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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著的感覺

就像一只通了電的燈泡

紀念地理學家段義孚

段義孚在麥迪遜的辦公室里

叱咤的夜云漫溢過了九點半的時鐘，我在一條一側長滿雜草的路上騎行。我是第二次走這條路，不少人都在走，因為主干道被封住了，人們不得不循這條斜向的道路繞行。就在我的右側，出現了一棟七層樓建筑，像教學樓，卻更為寬而扁，從正面看，走廊與柱子形成了一個個一樣大學的長方格子，每個格子里都有一道門，走廊都打著白燈，亮堂堂的一片。

忽然之間，四面八方，那大樓到處閃爍了起來——似乎是拉燈閘了，每一盞燈都在閃，有的快些，有的遲鈍些，有的閃了幾下就滅了，像力竭的飛蛾倒地而死，有的持續地閃著就是不滅，有的滅了之后又亮了起來，仿佛知道有人會回來取遺留的物品；一分鐘過去，還有零星的燈在倔強地閃動，大部分的格子都滅了，沒有熄滅的那幾個正式進入守夜模式。

我仔細等待它的終局，覺得這其中的趣味絕不亞于一場節日煙花。每兩個格子之間有走廊互通，而里面是比鄰的房間，就像是四通八達的血管、脂肪包裹著臟器一樣。在滅燈的時候，隨機產生的圖像令我著迷我看到每個方格都有個性，有的遲疑，有的果斷，有的故意拖沓，甚至有情感流露——在兩個不肯熄滅的方格之間爽快地滅掉的方格就有一副“愛誰誰”的樣子，遲疑的方格似乎在根據周圍的方格調整自己的動作……

我不時地想起段義孚先生，這位地理學教授，也是“地方”的主張者和頌揚者，希望我做好同任何一個地方“相遇”的準備。

1998年，段義孚教授結束了在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的十五年教學生涯后，以“首屆美國地理學會斯坦利·布魯恩地理學創意獎獲得者”的身份，正式榮休。這個獎，是為表彰“地理學的原創性、創造性和重大智力突破”而設立的，段教授當之無愧，他的書，是我所見到的、在《空間的詩學》的作者加斯東·巴什拉之后最具有“宇宙視野”和“事物想象”的學術寫作，其原創性存在于每一個段落的每一個句子里。

“地理學家”的身份，于他可能僅僅是一個“身份”而已，便于讓他被相關的科研機構收入，成為學術體制的一員，但他的光是不能被那區區一個格子所拘束的，而是被許多人感覺到。地理學或許是關于土地形態、氣候、水文之類的，但段教授將“地方”一詞拔到了關鍵位置——地方的情感基調，地方的社會意義，地方具有的人文解讀的潛能。

這些主題毫不抽象。我們都知道，人是很晚才懂得何為“城市”的，之前，人要在土地上謀食物，謀安全，為此制造了工具、建立了家宅，因此地理學家也更多地研究人如何自然界，以滿足自己在食物、安全這些偏物質、偏經濟的利益方面的作為：砍伐樹林以開辟農場。清除雜草以播種耕耘。所以，地理學家往往對經濟方面的關注較多：物產，人口，資源分布，植被，動物，這些都可以歸結到經濟上來，一個地方的人生活在那里，就是在依賴資源、創造“財富”。

段義孚

但段教授講，人們也為了另一個目的而施展自己的力量和智慧，那就是游戲。游戲，這是一個最廣義的游戲，甚至比約翰·赫伊津哈的名著《人：游戲者》中的游戲更為廣義，游戲無關經濟財富，而有關人的感受，“精神需求”：一個劇院，一所馬戲團，一座教堂，是為游戲而存在的，它們本質上無關財富生產；一個雕塑、一幅壁畫也同樣，在推廣來看，一根柱子，一棵栽下去的樹，甚至一塊油漆過的墻面，一個每天都有許多人走來走去的路口，也不妨說是一種游戲式的設計。

它們都耗費了人的精力，它們產生的成果，影響到在這個地方居住的人的精神世界，這影響的意義往往是復雜的，高度地因人而異，例如，一個街區內建起一座噴泉，十年之后，被這噴泉陪伴長大的一代人，在記憶之中存入了很多美好的印象和時刻，卻也要面對噴泉在現實中，漸漸成為一組再也噴不出水的生銹鐵管子的事實。再例如，馬戲團在很多人尤其是孩子的心目中，會是他們和地方建立連接的一個重要因素，他們從一次次觀摩演出、一次次歡笑和熱烈鼓掌中，同這個地方的聯系在無形中深化，有朝一日，當他們的思想成熟到能思考自己與城市的連結時，他們就會想到馬戲團帶來的快樂，但或許也會想到有那么幾次，在離開演出場所時，看到耍猴人、雜技演員和魔術師疲乏地走在路邊、無人問津的模樣。如此，他們對地方的感受，就會成為一種綿綿不絕的記憶喚起和反芻的過程。

段義孚（中）童年時在重慶

這種聯想盡可以擴大、延伸：一個路燈也會有游戲的味道，而不僅僅意味著照明的功能，因為燈光有顏色，燈桿有造型；一條道路上，一扇從來不見打開的舊門，也是人反思“地方”的一個抓手，它并不是人為了娛樂或美觀而故意立在那里的，它就是各種因素、各種力量加上時間形成的一個事物。段先生講，我們不單單要探查身邊的一樣東西的（往往陰暗的）來歷——比如一個聲名在外的劇場，當初建造的時候鬧過工人罷工——重要的是，我們要反復地自問：我對這個地方是什么感受，我的行為習慣、我的心理、我的性格之中，有多少痕跡是因為和“地方”發生密切的互動而留下的？要是用一個更接地氣一點的表述來例證他的觀點，我想不妨是這樣：在一個到處賣烤栗子的城市長起來的人，跟在一個到處賣臭豆腐的城市長起來的人，他們到底有什么不同？

在退休后，段教授在麥迪遜大學他任教的系里仍然保留著辦公室，他從來不關門，以便任何人可以走進來和他討論問題。他有一個獨特的貢獻：幾十年間，他持續不斷地給他“親愛的同事”寫信——系里系外的同事以及朋友，都讀到過他基于一個更大的政治、教育和社會變革的背景，對日常生活的觀察，對其中不變與變的思考和講述。他的信件都輯到了一本書中，另有700多封信件則被存入檔案收藏。他還有一個著名的習慣，就是在寓所附近的星巴克里拿著書，一邊讀，一邊觀察周圍的人。

在那里他有一把特別的椅子，有一張最喜歡的桌子。他管這里叫“傾聽站”，本科生學習微積分、討論歷史考試的聲音，他都能偷聽到。當然，對自己所適應的星巴克這個“空間”，他的思考絕對是從第一次進入這里坐下時就已開始的，他絕對相信，在這個星巴克里，年輕人探討學業、尋找答案的方式和感受，和在其他星巴克里、同樣的人群做同類的事情，是兩個完全不同的現象，是兩種不同的獨一無二。

在段義孚這里，地理學和人類學是最親近的學科，兩者最大的貢獻、也是最大的樂趣所在，都在于探察“不同”。說起一個個地方的“不同”，一般人只能想到一些宏觀的不同：中國和美國不同，北京和上海不同，農村和城市不同，海洋和陸地不同……也許，你會向一個初次到達你所在的城市的客人介紹你對這城市的了解，告訴他說，某某區多有富人居住，某某區有美食街，某某區小偷出沒，某條道路愛堵車而某條道路有名人故居林立……無非如此而已。而我們不妨看段義孚的一番話，感受他的視野。前年5月，他接受一次郵件采訪，訪問者問他近來的感受如何。他回答說：

“我住在麥迪遜的八樓。我經常向下看我下面的城市景觀。在公假日，它的空無一人讓我震撼，空曠使它看起來像一個正等待表演開始的舞臺。而在工作日，街道上車水馬龍，但只有當我推開窗戶，聽到轟鳴聲時，麥迪遜才算真正活了起來——而我也跟著活過來了。封鎖，意味著我腳下的城市仍然是一個空無一人的舞臺，周而復始、月而復始地毫無生氣。但我在想，如果我看到的不是麥迪遜，而是香榭麗舍大街，遠處是凱旋門，我還會認為眼前是一個可怕的場景——一個沒有生命力的場景嗎？也許就不會了，這是因為城市建筑可以是一件藝術作品，而藝術作品有其自身的美和生命。”

這就是段義孚，一段回答訪問者的郵件文字，就可以出現在他的任何一本書中，不管是《逃避主義》還是《空間與地方》，是《恐懼的理由》還是《回家記》，是《人文主義地理學》還是《浪漫地理學》；也可以出現在他的一則短札里，或出現在他的一次不成文的聊天中，它都談不上是段先生的“思想”，毋寧說，它是他思考問題的基本方式。這段話的關鍵，并不在于他用想象巴黎的方法來驅散對封鎖期間的麥迪遜的不良感受，更不是像很多人愛說的那樣，用文藝青年式的白日夢來自我安慰——而在于他所堅持的一種持續的“相遇”：人與他所居住的地方的相遇，而地方則意味著一個加斯東·巴什拉意義上的物理“空間”。

為什么他說，只有在打開窗戶，聽到樓下的人車嘈雜后，他自己才“活過來”？這并也不是夸張其辭。人的活著，應該是一種與一個地方真正相遇了的主觀感覺，活著的人，應該類似于一個通了電亮起的燈泡。以我自己的體驗來講，看到一幢大樓熄燈的場景，足以讓我對這個地方產生感情，因為在目擊的時刻我“活了”，我不需要想象樓里發生了什么，我僅僅是在那里，感官活躍，頭腦發亮。

人總要選一個地方生活，就像身體總要選一套衣服穿進去一樣，“我心安處”的地方和“合體”的衣裝，都是一種涉及純個人感受的東西。居住、工作、成長、變老，在這個 過程中，人與他所在地方逐漸融為一體，但也可能在飲食起居上相融，心理上則始終格格不入。我曾遇到不止一個人，對我說他對他生活了十幾年、幾十年的城市厭之入骨，我喜歡他們，因為他們敢于通過厭惡來居住，能夠對初次相識的人說出這種態度，是需要相當的自信的，說明他們真正在追求“我心安處”，而不是活在表層。在段義孚的思想中，人充分地成為自己，就要靠和居住的地方持久“相遇”，形成聯想、印象、忠誠和厭惡的方式。

他被稱為人文地理學之“父”，這一點其實令我有些意外，因為我以為，這樣一種地理學早就應該有，在世界范圍內的城市和城市化生活興起的時候，這門“分支學科”就應該有了，因為自從有了城市，人與人生活的差異化就開始凸顯，此“地方”和彼“地方”的生活體驗之間有了很大的不同。城市總是“地方性”的，所以像巴黎、維也納、紐約之類的城市才會前仆后繼地以“世界之都”的名號為榮，以讓來自各個地方的人產生家園感為自己的驕傲之本。

然而，在讀過一些段先生的文字后，我明白這個“之父”的名號為何會落到他頭上。實際上，他是不愿意承認這是一門學科的，更不想被人看作什么“創始人”、“掌門人”之類，因為他知行合一，他知道只要是學科，就意味著專業化，就意味著僵化的“專門教育”，教師就難免要淪為有學閥味的角色。他在一篇講“人文地理學”這一名稱的文章里，首先就呼吁說，不要去聯系那些教條式的科研法，那會令“曾經的解放者變成審查者”，變成只會批改作業、審查答案對錯的人；他說，一個人文地理學家應該密切地關注地理現象和人類意識，更認真地對待人對地方的依戀情緒，贊揚人類主動打破習慣模式的力量，進而要澄清與空間有關的概念和符號。

主觀和意識和感受，是最難把握的，當然也是更難以“教授”的。段義孚的每本書都像是一篇篇散文，會讓我想到那些不能歸類的作家，那些文體意味十足、不在乎讀者能“讀懂”多少、“領會”多少知識的作家，比如瓦爾特·本雅明。本雅明在他的《柏林童年》里，有一篇千字短文，題為“馬格德堡廣場邊上的農貿市場”，他對該市場沒有任何“概述”，而是寫道：

“在我穿越這個市場的習慣方式之中，該市場所有通常的畫面也變得模糊不清，以至于它不再具有原來買和賣的涵義。在推開那扇緊緊的、稍馳即收的彈簧拉門穿過前廳之后，首先入眼簾的，是被養魚水和沖洗水弄得濕滑的瓷磚地面，走在上面很容易不小心一滑而踩到胡蘿卜或萵苣葉。在編了號的鐵棚屋后面端坐著那些胖得步履維艱的售貨女人，她們是掌管可買賣物品的女祭司，是兜售各種田里長的和樹上結的果實，各種可以吃的鳥類、魚類和哺乳動物的集市女人，是拉皮條的女人。這些被絨線裹著的大塊頭神秘地在售貨棚之間互相交流……”

不需要人人都像本雅明這樣寫作，但他所示范的與一個地方的“互動”，卻正是段義孚的人文地理學書寫的樣本之一。這個學科講究的具體，是主觀，也因此它才顯得飄逸而美麗；像《空間與地方》、《浪漫地理學》這樣的段氏作品，實際上都應該和巴什拉的《空間的詩學》、《火的精神分析》一樣，去一段一段地念，讓它們填滿自己的大腦而不是送來各種結論。當我慢慢離開那座樓，繼續騎行的時候，我想到，讀段義孚先生的書就像看那樣一座樓，看它在每一夜的窸簌閃耀之后，形成一個怎樣的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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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發《第一財經日報》

圖片來自網絡

原標題：《看人 | 紀念段義孚：活著的感覺就像一只通了電的燈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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