芳紀念館（來源：jpwzwz.com）

不光我相信，文學所的人都相信：換了任何人都做不到何其芳已經做到的，因為我們所有的人都是凡人，而何其芳在我們的心目中已經成了神，只有神才能直接面對超驗的、信仰的事情本身。由于何其芳的所作所為總是我們凡人難以理解、難以做到的，因此對于何其芳，我們除了信任他信仰他，別無他法，而對于信仰中的神的故事，我們也永遠不去驗證其真假。

但是，當年何其芳身邊的那些大師們也都是凡人嗎？也許，何其芳沒有料到的是，文學所的老人們以絕對信任的態度接受了他對他們的“裁決”，而何其芳本來已經準備好了如何面對同事們的不滿。對于同事們的平靜態度，我不知道何其芳曾作何感想？也許何其芳早就想到了他那些朝夕相處的同事們一定會與自己“共襄其事”，對此，何其芳胸有成竹：同事們一貫信任自己，并非僅僅是相信自己的品格比如能夠主持正義之類，而是因為他們與自己一樣對于學術有著同樣深刻的理解。所以我想，當年的那次評職稱，如果沒有文學所一班大師們的無言支持，僅以何其芳一人之力，那是絕對不可能的，何其芳不可能獨步天下。在這個意義上，我要說的是，也是那些大師們與何其芳共同締造了文學所歷史上的那次平靜而又平凡但卻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學術壯舉。

但文學所的人不這樣看，無論是老人還是新人，至今都更愿意把那次壯舉的成功歸于何其芳一人，因為就他們心底的需要來說，他們更愿意塑造一個能夠集中象征他們整體精神的圣人。也就是說，更愿意相信并且信仰一個能夠始終直接面對學術自身并以學術自身為至高無上之榮譽的唯一的圣人何其芳，一個永遠懷抱著赤子之心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詩人何其芳。因此，傳說的故事中何其芳的所有優點，都凝聚了文學所人對文學所集體真精神的理解，文學所人把對文學所真精神的理解全都托付給了何其芳，而何其芳也的確能夠不辜負大家的期望。這真是文學所之幸！也是文學所人之幸！在《文學遺產》創刊四十周年之際，主編徐公持先生題詞：“學術榮譽至高無上！”其中，我分明聽到了當年何其芳內心的聲音，也聽到了當年的那些大師們無言的贊許。

今日位于長安街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大樓（來源：meipian.cn）

一九七六年春季或夏季的一天，家父帶我前往何其芳在東單的寓所，那時我正是插隊探親回家閑來無事，去就去吧，反正我還沒見過這位父母的證婚人。這是我生來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見到何其芳本人，在我的印象中，何其芳個子不高，背有些駝，高度近視，行動已不大便利。我不知道這印象是否只是我今天回憶的“應該如此”，而一九七六年的何其芳其實并非這樣衰老，但驗之何其芳夫人牟決鳴為《何其芳詩稿》寫的《后記》，何其芳當時確已重病在身。

老朋友多年不見，何其芳興奮得話不停歇，竟容不得家父插話，“你來談談，我反而覺得（病）好些！”家父只好打趣：“其芳同志談話，既沒有頓點，也沒有逗點，直到謝客，才算打了一個句號。”應家父留個“友誼的紀念”的請求，情難自禁的何其芳就從筆筒里取出毛筆，伏在宣紙上吭哧吭哧、一個字一個字地費了好大工夫，為家父寫下了下面的這段話：

今年暮春，游成都杜甫草堂，其時群花凋謝，唯庭中垂絲海棠數株，猶繁花盛開，似迎游人。回北京后作詩記之。一九七六年八月二十九日書呂劍同志補壁。何其芳（何其芳印）

詩，則是一首七律：

文驚海內千秋事，家住成都萬里橋。山水無靈助嘯詠，瘡痍滿目入歌謠。當年草屋愁風雨，今日花溪不寂寥。三月海棠如待我，枝頭紅艷斗春嬌。

成都杜甫草堂今貌（來源：szbubu.com）

有時，我又懷疑當年是否真的曾隨父親拜訪過何其芳，也許只是因為我太想見到文學所老人口中傳奇式的圣人何其芳了，所以一直幻想著我們之間曾經的會面（據父親回憶他并不曾攜我拜望何其芳）。而且，即使我當年真的見過何其芳，我對那次會面的記憶也有重大誤差，比如，會面時何其芳只是口頭上答應了家父的請求，以他當時的身體狀況，不可能立即“欣然命筆”一揮而就地完成百余字的字幅。數日之后，何其芳才給家父來信：“條幅已寫……”

字不能說很好，但如其人，滿紙撲面而來的都是詩人的書卷氣息，家父認為“清癯可喜，拙中有巧，很耐看”。但讓我說，每個字都似乎有些站立不穩，將要摔倒，“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可以當之。一九七六年八月的夏天的確也如杜甫當年那樣“山水無靈”、“瘡痍滿目”，何其芳一定相信，在近似的“語境”中詩人和詩人更能夠心心相通（何其芳始終鐘情于杜甫），不然，杜工部老何能借海棠以迓己，難道古人真的有話要對自己說嗎？

我不知道何其芳的內心是否如我所猜想，但我認為，每一個文學所的老人都相信他們有十分的把握能夠揣測所長何其芳的內心，因為何其芳的內心對于所有的文學所人來說都不是謎，何其芳的內心始終是坦蕩的，向著所有的人敞開。盡管身居所長的職位，何其芳要小心謹慎地應對各種各樣復雜的事情，但他始終能以簡單應復雜，以詩人之心、赤子之心、圣人之心度世人之腹。我想，這就是何其芳能夠感動所有文學所人的理由。

中國傳媒大學圖書館的何其芳藏書閱覽室（來源：中國傳媒大學微信公眾號）

“在沒有詩的時代，詩人何為？”但詩還在，在真正的詩人的內心，盡管何其芳在《夜歌與白天的歌》的《后記》里說過，一九四二年春天以后，就沒有再寫詩了。從此，寫不出詩，寫不出令自己滿意的好詩讓何其芳感到痛苦并不斷地自責，到了晚年，在書贈給家父的《杜甫草堂》的一條注釋中，何其芳以老杜自比為解放以后再寫不出好詩寬慰自己：“杜甫定居成都后，寫好詩很少，他的精彩作品多是出于顛沛流離之中，成為顛沛流離生活的追述。”但這也不能抹去何其芳心中的陰影，直到他去世。

我激動的歌聲你竟不聽，

你的腳竟不為我的顫抖暫停！

像靜穆的微風飄過這黃昏里，

消失了，消失了你驕傲的足音！

呵，你終于如預言中所說的無語而來，

無語而去了嗎？年輕的神？

（何其芳：《預言》，一九三一年）

但文學所的老人們不這樣看，他們不認為詩神早早就離開了何其芳，他們把何其芳任文學所所長期間的業績也視為一首詩，更把何其芳本人看做是一首真正的詩。文學所人有幸與真正的詩人、赤子和圣人同行，文學所人因此而感到有福。所以我想，只要文學所人還在，有關何其芳的故事就還要講下去，因為，這是文學所人精心維護并繼續創造由何其芳以及當年所有的學術大師們共同開啟的文學所真精神的最好辦法。

* 文中圖片均來源于網絡

原標題：《舊錦新樣 | 呂微：何其芳的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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